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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是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它形成和发展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这一时期，正是中央苏区形成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艰辛探索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和新型人民军队，艰辛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作为中央苏区重要组成部分的闽西，成为毛泽东思想中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的开创地，其中包括党的群众路线。
一、红四军入闽后群众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把马列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运用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部活动之中产生的重要理论。但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前，党的工作重心在城市，中国共产党的“群众”概念并没有扩大到中国最广大的农民群众中，只是局限于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等一部分精英群体，党的群众路线还没有真正产生。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的环境和城市敌人力量的强大，迫使党把工作重心转入农村。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成功地建立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会师后，成立了红四军。在这期间，颁布了党的“三大任务”和“六项注意”，军队群众纪律的颁布密切了军民关系。也表明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党的群众路线开始孕育。
然而，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恐慌。1929年1月，蒋介石派兵对井冈山“围剿”，严重威胁着井冈山上红四军的生存。为解决红四军的给养问题，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的3600多人下井冈山。3月进入闽西长汀，并在长汀辛耕别墅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致群众的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这个被认为是绘制了中央苏区的宏伟蓝图的战略决策，表明红四军将在广大群众聚集的闽西赣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从以城市为工作中心转入以农村为工作中心，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得到飞跃发展。l929年5月，闽西国民党驻军主力调到广东参加蒋桂战争，红四军趁机攻下龙岩城及其周边地区。“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在接着的长达八个月的时间，红四军与闽西军民共同配合，粉碎了国民党对闽西苏区的两次“三省会剿”。1930年3月18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标志着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形成。这是继井冈山之后的又一块影响最大的红色区域之一，是井冈山与中央苏区根据地承上启下的基地。
与井冈山相比，闽西根据地有其独特的群众环境：
1.群众基础好，成为红四军在闽西立足的重要因素。在红四军入闽西之前，闽西地方党组织已经发动了四大暴动。特别是其中的永定暴动，进行了土地革命的初步实践，使全区13个乡2万多人口分得土地。暴动虽然失败，但是武装力量仍存在，土地革命的果实还保留着，党在闽西广大群众中产生深刻影响，为红四军入闽后迅速开辟大块闽西苏区根据地准备了有利的条件和基础。
2.地域宽阔，必须靠群众的支持来抵御敌人。1930年，闽西创建的根据地纵横300里，人口近百万。跨越龙岩、永定、长汀、上杭、连城、武平、漳平等县域。然而，闽西虽然地域宽阔，山峦重叠，回旋余地大，却没有井冈山的地势险峻。抵御国民党的“围剿”，不像井冈山有天险可守，这块新的红色割据政权要在敌人四周白色恐怖包围之中建立并生存，只有靠群众的力量支持。
3.人口众多，群众优势的发挥不能靠自发。闽西根据地近百万人口，这与“方圆500里，人口不足2000，稻谷不足万担”的井冈山相比，是群众环境的一大变化，也是一大优势。但是，这一优势的发挥，必须建立在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认可支持的基础上。为此，成千上万的红军与群众朝夕相处，怎么与群众打交道？怎么保证军队的群众纪律得到执行？党的政策怎样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广大党员干部应有怎样的作风赢得人心等等，都关系到群众的支持，关系到红四军能否在闽西站稳脚跟的大问题。
4.农民生活困难，需要改变他们的命运。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农民占绝大多数。闽西是山区，90%多都是农民。然而，由于土地高度集中，绝大部分农民生活困苦。《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记载：据闽西六县（龙岩、永定、上杭、连城、武平、长汀）调查，“田地平均百分之八十五在收租阶级手里，农民所有田地平均不过百分之十五”。农民租地主的地，至少把收获的一半交地租。加上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一些闽西的手工行业，如土产条丝烟业、造纸业纷纷破产，大批手工业者失业，有些为了生计只好上山为匪。反动军阀又横征暴敛，百姓民不聊生。中国共产党以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为己任，怎么实现自己的目标，考验着共产党人毛泽东、朱德等红四军的领导人。
二、闽西成为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开创地
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从森严壁垒的山上到地域宽阔的山下，从人口稀少的地方到群众聚集的区域，环境的大变化考验着党和红军的生存和壮大，也催生了党的群众路线的许多重要观点。
1.把军队的群众纪律挺在最前面
党的纪律是革命成功的根本保证。红四军入闽后，摆在毛泽东和朱德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在人口密集的闽西农村，千千万万的红军怎样做到不侵犯群众利益。为此，红四军把严肃党的群众纪律作为重要的任务：
一是进行军队的群众纪律整顿。严格执行井冈山时颁布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在闽西进一步发展为八项注意。加上的两条是“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红四军打下永定时，这两条纪律把它写在墙上。这两条听起来似乎不太文雅的语言，却实实在在地反映出红四军在群众密集地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这扇墙上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仍非常清晰地保留着。1929年8月，朱德率领红四军出击闽中途经漳平象湖杨美村时，在一群众家里买了26斤大米，一时找不到卖主，便在主人的墙上写下留言“老板：你不在家，你的米我买了二十六斤，大洋二元。大洋在观泗老板手礼（里）。红军”。至今，这一“留款信”还保留着，成为红军自觉执行群众纪律的历史见证。正如陈毅1929年9月在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时说，经过群众纪律整顿，红四军战士们“达到某一地方每个士兵能自动向群众宣传与之发生亲密的关系，压迫工农是红军最重的犯罪。” 二是确定人民军队的性质和群众任务。红四军进入闽西后，在面临着怎样认识和处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上，领导人毛泽东高度重视。1929年4月5日，毛泽东从长汀回到瑞金，在《红军第四军前委至中央的信》中指出，红军的“主要作用是发展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与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然而，军中意见并不统一，出现了“不重视根据地建设、不愿意做群众工作、不受纪律约束”等等行为。这实际上涉及红军是一个怎样的军队，是否要做群众工作，群众工作在党和红军工作中处于怎样的位置等重要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沦。这场争论，几乎伴随着红四军进入闽西建立根据地的全过程，直到古田会议才成功解决。古田会议决议强调：红军与白军的不同，正在于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不仅要打仗，“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重大任务”。由此，人民军队的宗旨和任务确立起来了，从而使人民军队在这里得以定型。
三是明确红军的群众工作路线。1929年9月，陈毅来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实事求是地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特别是谈到红四军的群众工作，“四军在过去经验上使每个士兵都知道本地工农的帮助的重要”等情况，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红军在长期战争环境中，在农村艰苦的条件下干革命，在与农民朝夕相处的新形势下，使中共中央深刻的认识到农民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因而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九月来信）中，强调要重视群众工作，并对红军的群众工作提出了要求，如，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但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这是我党第一次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群众的范围主要针对的是最广大的农民群众。红四军迅速落实中央指示，在九月来信精神指导下召开的古田会议，强调了红军的群众任务，并把群众工作列为党和红军政治任务的“第一个重大工作”，特别指出如果离开了这些工作目标，“就完全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根本失了红军存在的意义。”这是党的群众工作认识上的升华。
2.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是党的工作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为广大群众谋利益，是党的性质决定的。为此，毛泽东率领红四军进入闽西后，高度重视实现群众利益问题。
一是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党的工作的主要目标。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早在红四军入闽之前，闽西四大暴动之一的永定暴动，就开展了土地分配工作，使之成为全国最早进行土地革命的地区之一。1929年7月，毛泽东亲自指导召开中共闽西一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强调：“实行土地革命使闽西广大的贫苦农民得到土地，建设斗争的坚实基础，尤其是闽西斗争的主要目标”。并总结了永定暴动时“以乡为单位，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分配原则。从而推动了闽西土地革命的高潮。1930年6月在长汀南阳举行的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上，又增加了“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党的土地政策。到1930年7月，闽西根据地85万农民分到了土地。许多世世代代靠租地生活的贫苦家庭，打心眼里感激共产党和红军，从而以巨大的革命热情以至生命支援革命。
二是重视保护工商业者等群众的利益。红四军1929年3月首次入闽，攻占长汀城。千年汀州府，历史文化悠久。加上汀江水运发达，商业非常繁华。从生活条件艰苦的井冈山来到繁华都市的红军队伍，能否遵守群众纪律，能否保护好小商人的利益，关系到闽西群众是否拥护红四军，这是闽西群众认识红军的第一站。为此，毛泽东起草了《告商人及其知识分子》的文告，明确规定保护商人的自由贸易政策，为红军发动更多的工农群众理解和支持革命打下良好的基础。正如陈毅1929年9月向中央汇报时说：红军在城市在扶助工商业发展之条件下不举行的没收政策，“十分得着商人拥护”，加上“红军买卖公平是任何军队及不上的，所以商人十分欢迎”，使红军筹款很顺利。
三是关心群众的“柴米油盐”是党的工作的重大任务。群众利益无小事。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创建闽西根据地的过程中，时刻关心群众生活，带头引领党员干部帮助群众解决了许多实实在在的问题。上杭才溪乡创办的中央苏区第一个劳动互助组织就是在毛泽东的引导下创立的，它成功地解决一些家庭劳动力短缺，特别是红军家属的劳动力问题，后发展为劳动合作社，成为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最早发源地；粮食调剂局是闽西苏维埃政府创造的解决谷贱伤农和剪刀差扩大问题的机构，后来推广到整个中央苏区。药材合作社是为打破国民党封锁，解决苏区药品缺乏问题，在群众自愿创办的基础上，毛泽东亲自引导苏维埃政府发展起来的机构。实践中，共产党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核心思想逐步形成。1934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这是我们的重大任务。“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如果能够这样做，“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这里，毛泽东把关心群众生活作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提出来，推进了群众路线的理论创新。
3.要注意群众工作的方法
一是把群众的伟大力量发挥出来，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入闽后，在闽西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不但取得长汀长岭寨战斗的胜利，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让红四军第一次穿上了统一的军装，第一次分了四元大洋的军饷。此后，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攻克了闽西七县，根据地建立起来，红四军也终于有了新的落脚点。同时，党组织和军队也迅速发展壮大。红四军入闽西时3700人，一年后就发展到17000人，并打破了蒋介石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毛泽东在延安时，曾经对美国记者斯诺讲：井冈山时“部队没有冬衣，粮食奇缺。我们有好几个月几乎全靠吃南瓜过活”，进入闽西，“红军的条件在物质上和政治上都开始有了改进。”闽西与井冈山之所以形成鲜明的对比，主要是闽西100多万群众的支持，这使毛泽东深刻地体会到群众力量的伟大。由此更加坚定了他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古田会议刚结束，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闽西古田协成店给林彪写信（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文中对革命道路充满着自信。1934年1月发表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毛泽东又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文中，毛泽东把群众比作“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铜墙铁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观点跃然纸上。 二是开展调查研究，汲取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开展调查研究，是各级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开创者，也是模范实践者。闽西是他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一块沃土。1929年，毛泽东在闽西8个多月的时间，在长汀、新泉、才溪、蛟洋、苏家坡等地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不但为他在闽西建立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战略决策提供了依据，而且为指导闽西特委改进工作，引导闽西苏区干部形成调查研究作风起了重要的标杆和带动作用。当时的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曾经回忆：闽西“县区委机关每天都有许多群众来访，反映问魉，领导干部又经常深入农村，在农民中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这样就使党的方针政策能够随时符合于群众的要求与情绪。”1930年后，毛泽东又几次回到闽西开展调查。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反对本本主义》、《才溪乡调查》、《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开展群众路线的结晶，有力地指导着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
三是与群众同甘共苦，树立良好的优良作风。党员干部的作风，关系着党的形象，关系着人心的向背。闽西根据地建设时期，面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经济封锁。为此，苏区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上至苏维埃政府主席，下至伙夫马夫，没有工资报酬，公家只发生活费。粮食不够就改三餐为二餐。干部们帮助群众，自带饭包。毛泽东对才溪乡进行调查，了解到干部白天和群众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帮助红属：带饭包（不带菜），带农具，莳田割禾也是这样。”晚上或休息时间则深入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党团员又做“礼拜六”。一首“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的民歌，讴歌了苏区干部的良好作风，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展现。正是党员干部、军民同甘共苦，克服各种困难.才开辟和巩固了闽西根据地。
三、闽西中央苏区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结出的硕果及对今天的启示
闽西中央苏区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和发展，结出了累累硕果。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西十多万人参加红军。先后组建了红九军（后改为红十二军）、红二十军、红二十一军、新十二军、红十九军整整五个地方红军，成为发展和巩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支柱，成为中央红军的重要来源。闽西革命根据地成为继井冈山之后创建的又一块巩固的前进基地。中国共产党在闽西根据地开展的经济、政权、文化、社会建设的实践，为全国苏区的建设积累了经验。闽西苏区人民为了支援革命战争，节衣缩食，捐助的经费、军需物品和粮食不计其数。红军长征后，闽西群众为保卫苏区建设的成果，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赢得了闽西20年红旗不倒的奇迹。
闽西中央苏区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给我们这样的启示：
第一，群众路线的生命力在于适合自己的国情。闽西中央苏区党的群众路线创新发展的实践证明，马列主义的群众观只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适合自己国情，立足中国最广大的群众，根植于自己的土地，理论才有生命力。
第二，群众路线的根基在于群众的拥护。得人心者得天下。红四军能在100多万群众的闽西立足并建立根据地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只有符合最广大群众的利益，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党的目标才能成功，党的事业才能实现最真正的价值。
第三，群众路线的实效取决于党员干部的模范实践。群众路线不是华丽的外衣，不是空大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闽西中央苏区作为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开创地，不但体现了无数的红军战士们自觉遵守群众纪律，为群众打天下的英雄形象，也凸显了广大党员干部一心为群众谋利益的高尚品格。是党群、军民血肉相连，众志成城战胜困难，共同打破旧制度，追求幸福生活，创造新中国的历史画卷。这些宝贵的财富，对于我们今天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改进干部作风，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进一步凝聚党心民心，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红四军入闽后群众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把马列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运用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部活动之中产生的重要理论。但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前，党的工作重心在城市，中国共产党的“群众”概念并没有扩大到中国最广大的农民群众中，只是局限于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等一部分精英群体，党的群众路线还没有真正产生。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的环境和城市敌人力量的强大，迫使党把工作重心转入农村。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成功地建立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会师后，成立了红四军。在这期间，颁布了党的“三大任务”和“六项注意”，军队群众纪律的颁布密切了军民关系。也表明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党的群众路线开始孕育。
然而，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恐慌。1929年1月，蒋介石派兵对井冈山“围剿”，严重威胁着井冈山上红四军的生存。为解决红四军的给养问题，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的3600多人下井冈山。3月进入闽西长汀，并在长汀辛耕别墅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致群众的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这个被认为是绘制了中央苏区的宏伟蓝图的战略决策，表明红四军将在广大群众聚集的闽西赣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从以城市为工作中心转入以农村为工作中心，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得到飞跃发展。l929年5月，闽西国民党驻军主力调到广东参加蒋桂战争，红四军趁机攻下龙岩城及其周边地区。“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在接着的长达八个月的时间，红四军与闽西军民共同配合，粉碎了国民党对闽西苏区的两次“三省会剿”。1930年3月18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标志着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形成。这是继井冈山之后的又一块影响最大的红色区域之一，是井冈山与中央苏区根据地承上启下的基地。
与井冈山相比，闽西根据地有其独特的群众环境：
1.群众基础好，成为红四军在闽西立足的重要因素。在红四军入闽西之前，闽西地方党组织已经发动了四大暴动。特别是其中的永定暴动，进行了土地革命的初步实践，使全区13个乡2万多人口分得土地。暴动虽然失败，但是武装力量仍存在，土地革命的果实还保留着，党在闽西广大群众中产生深刻影响，为红四军入闽后迅速开辟大块闽西苏区根据地准备了有利的条件和基础。
2.地域宽阔，必须靠群众的支持来抵御敌人。1930年，闽西创建的根据地纵横300里，人口近百万。跨越龙岩、永定、长汀、上杭、连城、武平、漳平等县域。然而，闽西虽然地域宽阔，山峦重叠，回旋余地大，却没有井冈山的地势险峻。抵御国民党的“围剿”，不像井冈山有天险可守，这块新的红色割据政权要在敌人四周白色恐怖包围之中建立并生存，只有靠群众的力量支持。
3.人口众多，群众优势的发挥不能靠自发。闽西根据地近百万人口，这与“方圆500里，人口不足2000，稻谷不足万担”的井冈山相比，是群众环境的一大变化，也是一大优势。但是，这一优势的发挥，必须建立在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认可支持的基础上。为此，成千上万的红军与群众朝夕相处，怎么与群众打交道？怎么保证军队的群众纪律得到执行？党的政策怎样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广大党员干部应有怎样的作风赢得人心等等，都关系到群众的支持，关系到红四军能否在闽西站稳脚跟的大问题。
4.农民生活困难，需要改变他们的命运。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农民占绝大多数。闽西是山区，90%多都是农民。然而，由于土地高度集中，绝大部分农民生活困苦。《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记载：据闽西六县（龙岩、永定、上杭、连城、武平、长汀）调查，“田地平均百分之八十五在收租阶级手里，农民所有田地平均不过百分之十五”。农民租地主的地，至少把收获的一半交地租。加上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一些闽西的手工行业，如土产条丝烟业、造纸业纷纷破产，大批手工业者失业，有些为了生计只好上山为匪。反动军阀又横征暴敛，百姓民不聊生。中国共产党以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为己任，怎么实现自己的目标，考验着共产党人毛泽东、朱德等红四军的领导人。
二、闽西成为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开创地
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从森严壁垒的山上到地域宽阔的山下，从人口稀少的地方到群众聚集的区域，环境的大变化考验着党和红军的生存和壮大，也催生了党的群众路线的许多重要观点。
1.把军队的群众纪律挺在最前面
党的纪律是革命成功的根本保证。红四军入闽后，摆在毛泽东和朱德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在人口密集的闽西农村，千千万万的红军怎样做到不侵犯群众利益。为此，红四军把严肃党的群众纪律作为重要的任务：
一是进行军队的群众纪律整顿。严格执行井冈山时颁布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在闽西进一步发展为八项注意。加上的两条是“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红四军打下永定时，这两条纪律把它写在墙上。这两条听起来似乎不太文雅的语言，却实实在在地反映出红四军在群众密集地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这扇墙上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仍非常清晰地保留着。1929年8月，朱德率领红四军出击闽中途经漳平象湖杨美村时，在一群众家里买了26斤大米，一时找不到卖主，便在主人的墙上写下留言“老板：你不在家，你的米我买了二十六斤，大洋二元。大洋在观泗老板手礼（里）。红军”。至今，这一“留款信”还保留着，成为红军自觉执行群众纪律的历史见证。正如陈毅1929年9月在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时说，经过群众纪律整顿，红四军战士们“达到某一地方每个士兵能自动向群众宣传与之发生亲密的关系，压迫工农是红军最重的犯罪。” 二是确定人民军队的性质和群众任务。红四军进入闽西后，在面临着怎样认识和处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上，领导人毛泽东高度重视。1929年4月5日，毛泽东从长汀回到瑞金，在《红军第四军前委至中央的信》中指出，红军的“主要作用是发展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与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然而，军中意见并不统一，出现了“不重视根据地建设、不愿意做群众工作、不受纪律约束”等等行为。这实际上涉及红军是一个怎样的军队，是否要做群众工作，群众工作在党和红军工作中处于怎样的位置等重要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沦。这场争论，几乎伴随着红四军进入闽西建立根据地的全过程，直到古田会议才成功解决。古田会议决议强调：红军与白军的不同，正在于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不仅要打仗，“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重大任务”。由此，人民军队的宗旨和任务确立起来了，从而使人民军队在这里得以定型。
三是明确红军的群众工作路线。1929年9月，陈毅来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实事求是地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特别是谈到红四军的群众工作，“四军在过去经验上使每个士兵都知道本地工农的帮助的重要”等情况，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红军在长期战争环境中，在农村艰苦的条件下干革命，在与农民朝夕相处的新形势下，使中共中央深刻的认识到农民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因而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九月来信）中，强调要重视群众工作，并对红军的群众工作提出了要求，如，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但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这是我党第一次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群众的范围主要针对的是最广大的农民群众。红四军迅速落实中央指示，在九月来信精神指导下召开的古田会议，强调了红军的群众任务，并把群众工作列为党和红军政治任务的“第一个重大工作”，特别指出如果离开了这些工作目标，“就完全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根本失了红军存在的意义。”这是党的群众工作认识上的升华。
2.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是党的工作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为广大群众谋利益，是党的性质决定的。为此，毛泽东率领红四军进入闽西后，高度重视实现群众利益问题。
一是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党的工作的主要目标。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早在红四军入闽之前，闽西四大暴动之一的永定暴动，就开展了土地分配工作，使之成为全国最早进行土地革命的地区之一。1929年7月，毛泽东亲自指导召开中共闽西一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强调：“实行土地革命使闽西广大的贫苦农民得到土地，建设斗争的坚实基础，尤其是闽西斗争的主要目标”。并总结了永定暴动时“以乡为单位，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分配原则。从而推动了闽西土地革命的高潮。1930年6月在长汀南阳举行的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上，又增加了“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党的土地政策。到1930年7月，闽西根据地85万农民分到了土地。许多世世代代靠租地生活的贫苦家庭，打心眼里感激共产党和红军，从而以巨大的革命热情以至生命支援革命。
二是重视保护工商业者等群众的利益。红四军1929年3月首次入闽，攻占长汀城。千年汀州府，历史文化悠久。加上汀江水运发达，商业非常繁华。从生活条件艰苦的井冈山来到繁华都市的红军队伍，能否遵守群众纪律，能否保护好小商人的利益，关系到闽西群众是否拥护红四军，这是闽西群众认识红军的第一站。为此，毛泽东起草了《告商人及其知识分子》的文告，明确规定保护商人的自由贸易政策，为红军发动更多的工农群众理解和支持革命打下良好的基础。正如陈毅1929年9月向中央汇报时说：红军在城市在扶助工商业发展之条件下不举行的没收政策，“十分得着商人拥护”，加上“红军买卖公平是任何军队及不上的，所以商人十分欢迎”，使红军筹款很顺利。
三是关心群众的“柴米油盐”是党的工作的重大任务。群众利益无小事。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创建闽西根据地的过程中，时刻关心群众生活，带头引领党员干部帮助群众解决了许多实实在在的问题。上杭才溪乡创办的中央苏区第一个劳动互助组织就是在毛泽东的引导下创立的，它成功地解决一些家庭劳动力短缺，特别是红军家属的劳动力问题，后发展为劳动合作社，成为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最早发源地；粮食调剂局是闽西苏维埃政府创造的解决谷贱伤农和剪刀差扩大问题的机构，后来推广到整个中央苏区。药材合作社是为打破国民党封锁，解决苏区药品缺乏问题，在群众自愿创办的基础上，毛泽东亲自引导苏维埃政府发展起来的机构。实践中，共产党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核心思想逐步形成。1934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这是我们的重大任务。“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如果能够这样做，“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这里，毛泽东把关心群众生活作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提出来，推进了群众路线的理论创新。
3.要注意群众工作的方法
一是把群众的伟大力量发挥出来，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入闽后，在闽西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不但取得长汀长岭寨战斗的胜利，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让红四军第一次穿上了统一的军装，第一次分了四元大洋的军饷。此后，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攻克了闽西七县，根据地建立起来，红四军也终于有了新的落脚点。同时，党组织和军队也迅速发展壮大。红四军入闽西时3700人，一年后就发展到17000人，并打破了蒋介石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毛泽东在延安时，曾经对美国记者斯诺讲：井冈山时“部队没有冬衣，粮食奇缺。我们有好几个月几乎全靠吃南瓜过活”，进入闽西，“红军的条件在物质上和政治上都开始有了改进。”闽西与井冈山之所以形成鲜明的对比，主要是闽西100多万群众的支持，这使毛泽东深刻地体会到群众力量的伟大。由此更加坚定了他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古田会议刚结束，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闽西古田协成店给林彪写信（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文中对革命道路充满着自信。1934年1月发表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毛泽东又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文中，毛泽东把群众比作“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铜墙铁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观点跃然纸上。 二是开展调查研究，汲取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开展调查研究，是各级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开创者，也是模范实践者。闽西是他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一块沃土。1929年，毛泽东在闽西8个多月的时间，在长汀、新泉、才溪、蛟洋、苏家坡等地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不但为他在闽西建立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战略决策提供了依据，而且为指导闽西特委改进工作，引导闽西苏区干部形成调查研究作风起了重要的标杆和带动作用。当时的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曾经回忆：闽西“县区委机关每天都有许多群众来访，反映问魉，领导干部又经常深入农村，在农民中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这样就使党的方针政策能够随时符合于群众的要求与情绪。”1930年后，毛泽东又几次回到闽西开展调查。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反对本本主义》、《才溪乡调查》、《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开展群众路线的结晶，有力地指导着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
三是与群众同甘共苦，树立良好的优良作风。党员干部的作风，关系着党的形象，关系着人心的向背。闽西根据地建设时期，面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经济封锁。为此，苏区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上至苏维埃政府主席，下至伙夫马夫，没有工资报酬，公家只发生活费。粮食不够就改三餐为二餐。干部们帮助群众，自带饭包。毛泽东对才溪乡进行调查，了解到干部白天和群众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帮助红属：带饭包（不带菜），带农具，莳田割禾也是这样。”晚上或休息时间则深入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党团员又做“礼拜六”。一首“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的民歌，讴歌了苏区干部的良好作风，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展现。正是党员干部、军民同甘共苦，克服各种困难.才开辟和巩固了闽西根据地。
三、闽西中央苏区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结出的硕果及对今天的启示
闽西中央苏区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和发展，结出了累累硕果。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西十多万人参加红军。先后组建了红九军（后改为红十二军）、红二十军、红二十一军、新十二军、红十九军整整五个地方红军，成为发展和巩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支柱，成为中央红军的重要来源。闽西革命根据地成为继井冈山之后创建的又一块巩固的前进基地。中国共产党在闽西根据地开展的经济、政权、文化、社会建设的实践，为全国苏区的建设积累了经验。闽西苏区人民为了支援革命战争，节衣缩食，捐助的经费、军需物品和粮食不计其数。红军长征后，闽西群众为保卫苏区建设的成果，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赢得了闽西20年红旗不倒的奇迹。
闽西中央苏区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给我们这样的启示：
第一，群众路线的生命力在于适合自己的国情。闽西中央苏区党的群众路线创新发展的实践证明，马列主义的群众观只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适合自己国情，立足中国最广大的群众，根植于自己的土地，理论才有生命力。
第二，群众路线的根基在于群众的拥护。得人心者得天下。红四军能在100多万群众的闽西立足并建立根据地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只有符合最广大群众的利益，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党的目标才能成功，党的事业才能实现最真正的价值。
第三，群众路线的实效取决于党员干部的模范实践。群众路线不是华丽的外衣，不是空大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闽西中央苏区作为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开创地，不但体现了无数的红军战士们自觉遵守群众纪律，为群众打天下的英雄形象，也凸显了广大党员干部一心为群众谋利益的高尚品格。是党群、军民血肉相连，众志成城战胜困难，共同打破旧制度，追求幸福生活，创造新中国的历史画卷。这些宝贵的财富，对于我们今天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改进干部作风，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进一步凝聚党心民心，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