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主义既有与世界女性话语相通的一面，又有由自己独特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而来的特殊规律，而对这种特殊规律的概括、归纳、总结，只能诉诸于中国本土的社会文本或文学文化文本。孙桂荣博士的专著《性别诉求的多重表达——中国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研究》就是这样一部书。如它的第五章“消费主义的话语挪用：‘后女性主义’”，便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思潮中的“后女性（权）主义”有着极大的不同。在西方女性主义历史语境中，“后女性（权）主义”有两种意涵，一是指西方20世纪60、70年代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以来的女性主义思潮，像卡浮、怀特的《后女权主义》就是以此来指涉自己的研究对象；第二种界定则是西方第二次女权主义高潮之“后”的20世纪80、90以来的女性主义思潮，《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从女权主义到后女权主义——西方女，胜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转型》等著述采用的是这种界定方法。然而《性别诉求的多重表达》一书前言中就开宗明义表明“本章的重点并不是要对西方的诸种“后女性（权）主义”观点做理论译介评说，也不是主要从学理意义上阐释它们对中国女性学界的影响力度，而是借用这一语词，借用西方新近出现的这种女性主义的转向，对中国消费社会的一种‘新’型女性观进行一番理论总结，并探究其在中国消费时代文学与文化中的文本表达”。该书在接下来的论述中用长达40页的篇幅，对林白、陈染、海南等个人化写作中的自恋主义景观，池莉、张欣等市民写作中意识形态、阶级、公众命题的缺席，新生代作家笔下社会意识的黯弱、人物塑造的敞开与遮蔽、价值观的混乱等消费时代的消费主义性别文本形态，做了精雕细镂的逐条分析，在对此进行文本细读与严肃批判的基础上该书对这股消费主义的性别文本形态进行了学理总结，即中国消费时代的“后女性主义”特点之一是“含混”和“暖昧”，话语来源上既可以找到精英女性主义的部分影子，又可以清晰地发现消费文化对之挪用、改写和重新编码的蛛丝马迹；其特点之二是“本土”性和“原创”性，它绝非西方当下后学语境中的“后女性主义”，而是中国现世精神与消费文化，以及传统性别伦理某种程度上“合谋”的产物。这种“从文本到理论”的研究方法，最大限度地逼近了中国当下的文学现实与社会文化现实，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承、衍生、变异及其文本表达进行了严肃与深刻的探讨分析。
　　文本细读的前沿性、开放性在该著中亦表现得十分鲜明。女性文学、女性主义研究给人的感觉往往是在上世纪9 0年代达到了高潮，但到了90年代末、新旧世纪之交便似乎走了“下坡路”，针对60、70年代作家的“个人化写作”“新生代书写”“身体写作”取得了很大成果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随着新世纪的到来，随着“私人化写作”的落潮似乎已难以为继。而在这一层面上，该书表现了可贵的创新与开拓精神，其第八章“走过青春期的性别表述”对以“80后”为主体的在文学产业化大潮中崛起的最新一代写作者笔下的性别表述问题做了系统阐释与梳理，不但从理论上分析了青春文学的独特青年亚文化属性及由此而来的性别倾向性，还结合中国文学实绩分析了“70后”与“80后”之间整体上的青春演变与代际更迭，尤其在接下来的部分对学术界仍少有问津的“80后”文学展开了详尽的性别分析，提出了“‘80后’文学身体写作关键词（轻逸、游移、属我、简约）”、“网络时代的性别偏执”等理论命题，并依次展开了详尽的文本分析，最后以“女陛主义已成往事？”的疑问与追问对这些正在成长中的文学生态进行了部分的学理总结：“与其将这一代写作者的性别立场指认为一种无涉性别政治的守成倾向，倒不如说模糊、游移、暧昧、青涩是其最主要的特征，它使这一代人的写作呈现出了某种前所未有的性别新质：一种轻松、轻盈、轻逸，当然也不无“轻浅”的性别表述原则，正在这一代人的青春书写中悄悄形成。当然，此性别新质只是相对的，登上文坛不久、而自身又存在许多“变数”的他们远未成熟、稳定的写作方式使这种性别表述带上了太多无意识的含混不明的因子，甚至暧昧模糊本身亦成了此性别新质的一部分。这可以说是对青春文学中的性别倾向性进行最新、也最集中的理论言说，该书在此意义上有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