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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位艺术家的创作，无论从怎样的角度看，无论在多大程度上，都像离不开母土一样，离不开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离不开他生存地域的人生体验。作为艺术小组的六桂地，他们的创作便是如此，在小组成员多重的社会身份与职业背景之下，其创作始终围绕着他们亲身经历的现实问题而展开探索，用绘画语言构建了一个漂移的云上王国。
六桂地背后的文化情结
六桂地小组由海南艺术家王小飞于2008年成立，小组成员都是美术专业出身的海南人。王小飞介绍说，小组名称源于海南文昌市的一个翁氏家族的字号——六桂第。据说在宋朝时，有一位姓翁的大商人，因战乱迁移到福建。为了保住性命与财产，他便将六个孩子改了六个姓——洪、方、江、龚、汪、翁。在战乱平息之后，为了方便后代能认祖归宗，于是取了“六桂第”作为家族的字号，并规定凡是其后世子孙，无论迁徙到何处，在家门口一定要挂一个“六桂第”的牌匾。
六桂地小组的成员虽说都是土生土长的海南人，但他们其实也是移民的一代，移民文化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的祖先从福建移民到海南，现在所说的语言都属于闽南语系，生活习惯也与福建居民非常相似。海南岛作为一个移民的文化区域，衣、食、住、行都具有其特殊性，而岛屿城市本身就给人以漂浮感与不稳定性，更是给海南的居民生活带来了不同于大陆城市的体验。
王小飞从2005年开始构思城市漂移系列的创作，小组成立之后，其创作也一直围绕着城市问题在深入展开。除了《城市漂移》系列，像《打鸟图》、《高尔夫》系列、《失控》、《生活在继续》等作品，都是以海南社会为背景，围绕着城市的变迁与文化的迁移而展开创作。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六桂地小组作品中的迁徙与不稳定的因素，其实就是他们对于当下生存状态的思考与反映。
双重身份 围绕同一命题
关于小组的核心成员王小飞，我们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他目前除了是一名艺术家，还在政府城市规划部门工作。一般而言，我们很难将政府工作与艺术创作很好地联系在一起，因为政府工作是需要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而艺术创作则相对自由，而不遵循绝对的规程范式。但在王小飞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两者的一种契合。
对于他而言，体制内的工作身份不仅没有给他从事艺术工作带来困扰，反而带来一定的促进作用。王小飞称自己“首先是一个艺术工作者，然后是政府的工作人员。虽然政府工作占用了一定的时间，但是与其艺术创作并不矛盾。相反，在政府工作的便利条件，使得艺术家能更加深刻地了解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更加有利于艺术创作。” 尽管他有着双重职业身份，但他的工作都是围绕同一个主题展开——城市发展。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问题、城市危机的不断爆发，人们因城市问题对城市本身甚至人类未来产生了深刻的焦虑。王小飞生于60年代的海南乡村，生长的环境使他抱有对城市的美妙幻想，但同时他也见证了几十年来海南从原生态自然环境到观光旅游城市的变化。作为城市规划部门的工作人员，他更加关注与理解城市发展背后的所存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作品是他生活阅历与体验的直接结果，在个人成长中，对城市问题的思考，直观地体现在那漂浮在云上的城市之中。
城市漂移中的生存焦虑
20年前，“天涯、海角、烂尾楼”，成为海南的代名词。19 93年，中央实行宏观调控，到19 98年底，海南50 0 0多家开发商，剩下的不足200家。最终，海南留下空置房455万平方米，烂尾楼工程1631万平方米，占全国的1/10。20年过去，海南昔日的一些“烂尾楼”竟已成今日的地标建筑。六桂地小组作品《城市地标》的构思便来源于此。
艺术家的日常经验，成为影响他们自身创作的决定性因素。王小飞当时就是处置那些烂尾楼的负责人，因而谈到这个问题，他感触颇深：“1993年中央宏观调控，所有资金都撤离海南，所以使得海南房地产一下子成为重灾区，形成了海南房地产的泡沫。烂尾楼是中国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影射一个中国90年代泡沫经济下的产物，体现出我国政府宏观调控下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但在西方，这种宏观调控是很少的。这种宏观调控很可怕，因为它会违反一种市场规律，但这种宏观调控往往又是符合市场规律。”王小飞笃定地说：“如果潘石屹、王石这些地产大亨看到这幅作品，他们一下就能联想到那个时代在海南的问题。”
艺术家开始关注城市的变化和自身所在的地理空间的种种问题，这是一种从反映社会问题发展到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创作。“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对生态的破坏，对自然无序的开发，实际上造成我们现在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的极其恶劣，这是我们自身的问题。”海南原本是这样一个地方：绵延数十公里的青皮林带，散落在区内的农舍多为黎族村落，世代以耕作和捕鱼为生。但随着开发商的进驻，原始森林被加剧砍伐，生态系统岌岌可危。同时，王小飞还谈到另外的一个问题：“宇宙空间并不是永远都存在的，当地球毁灭之后，人类是否也会不存在呢？或者是在另外一个宇宙中生存？我们也是在作品中寻求这样一个想象。”
艺术家想要表达的不仅是对生态破坏的控诉，更是一种对人类生存空间问题的思考。古希腊有这样一个神话：有一个巨人，他是大地的儿子。大地母亲赐予他无穷的力量，没有谁能够战胜他。但有一次，他的对手将他引诱到空中去决斗，双脚离开了大地的巨人无法再从母亲那里获得力量，最终战败被杀。离开了大地母亲的怀抱，即便是神勇无比的巨人也会变得不堪一击。当我们无法从大地之中获取能量时，便开始在脑海中构建属于自己的云上王国。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云”是网络、互联网的一种比喻说法，虚拟世界中的一种空间代称。因而，在天空漂移中的城市也并不能给人带来真实与稳定的感觉，失去大地的坚实与厚重的力量，这样一座云上之城反而让人惶恐不安。
安全感的缺失，不是一日之寒所结成的三尺之冰。或许并不是城市漂浮在天空之上，而是我们沉入了大地之下，仰望着科技的发展、城市变迁。在画作中有一个条幅，上面写着：“10 0 0 0 0 0 0一平米的房”，真是只能望屋兴叹了。房屋本来是供人类居住的，然而如今不少人囤积房屋以搁置，待其升值，以保障自己及后代的生活。居高不下的空置率，一方面体现出买不起房屋者的无奈与辛酸，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房屋的购买者对于未来生存空间的一种焦虑与不安。 城市由人与社会所营建与创造，另一方面，城市作为即存的历史与现实，也塑造着人性与社会；城市是一种实体性的物质存在物，也是一种有形与无形相统一的精神存在物；忽视城市的秩序性、意义性，不可能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并可能导致城市发展畸形、城市问题丛生，使人们进入秩序缺乏、冲突激化的城市丛林社会。每一个渺小个体在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面前虚弱无力，对未来生活完全无法掌控，这是社会机器高速运作下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尬尴问题。艺术家们建筑一座座云上之城，不是作为现实楼房的一种想象，而是对当下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自我反思与批判。
像企业一样成长的艺术组合在当今的艺术组合之中，有做雕塑的，有做行为的，以美院毕业的青年艺术家居多。相较之下，我们就不难发现六桂地小组的特别之处，尤其体现在成员数量与组员构成上。小组目前成员有6人，最多的时候达11人，最少的时候只有3人。在目前的成员构成中，既有同学关系，也有同事关系，让人惊异的是还有父女关系。
在采访中得知，小组的新成员王予凡是王小飞的女儿，刚刚参加完高考。本来觉得这是否是父亲想要女儿走艺术的道路，因为毕竟在今天这个社会，子承父业的确可以带来不少便利。但王予凡却说，本来父亲一直不让她走他的道路的，是自己执意要学，才准许的。后来，事实证明女儿确实也有这方面的天赋。王小飞说，只要是志同道合的朋友，都可以加入小组的创作，而当个人的创作理念与小组发生矛盾时，也可以选择离开。这是王小飞想要做的一种尝试：“像经营企业一样，增加艺术小组的延续性。”
这种延续性指的是什么呢？王小飞首先谈到现在人们对艺术家判断的一个误区：“好像新锐的艺术家都是好的作品，老的艺术家即将被淘汰。”而公司体制则会兼顾到各个年龄段的特点，兼容并蓄。“我们小组的状态将会打破那样的界限，我永远都有年轻的和成熟的艺术家在一起合作，有它的生命力存在。像新锐艺术家和成熟艺术家始终有它不同的点，新锐艺术家有他对当下问题，或者说他有一些很新的地方，但他对社会的认知可能很肤浅，这与其社会经历阅历也有关，在他表现的作品中很多是无厘头的，或者说是对社会思考的问题不够深刻。对于老一些的艺术家而言，他表现的思想可能很深刻，但在技巧上又墨守成规。这就造成了两极现象。所以，我就希望以我们这种小组的形式，形成一种碰撞与融合。”
王小飞认为，在这个时代，一个团队、一个小组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包括宣传、艺术品的制作，还有创作本身，它都有若干的元素。这些元素就和一个企业是一艺术家样的道理。六桂地小组的运作也就像公司一样，例如小组成员冼江萍负责联络与协调、王予凡和骆春霞主要是创作和制作，等等，成员之间既有分工，也有交叉。
关于小组未来的发展方向，王小飞坦言：“我们也没有特别的计划，往什么方向更是难说。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小组一定会长期的坚持下去，不会像有的小组为了某个作品或者炒作，临时在一起，呈现一下就消失。我们小组坚持的是一种企业精神，是一种企业的模式，将这种运作模式与艺术相结合。从创作思路来讲，我们还是会坚持以城市、社会问题为线索，进行思考与创作，我们的作品是与人以及人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的。”
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真诚动机，来自艺术家的生活实践和内在精神的需求。六桂地小组以亲身经历为创作的文化背景，结合自身的体会，对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进行思考，并结合海南本土的地域文化与时代背景，在创作的体制、形式与内容上不断探索。
采访最后，王小飞不忘叮嘱一句：“如果有美院的毕业生对城市问题感兴趣，我们也可以一起探讨，也欢迎加入我们小组。”言语之中，体现出艺术家对艺术创作的热情与执着以及难能可贵的社会责任感。对这个来自海南的艺术小组，可能我们还不是非常熟悉，但在艺术家的创作之中，我们隐约感觉到一种贯穿始终的体系。可以预期，随着小组的成长与思考的深入，他们的作品也将不断走向自觉与成熟。
六桂地背后的文化情结
六桂地小组由海南艺术家王小飞于2008年成立，小组成员都是美术专业出身的海南人。王小飞介绍说，小组名称源于海南文昌市的一个翁氏家族的字号——六桂第。据说在宋朝时，有一位姓翁的大商人，因战乱迁移到福建。为了保住性命与财产，他便将六个孩子改了六个姓——洪、方、江、龚、汪、翁。在战乱平息之后，为了方便后代能认祖归宗，于是取了“六桂第”作为家族的字号，并规定凡是其后世子孙，无论迁徙到何处，在家门口一定要挂一个“六桂第”的牌匾。
六桂地小组的成员虽说都是土生土长的海南人，但他们其实也是移民的一代，移民文化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的祖先从福建移民到海南，现在所说的语言都属于闽南语系，生活习惯也与福建居民非常相似。海南岛作为一个移民的文化区域，衣、食、住、行都具有其特殊性，而岛屿城市本身就给人以漂浮感与不稳定性，更是给海南的居民生活带来了不同于大陆城市的体验。
王小飞从2005年开始构思城市漂移系列的创作，小组成立之后，其创作也一直围绕着城市问题在深入展开。除了《城市漂移》系列，像《打鸟图》、《高尔夫》系列、《失控》、《生活在继续》等作品，都是以海南社会为背景，围绕着城市的变迁与文化的迁移而展开创作。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六桂地小组作品中的迁徙与不稳定的因素，其实就是他们对于当下生存状态的思考与反映。
双重身份 围绕同一命题
关于小组的核心成员王小飞，我们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他目前除了是一名艺术家，还在政府城市规划部门工作。一般而言，我们很难将政府工作与艺术创作很好地联系在一起，因为政府工作是需要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而艺术创作则相对自由，而不遵循绝对的规程范式。但在王小飞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两者的一种契合。
对于他而言，体制内的工作身份不仅没有给他从事艺术工作带来困扰，反而带来一定的促进作用。王小飞称自己“首先是一个艺术工作者，然后是政府的工作人员。虽然政府工作占用了一定的时间，但是与其艺术创作并不矛盾。相反，在政府工作的便利条件，使得艺术家能更加深刻地了解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更加有利于艺术创作。” 尽管他有着双重职业身份，但他的工作都是围绕同一个主题展开——城市发展。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问题、城市危机的不断爆发，人们因城市问题对城市本身甚至人类未来产生了深刻的焦虑。王小飞生于60年代的海南乡村，生长的环境使他抱有对城市的美妙幻想，但同时他也见证了几十年来海南从原生态自然环境到观光旅游城市的变化。作为城市规划部门的工作人员，他更加关注与理解城市发展背后的所存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作品是他生活阅历与体验的直接结果，在个人成长中，对城市问题的思考，直观地体现在那漂浮在云上的城市之中。
城市漂移中的生存焦虑
20年前，“天涯、海角、烂尾楼”，成为海南的代名词。19 93年，中央实行宏观调控，到19 98年底，海南50 0 0多家开发商，剩下的不足200家。最终，海南留下空置房455万平方米，烂尾楼工程1631万平方米，占全国的1/10。20年过去，海南昔日的一些“烂尾楼”竟已成今日的地标建筑。六桂地小组作品《城市地标》的构思便来源于此。
艺术家的日常经验，成为影响他们自身创作的决定性因素。王小飞当时就是处置那些烂尾楼的负责人，因而谈到这个问题，他感触颇深：“1993年中央宏观调控，所有资金都撤离海南，所以使得海南房地产一下子成为重灾区，形成了海南房地产的泡沫。烂尾楼是中国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影射一个中国90年代泡沫经济下的产物，体现出我国政府宏观调控下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但在西方，这种宏观调控是很少的。这种宏观调控很可怕，因为它会违反一种市场规律，但这种宏观调控往往又是符合市场规律。”王小飞笃定地说：“如果潘石屹、王石这些地产大亨看到这幅作品，他们一下就能联想到那个时代在海南的问题。”
艺术家开始关注城市的变化和自身所在的地理空间的种种问题，这是一种从反映社会问题发展到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创作。“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对生态的破坏，对自然无序的开发，实际上造成我们现在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的极其恶劣，这是我们自身的问题。”海南原本是这样一个地方：绵延数十公里的青皮林带，散落在区内的农舍多为黎族村落，世代以耕作和捕鱼为生。但随着开发商的进驻，原始森林被加剧砍伐，生态系统岌岌可危。同时，王小飞还谈到另外的一个问题：“宇宙空间并不是永远都存在的，当地球毁灭之后，人类是否也会不存在呢？或者是在另外一个宇宙中生存？我们也是在作品中寻求这样一个想象。”
艺术家想要表达的不仅是对生态破坏的控诉，更是一种对人类生存空间问题的思考。古希腊有这样一个神话：有一个巨人，他是大地的儿子。大地母亲赐予他无穷的力量，没有谁能够战胜他。但有一次，他的对手将他引诱到空中去决斗，双脚离开了大地的巨人无法再从母亲那里获得力量，最终战败被杀。离开了大地母亲的怀抱，即便是神勇无比的巨人也会变得不堪一击。当我们无法从大地之中获取能量时，便开始在脑海中构建属于自己的云上王国。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云”是网络、互联网的一种比喻说法，虚拟世界中的一种空间代称。因而，在天空漂移中的城市也并不能给人带来真实与稳定的感觉，失去大地的坚实与厚重的力量，这样一座云上之城反而让人惶恐不安。
安全感的缺失，不是一日之寒所结成的三尺之冰。或许并不是城市漂浮在天空之上，而是我们沉入了大地之下，仰望着科技的发展、城市变迁。在画作中有一个条幅，上面写着：“10 0 0 0 0 0 0一平米的房”，真是只能望屋兴叹了。房屋本来是供人类居住的，然而如今不少人囤积房屋以搁置，待其升值，以保障自己及后代的生活。居高不下的空置率，一方面体现出买不起房屋者的无奈与辛酸，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房屋的购买者对于未来生存空间的一种焦虑与不安。 城市由人与社会所营建与创造，另一方面，城市作为即存的历史与现实，也塑造着人性与社会；城市是一种实体性的物质存在物，也是一种有形与无形相统一的精神存在物；忽视城市的秩序性、意义性，不可能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并可能导致城市发展畸形、城市问题丛生，使人们进入秩序缺乏、冲突激化的城市丛林社会。每一个渺小个体在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面前虚弱无力，对未来生活完全无法掌控，这是社会机器高速运作下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尬尴问题。艺术家们建筑一座座云上之城，不是作为现实楼房的一种想象，而是对当下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自我反思与批判。
像企业一样成长的艺术组合在当今的艺术组合之中，有做雕塑的，有做行为的，以美院毕业的青年艺术家居多。相较之下，我们就不难发现六桂地小组的特别之处，尤其体现在成员数量与组员构成上。小组目前成员有6人，最多的时候达11人，最少的时候只有3人。在目前的成员构成中，既有同学关系，也有同事关系，让人惊异的是还有父女关系。
在采访中得知，小组的新成员王予凡是王小飞的女儿，刚刚参加完高考。本来觉得这是否是父亲想要女儿走艺术的道路，因为毕竟在今天这个社会，子承父业的确可以带来不少便利。但王予凡却说，本来父亲一直不让她走他的道路的，是自己执意要学，才准许的。后来，事实证明女儿确实也有这方面的天赋。王小飞说，只要是志同道合的朋友，都可以加入小组的创作，而当个人的创作理念与小组发生矛盾时，也可以选择离开。这是王小飞想要做的一种尝试：“像经营企业一样，增加艺术小组的延续性。”
这种延续性指的是什么呢？王小飞首先谈到现在人们对艺术家判断的一个误区：“好像新锐的艺术家都是好的作品，老的艺术家即将被淘汰。”而公司体制则会兼顾到各个年龄段的特点，兼容并蓄。“我们小组的状态将会打破那样的界限，我永远都有年轻的和成熟的艺术家在一起合作，有它的生命力存在。像新锐艺术家和成熟艺术家始终有它不同的点，新锐艺术家有他对当下问题，或者说他有一些很新的地方，但他对社会的认知可能很肤浅，这与其社会经历阅历也有关，在他表现的作品中很多是无厘头的，或者说是对社会思考的问题不够深刻。对于老一些的艺术家而言，他表现的思想可能很深刻，但在技巧上又墨守成规。这就造成了两极现象。所以，我就希望以我们这种小组的形式，形成一种碰撞与融合。”
王小飞认为，在这个时代，一个团队、一个小组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包括宣传、艺术品的制作，还有创作本身，它都有若干的元素。这些元素就和一个企业是一艺术家样的道理。六桂地小组的运作也就像公司一样，例如小组成员冼江萍负责联络与协调、王予凡和骆春霞主要是创作和制作，等等，成员之间既有分工，也有交叉。
关于小组未来的发展方向，王小飞坦言：“我们也没有特别的计划，往什么方向更是难说。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小组一定会长期的坚持下去，不会像有的小组为了某个作品或者炒作，临时在一起，呈现一下就消失。我们小组坚持的是一种企业精神，是一种企业的模式，将这种运作模式与艺术相结合。从创作思路来讲，我们还是会坚持以城市、社会问题为线索，进行思考与创作，我们的作品是与人以及人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的。”
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真诚动机，来自艺术家的生活实践和内在精神的需求。六桂地小组以亲身经历为创作的文化背景，结合自身的体会，对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进行思考，并结合海南本土的地域文化与时代背景，在创作的体制、形式与内容上不断探索。
采访最后，王小飞不忘叮嘱一句：“如果有美院的毕业生对城市问题感兴趣，我们也可以一起探讨，也欢迎加入我们小组。”言语之中，体现出艺术家对艺术创作的热情与执着以及难能可贵的社会责任感。对这个来自海南的艺术小组，可能我们还不是非常熟悉，但在艺术家的创作之中，我们隐约感觉到一种贯穿始终的体系。可以预期，随着小组的成长与思考的深入，他们的作品也将不断走向自觉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