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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是人生最可信赖的伴侣；书，是一剂良药，可以医去愚昧、根除烦恼、明辨是非，可以让人焕然一新。当我的人生阅历越来越丰富时，我对此的感受也越来越深。
30多年前，我不敢想自己会出书，自己的书会有人买、会有人读，还能与别人的书一起摆在书店的书柜里；30年后的今天，我已经有9本书问世了，选入书中的文字也有300多万字了。
我只是一介书生。书生，是个名词，本是个中性词，但在有些人看来，这个称谓却含有贬义。自古就有“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说法，初唐诗人杨炯也留下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诗句，中唐诗人李贺也在诗中发出“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的感慨， 但我却对书生始终充满着敬意，为自己也拥有这个身份而自豪，因为它至少说明我读过一些书，我的大脑也不是空空如也。
“书生”，自然是离不开书的。照我的理解，“书生”，就是以书为生、与书相伴、借书生存的人，就是不读书就没有生存技能、安身立命的本钱都来源于书的人。“书生”，不一定要学富五车，但对书要保持足够的热爱，要有消化吸收书本知识的能力，能让天下的知识为己所用。对我来说，更是如此。我的大半生都与书为伴，我也经历了一个由读者到作者、由读书到出书、由读别人写的书到为别人写书的过程。
我出生于一个十分重视学习的家庭。在三四岁时，我就认识上千个汉字了，因为我的爷爷在我刚会说话时就教我认字。这点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微不足道的“能力”，在当时竟被津津乐道，因为我儿时的玩伴，直到八九岁上学时还不认识字呢，我上学的年龄也要比一般孩子早两年。那时候，爷爷把纸板剪成拇指盖大小，在上面写上毛笔字，然后装在一个大笸箩里，一个一个地教我认。积少成多，我很快就有足以示人的“实力”了。每有亲朋好友来，爷爷都会让我把装字块的笸箩拿过来，当面认字给客人看，颇有几分炫耀的意味，而我每次都没有让爷爷失望，每次都能换来一些廉价的赞语。现在看来，有些赞语可能纯属客套，仅仅是为了让爷爷高兴而已。
我最早接触的书是小人书。那时，我也拥有为数不少、足以让小伙伴们“羡慕嫉妒恨”的小人书。有些小人书的内容，至今还依稀记得且仍有一定的影响。
记得那时家里有很多藏书，但却没有书架，所有的书都放到柜子和吊棚上。这些藏书是幸存下来的，在此之前，更多的藏书在解放初期就被烧掉了。这些“没有问题”的“幸存者”，却有不小的吸引力。表哥表姐或其他亲属到我家里来，都会坐下来翻看。每到这时，我也会坐在他们身边，装模作样地翻书。其实，由于认字极为有限、理解能力很低，很多书我根本看不懂，但我当时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读书是很高雅、很有意义的事。
没想到，在我还没有能力读、期望将来再读的时候，这些原来认为“没有问题”的书也被当成“封资修”的“毒草”，在“文革”初期被付之一炬了。记得当时用这些书连着烧了几大锅开水都还烧不完，这期间有人乘人不备悄悄地“顺走”了好多书，家里人明明看到了，也不敢声张。等到我有能力读书、对读书如饥似渴的时候，竟然没有什么书可读了，我只好偷偷向同学借、向左邻右舍借，不管什么书，一拿到手就读，简直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有些所谓“禁书”，还不敢公开看，只能偷偷摸摸地看。有时候，同学限定我3天归还，我便起早贪黑地看，甚至在上学路上边走边看。那时的我，对书的喜爱超过了任何事物。有一次，我看见有同学有一本成语词典，便喜爱得不得了，从头看到尾还意犹未尽，便在笔记本上一条一条地抄写，但还没等我抄完，人家就催着还了，我只好依依不舍地还给人家，期盼着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拥有一本同样的词典。有了收入之后，我还记挂着此事。后来，在书店里发现了成语词典，我毫不犹豫地买下来，随时带在身边，一页一页地学习。高中毕业同学们分手时，有位同学知道我爱书，就把他自己读过的、已经翻得很旧的小说《青春》送给了我，这本书我珍藏至今。在读高中时，我受一位同学的“蛊惑”，居然不自量力地做起了“作家梦”。为了学习、借鉴别人的写作方法，我有意识地读了不少当代文学作品。有些书，仅仅借着看一看，觉得很不够，就想自己拥有。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迷恋上了写诗。就在那时，我看见书店里在卖一本由下乡知青写的、反映知青生活的诗集《广阔天地进军歌》，便想买下来。当时，我身上只有几毛钱，装了半年都没有花出去一分钱，但这次我却真的“慷慨解囊”了，花了两三毛钱买了回来，反复阅读、揣摩了好几年，我那时写的“诗”也受其影响。有一次，我在书店里看见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征途》（作者郭先红），认为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会有帮助，便想买下来。一看定价，一块两毛五呢！那可是20个鸡蛋的价钱啊！而我家当时一贫如洗，几乎到了揭不开锅的程度，但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咬咬牙买了下来。令我稍感遗憾的是，这部长达三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因为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版的，我读后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对我走文学道路也没有多大帮助。
在四大文学名著中，我最先接触的是《三国演义》，前后读了三四十年，也不知读了多少遍，有些章回的标题都能背下来，像“宴桃源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美髯公千里走单骑，汉寿侯五关斩六将”“诸葛亮智取汉中，曹阿瞒兵退斜谷”都是我熟悉的章节。可惜，我看到的第一本《三国演义》竟然是个残本，后面的几十页都不见了。“欲知后事如何”，却不能“下回分解”，只好让心中的悬念长期“悬挂”起来。有一次，祖父年逾七旬的表弟到我家，我听说老人很有学问，便向他询问书尾的内容，这才了解到“钟会分兵汉中道”和“邓士载偷度阴平”的情节，放下心中的悬念。对《水浒传》，我熟读过多遍，许多描写都熟记于心。《水浒传》的几个版本我家里都有。对《红楼梦》，我读了不止五遍，对里面的人物关系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而对《西游记》我接触很晚，也许是细读的时候年龄已大的关系，我对神话故事已经不感兴趣了。我读的次数最多的书是《东周列国志》，早在读高中时我就借到了这本书，马上就喜欢上了这本书。此书虽然没有四大文学名著那么强的文学性，也不那么生动耐读，但却记载了大量史实。我发现那里面有很多典故，也可以找到很多成语的出处。什么“四大公子”、“四大刺客”（就连他们所刺的对象我也能一一道来：专诸刺王僚、要离刺庆忌、聂政刺侠累、荆轲刺嬴政、“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我都能张口就来。对勾践、夫差、管仲、乐毅、田单、邹忌、范雎、孙膑、庞涓、苏秦、张仪、吴起、廉颇、蔺相如等历史人物的事迹也了如指掌。了解了这些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我对后代诗人在诗中用典，也就大致能够讲出出处了。因为读进去了，我那时说话也有点文绉绉的。后来，有了买书的条件，我不仅买了这本书，而且买了林汉达改写的版本。现在，《东周列国志》依然放在枕边，就在几个月前，我又通读了一遍。不久前，电视剧《芈月传》热播，我能说出哪些是有历史依据的，哪些是编造的，也能搞清故事的来龙去脉，甚至对有些剧情和表述不以为然。熟读《东周列国志》，我的收获还不止于此。30多年前，我就写了七场话剧《晏子》，其中有些内容就取材于《东周列国志》。 因为高中毕业后没有机会参加高考、也没有被推荐上大学的幸运，我在国营农场当了一名农工。在繁重的劳动之余，看书成了我排遣空虚的最佳选择，我也有能力买一点书了，但可惜那时书店的书太少，适合阅读的书则更少。有一次，我在书店里买了叶永烈写的《化学元素漫话》，如获至宝，反复看了许多遍，并在上面勾勾画画，写了许多感想、评论。大概就是受了这本书的影响，在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时，我竟不知天高地厚地将北京大学高分子化学系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但因为我连“政审”这一关都没过，后面的事也就无从谈起了。
好在理想还在，机会还有，只要耕耘就会有收获，只要不放弃就能有机遇，多年的读书、写作经历和永不懈怠的追求，让我借助公开招聘考试的机会成为光明日报记者，让我在30多年里以“舞文弄墨”为业并留下数千篇、数百万字的文字作品，也让我有了出书的基础。
光明日报是以各界知识分子为读者对象的，这个特定的读者群对这张报纸、对这张报纸的编采人员都有比较高的要求。在这个报社当记者，没有深厚的修养、广博的知识、深刻的见解、优良的品质是很难胜任的。所以，我从跨入报社大门开始，就注重学习，博览群书。在我阅读的书籍中，唐诗宋词始终是我的最爱，我也不断从中吸取营养，许多名句常常被我借用，有时甚至因为贴切地引用了古诗而满篇生辉。
在20多年前，看到有些同行出了书，内心很羡慕。这时，也有许多人问我是否出了书，渴望看到我的文集。但我一直缺乏自信，也不像有人那样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很久都没有这样的念头。直到1998年，我才在宁夏人民出版社汤晓芳老师的鼓励下出版了第一本作品选《悠悠我心》。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王晨（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闻讯主动提出为此作序，并很快写出了题为《贺兰山下一支笔》的序言（此文随后在光明日报上刊登）。没想到，这本书居然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至今还有人在找这本书。第一本书的出版，为我提振了信心，两年后，我又出了专门报道文化和文物考古的专集《艺苑飞鸿》，这次，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后来曾担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徐光春欣然作序。又过了两年，我的第一本研究新闻的专集《记者的天空》又问世了，也受到读者的欢迎。有人说他曾把这本书放在床边，看了好几遍。2008年，总字数超过70万字的《这方水土这方人——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庄电一笔下的宁夏》分两册出版，算是我对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一份献礼。
2012年，我同时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我研究新闻业务的《记者的感悟》，书中收录的是我新闻研究的体会和所写的杂文、时评。另一本书是《胜日寻芳——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庄电一踏访神州记》，收录的则是我写外地的稿件，因为此前已出版了《这方水土这方人》，这本书则没有收录宁夏的内容，全部是宁夏以外的内容。这也大体反映了我此前的工作状态：既写驻地，又写外地，走到哪里写到哪里。驻地之外的稿件虽然没有驻地之内的稿件多，但因为我走过许多地方，也写过许多地方，出一本书是绰绰有余了，而最终被我选入书中的只是一小部分。
现在，我头顶“光明日报记者”的“头衔”已经超过30年了，也到了该“总结”一下的时候了。这次，我要同时出版三本书，全面反映宁夏十余年发展变化的《满眼风光》（上下册），刚好与此前出版的《这方水土这方人》相接，比较系统地描绘了宁夏发展的新画卷。而展现我研究采访技巧和写作艺术新收获的《记者的眼力》，则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在深度和广度上又有开掘。《青山明月不曾空》则收入了我40年来所写的诗歌、散文、杂文、时评、小说和各类剧本，也记录了我在文学之路上的探索和心路历程。其中1972年写的《一个新战士的背包》，留下的是我蹒跚学步的影子。
40年来，我写下的文字作品应该有近千万字了，其中在各类报刊发表过的约有500万字，而收入9本书的约有300万字，这些文字让我的人生有了一点充实感。我用大半辈子的时间完成了从读者到作者、从看书到出书的“跨越”。这个“跨越”，对我来说是不轻松的，因为我的理论修养、知识储备、文字能力都很欠缺，所以在有了出书的经历之后，我并没有丝毫的沾沾自喜，我始终没有放弃读书学习，我在更多的时候还是一个读者、一名学生，一个不断从书籍中吮吸营养的婴儿，一个在知识的花丛里不停采撷的蜜蜂，一个对所有有用信息都渴望获得甚至“贪得无厌”的猎食者。
读书学习是一种索取行为，是用别人的知识武装自己，是把别人的财富变成自己的财富，当然这种索取不会妨碍他人，不会侵犯别人的利益，更没有道德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一味地索取而不讲贡献，那可能就有点自私了。蜜蜂采花，是为了酿蜜；黄牛吃草，是为了犁地；人类学习，是为了充实本领，更好地服务社会。我们的学习，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学习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如果看书学习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无助于社会，那么学习的意义也就不大了。而把自己的体会、感悟、研究成果出成书，公之于世，进而让它变成社会财富，那不也是一种贡献吗？
我们也不否认，现在的出版物鱼龙混杂，纯粹为个人目的而出的书、根本没有人理睬的书、完全可以归入文字垃圾的书，还有不小的“存量”。
我自己的几本书，只能算是几碟小菜，都够不上大餐，也无法让人“大快朵颐”，更不能让人在读了之后“余香满口”，但我希望它们还有点味道，还能让人读得下去，至少不会归入“文字垃圾”，不会毒害读者，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伤害。
一个有点追求的书生，就要既能读又能写。对我来说，读，常常是为了写；写，又需要常常读。光读不写，读就缺少了动力和方向；光写不读，头脑里那点资源就会枯竭，最终也将无东西可写，勉强写出来的东西，也会淡而无味。虽然已经进入“高龄”了，所做的一切，也都没有功利目的了，但我还会一如既往地读下去、写下去。
30多年前，我不敢想自己会出书，自己的书会有人买、会有人读，还能与别人的书一起摆在书店的书柜里；30年后的今天，我已经有9本书问世了，选入书中的文字也有300多万字了。
我只是一介书生。书生，是个名词，本是个中性词，但在有些人看来，这个称谓却含有贬义。自古就有“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说法，初唐诗人杨炯也留下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诗句，中唐诗人李贺也在诗中发出“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的感慨， 但我却对书生始终充满着敬意，为自己也拥有这个身份而自豪，因为它至少说明我读过一些书，我的大脑也不是空空如也。
“书生”，自然是离不开书的。照我的理解，“书生”，就是以书为生、与书相伴、借书生存的人，就是不读书就没有生存技能、安身立命的本钱都来源于书的人。“书生”，不一定要学富五车，但对书要保持足够的热爱，要有消化吸收书本知识的能力，能让天下的知识为己所用。对我来说，更是如此。我的大半生都与书为伴，我也经历了一个由读者到作者、由读书到出书、由读别人写的书到为别人写书的过程。
我出生于一个十分重视学习的家庭。在三四岁时，我就认识上千个汉字了，因为我的爷爷在我刚会说话时就教我认字。这点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微不足道的“能力”，在当时竟被津津乐道，因为我儿时的玩伴，直到八九岁上学时还不认识字呢，我上学的年龄也要比一般孩子早两年。那时候，爷爷把纸板剪成拇指盖大小，在上面写上毛笔字，然后装在一个大笸箩里，一个一个地教我认。积少成多，我很快就有足以示人的“实力”了。每有亲朋好友来，爷爷都会让我把装字块的笸箩拿过来，当面认字给客人看，颇有几分炫耀的意味，而我每次都没有让爷爷失望，每次都能换来一些廉价的赞语。现在看来，有些赞语可能纯属客套，仅仅是为了让爷爷高兴而已。
我最早接触的书是小人书。那时，我也拥有为数不少、足以让小伙伴们“羡慕嫉妒恨”的小人书。有些小人书的内容，至今还依稀记得且仍有一定的影响。
记得那时家里有很多藏书，但却没有书架，所有的书都放到柜子和吊棚上。这些藏书是幸存下来的，在此之前，更多的藏书在解放初期就被烧掉了。这些“没有问题”的“幸存者”，却有不小的吸引力。表哥表姐或其他亲属到我家里来，都会坐下来翻看。每到这时，我也会坐在他们身边，装模作样地翻书。其实，由于认字极为有限、理解能力很低，很多书我根本看不懂，但我当时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读书是很高雅、很有意义的事。
没想到，在我还没有能力读、期望将来再读的时候，这些原来认为“没有问题”的书也被当成“封资修”的“毒草”，在“文革”初期被付之一炬了。记得当时用这些书连着烧了几大锅开水都还烧不完，这期间有人乘人不备悄悄地“顺走”了好多书，家里人明明看到了，也不敢声张。等到我有能力读书、对读书如饥似渴的时候，竟然没有什么书可读了，我只好偷偷向同学借、向左邻右舍借，不管什么书，一拿到手就读，简直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有些所谓“禁书”，还不敢公开看，只能偷偷摸摸地看。有时候，同学限定我3天归还，我便起早贪黑地看，甚至在上学路上边走边看。那时的我，对书的喜爱超过了任何事物。有一次，我看见有同学有一本成语词典，便喜爱得不得了，从头看到尾还意犹未尽，便在笔记本上一条一条地抄写，但还没等我抄完，人家就催着还了，我只好依依不舍地还给人家，期盼着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拥有一本同样的词典。有了收入之后，我还记挂着此事。后来，在书店里发现了成语词典，我毫不犹豫地买下来，随时带在身边，一页一页地学习。高中毕业同学们分手时，有位同学知道我爱书，就把他自己读过的、已经翻得很旧的小说《青春》送给了我，这本书我珍藏至今。在读高中时，我受一位同学的“蛊惑”，居然不自量力地做起了“作家梦”。为了学习、借鉴别人的写作方法，我有意识地读了不少当代文学作品。有些书，仅仅借着看一看，觉得很不够，就想自己拥有。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迷恋上了写诗。就在那时，我看见书店里在卖一本由下乡知青写的、反映知青生活的诗集《广阔天地进军歌》，便想买下来。当时，我身上只有几毛钱，装了半年都没有花出去一分钱，但这次我却真的“慷慨解囊”了，花了两三毛钱买了回来，反复阅读、揣摩了好几年，我那时写的“诗”也受其影响。有一次，我在书店里看见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征途》（作者郭先红），认为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会有帮助，便想买下来。一看定价，一块两毛五呢！那可是20个鸡蛋的价钱啊！而我家当时一贫如洗，几乎到了揭不开锅的程度，但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咬咬牙买了下来。令我稍感遗憾的是，这部长达三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因为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版的，我读后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对我走文学道路也没有多大帮助。
在四大文学名著中，我最先接触的是《三国演义》，前后读了三四十年，也不知读了多少遍，有些章回的标题都能背下来，像“宴桃源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美髯公千里走单骑，汉寿侯五关斩六将”“诸葛亮智取汉中，曹阿瞒兵退斜谷”都是我熟悉的章节。可惜，我看到的第一本《三国演义》竟然是个残本，后面的几十页都不见了。“欲知后事如何”，却不能“下回分解”，只好让心中的悬念长期“悬挂”起来。有一次，祖父年逾七旬的表弟到我家，我听说老人很有学问，便向他询问书尾的内容，这才了解到“钟会分兵汉中道”和“邓士载偷度阴平”的情节，放下心中的悬念。对《水浒传》，我熟读过多遍，许多描写都熟记于心。《水浒传》的几个版本我家里都有。对《红楼梦》，我读了不止五遍，对里面的人物关系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而对《西游记》我接触很晚，也许是细读的时候年龄已大的关系，我对神话故事已经不感兴趣了。我读的次数最多的书是《东周列国志》，早在读高中时我就借到了这本书，马上就喜欢上了这本书。此书虽然没有四大文学名著那么强的文学性，也不那么生动耐读，但却记载了大量史实。我发现那里面有很多典故，也可以找到很多成语的出处。什么“四大公子”、“四大刺客”（就连他们所刺的对象我也能一一道来：专诸刺王僚、要离刺庆忌、聂政刺侠累、荆轲刺嬴政、“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我都能张口就来。对勾践、夫差、管仲、乐毅、田单、邹忌、范雎、孙膑、庞涓、苏秦、张仪、吴起、廉颇、蔺相如等历史人物的事迹也了如指掌。了解了这些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我对后代诗人在诗中用典，也就大致能够讲出出处了。因为读进去了，我那时说话也有点文绉绉的。后来，有了买书的条件，我不仅买了这本书，而且买了林汉达改写的版本。现在，《东周列国志》依然放在枕边，就在几个月前，我又通读了一遍。不久前，电视剧《芈月传》热播，我能说出哪些是有历史依据的，哪些是编造的，也能搞清故事的来龙去脉，甚至对有些剧情和表述不以为然。熟读《东周列国志》，我的收获还不止于此。30多年前，我就写了七场话剧《晏子》，其中有些内容就取材于《东周列国志》。 因为高中毕业后没有机会参加高考、也没有被推荐上大学的幸运，我在国营农场当了一名农工。在繁重的劳动之余，看书成了我排遣空虚的最佳选择，我也有能力买一点书了，但可惜那时书店的书太少，适合阅读的书则更少。有一次，我在书店里买了叶永烈写的《化学元素漫话》，如获至宝，反复看了许多遍，并在上面勾勾画画，写了许多感想、评论。大概就是受了这本书的影响，在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时，我竟不知天高地厚地将北京大学高分子化学系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但因为我连“政审”这一关都没过，后面的事也就无从谈起了。
好在理想还在，机会还有，只要耕耘就会有收获，只要不放弃就能有机遇，多年的读书、写作经历和永不懈怠的追求，让我借助公开招聘考试的机会成为光明日报记者，让我在30多年里以“舞文弄墨”为业并留下数千篇、数百万字的文字作品，也让我有了出书的基础。
光明日报是以各界知识分子为读者对象的，这个特定的读者群对这张报纸、对这张报纸的编采人员都有比较高的要求。在这个报社当记者，没有深厚的修养、广博的知识、深刻的见解、优良的品质是很难胜任的。所以，我从跨入报社大门开始，就注重学习，博览群书。在我阅读的书籍中，唐诗宋词始终是我的最爱，我也不断从中吸取营养，许多名句常常被我借用，有时甚至因为贴切地引用了古诗而满篇生辉。
在20多年前，看到有些同行出了书，内心很羡慕。这时，也有许多人问我是否出了书，渴望看到我的文集。但我一直缺乏自信，也不像有人那样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很久都没有这样的念头。直到1998年，我才在宁夏人民出版社汤晓芳老师的鼓励下出版了第一本作品选《悠悠我心》。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王晨（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闻讯主动提出为此作序，并很快写出了题为《贺兰山下一支笔》的序言（此文随后在光明日报上刊登）。没想到，这本书居然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至今还有人在找这本书。第一本书的出版，为我提振了信心，两年后，我又出了专门报道文化和文物考古的专集《艺苑飞鸿》，这次，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后来曾担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徐光春欣然作序。又过了两年，我的第一本研究新闻的专集《记者的天空》又问世了，也受到读者的欢迎。有人说他曾把这本书放在床边，看了好几遍。2008年，总字数超过70万字的《这方水土这方人——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庄电一笔下的宁夏》分两册出版，算是我对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一份献礼。
2012年，我同时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我研究新闻业务的《记者的感悟》，书中收录的是我新闻研究的体会和所写的杂文、时评。另一本书是《胜日寻芳——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庄电一踏访神州记》，收录的则是我写外地的稿件，因为此前已出版了《这方水土这方人》，这本书则没有收录宁夏的内容，全部是宁夏以外的内容。这也大体反映了我此前的工作状态：既写驻地，又写外地，走到哪里写到哪里。驻地之外的稿件虽然没有驻地之内的稿件多，但因为我走过许多地方，也写过许多地方，出一本书是绰绰有余了，而最终被我选入书中的只是一小部分。
现在，我头顶“光明日报记者”的“头衔”已经超过30年了，也到了该“总结”一下的时候了。这次，我要同时出版三本书，全面反映宁夏十余年发展变化的《满眼风光》（上下册），刚好与此前出版的《这方水土这方人》相接，比较系统地描绘了宁夏发展的新画卷。而展现我研究采访技巧和写作艺术新收获的《记者的眼力》，则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在深度和广度上又有开掘。《青山明月不曾空》则收入了我40年来所写的诗歌、散文、杂文、时评、小说和各类剧本，也记录了我在文学之路上的探索和心路历程。其中1972年写的《一个新战士的背包》，留下的是我蹒跚学步的影子。
40年来，我写下的文字作品应该有近千万字了，其中在各类报刊发表过的约有500万字，而收入9本书的约有300万字，这些文字让我的人生有了一点充实感。我用大半辈子的时间完成了从读者到作者、从看书到出书的“跨越”。这个“跨越”，对我来说是不轻松的，因为我的理论修养、知识储备、文字能力都很欠缺，所以在有了出书的经历之后，我并没有丝毫的沾沾自喜，我始终没有放弃读书学习，我在更多的时候还是一个读者、一名学生，一个不断从书籍中吮吸营养的婴儿，一个在知识的花丛里不停采撷的蜜蜂，一个对所有有用信息都渴望获得甚至“贪得无厌”的猎食者。
读书学习是一种索取行为，是用别人的知识武装自己，是把别人的财富变成自己的财富，当然这种索取不会妨碍他人，不会侵犯别人的利益，更没有道德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一味地索取而不讲贡献，那可能就有点自私了。蜜蜂采花，是为了酿蜜；黄牛吃草，是为了犁地；人类学习，是为了充实本领，更好地服务社会。我们的学习，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学习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如果看书学习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无助于社会，那么学习的意义也就不大了。而把自己的体会、感悟、研究成果出成书，公之于世，进而让它变成社会财富，那不也是一种贡献吗？
我们也不否认，现在的出版物鱼龙混杂，纯粹为个人目的而出的书、根本没有人理睬的书、完全可以归入文字垃圾的书，还有不小的“存量”。
我自己的几本书，只能算是几碟小菜，都够不上大餐，也无法让人“大快朵颐”，更不能让人在读了之后“余香满口”，但我希望它们还有点味道，还能让人读得下去，至少不会归入“文字垃圾”，不会毒害读者，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伤害。
一个有点追求的书生，就要既能读又能写。对我来说，读，常常是为了写；写，又需要常常读。光读不写，读就缺少了动力和方向；光写不读，头脑里那点资源就会枯竭，最终也将无东西可写，勉强写出来的东西，也会淡而无味。虽然已经进入“高龄”了，所做的一切，也都没有功利目的了，但我还会一如既往地读下去、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