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作为一种新的互联网技术形态,平台经济的发展正在重塑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平台是什么?当下的主要研究概念和研究现状如何?平台化对传播学发展带来了哪些新的议题和机会?论文通过梳理有关平台、技术和数字劳动的基本理论概念,整合现有实证研究成果,对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平台社会的相关研究进行审视与反思.论文尝试将平台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来勾连当下传播学的主要议题,从平台作为媒介、技术和资本的三个路径阐发当下平台经济在传播学领域的主要路径.从全球视野看,中国平台经济的发展模式既有其特殊性也有其普遍性,我们要看到当下平台经济研究
【机 构】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传播与新媒体系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媒体与传播系
【基金项目】
:
202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智能技术对平台劳动的影响与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为一种新的互联网技术形态,平台经济的发展正在重塑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平台是什么?当下的主要研究概念和研究现状如何?平台化对传播学发展带来了哪些新的议题和机会?论文通过梳理有关平台、技术和数字劳动的基本理论概念,整合现有实证研究成果,对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平台社会的相关研究进行审视与反思.论文尝试将平台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来勾连当下传播学的主要议题,从平台作为媒介、技术和资本的三个路径阐发当下平台经济在传播学领域的主要路径.从全球视野看,中国平台经济的发展模式既有其特殊性也有其普遍性,我们要看到当下平台经济研究"批判多于建构"的现状,如何有效地将地方情境与全球视野进行结合与对比,拓展平台研究的想象力,是当下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其他文献
民国时期,国民党推动并于执政后主导了新闻记者的组织化,这既是革命年代政治宣传与民众动员的需要,也是建设阶段经由民众组训实现有组织有秩序之社会的制度设计.在国民党与新闻记者公会的关系中,党部高踞指导地位,包括公开的策动组织与隐秘的党团运作.由于国民党自身组织机能的缺陷,以及新闻记者公会的不健全,使得新闻界党团流于形式上的嵌入,无法让新闻记者认同并服膺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也就难以真正实现对新闻界的统化整合.
"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研究"图谱凸现出新闻学视角的偏好与政治学视角的匮乏.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两类主题:一是对特定新闻政策的讨论,二是对某阶段或某时期、某类型新闻政策变迁的审视.当前国内研究呈现:新闻内容管理政策研究多宏观,少数聚焦特定领域政策;媒体经营管理政策研究多历史视角,聚焦特定时期政策;新闻队伍建设政策研究多讨论实践,聚焦论证政策效果;涉外新闻工作政策研究重微观活动,聚焦政策良好作用.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整体变迁研究重阶段性讨论,呈现阶段之间差异."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研究"的未来取向在于:一
人与社交机器人的互动模拟了人际交往的过程,了解人们如何看待社交机器人并与之展开交往互动十分重要.已有社交机器人刻板印象的研究运用传播学经典的媒体等同理论与计算机是社会行动者范式,发现人们会将社交机器人视为社会行动者,并依据人际交往中的刻板印象社会规则对其形成相应的情感态度和行为意愿,由此产生了两类研究取向:一是社交机器人如何顺应刻板印象以更好地服务人类;二是如何通过社交机器人的反刻板印象设计调节人类社会的偏见.爬梳已有研究,可为从媒体等同理论视角考察社交机器人社会行动者角色提供理论与方法上的借鉴,并为探索
当前,社交网络已经成为新闻传播的重要渠道,专业媒体机构的新闻生产从"后台"走向"前台",大量可供观察的网络数据为挖掘媒体的新闻传播模式及规律提供了经验基础.在社会网络视阈下,论文构建了媒体微博账号转发和引用的关系网络,采用指数随机图模型方法,考察影响媒体新闻生产和扩散关系形成的机制.研究发现,媒体同质性与媒介类型、新闻类型、行政区域等媒体属性相关,信息更容易在属性相同的媒体账号之间横向传递;同时,经济和行政因素影响信息在媒体账号之间的流动,在纵向上形成从上游媒体流向下游媒体的"传播流".对社交
知情同意原则作为个人隐私保护领域的基本原则之一,有着丰富的实践历史和内在价值.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原本行之有效的知情同意原则却不断陷入无力的泥淖.审视知情同意实践的整个过程,"知情"环节的鸿沟、"同意"环节的失灵、"执行"环节的未知,各环节的失衡使得知情同意原则在个人隐私保护领域的适用性上饱受质疑.面对这种失衡困境,对知情同意原则进行必要的修正,扭转其在个人隐私保护中的无力与式微势在必行.真实有效的个人隐私保护需要更为科学、平衡的知情同意实践构想,探索真正的知情方略、建立可协商式同意机制
以2011-2019年间的30起欧洲焦点事件为研究对象,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CA)探讨影响此类事件传播热度的关键因素与作用机制.依据"事件-传播"框架,从传播属性、事件属性两个维度分析影响欧洲焦点事件在华传播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组合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欧洲焦点事件在华传播能否取得高传播热度,传播属性维度的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事件属性对应的影响因素则因事件类别的不同产生不同影响,各变量因素之间通过不同实践路径组合,可以形成较为稳定的组合路径.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参加我们这个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国际研讨会.去年,我们曾经计划了好几项国际学术活动,但是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今年都无法实施了.今天这场研讨会,是我们所今年举办的唯一一场涉外学术活动.说巧不巧,我们居然在云端讨论平台、技术与传播.这恐怕也是新冠疫情带来的新景观吧.当下,数字经济是一个重要的、跨学科、跨领域的热门话题.而数字经济的领头羊数字平台,正以无法抗拒的势头重塑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就业形态、媒介使用、文化生产、社会治理,等等.与此同时,数字平台也带来了传播方式和传播实
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分析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北欧报业体制的形成和演化情况.认为政党报纸传统推动了北欧国家对报业的直接干预政策,市场力量导致报纸脱离政党而独立,国家和市场的相互渗透使独立报纸仍然保持政治平行性,基于北欧制度意识形态的媒体信念则给予报纸政治平行和国家干预政策以合法性.北欧报业体制的深层基础在于北欧特殊的国家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的积极关系,同质化的历史文化环境和跨国传播的高文化壁垒是其持续的内外条件,但全球化和新技术发展仍带来长远发展的不确定性.
互联网深度嵌入底层劳动者的生活和生产后,全面重塑了他们的社会网络.论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比较平台家政小时工在常态化和疫情中社会网络(强关系、中间关系、弱关系)的特征及其变迁.研究发现,在常态下互联网技术在生活和生产中的深度使用使流动人口特别是平台劳动者的社会网络呈现两极化特征,强关系更强,弱关系更弱,特别是在城市社会网络中弱关系更表现出解构化的趋势.而在疫情下平台劳动者的弱关系由"人走茶凉"的经济理性关系转变为"买卖不成仁义在"的道义责任,从而成为助其渡过难关的主要资源.研究者需要反思社会网络研究
互联网上涌现出的虚拟社群,往往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既有研究发现,虚拟社群具有"广泛性易得,行动力难寻"和"自主性有余,合法性不足"两项特点,容易导致"围观现象"和"极化效应".但是,通过对卡车司机虚拟社群——卡友驿站的研究发现,构建嵌入性关系、强化社会性激励能够推动其形成组织化的力量,从而跨越虚拟社群组织化的障碍.嵌入性关系的构建,使得驿站平台能够借助社会关系的连带性吸纳机制降低组织扩张成本,借助熟人道德提高施救动机,让卡友"行动不围观".同时,采用社会性激励,能够有效降低集体行动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