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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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传统论域,思想史研究在梳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发展脉络和结构以及整合具体党史问题研究和推动学术创新等诸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具有非常显著的学术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思想史研究历经多个发展阶段,进入新世纪后取得了新的学术进展.在纪念中共成立一百周年的特殊语境下,为继续推动中共思想史研究及其理论、方法和体系建设,由《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和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主办的“百年中共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展望”学术座谈会于5月29日至30日在杭州举行,来自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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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传统论域,思想史研究在梳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发展脉络和结构以及整合具体党史问题研究和推动学术创新等诸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具有非常显著的学术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思想史研究历经多个发展阶段,进入新世纪后取得了新的学术进展.在纪念中共成立一百周年的特殊语境下,为继续推动中共思想史研究及其理论、方法和体系建设,由《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和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主办的“百年中共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展望”学术座谈会于5月29日至30日在杭州举行,来自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国防大学、河南大学、湖南工商大学、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和杭州师范大学等单位的5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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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学界多认为中共一大与统一战线无关,甚至否定了统一战线.实际上,马林在中共一大上传达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代表们也广泛讨论了统一战线问题,包括如何看待孙中山国民党和南北政府,以及共产党员能否担任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等.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共一大是统一战线的萌芽期,二大召开之后中共统一战线正式破土而出.因此,中共统一战线应溯源到中共一大.
劳动主义与发展工商业之间怎样保持平衡,迄今仍是国内外一个难解的困局.1920年初上海厚生纱厂到湖南长沙招募女工引发的广泛社会争议,就是这对矛盾在中国较早的一次爆发.其中,湘、沪两地知识人高擎劳动主义大旗,连连呼吁资方提高工人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工人福利待遇和劳动条件;资方穆藕初等坚信实业救国之道,认为对方所提要求根本不具有现实可行性,给予激烈回击;湖南女工对知识分子们“偏向”己方的言论并不理会,纷纷应募.本文将上述三方的不同面相及其缠斗置回历史现场,尝试揭示论争的深层次原因.
科研项目经费使用风险肇源于科研项目立项、执行、结项过程中信息不对称、过程不可观察、结果不确定等特质引发的经费滥用与浪费等可能.囿于当前的部门法规制思维,科研项目经费使用风险规制呈现出“重公法、硬法、实体法而轻私法、软法、程序法”的不良状态.规制科研项目经费使用风险应从科研资助合同的本质探寻风险的生成机理,并依据合同理论完善风险规制的法治理路,打破传统部门法规制壁垒,坚持公私法融合的规制路径,建构以自我规制为前提、以合同规制为核心、以刑事规制为补充的兼具实体与程序、法律与道德的多维度风险规制体制.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01条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计,在诉讼法学界引起了巨大争议.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法》第201条要求法院“一般应当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规定,导致检察机关侵犯了法院的审判权.也有不少人认为,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没有侵犯法院的审判权.从我国《宪法》和两大机关组织法的规定来看,检察权包括了公诉权和法律监督两方面的内容,刑事审判权则包括定罪权和量刑权这两项核心权能.量刑建议最初只是检察院改进公诉方式的一道工作程序,但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量刑建议转变为对法院具有约束力的权力.对此,有必
担保财产的概括描述是通过担保财产的通用类型或法定类型加上数量进行的描述.它以动产抵押的兴起为契机,旨在降低特定描述的难度,提升担保设定的效率,保护担保人的隐私和商业秘密并降低其诚信风险,但可能造成在先担保权人对担保人的全部财产形成垄断.它主要适用于动产浮动担保、未来财产的担保和同类财产的集合担保,不适用于以部分某类动产设定的固定担保.概括描述的充分性至少要明确财产类型和数量,其功能的最大化以声明登记制和区分担保合同与担保登记为前提.担保财产的概括描述未达合理标准时,担保合同和担保物权均不成立.当事人以担保
1928年3月,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人向警予在汉口法租界被捕,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要求引渡,被法国总领事陆公德拒绝.胡宗铎指责陆公德“受贿庇共”,威胁收回租界.向警予引渡案升级为中法冲突.揆诸史实,“受贿庇共”系胡宗铎对陆公德的构陷,以期小题大做,迫使法方就范.最后,法方慑于舆论,不仅同意引渡,而且承诺将配合国民政府在租界搜捕和引渡中共人员.法国在华租界曾以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为中共提供了诸多便利.向警予引渡案预示着法国政府对国共之争态度的变化,即不再对共产党人适用“政治犯不引渡”原则.随着国民政府逐步在形式上
自主性劳动者统一适用标准工时制存在现实困难,而现行的不定时工作制又无法因应工作时间上的变化,导致工时现实与工时法律规范之间出现偏离.基于我国国情及近期的制度探索尝试,自主性劳动者排除适用标准工时当为制度选择的方向.对其适格主体的判断要件,包括以“工作性质”为核心的一般性界定要件和以“工资收入标准”为内容的补充性要件.对其健康的确保,在我国现实背景下采用审慎监管的态度来限制自主性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有其正当性、必要性和可行性.未来应通过细化适用主体判断要件和对工作时间设置新的限制性条件同步推进自主性劳动者标准工
国际社会在标准必要专利纠纷案件中频发禁诉令与反禁诉令的司法混战,是各国争夺国际通信行业标准必要专利纠纷案件的司法政策主导权和维护各自国家利益的必然结果.结合国外众多签发禁诉令的司法实践,可以总结出签发禁诉令的一般分析框架,包括国际平行诉讼的前提性条件、公私政策考量的实质性条件及国际礼让的反思性条件.上述司法方法和分析框架同样适用于标准必要专利纠纷;同时,标准必要专利纠纷的诸多特殊性质,要求法院在签发禁诉令的司法决策过程中,应以更加实质和灵活的方法来认定国际平行诉讼,在各国法院争夺全球许可费率的争议管辖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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