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的“探照灯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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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我们不少青年作家好像都偏爱写回忆,爱写过去,爱写历史。一个上了退休年纪的老作家,喜欢回忆,我们可以理解,可是一个二三十岁风华正茂的作家,也总喜欢怀旧,就不禁令人奇怪了。明明一直蜗居在光怪陆离的城市里,笔触却折返跑地回到了沧桑十足的乡下。我说的这种怀旧,不是简单地指字面上的追溯逝去时光的意思,而是作家笔下的题材,叙述的腔调,以及在作品里呈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审美追求和艺术趣味,是一种怀旧式的,它不是当下性的,不是现时性的。当下性写作在很多青年作家身上是被遮盖的,是不讨喜的。
  评论家张柠提出一个观点,他把这两种写作称之为后视镜写作和探照灯写作。后视镜写作,就是一直往回头看,往历史挖,往过往挖。中国作家习惯于写过往,在于时间沉淀之后,有价值的东西会如同退潮后的礁石一样,较为明显地突兀出来。因而后视镜写作的难度,往往在于如何以个人的经验写出历史感。探照灯写作,面对的则是当下性,当下的现实题材如同过江之鲫,在没有经过时间之网的淘洗之前,是那么的繁芜、庞大和琐碎。作家似乎写什么都可以,但往往一提起笔来,又感觉力有不逮。因而对于历史写作,作家们喜欢写,也擅长写,而对于当下写作,则是躲着写,冷处理着写。这两种写作当然没有优劣之分,问题在于,今天的作家过多地迷恋于后视镜写作,而忽视了探照灯写作。在我看来,探照灯写作,意味着作家需要用小说照亮脚下这块当下性的现实土地,并穿透时间的迷雾,抵达一种具备长远性的写作品质。其难度在于,第一,如何在繁蕪、庞大而且琐碎的现实里,提炼出一个具有经典底色的小说晶体。诚然,或许每一个素材都可以成为小说,但以什么样的结构、以什么样的角度、以什么样的声音来呈现这个小说,却是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不是每一种表达,都能够成为经典的底色。第二,如何在这些素材中,写出自己真实性的、当下性的、独特性的发现和思考,是每个作家都必须重视的。小说要有自己活在当下的声音,而不是人云亦云,不是新瓶装旧酒,不是回锅肉重炒。第三,作品里是否拥有超出当下性的文学品质和艺术审美,按伍尔夫的说法,就是“有一种终极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脱离了故事,超出了变化的范围”,而这一点,或许正是探照灯写作最难的地方。但我想,正是如此,才更能体现出一个优秀作家对于当下题材的处理能力,对于现实世界的表达能力,对于普遍人性的摹刻能力,以及自身的美学追求。
  从这点来说,我之所以推荐李师江的这篇《做作业》,其出发点和意义也正在于此。《做作业》关注的是当下子女的成长教育问题。这是一个被不同时代作家煲了又煲的话题,这个题材是已经被炖得烂得不能再烂的肉,但好的作家,总是能用自己不同的烹饪手法,加之以不同的秘方调料,甚至是不同的烹饪工具,煲出一道道色香味皆不同的好汤来。
  当我一开始读《做作业》的时候,我脑海里先泛起的是那一系列成长教育小说,如《麦田里的守望者》《窗边的小豆豆》《爱的教育》《草房子》里的少年少女形象。可是,当我读完的时候,我就觉得李师江真正表达的要素并不是成长教育小说,而是家庭情感小说。在我看来,与其说《做作业》刻画了一个手机时代的少年形象,不如说,是刻画了一个手机时代的新型家庭关系。尽管李师江的本意可能更多的是在前者。
  阅读《做作业》,印象最深的无疑是马达达同学。马达达的原型来源于李师江自己的儿子,但有原型不是小说成功的必然因素,小说毕竟不是对生活的复刻,哪怕再栩栩如生也只是一幅照片。马达达是一个皮孩子,不爱写作业,爱恶作剧,爱看手机,这些都谈不上太新鲜,也不是太出乎意料的形象,因为这也是现实里大多数父母头疼的男孩子形象。从这点来说,马达达是具有现实普遍性的。而在现实的普遍性角色中写出独特性、深刻性和共鸣性,才是李师江在这篇小说中极力想做到的。
  在我看来,与马达达形象相对应的,是茨威格《灼人的秘密》里的小男孩埃德加。《灼人的秘密》是从一个小男孩的视角,来写母亲的一段婚外情。母亲带着生病的小男孩去外地休养时,遇到了一位猎艳的男爵,男爵对这位母亲一见钟情,并利用小男孩的友谊来刻意接近母亲,成功俘获芳心。两人为了欢好,想尽各种方法手段来摆脱男孩的纠缠,母亲甚至不惜撒谎来哄骗小男孩。小男孩不懂他俩为什么要撒谎躲开自己偷偷幽会,但却认为母亲破坏了他与男爵的友谊,而男爵也伤害了他的友谊。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复述这个故事,在于《做作业》与《灼人的秘密》事实上更像是两个作家的隔空对话,是李师江对茨威格无意间的致敬。尽管《灼人的秘密》写的是婚外情,而《做作业》写的是离婚后想重组,两者情节性质不一样,但我想重点探讨的是,在这场家庭教育、情感中,孩子自己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小孩在父母的心中、在家庭里甚至是社会上的地位。
  《灼人的秘密》里,小男孩之所以愿意跟男爵亲近,在于男爵使小男孩觉得“第一次进入了大人的行列之中”,带给了小男孩一种成人感。而在男爵和埃德加母亲看来,小男孩埃德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未曾长大的小孩,还不懂得成人的世界,更不懂得成人的情感。《灼人的秘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正处于发育期的,渴望得到成人认可,能够自我独立,又不自觉地依赖母亲回归家庭的小男孩形象。而这种定位与认知,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我们一直以来对于青春期早期男孩子的设定。哪怕到今天,这个形象依然是深入人心的。尤其在手机时代的今天,我们也能看到写小孩子玩手机不肯做作业的情节设定,可骨子里的精神透露出来的还是“埃德加”精神。在我看来,这不是探照灯写作,而是拾牙慧写作。
  可是这个设定,在《做作业》里被颠覆了。在这篇小说里,李师江写了一个新型的家庭关系,一种平等对话的家庭关系,一种相互参与的家庭关系,一种相互成长的家庭关系。而这个在以往的小说里,是甚少有的。这种平等、相互参与的家庭关系,不仅仅体现在生活、工作之中,更体现在情感上。在这个家庭关系中,马达达不再是一个被欺瞒者,也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一个参与者,一个决策者,一个评判者。而我们之前的定位里,这个角色只能是父母,从来都是父母有权利来参与、决策、评判孩子的人生,何时让孩子来当父母人生的裁判员呢?   第一,马达达在父母看来既是一个孩子,又是一个平等的对话关系。这点可以说是整个小说的最基础所在。因为马达达是孩子,所以要规训,才有那么多生活里琐碎的“抬杠”或者“捉迷藏”一样的对话和行为。但马达达同時也是一个具备独立人生观的人,与父母一样是平等的。父母对于婚姻、事业的看法很多时候都会征求马达达的意见,马达达也会认真地来考虑回应。这不是一种心态的简单变化,而是当下时代精神的变化在家庭关系上的一个具象投影。
  第二是在人生之旅上,马达达与父母都有其作业需要完成,影响马达达的因素是丢不下手机,而影响父母的因素,却往往比手机更为难以解决,是走不出人生、情感的困境。李师江用了非常详细的对话,来还原呈现父子、母子之间的日常交流,就在于想呈现出一种相互倾听、相互参与的关系。参与到彼此的“做作业”之中,对于“做作业”时遇到的难题和困扰,相互倾听,并提出解决的方案和建议。
  第三是孩子与父母相互成长。这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达成的。只有平等对话,才能做到相互倾听和相互参与,才能达到最终的相互成长。这种成长不仅仅体现在马达达自身的一个儿童生理和精神上的成长,更是父母作为成人,从一个少年身上被意外唤醒的成长,关于人生观、情感观和家庭观的成长。因此,“做作业”从字面上看无疑是具备象征意义的,但若仅仅理解为人生层面上的“做作业”,却又大大局限了这个小说的深度和广义。
  对于李师江的探索,我是非常认同且欣赏的。我们一直觉得,家庭的变化对于小孩子的心理成长和情感发育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反过来的话,小孩子的成长和发育是否也会对家庭的建构产生影响呢?好像我们的文学作品里,很少有这个方面的探讨。原因就在于,我们对于小孩子的认知,还是把他当成了家庭里被支配、被教育、被成长的一个范畴。但在今天的现实里,少年的心智成长已经远不同于以往,他们通过书本、手机、电脑等渠道获取的海量信息,使得他们的成长很多时候是远超于家长的想象的。作家要具备对生活的这种革新的认知。少年与家庭的关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作家应该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并有力地呈现出来。这当然对作家提出了很高的对素材处理的能力要求,同时这也是一个对作家强有力的淬火炉,真金的作家,从来不会畏惧当下之火的锤炼的,而是勇于投身其中,熔铸自我。当然李师江如此不遗余力地叙述人物之间的对话,在我看来,有种水满过溢之嫌。小说中的对话是否需要这么饱满,叙述是否需要这么完整,我是打了个问号的。在我看来,小说仍然是一种“藏”的艺术,要藏得准确,藏得到位,藏得精妙,这些“藏”都会让小说变得更有余味和空间。从这个意义来说,马达达的形象借助于饱满的对话得以呈现,但反过来,这种饱满也可能框住了马达达在形象塑造上的更多可能性。
  责任编辑 林东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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