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是人生最可信赖的伴侣;书,是一剂良药,可以医去愚昧、根除烦恼、明辨是非,可以让人焕然一新。当我的人生阅历越来越丰富时,我对此的感受也越来越深。
30多年前,我不敢想自己会出书,自己的书会有人买、会有人读,还能与别人的书一起摆在书店的书柜里;30年后的今天,我已经有9本书问世了,选入书中的文字也有300多万字了。
我只是一介书生。书生,是个名词,本是个中性词,但在有些人看来,这个称谓却含有贬义。自古就有“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说法,初唐诗人杨炯也留下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诗句,中唐诗人李贺也在诗中发出“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的感慨, 但我却对书生始终充满着敬意,为自己也拥有这个身份而自豪,因为它至少说明我读过一些书,我的大脑也不是空空如也。
“书生”,自然是离不开书的。照我的理解,“书生”,就是以书为生、与书相伴、借书生存的人,就是不读书就没有生存技能、安身立命的本钱都来源于书的人。“书生”,不一定要学富五车,但对书要保持足够的热爱,要有消化吸收书本知识的能力,能让天下的知识为己所用。对我来说,更是如此。我的大半生都与书为伴,我也经历了一个由读者到作者、由读书到出书、由读别人写的书到为别人写书的过程。
我出生于一个十分重视学习的家庭。在三四岁时,我就认识上千个汉字了,因为我的爷爷在我刚会说话时就教我认字。这点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微不足道的“能力”,在当时竟被津津乐道,因为我儿时的玩伴,直到八九岁上学时还不认识字呢,我上学的年龄也要比一般孩子早两年。那时候,爷爷把纸板剪成拇指盖大小,在上面写上毛笔字,然后装在一个大笸箩里,一个一个地教我认。积少成多,我很快就有足以示人的“实力”了。每有亲朋好友来,爷爷都会让我把装字块的笸箩拿过来,当面认字给客人看,颇有几分炫耀的意味,而我每次都没有让爷爷失望,每次都能换来一些廉价的赞语。现在看来,有些赞语可能纯属客套,仅仅是为了让爷爷高兴而已。
我最早接触的书是小人书。那时,我也拥有为数不少、足以让小伙伴们“羡慕嫉妒恨”的小人书。有些小人书的内容,至今还依稀记得且仍有一定的影响。
记得那时家里有很多藏书,但却没有书架,所有的书都放到柜子和吊棚上。这些藏书是幸存下来的,在此之前,更多的藏书在解放初期就被烧掉了。这些“没有问题”的“幸存者”,却有不小的吸引力。表哥表姐或其他亲属到我家里来,都会坐下来翻看。每到这时,我也会坐在他们身边,装模作样地翻书。其实,由于认字极为有限、理解能力很低,很多书我根本看不懂,但我当时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读书是很高雅、很有意义的事。
没想到,在我还没有能力读、期望将来再读的时候,这些原来认为“没有问题”的书也被当成“封资修”的“毒草”,在“文革”初期被付之一炬了。记得当时用这些书连着烧了几大锅开水都还烧不完,这期间有人乘人不备悄悄地“顺走”了好多书,家里人明明看到了,也不敢声张。等到我有能力读书、对读书如饥似渴的时候,竟然没有什么书可读了,我只好偷偷向同学借、向左邻右舍借,不管什么书,一拿到手就读,简直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有些所谓“禁书”,还不敢公开看,只能偷偷摸摸地看。有时候,同学限定我3天归还,我便起早贪黑地看,甚至在上学路上边走边看。那时的我,对书的喜爱超过了任何事物。有一次,我看见有同学有一本成语词典,便喜爱得不得了,从头看到尾还意犹未尽,便在笔记本上一条一条地抄写,但还没等我抄完,人家就催着还了,我只好依依不舍地还给人家,期盼着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拥有一本同样的词典。有了收入之后,我还记挂着此事。后来,在书店里发现了成语词典,我毫不犹豫地买下来,随时带在身边,一页一页地学习。高中毕业同学们分手时,有位同学知道我爱书,就把他自己读过的、已经翻得很旧的小说《青春》送给了我,这本书我珍藏至今。在读高中时,我受一位同学的“蛊惑”,居然不自量力地做起了“作家梦”。为了学习、借鉴别人的写作方法,我有意识地读了不少当代文学作品。有些书,仅仅借着看一看,觉得很不够,就想自己拥有。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迷恋上了写诗。就在那时,我看见书店里在卖一本由下乡知青写的、反映知青生活的诗集《广阔天地进军歌》,便想买下来。当时,我身上只有几毛钱,装了半年都没有花出去一分钱,但这次我却真的“慷慨解囊”了,花了两三毛钱买了回来,反复阅读、揣摩了好几年,我那时写的“诗”也受其影响。有一次,我在书店里看见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征途》(作者郭先红),认为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会有帮助,便想买下来。一看定价,一块两毛五呢!那可是20个鸡蛋的价钱啊!而我家当时一贫如洗,几乎到了揭不开锅的程度,但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咬咬牙买了下来。令我稍感遗憾的是,这部长达三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因为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版的,我读后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对我走文学道路也没有多大帮助。
在四大文学名著中,我最先接触的是《三国演义》,前后读了三四十年,也不知读了多少遍,有些章回的标题都能背下来,像“宴桃源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美髯公千里走单骑,汉寿侯五关斩六将”“诸葛亮智取汉中,曹阿瞒兵退斜谷”都是我熟悉的章节。可惜,我看到的第一本《三国演义》竟然是个残本,后面的几十页都不见了。“欲知后事如何”,却不能“下回分解”,只好让心中的悬念长期“悬挂”起来。有一次,祖父年逾七旬的表弟到我家,我听说老人很有学问,便向他询问书尾的内容,这才了解到“钟会分兵汉中道”和“邓士载偷度阴平”的情节,放下心中的悬念。对《水浒传》,我熟读过多遍,许多描写都熟记于心。《水浒传》的几个版本我家里都有。对《红楼梦》,我读了不止五遍,对里面的人物关系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而对《西游记》我接触很晚,也许是细读的时候年龄已大的关系,我对神话故事已经不感兴趣了。我读的次数最多的书是《东周列国志》,早在读高中时我就借到了这本书,马上就喜欢上了这本书。此书虽然没有四大文学名著那么强的文学性,也不那么生动耐读,但却记载了大量史实。我发现那里面有很多典故,也可以找到很多成语的出处。什么“四大公子”、“四大刺客”(就连他们所刺的对象我也能一一道来:专诸刺王僚、要离刺庆忌、聂政刺侠累、荆轲刺嬴政、“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我都能张口就来。对勾践、夫差、管仲、乐毅、田单、邹忌、范雎、孙膑、庞涓、苏秦、张仪、吴起、廉颇、蔺相如等历史人物的事迹也了如指掌。了解了这些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我对后代诗人在诗中用典,也就大致能够讲出出处了。因为读进去了,我那时说话也有点文绉绉的。后来,有了买书的条件,我不仅买了这本书,而且买了林汉达改写的版本。现在,《东周列国志》依然放在枕边,就在几个月前,我又通读了一遍。不久前,电视剧《芈月传》热播,我能说出哪些是有历史依据的,哪些是编造的,也能搞清故事的来龙去脉,甚至对有些剧情和表述不以为然。熟读《东周列国志》,我的收获还不止于此。30多年前,我就写了七场话剧《晏子》,其中有些内容就取材于《东周列国志》。 因为高中毕业后没有机会参加高考、也没有被推荐上大学的幸运,我在国营农场当了一名农工。在繁重的劳动之余,看书成了我排遣空虚的最佳选择,我也有能力买一点书了,但可惜那时书店的书太少,适合阅读的书则更少。有一次,我在书店里买了叶永烈写的《化学元素漫话》,如获至宝,反复看了许多遍,并在上面勾勾画画,写了许多感想、评论。大概就是受了这本书的影响,在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时,我竟不知天高地厚地将北京大学高分子化学系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但因为我连“政审”这一关都没过,后面的事也就无从谈起了。
好在理想还在,机会还有,只要耕耘就会有收获,只要不放弃就能有机遇,多年的读书、写作经历和永不懈怠的追求,让我借助公开招聘考试的机会成为光明日报记者,让我在30多年里以“舞文弄墨”为业并留下数千篇、数百万字的文字作品,也让我有了出书的基础。
光明日报是以各界知识分子为读者对象的,这个特定的读者群对这张报纸、对这张报纸的编采人员都有比较高的要求。在这个报社当记者,没有深厚的修养、广博的知识、深刻的见解、优良的品质是很难胜任的。所以,我从跨入报社大门开始,就注重学习,博览群书。在我阅读的书籍中,唐诗宋词始终是我的最爱,我也不断从中吸取营养,许多名句常常被我借用,有时甚至因为贴切地引用了古诗而满篇生辉。
在20多年前,看到有些同行出了书,内心很羡慕。这时,也有许多人问我是否出了书,渴望看到我的文集。但我一直缺乏自信,也不像有人那样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很久都没有这样的念头。直到1998年,我才在宁夏人民出版社汤晓芳老师的鼓励下出版了第一本作品选《悠悠我心》。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王晨(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闻讯主动提出为此作序,并很快写出了题为《贺兰山下一支笔》的序言(此文随后在光明日报上刊登)。没想到,这本书居然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至今还有人在找这本书。第一本书的出版,为我提振了信心,两年后,我又出了专门报道文化和文物考古的专集《艺苑飞鸿》,这次,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后来曾担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徐光春欣然作序。又过了两年,我的第一本研究新闻的专集《记者的天空》又问世了,也受到读者的欢迎。有人说他曾把这本书放在床边,看了好几遍。2008年,总字数超过70万字的《这方水土这方人——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庄电一笔下的宁夏》分两册出版,算是我对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一份献礼。
2012年,我同时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我研究新闻业务的《记者的感悟》,书中收录的是我新闻研究的体会和所写的杂文、时评。另一本书是《胜日寻芳——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庄电一踏访神州记》,收录的则是我写外地的稿件,因为此前已出版了《这方水土这方人》,这本书则没有收录宁夏的内容,全部是宁夏以外的内容。这也大体反映了我此前的工作状态:既写驻地,又写外地,走到哪里写到哪里。驻地之外的稿件虽然没有驻地之内的稿件多,但因为我走过许多地方,也写过许多地方,出一本书是绰绰有余了,而最终被我选入书中的只是一小部分。
现在,我头顶“光明日报记者”的“头衔”已经超过30年了,也到了该“总结”一下的时候了。这次,我要同时出版三本书,全面反映宁夏十余年发展变化的《满眼风光》(上下册),刚好与此前出版的《这方水土这方人》相接,比较系统地描绘了宁夏发展的新画卷。而展现我研究采访技巧和写作艺术新收获的《记者的眼力》,则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在深度和广度上又有开掘。《青山明月不曾空》则收入了我40年来所写的诗歌、散文、杂文、时评、小说和各类剧本,也记录了我在文学之路上的探索和心路历程。其中1972年写的《一个新战士的背包》,留下的是我蹒跚学步的影子。
40年来,我写下的文字作品应该有近千万字了,其中在各类报刊发表过的约有500万字,而收入9本书的约有300万字,这些文字让我的人生有了一点充实感。我用大半辈子的时间完成了从读者到作者、从看书到出书的“跨越”。这个“跨越”,对我来说是不轻松的,因为我的理论修养、知识储备、文字能力都很欠缺,所以在有了出书的经历之后,我并没有丝毫的沾沾自喜,我始终没有放弃读书学习,我在更多的时候还是一个读者、一名学生,一个不断从书籍中吮吸营养的婴儿,一个在知识的花丛里不停采撷的蜜蜂,一个对所有有用信息都渴望获得甚至“贪得无厌”的猎食者。
读书学习是一种索取行为,是用别人的知识武装自己,是把别人的财富变成自己的财富,当然这种索取不会妨碍他人,不会侵犯别人的利益,更没有道德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一味地索取而不讲贡献,那可能就有点自私了。蜜蜂采花,是为了酿蜜;黄牛吃草,是为了犁地;人类学习,是为了充实本领,更好地服务社会。我们的学习,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学习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如果看书学习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无助于社会,那么学习的意义也就不大了。而把自己的体会、感悟、研究成果出成书,公之于世,进而让它变成社会财富,那不也是一种贡献吗?
我们也不否认,现在的出版物鱼龙混杂,纯粹为个人目的而出的书、根本没有人理睬的书、完全可以归入文字垃圾的书,还有不小的“存量”。
我自己的几本书,只能算是几碟小菜,都够不上大餐,也无法让人“大快朵颐”,更不能让人在读了之后“余香满口”,但我希望它们还有点味道,还能让人读得下去,至少不会归入“文字垃圾”,不会毒害读者,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伤害。
一个有点追求的书生,就要既能读又能写。对我来说,读,常常是为了写;写,又需要常常读。光读不写,读就缺少了动力和方向;光写不读,头脑里那点资源就会枯竭,最终也将无东西可写,勉强写出来的东西,也会淡而无味。虽然已经进入“高龄”了,所做的一切,也都没有功利目的了,但我还会一如既往地读下去、写下去。
30多年前,我不敢想自己会出书,自己的书会有人买、会有人读,还能与别人的书一起摆在书店的书柜里;30年后的今天,我已经有9本书问世了,选入书中的文字也有300多万字了。
我只是一介书生。书生,是个名词,本是个中性词,但在有些人看来,这个称谓却含有贬义。自古就有“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说法,初唐诗人杨炯也留下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诗句,中唐诗人李贺也在诗中发出“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的感慨, 但我却对书生始终充满着敬意,为自己也拥有这个身份而自豪,因为它至少说明我读过一些书,我的大脑也不是空空如也。
“书生”,自然是离不开书的。照我的理解,“书生”,就是以书为生、与书相伴、借书生存的人,就是不读书就没有生存技能、安身立命的本钱都来源于书的人。“书生”,不一定要学富五车,但对书要保持足够的热爱,要有消化吸收书本知识的能力,能让天下的知识为己所用。对我来说,更是如此。我的大半生都与书为伴,我也经历了一个由读者到作者、由读书到出书、由读别人写的书到为别人写书的过程。
我出生于一个十分重视学习的家庭。在三四岁时,我就认识上千个汉字了,因为我的爷爷在我刚会说话时就教我认字。这点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微不足道的“能力”,在当时竟被津津乐道,因为我儿时的玩伴,直到八九岁上学时还不认识字呢,我上学的年龄也要比一般孩子早两年。那时候,爷爷把纸板剪成拇指盖大小,在上面写上毛笔字,然后装在一个大笸箩里,一个一个地教我认。积少成多,我很快就有足以示人的“实力”了。每有亲朋好友来,爷爷都会让我把装字块的笸箩拿过来,当面认字给客人看,颇有几分炫耀的意味,而我每次都没有让爷爷失望,每次都能换来一些廉价的赞语。现在看来,有些赞语可能纯属客套,仅仅是为了让爷爷高兴而已。
我最早接触的书是小人书。那时,我也拥有为数不少、足以让小伙伴们“羡慕嫉妒恨”的小人书。有些小人书的内容,至今还依稀记得且仍有一定的影响。
记得那时家里有很多藏书,但却没有书架,所有的书都放到柜子和吊棚上。这些藏书是幸存下来的,在此之前,更多的藏书在解放初期就被烧掉了。这些“没有问题”的“幸存者”,却有不小的吸引力。表哥表姐或其他亲属到我家里来,都会坐下来翻看。每到这时,我也会坐在他们身边,装模作样地翻书。其实,由于认字极为有限、理解能力很低,很多书我根本看不懂,但我当时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读书是很高雅、很有意义的事。
没想到,在我还没有能力读、期望将来再读的时候,这些原来认为“没有问题”的书也被当成“封资修”的“毒草”,在“文革”初期被付之一炬了。记得当时用这些书连着烧了几大锅开水都还烧不完,这期间有人乘人不备悄悄地“顺走”了好多书,家里人明明看到了,也不敢声张。等到我有能力读书、对读书如饥似渴的时候,竟然没有什么书可读了,我只好偷偷向同学借、向左邻右舍借,不管什么书,一拿到手就读,简直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有些所谓“禁书”,还不敢公开看,只能偷偷摸摸地看。有时候,同学限定我3天归还,我便起早贪黑地看,甚至在上学路上边走边看。那时的我,对书的喜爱超过了任何事物。有一次,我看见有同学有一本成语词典,便喜爱得不得了,从头看到尾还意犹未尽,便在笔记本上一条一条地抄写,但还没等我抄完,人家就催着还了,我只好依依不舍地还给人家,期盼着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拥有一本同样的词典。有了收入之后,我还记挂着此事。后来,在书店里发现了成语词典,我毫不犹豫地买下来,随时带在身边,一页一页地学习。高中毕业同学们分手时,有位同学知道我爱书,就把他自己读过的、已经翻得很旧的小说《青春》送给了我,这本书我珍藏至今。在读高中时,我受一位同学的“蛊惑”,居然不自量力地做起了“作家梦”。为了学习、借鉴别人的写作方法,我有意识地读了不少当代文学作品。有些书,仅仅借着看一看,觉得很不够,就想自己拥有。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迷恋上了写诗。就在那时,我看见书店里在卖一本由下乡知青写的、反映知青生活的诗集《广阔天地进军歌》,便想买下来。当时,我身上只有几毛钱,装了半年都没有花出去一分钱,但这次我却真的“慷慨解囊”了,花了两三毛钱买了回来,反复阅读、揣摩了好几年,我那时写的“诗”也受其影响。有一次,我在书店里看见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征途》(作者郭先红),认为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会有帮助,便想买下来。一看定价,一块两毛五呢!那可是20个鸡蛋的价钱啊!而我家当时一贫如洗,几乎到了揭不开锅的程度,但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咬咬牙买了下来。令我稍感遗憾的是,这部长达三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因为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版的,我读后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对我走文学道路也没有多大帮助。
在四大文学名著中,我最先接触的是《三国演义》,前后读了三四十年,也不知读了多少遍,有些章回的标题都能背下来,像“宴桃源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美髯公千里走单骑,汉寿侯五关斩六将”“诸葛亮智取汉中,曹阿瞒兵退斜谷”都是我熟悉的章节。可惜,我看到的第一本《三国演义》竟然是个残本,后面的几十页都不见了。“欲知后事如何”,却不能“下回分解”,只好让心中的悬念长期“悬挂”起来。有一次,祖父年逾七旬的表弟到我家,我听说老人很有学问,便向他询问书尾的内容,这才了解到“钟会分兵汉中道”和“邓士载偷度阴平”的情节,放下心中的悬念。对《水浒传》,我熟读过多遍,许多描写都熟记于心。《水浒传》的几个版本我家里都有。对《红楼梦》,我读了不止五遍,对里面的人物关系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而对《西游记》我接触很晚,也许是细读的时候年龄已大的关系,我对神话故事已经不感兴趣了。我读的次数最多的书是《东周列国志》,早在读高中时我就借到了这本书,马上就喜欢上了这本书。此书虽然没有四大文学名著那么强的文学性,也不那么生动耐读,但却记载了大量史实。我发现那里面有很多典故,也可以找到很多成语的出处。什么“四大公子”、“四大刺客”(就连他们所刺的对象我也能一一道来:专诸刺王僚、要离刺庆忌、聂政刺侠累、荆轲刺嬴政、“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我都能张口就来。对勾践、夫差、管仲、乐毅、田单、邹忌、范雎、孙膑、庞涓、苏秦、张仪、吴起、廉颇、蔺相如等历史人物的事迹也了如指掌。了解了这些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我对后代诗人在诗中用典,也就大致能够讲出出处了。因为读进去了,我那时说话也有点文绉绉的。后来,有了买书的条件,我不仅买了这本书,而且买了林汉达改写的版本。现在,《东周列国志》依然放在枕边,就在几个月前,我又通读了一遍。不久前,电视剧《芈月传》热播,我能说出哪些是有历史依据的,哪些是编造的,也能搞清故事的来龙去脉,甚至对有些剧情和表述不以为然。熟读《东周列国志》,我的收获还不止于此。30多年前,我就写了七场话剧《晏子》,其中有些内容就取材于《东周列国志》。 因为高中毕业后没有机会参加高考、也没有被推荐上大学的幸运,我在国营农场当了一名农工。在繁重的劳动之余,看书成了我排遣空虚的最佳选择,我也有能力买一点书了,但可惜那时书店的书太少,适合阅读的书则更少。有一次,我在书店里买了叶永烈写的《化学元素漫话》,如获至宝,反复看了许多遍,并在上面勾勾画画,写了许多感想、评论。大概就是受了这本书的影响,在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时,我竟不知天高地厚地将北京大学高分子化学系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但因为我连“政审”这一关都没过,后面的事也就无从谈起了。
好在理想还在,机会还有,只要耕耘就会有收获,只要不放弃就能有机遇,多年的读书、写作经历和永不懈怠的追求,让我借助公开招聘考试的机会成为光明日报记者,让我在30多年里以“舞文弄墨”为业并留下数千篇、数百万字的文字作品,也让我有了出书的基础。
光明日报是以各界知识分子为读者对象的,这个特定的读者群对这张报纸、对这张报纸的编采人员都有比较高的要求。在这个报社当记者,没有深厚的修养、广博的知识、深刻的见解、优良的品质是很难胜任的。所以,我从跨入报社大门开始,就注重学习,博览群书。在我阅读的书籍中,唐诗宋词始终是我的最爱,我也不断从中吸取营养,许多名句常常被我借用,有时甚至因为贴切地引用了古诗而满篇生辉。
在20多年前,看到有些同行出了书,内心很羡慕。这时,也有许多人问我是否出了书,渴望看到我的文集。但我一直缺乏自信,也不像有人那样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很久都没有这样的念头。直到1998年,我才在宁夏人民出版社汤晓芳老师的鼓励下出版了第一本作品选《悠悠我心》。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王晨(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闻讯主动提出为此作序,并很快写出了题为《贺兰山下一支笔》的序言(此文随后在光明日报上刊登)。没想到,这本书居然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至今还有人在找这本书。第一本书的出版,为我提振了信心,两年后,我又出了专门报道文化和文物考古的专集《艺苑飞鸿》,这次,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后来曾担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徐光春欣然作序。又过了两年,我的第一本研究新闻的专集《记者的天空》又问世了,也受到读者的欢迎。有人说他曾把这本书放在床边,看了好几遍。2008年,总字数超过70万字的《这方水土这方人——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庄电一笔下的宁夏》分两册出版,算是我对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一份献礼。
2012年,我同时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我研究新闻业务的《记者的感悟》,书中收录的是我新闻研究的体会和所写的杂文、时评。另一本书是《胜日寻芳——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庄电一踏访神州记》,收录的则是我写外地的稿件,因为此前已出版了《这方水土这方人》,这本书则没有收录宁夏的内容,全部是宁夏以外的内容。这也大体反映了我此前的工作状态:既写驻地,又写外地,走到哪里写到哪里。驻地之外的稿件虽然没有驻地之内的稿件多,但因为我走过许多地方,也写过许多地方,出一本书是绰绰有余了,而最终被我选入书中的只是一小部分。
现在,我头顶“光明日报记者”的“头衔”已经超过30年了,也到了该“总结”一下的时候了。这次,我要同时出版三本书,全面反映宁夏十余年发展变化的《满眼风光》(上下册),刚好与此前出版的《这方水土这方人》相接,比较系统地描绘了宁夏发展的新画卷。而展现我研究采访技巧和写作艺术新收获的《记者的眼力》,则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在深度和广度上又有开掘。《青山明月不曾空》则收入了我40年来所写的诗歌、散文、杂文、时评、小说和各类剧本,也记录了我在文学之路上的探索和心路历程。其中1972年写的《一个新战士的背包》,留下的是我蹒跚学步的影子。
40年来,我写下的文字作品应该有近千万字了,其中在各类报刊发表过的约有500万字,而收入9本书的约有300万字,这些文字让我的人生有了一点充实感。我用大半辈子的时间完成了从读者到作者、从看书到出书的“跨越”。这个“跨越”,对我来说是不轻松的,因为我的理论修养、知识储备、文字能力都很欠缺,所以在有了出书的经历之后,我并没有丝毫的沾沾自喜,我始终没有放弃读书学习,我在更多的时候还是一个读者、一名学生,一个不断从书籍中吮吸营养的婴儿,一个在知识的花丛里不停采撷的蜜蜂,一个对所有有用信息都渴望获得甚至“贪得无厌”的猎食者。
读书学习是一种索取行为,是用别人的知识武装自己,是把别人的财富变成自己的财富,当然这种索取不会妨碍他人,不会侵犯别人的利益,更没有道德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一味地索取而不讲贡献,那可能就有点自私了。蜜蜂采花,是为了酿蜜;黄牛吃草,是为了犁地;人类学习,是为了充实本领,更好地服务社会。我们的学习,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学习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如果看书学习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无助于社会,那么学习的意义也就不大了。而把自己的体会、感悟、研究成果出成书,公之于世,进而让它变成社会财富,那不也是一种贡献吗?
我们也不否认,现在的出版物鱼龙混杂,纯粹为个人目的而出的书、根本没有人理睬的书、完全可以归入文字垃圾的书,还有不小的“存量”。
我自己的几本书,只能算是几碟小菜,都够不上大餐,也无法让人“大快朵颐”,更不能让人在读了之后“余香满口”,但我希望它们还有点味道,还能让人读得下去,至少不会归入“文字垃圾”,不会毒害读者,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伤害。
一个有点追求的书生,就要既能读又能写。对我来说,读,常常是为了写;写,又需要常常读。光读不写,读就缺少了动力和方向;光写不读,头脑里那点资源就会枯竭,最终也将无东西可写,勉强写出来的东西,也会淡而无味。虽然已经进入“高龄”了,所做的一切,也都没有功利目的了,但我还会一如既往地读下去、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