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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月,重庆国讯书店出版了黄炎培的《中华复兴十讲》,内容是1942年6月30日至7月4日他在成都金陵大学“中华复兴讲座”进行演讲的记录,这些内容后来陆续发表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机关刊物《国讯》杂志上。据黄炎培回忆,到1944年初,他“觉中外战局的变化,当时所预测,经过一年多,到今天添了不少确证。而对于抗战建国大问题,当时的主张,到今天更有大声疾呼的必要。”所以,他决定由国讯书店将这些内容结集出版。在《中华复兴十讲》里,黄炎培分析了中国抗战的形势,并提出了复兴中华民族的方案。
对抗战形势的判断:
相当艰险但可从死里求生
黄炎培曾说:“炎培私念吾生服务达四十年,自初入社会,怵于瓜分之祸,即以挽求国族危亡为职志,亦尝大声疾呼,以醒国人。今者暴日據我腹心,扼我咽喉,断我手足,国危且急矣!夕之忧忧,今将实现,而我反默尔息乎?少数人之言论,影响于全国人心之趋向,影响于未来国运……自来成都,屡与青年学子,讲论世界大势,吾国过去与未来种种因果以为吾诚不欲自亡,彼暴日何能亡我哉。”
1938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广州、武汉后,改变了侵华方针,先是通过占领华北重要城市和上海,想迫使中国投降;后又进攻南京、广州、武汉,封锁中国的港口和出海口;进占缅甸,封闭中国的对外通道,断绝中国的物资供应渠道,想把中国团团围住,把中国闷死。在黄炎培看来,中国抗战的形势已“相当艰险”。
既然相当艰险,那么中国究竟还有没有出路呢?黄炎培认为,中国还有生的可能,不过鉴于形势的严峻,已“不能再想从生里求生,而定要从死里求生”。从大局来看,日本最大的敌人是美国和苏联,两国都很强大,日本用尽全部力量来对付还不够,因此不敢使用全力进攻中国;从国内来看,日本人少,还要占领南洋、菲律宾等地,兵力严重不足,而中国地广人多,还有许多游击队和国民革命军进行抵抗。不过,抗日战争是日本蓄意灭亡我中华民族的战争,因此中国的抗战胜利只能是“从死里去求”,惟其如此,才能得到。
至于如何从死里求得中华民族的生存,黄炎培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就是:“一个国家的生存,只有靠自己,绝不能靠别人,朋友尽管好,如果过分去靠他,这个国家的命运到底是危乎其危。”
事实确实如此。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受到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中国虽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凡尔赛会议,但当日本提出要接管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时,其他列强不顾中国的反对,同意了日本的要求,中国的命运仍然任由他人摆布。
抗战爆发尤其是在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前两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4年,中国是独自全面抗击日本法西斯的。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融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中,开始与盟国结成了相互援助的关系,这时中国才比较多得到盟国的援助。但即使如此,中国的抗日战争仍然主要依靠自力更生才得以坚持。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复兴,最终只能依靠它的自力更生和奋发图强,过去是这样,今天和将来依然是这样。由此也印证了黄炎培的认识是正确的。
中华复兴的关键:
揭示民族兴亡周期律而抉破之
提起民族兴亡周期律,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1945年黄炎培、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对”。其实在《中华复兴十讲》里,黄炎培对这个问题就有所思考,只是黄炎培的答案和毛泽东给出的答案不一样罢了。
黄炎培接受了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将自然科学的周期律用到了社会科学上。他用一个图来揭示民族兴亡周期律的本质:敢死、勤俭→成功→懒惰、怕死→失败→敢死、勤俭→成功→懒惰、怕死→失败。黄炎培认为,一个国家要变得强大,首先就要靠全国人民的勤俭和努力生产。
一个人由失败到成功,完全靠勤俭苦干;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由失败到成功,则靠努力工作、增加生产、节约消费。其次,就是要不怕死,要“敢死”。因为对方是成功的国家,总想着享受,不肯死。他不肯死,我肯死;他不敢死,我敢死,这样就能取得成功了。
黄炎培认为,中国抗战之所以能持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民众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关键时刻能够奋不顾身牺牲报国。其实,勤俭也罢、敢死也罢,说到底就是自强不息,惟其如此,一个国家才能摆脱民族兴亡周期律的循环。对此,黄炎培曾在1942年8月2日的日记中写到:“自强不息,乃抉破此民族兴亡周期律之不二法门。”
但黄炎培对这个答案依旧不满意。1945年他访问延安,在窑洞里与毛泽东谈话时,又提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一人,一家,乃至一国,很多都没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一周期律的支配,原因何在?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事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好转了,精神也就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就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养成风气,虽有大力而无法扭转、无法补救。
黄炎培提出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对这个问题始终关注,另一方面也想看看中共领导人对此如何看待。不料当时和他对话的毛泽东却很乐观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的回答,较之黄炎培仅仅将摆脱民族兴亡周期律的希望放在自强不息上,高明了很多。因为一旦实行民主,把权力交给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想不自强不息都不行。
听了毛泽东的回答,黄炎培十分高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不过,在当时的抗战形势下,黄炎培认为只有自强不息才能摆脱日寇侵略和中华民族灭亡的厄运,也是不错的。
中华复兴的途径:
速觅半丧失之国魂而叫复之
黄炎培认为,中国抗战之所以能够坚持,是因为民众内心有个叫“国魂”的东西存在,也就是中国人的共同心理。黄炎培把中国国民共同的心理归纳为5点:“第一是‘忠’字,这并非单指‘忠’于君的意思……今后的忠,须扩大范围,要忠于国家、忠于民主。第二是‘孝’字,这在中国人的心中,真可说是根深蒂固……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可以看出‘孝’的心理到了这个地步。第三是‘信义’,‘忠’对于国家,‘孝’对于父母,而信义则是人与人间相处的必要条件。第四是‘勇侠’,打抱不平的精神,为中国国民自来就具有的,信义适用于平时,到出了事情的时候,需要的是锄强扶弱,所谓‘见义不为,无勇也’。第五是‘气节’,在平时还不觉得,到了国破家亡的时候,就要讲到气节了。”
在黄炎培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孝”、“信义”、“勇侠”、“气节”等,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形成了中华民族国民的共同心理,抗战时期成为最坚强的基石。
同时,黄炎培也认为,国人过去由于一心模仿别人,反倒丢掉了自己传统文化的精华,以至于抗战进行了5年,国魂竟然丢掉了一半。因此,中国抗战要取得胜利,要扭转厄运,就需要去寻找丢失的国魂,并赶快恢复。
至于如何恢复国魂?黄炎培认为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是公共行动”,包括5个方面的内容:1.认定大我不死;2.尊崇忠、孝、信义、勇侠、气节,各以身为之倡;3.基于爱国、爱家、爱民族观念而对内团结,基于人道主义、泛爱主义而对外合作;4.养成守法精神和习惯;5.厉行军事训练。
“第二是关于个人行动”,这里又分为平时和临时两个方面。在平时,要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行必踏实,同时要增加生产,节约物力,还要厉行身心锻炼,规律生活。临时方面,精神镇定,设计周密;在政府领导之下,结合同志,严密组织;进则为游击区,退则厉行一切,保持力量。
在这里,黄炎培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但他提出的每一项主张,都表示他坚定地相信中国传统文化自有不逊于任何其他文化的特性,并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复兴中的地位表示乐观。他把中国国民的国魂归结为“忠”、“孝”、“信义”、“勇侠”、“气节”8个字,并认为只有从这8个字入手,中国国民的国魂才能恢复,中国抗战才能取得胜利,中华复兴才有希望。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人通过对历史的观察,得出结论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复兴的机运”,“是中国的复兴时期”。由抗日战争所引起的民族复兴思想高涨,为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回顾和挖掘传统文化的机会,使他们意识到民族的复兴应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根,并开始深入思考传统文化在中华复兴的历程中究竟应该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此过程中,黄炎培自觉地、努力地从传统文化中,寻求中华复兴可资借鉴的资源,并认识到近代以来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简单抛弃态度不可取,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意识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应源自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和深刻的,应该充分肯定。
对抗战形势的判断:
相当艰险但可从死里求生
黄炎培曾说:“炎培私念吾生服务达四十年,自初入社会,怵于瓜分之祸,即以挽求国族危亡为职志,亦尝大声疾呼,以醒国人。今者暴日據我腹心,扼我咽喉,断我手足,国危且急矣!夕之忧忧,今将实现,而我反默尔息乎?少数人之言论,影响于全国人心之趋向,影响于未来国运……自来成都,屡与青年学子,讲论世界大势,吾国过去与未来种种因果以为吾诚不欲自亡,彼暴日何能亡我哉。”
1938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广州、武汉后,改变了侵华方针,先是通过占领华北重要城市和上海,想迫使中国投降;后又进攻南京、广州、武汉,封锁中国的港口和出海口;进占缅甸,封闭中国的对外通道,断绝中国的物资供应渠道,想把中国团团围住,把中国闷死。在黄炎培看来,中国抗战的形势已“相当艰险”。
既然相当艰险,那么中国究竟还有没有出路呢?黄炎培认为,中国还有生的可能,不过鉴于形势的严峻,已“不能再想从生里求生,而定要从死里求生”。从大局来看,日本最大的敌人是美国和苏联,两国都很强大,日本用尽全部力量来对付还不够,因此不敢使用全力进攻中国;从国内来看,日本人少,还要占领南洋、菲律宾等地,兵力严重不足,而中国地广人多,还有许多游击队和国民革命军进行抵抗。不过,抗日战争是日本蓄意灭亡我中华民族的战争,因此中国的抗战胜利只能是“从死里去求”,惟其如此,才能得到。
至于如何从死里求得中华民族的生存,黄炎培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就是:“一个国家的生存,只有靠自己,绝不能靠别人,朋友尽管好,如果过分去靠他,这个国家的命运到底是危乎其危。”
事实确实如此。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受到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中国虽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凡尔赛会议,但当日本提出要接管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时,其他列强不顾中国的反对,同意了日本的要求,中国的命运仍然任由他人摆布。
抗战爆发尤其是在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前两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4年,中国是独自全面抗击日本法西斯的。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融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中,开始与盟国结成了相互援助的关系,这时中国才比较多得到盟国的援助。但即使如此,中国的抗日战争仍然主要依靠自力更生才得以坚持。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复兴,最终只能依靠它的自力更生和奋发图强,过去是这样,今天和将来依然是这样。由此也印证了黄炎培的认识是正确的。
中华复兴的关键:
揭示民族兴亡周期律而抉破之
提起民族兴亡周期律,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1945年黄炎培、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对”。其实在《中华复兴十讲》里,黄炎培对这个问题就有所思考,只是黄炎培的答案和毛泽东给出的答案不一样罢了。
黄炎培接受了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将自然科学的周期律用到了社会科学上。他用一个图来揭示民族兴亡周期律的本质:敢死、勤俭→成功→懒惰、怕死→失败→敢死、勤俭→成功→懒惰、怕死→失败。黄炎培认为,一个国家要变得强大,首先就要靠全国人民的勤俭和努力生产。
一个人由失败到成功,完全靠勤俭苦干;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由失败到成功,则靠努力工作、增加生产、节约消费。其次,就是要不怕死,要“敢死”。因为对方是成功的国家,总想着享受,不肯死。他不肯死,我肯死;他不敢死,我敢死,这样就能取得成功了。
黄炎培认为,中国抗战之所以能持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民众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关键时刻能够奋不顾身牺牲报国。其实,勤俭也罢、敢死也罢,说到底就是自强不息,惟其如此,一个国家才能摆脱民族兴亡周期律的循环。对此,黄炎培曾在1942年8月2日的日记中写到:“自强不息,乃抉破此民族兴亡周期律之不二法门。”
但黄炎培对这个答案依旧不满意。1945年他访问延安,在窑洞里与毛泽东谈话时,又提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一人,一家,乃至一国,很多都没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一周期律的支配,原因何在?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事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好转了,精神也就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就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养成风气,虽有大力而无法扭转、无法补救。
黄炎培提出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对这个问题始终关注,另一方面也想看看中共领导人对此如何看待。不料当时和他对话的毛泽东却很乐观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的回答,较之黄炎培仅仅将摆脱民族兴亡周期律的希望放在自强不息上,高明了很多。因为一旦实行民主,把权力交给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想不自强不息都不行。
听了毛泽东的回答,黄炎培十分高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不过,在当时的抗战形势下,黄炎培认为只有自强不息才能摆脱日寇侵略和中华民族灭亡的厄运,也是不错的。
中华复兴的途径:
速觅半丧失之国魂而叫复之
黄炎培认为,中国抗战之所以能够坚持,是因为民众内心有个叫“国魂”的东西存在,也就是中国人的共同心理。黄炎培把中国国民共同的心理归纳为5点:“第一是‘忠’字,这并非单指‘忠’于君的意思……今后的忠,须扩大范围,要忠于国家、忠于民主。第二是‘孝’字,这在中国人的心中,真可说是根深蒂固……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可以看出‘孝’的心理到了这个地步。第三是‘信义’,‘忠’对于国家,‘孝’对于父母,而信义则是人与人间相处的必要条件。第四是‘勇侠’,打抱不平的精神,为中国国民自来就具有的,信义适用于平时,到出了事情的时候,需要的是锄强扶弱,所谓‘见义不为,无勇也’。第五是‘气节’,在平时还不觉得,到了国破家亡的时候,就要讲到气节了。”
在黄炎培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孝”、“信义”、“勇侠”、“气节”等,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形成了中华民族国民的共同心理,抗战时期成为最坚强的基石。
同时,黄炎培也认为,国人过去由于一心模仿别人,反倒丢掉了自己传统文化的精华,以至于抗战进行了5年,国魂竟然丢掉了一半。因此,中国抗战要取得胜利,要扭转厄运,就需要去寻找丢失的国魂,并赶快恢复。
至于如何恢复国魂?黄炎培认为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是公共行动”,包括5个方面的内容:1.认定大我不死;2.尊崇忠、孝、信义、勇侠、气节,各以身为之倡;3.基于爱国、爱家、爱民族观念而对内团结,基于人道主义、泛爱主义而对外合作;4.养成守法精神和习惯;5.厉行军事训练。
“第二是关于个人行动”,这里又分为平时和临时两个方面。在平时,要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行必踏实,同时要增加生产,节约物力,还要厉行身心锻炼,规律生活。临时方面,精神镇定,设计周密;在政府领导之下,结合同志,严密组织;进则为游击区,退则厉行一切,保持力量。
在这里,黄炎培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但他提出的每一项主张,都表示他坚定地相信中国传统文化自有不逊于任何其他文化的特性,并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复兴中的地位表示乐观。他把中国国民的国魂归结为“忠”、“孝”、“信义”、“勇侠”、“气节”8个字,并认为只有从这8个字入手,中国国民的国魂才能恢复,中国抗战才能取得胜利,中华复兴才有希望。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人通过对历史的观察,得出结论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复兴的机运”,“是中国的复兴时期”。由抗日战争所引起的民族复兴思想高涨,为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回顾和挖掘传统文化的机会,使他们意识到民族的复兴应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根,并开始深入思考传统文化在中华复兴的历程中究竟应该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此过程中,黄炎培自觉地、努力地从传统文化中,寻求中华复兴可资借鉴的资源,并认识到近代以来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简单抛弃态度不可取,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意识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应源自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和深刻的,应该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