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研究中的微观干预和激进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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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文化研究的使命往往和实践或干预分不开。英国文化研究家霍尔(S.Hall)认为文化研究是一种实践,“一种不断思考如何在世界上进行干预的实践,而实践的目的是要改造和发挥实际效用”。(见LawrenceGrossberg.CulturalStudies.NewYork:Routledge,1992,P.286)霍尔提出的干预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参与。这种参与往往采取极端政治的形式,其目的是系统地批判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并密切关注争取社会变革的实际运动。但是近年来极端政治已有所减弱。其原因有二。一是文化研究在学院里安家后被机构化。二是文化研究中出现了后现代的倾向。(RWMcChesney,“IsThereaHopeforCulturalStudies?”MonthyReview,March,1996p.2)
  极端政治的干预虽然减弱了势头,但这没有影响文化研究的政治效用。比如学院里的人文学科和文化研究对受教育者未来的思维和行为都有直接的影响。其次,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教书,著书和公共辩论也能发挥政治作用;他们或者可以投身于制定文化政策,或通过批判来干预文化政策的制定。当然,考虑到学院的限止,文化研究的干预只能是一种有限的干预,或者一种微观的干预。在西方民主社会中微观干预成了实践的主要手段之一。换句话说,干预的形式特定化了,即它总是以一种特定的形式出现,如反种族主义运动,反性别歧视运动,反环境污染等。讨论微观干预,涉及三个问题。第一,微观干预的起源。第二,微观干预的必然性。第三,如何进行微观干预。
  我想从拉克劳和莫芙的《主导影响和社会主义战略:通向激进民主政治之路》(E.LaclauandC.Mouffe,HegemonyandSocialist Strategies:TowardsaRadicalDemocraticPolitics,Verso,1978)来讨论上面三个问题。
  由于受到来自左派和右派的攻击,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生了危机。面对这一危机,拉克劳和莫芙效法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话语理论,仔细分析了社会的社会性。他们反对把社会看成具有历史规律性,进而把社会性(thesocial)看成是不确定的、虚无的。于是他们离开了正统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领导群众寻求历史规律的主张。他们指出“工人阶级”和“群众”之间存在结构上的分裂,因此一种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便无法维持。(Hegemony,p.62)拉克劳和莫芙对工人阶级神话最有力的批判是围绕“代表或表现”和“表达”展开的。
  按照拉克劳和莫芙的观点,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属于代表或表现(representation)的模式,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代表群众的历史利益,因而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他们认为从社会理论和实践上看这是行不通的:尽管工人阶级被看成领导阶级,它其实无法肩负这一领导的使命,因为工人阶级受先锋队(党)和有机知识分子的领导和支配。于是便出现了党代表群众那种权威式的行为。为了克服这一不足,拉克劳和莫芙提出了“表达”(articulation)的理论。他们想用“表达”的模式来打破历史规律的神话进而把一切看成和话语形成一样的偶然和有条件。拉克劳和莫芙写到:
  
  工人阶级能成为主导影响领导并表达自己的民主主张和斗争,但这并不是由于它占有一种先天的特权,而是由于阶级的主动精神。主导影响的主体是阶级的主体,但这只是从某种意义说而已,即,在阶级的基础上主导影响在实践表述中形成。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对的并非是“历史利益”的圆满实现而是一些具体的工人。(P.65)。
  
  在这里,拉克劳和莫芙把葛兰西主导影响形式的“表达实践”推向了极端,因为他们在这一实践中抽掉了单一阶级的独占地位。
  拉克劳和莫芙显然是在变化了的西方社会中对马克思主义发难的。他们指出工人阶级作为领导全社会发动革命的阶级已经消失。在这一点上,他们似乎同情马尔库塞对西方后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悲观推测。马尔库塞在《单面人》里悲观地认为资本力量的无孔不入使任何抵抗都无效。但拉克劳和莫芙不同意马尔库塞的观点。莫芙在《马克思主义和文化解释》这本集子中的《主导影响和新政治主体》就是例证之一。(见CaryNelson.MarxismandCulturalInterpretation.Uni-versityofIllinois,1988)拉克劳和莫芙发难的目标是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完成社会革命的观点;他们对社会变革的信心没有变。不同的是他们把这一变革的使命转移到更大层面上的“阶级”,并想以此来消除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决定论的成分。换句话说,提出社会性,主体以及阶级的不确定性“使主导影响实践变成可能”。(《主导影响》,P.86)主导阶级领导的革命消失后出现的是马尔库塞的“新社会运动”,尽管拉克劳和莫芙认为马尔库塞的“新社会运动”也未免行得通,因为“这种运动和工人阶级对比起来是边缘的、非主流的”,或是因为“这种运动是在工人阶级被资本系统同化后的一种替代性的革命”。(同上)拉克劳和莫芙于是提出:“在发起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上没有特殊的制高点;这一实践的发起取决于通过不同焦点精心勾划的‘集体意识’”。(同上)
  也许,在否定了工人阶级在社会革命中的主导地位后,拉克劳和莫芙扩大了社会革命的机会:每一种表达和主导影响的形成(如生态斗争,反性别歧视斗争和少数民族斗争)都有机会充分发挥和发展。这是说,面对后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化、物质化和技术化及其造成的对大规模社会革命的悲观和对马克思主义有效性的忧虑,拉克劳和莫芙提出了他们的社会主义战略,其宗旨是:社会主义革命应当顾及任何可表达的、可形成主导影响的社会势力和非主流主体。这种观点颇具微观政治的特色。和宏观政治运动相比,微观政治把注意集中在区域的或特定的问题上,而一切又取决于该问题能否得到表达和形成主导影响。
  微观政治并非一种权宜之计,并非是理论家和其他个人的凭空遐想;微观政治产生于后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历史现状。撇开社会和阶级的组合不谈,微观政治的产生根源于先前不曾存在的新的形式的压迫和不断被发现和表达出来的新的不平等。(见C.Mouffe.“Hegemony andNewPoliticalSubjects,”inMarxismandCulturalInterpreta-tion,ed.CaryNelson,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1988)从某种意义上说微观政治主张和运动旨在处理二战以来出现的新对抗。在新的对抗环境中,按照福柯的观点,社会对人体不断增长的微观约束、控制和压制使自然环境问题,性倾向问题发展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便激发了微观干预。应该指出这种干预是以西方自由民主社会为前提的,亦即社会和学术的宽容保证干预的可能,尽管宽容是有限度的。也许更重要的是,给予宽容的权力机关意识到随着学术机关不断将文化研究(文化干预)机构化,这种干预就不可能超出一定的极限。于是文化研究的干预只能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进行。
  但是随着理论家宏论的被摒弃,在狭小范围内发挥效力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当长远的规划和崇高的理想不再有任何吸引力而左派学者们又想要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他们也只有在狭小的范围内活动。由于强震级式的革命(如俄国革命)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以微观形式出现的微观改造便应运而生。事实上,宏观革命——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革命——也同样遭到西方左派理论家的反对,理由是此种革命将导致专制。于是西方文化干预者们(我在此把文化干预与西方左派理论家相提并论原因是西方的文化研究者主张实践并有意识地使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法。)便处于两难境地:他们想坚守马克思主义(憧憬社会主义社会)又想要避免权威式专制的命运;他既要西方民主又要没有专制的社会主义。然而民主和专制之间有一种有趣的联系。拉克劳和莫芙融合C.Lefort的观点(见L’inventiondemocratique,Paris,1981)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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