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我们不少青年作家好像都偏爱写回忆，爱写过去，爱写历史。一个上了退休年纪的老作家，喜欢回忆，我们可以理解，可是一个二三十岁风华正茂的作家，也总喜欢怀旧，就不禁令人奇怪了。明明一直蜗居在光怪陆离的城市里，笔触却折返跑地回到了沧桑十足的乡下。我说的这种怀旧，不是简单地指字面上的追溯逝去时光的意思，而是作家笔下的题材，叙述的腔调，以及在作品里呈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审美追求和艺术趣味，是一种怀旧式的，它不是当下性的，不是现时性的。当下性写作在很多青年作家身上是被遮盖的，是不讨喜的。
　　评论家张柠提出一个观点，他把这两种写作称之为后视镜写作和探照灯写作。后视镜写作，就是一直往回头看，往历史挖，往过往挖。中国作家习惯于写过往，在于时间沉淀之后，有价值的东西会如同退潮后的礁石一样，较为明显地突兀出来。因而后视镜写作的难度，往往在于如何以个人的经验写出历史感。探照灯写作，面对的则是当下性，当下的现实题材如同过江之鲫，在没有经过时间之网的淘洗之前，是那么的繁芜、庞大和琐碎。作家似乎写什么都可以，但往往一提起笔来，又感觉力有不逮。因而对于历史写作，作家们喜欢写，也擅长写，而对于当下写作，则是躲着写，冷处理着写。这两种写作当然没有优劣之分，问题在于，今天的作家过多地迷恋于后视镜写作，而忽视了探照灯写作。在我看来，探照灯写作，意味着作家需要用小说照亮脚下这块当下性的现实土地，并穿透时间的迷雾，抵达一种具备长远性的写作品质。其难度在于，第一，如何在繁蕪、庞大而且琐碎的现实里，提炼出一个具有经典底色的小说晶体。诚然，或许每一个素材都可以成为小说，但以什么样的结构、以什么样的角度、以什么样的声音来呈现这个小说，却是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不是每一种表达，都能够成为经典的底色。第二，如何在这些素材中，写出自己真实性的、当下性的、独特性的发现和思考，是每个作家都必须重视的。小说要有自己活在当下的声音，而不是人云亦云，不是新瓶装旧酒，不是回锅肉重炒。第三，作品里是否拥有超出当下性的文学品质和艺术审美，按伍尔夫的说法，就是“有一种终极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脱离了故事，超出了变化的范围”，而这一点，或许正是探照灯写作最难的地方。但我想，正是如此，才更能体现出一个优秀作家对于当下题材的处理能力，对于现实世界的表达能力，对于普遍人性的摹刻能力，以及自身的美学追求。
　　从这点来说，我之所以推荐李师江的这篇《做作业》，其出发点和意义也正在于此。《做作业》关注的是当下子女的成长教育问题。这是一个被不同时代作家煲了又煲的话题，这个题材是已经被炖得烂得不能再烂的肉，但好的作家，总是能用自己不同的烹饪手法，加之以不同的秘方调料，甚至是不同的烹饪工具，煲出一道道色香味皆不同的好汤来。
　　当我一开始读《做作业》的时候，我脑海里先泛起的是那一系列成长教育小说，如《麦田里的守望者》《窗边的小豆豆》《爱的教育》《草房子》里的少年少女形象。可是，当我读完的时候，我就觉得李师江真正表达的要素并不是成长教育小说，而是家庭情感小说。在我看来，与其说《做作业》刻画了一个手机时代的少年形象，不如说，是刻画了一个手机时代的新型家庭关系。尽管李师江的本意可能更多的是在前者。
　　阅读《做作业》，印象最深的无疑是马达达同学。马达达的原型来源于李师江自己的儿子，但有原型不是小说成功的必然因素，小说毕竟不是对生活的复刻，哪怕再栩栩如生也只是一幅照片。马达达是一个皮孩子，不爱写作业，爱恶作剧，爱看手机，这些都谈不上太新鲜，也不是太出乎意料的形象，因为这也是现实里大多数父母头疼的男孩子形象。从这点来说，马达达是具有现实普遍性的。而在现实的普遍性角色中写出独特性、深刻性和共鸣性，才是李师江在这篇小说中极力想做到的。
　　在我看来，与马达达形象相对应的，是茨威格《灼人的秘密》里的小男孩埃德加。《灼人的秘密》是从一个小男孩的视角，来写母亲的一段婚外情。母亲带着生病的小男孩去外地休养时，遇到了一位猎艳的男爵，男爵对这位母亲一见钟情，并利用小男孩的友谊来刻意接近母亲，成功俘获芳心。两人为了欢好，想尽各种方法手段来摆脱男孩的纠缠，母亲甚至不惜撒谎来哄骗小男孩。小男孩不懂他俩为什么要撒谎躲开自己偷偷幽会，但却认为母亲破坏了他与男爵的友谊，而男爵也伤害了他的友谊。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复述这个故事，在于《做作业》与《灼人的秘密》事实上更像是两个作家的隔空对话，是李师江对茨威格无意间的致敬。尽管《灼人的秘密》写的是婚外情，而《做作业》写的是离婚后想重组，两者情节性质不一样，但我想重点探讨的是，在这场家庭教育、情感中，孩子自己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小孩在父母的心中、在家庭里甚至是社会上的地位。
　　《灼人的秘密》里，小男孩之所以愿意跟男爵亲近，在于男爵使小男孩觉得“第一次进入了大人的行列之中”，带给了小男孩一种成人感。而在男爵和埃德加母亲看来，小男孩埃德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未曾长大的小孩，还不懂得成人的世界，更不懂得成人的情感。《灼人的秘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正处于发育期的，渴望得到成人认可，能够自我独立，又不自觉地依赖母亲回归家庭的小男孩形象。而这种定位与认知，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我们一直以来对于青春期早期男孩子的设定。哪怕到今天，这个形象依然是深入人心的。尤其在手机时代的今天，我们也能看到写小孩子玩手机不肯做作业的情节设定，可骨子里的精神透露出来的还是“埃德加”精神。在我看来，这不是探照灯写作，而是拾牙慧写作。
　　可是这个设定，在《做作业》里被颠覆了。在这篇小说里，李师江写了一个新型的家庭关系，一种平等对话的家庭关系，一种相互参与的家庭关系，一种相互成长的家庭关系。而这个在以往的小说里，是甚少有的。这种平等、相互参与的家庭关系，不仅仅体现在生活、工作之中，更体现在情感上。在这个家庭关系中，马达达不再是一个被欺瞒者，也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一个参与者，一个决策者，一个评判者。而我们之前的定位里，这个角色只能是父母，从来都是父母有权利来参与、决策、评判孩子的人生，何时让孩子来当父母人生的裁判员呢？ 　　第一，马达达在父母看来既是一个孩子，又是一个平等的对话关系。这点可以说是整个小说的最基础所在。因为马达达是孩子，所以要规训，才有那么多生活里琐碎的“抬杠”或者“捉迷藏”一样的对话和行为。但马达达同時也是一个具备独立人生观的人，与父母一样是平等的。父母对于婚姻、事业的看法很多时候都会征求马达达的意见，马达达也会认真地来考虑回应。这不是一种心态的简单变化，而是当下时代精神的变化在家庭关系上的一个具象投影。
　　第二是在人生之旅上，马达达与父母都有其作业需要完成，影响马达达的因素是丢不下手机，而影响父母的因素，却往往比手机更为难以解决，是走不出人生、情感的困境。李师江用了非常详细的对话，来还原呈现父子、母子之间的日常交流，就在于想呈现出一种相互倾听、相互参与的关系。参与到彼此的“做作业”之中，对于“做作业”时遇到的难题和困扰，相互倾听，并提出解决的方案和建议。
　　第三是孩子与父母相互成长。这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达成的。只有平等对话，才能做到相互倾听和相互参与，才能达到最终的相互成长。这种成长不仅仅体现在马达达自身的一个儿童生理和精神上的成长，更是父母作为成人，从一个少年身上被意外唤醒的成长，关于人生观、情感观和家庭观的成长。因此，“做作业”从字面上看无疑是具备象征意义的，但若仅仅理解为人生层面上的“做作业”，却又大大局限了这个小说的深度和广义。
　　对于李师江的探索，我是非常认同且欣赏的。我们一直觉得，家庭的变化对于小孩子的心理成长和情感发育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反过来的话，小孩子的成长和发育是否也会对家庭的建构产生影响呢？好像我们的文学作品里，很少有这个方面的探讨。原因就在于，我们对于小孩子的认知，还是把他当成了家庭里被支配、被教育、被成长的一个范畴。但在今天的现实里，少年的心智成长已经远不同于以往，他们通过书本、手机、电脑等渠道获取的海量信息，使得他们的成长很多时候是远超于家长的想象的。作家要具备对生活的这种革新的认知。少年与家庭的关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作家应该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并有力地呈现出来。这当然对作家提出了很高的对素材处理的能力要求，同时这也是一个对作家强有力的淬火炉，真金的作家，从来不会畏惧当下之火的锤炼的，而是勇于投身其中，熔铸自我。当然李师江如此不遗余力地叙述人物之间的对话，在我看来，有种水满过溢之嫌。小说中的对话是否需要这么饱满，叙述是否需要这么完整，我是打了个问号的。在我看来，小说仍然是一种“藏”的艺术，要藏得准确，藏得到位，藏得精妙，这些“藏”都会让小说变得更有余味和空间。从这个意义来说，马达达的形象借助于饱满的对话得以呈现，但反过来，这种饱满也可能框住了马达达在形象塑造上的更多可能性。
　　责任编辑 林东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