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初一学生孟秀来说，等待考试排名，就像等待一场判决。
　　 上学期，孟秀的成绩是全班第一名。一直以来，他就是班里学习最好的孩子，也是最听话的孩子，老师喜欢他，爸爸妈妈也视他为骄傲。至于“学习压力”，那原本就平等地落在每个学生头上，不管怎样，他是第一名。
　　 孟秀说不清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痛苦，这痛苦几乎侵入了他的每一寸肌肤。可他无论如何尝试倾诉，都只换来劝慰和鼓励。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压力，早已经越过了能够承受的极限，在学校里的每一天都是折磨。
　　 孟秀就读于全市最好的初中，这所学校奉行应试教育：学生们每一天、每一周、每一个月都需要考试。而每逢考试，他就紧张得心跳加速、头晕，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自己写的答案全错。
　　 说出那句“不想上学”，是孟秀最艰难的决定。
　　 那天是父亲的生日，也是妇女节，母亲买了蛋糕，炒了两个菜，想给儿子一个温馨的夜晚。孟秀放松下来，准备和父母讲讲心里话。他告诉父母，他很怕考试，这让他难受到无法上学了。他记得父母坐在自己的对面，他们哄着自己说：“你是学生，你的任务就是学习。”
　　 那晚，自己的班主任也被父母请了过来，在老师的威严面前，除了点头，孟秀做不出其他动作。在他的理解里，班主任一条一条地列出上学的必要性，背后隐藏着一个不可更改的答案：孟秀必须上学。
　　 “他们觉得一切似乎只是学习的问题，他们只在乎学习。”孟秀说。他觉得，家长和老师，其实根本没明白他的感受。
　　 他们都觉得他是学习压力大，或者稍稍理解，他的压力比其他人都大，他们不懂，其实他根本就是在深渊里。
　　 孟秀妈妈记得，初一开学不久，儿子几次在家里大哭，说心里烦得很。可每次发泄完压力，他又会默默地拿起书本，成绩从未下滑过。这让妈妈觉得很心疼，想方设法带他下馆子，看电影，唱KTV，“怎么也要帮他减轻点压力。”
　　 可对孟秀来说，很多压力就是来自妈妈。
　　 他随口说出一段回忆，小升初考试结束后，妈妈带着他逛商场，想让他放松。可不知怎么，妈妈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别的家长已经晒出来孩子录取的喜报。他还没有，妈妈以为他没考中，在商场里面突然发火，当着人踢他：别人都考上了，为什么你没考上？你是不是都在假努力？
　　 其实，他考了一个很优异的成绩，两千人中，他也在前几名。
　　 第二天早上，孟秀走出房门，在沙发上静静地坐着。父母远远看着他，不敢吭声，似乎在等待他的决定。一瞬间，这个14岁的男孩大哭着跑回房间，又从房间里走出来，告诉父母：“我上学去。”之后，他穿着拖鞋冲出家里，爬上六楼楼道的窗台上，想要往下跳。
　　 妈妈死死抓住儿子，语无伦次地喊他，妈妈同意你休学了，你先休学吧。
　　 孟秀的爸爸，冷眼站在一边，说出口的是嘲讽：他是故意的，就让他跳。
　　 一直到后来，爸爸都没能理解，学生苦，哪个学生不苦？怎么偏偏自己的儿子遇到困难就往回缩。
　　
　　
　　 郭彤妈妈反复回忆的“那一天”，开始于一个从学校打到妈妈手机上的电话，老师说，郭彤在学校身体不舒服，让她来赶紧接女儿。老师边说着，女儿就自己拿过电话，亲口说：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很难受、很难受。
　　 听到这句话时，郭彤妈妈正在开车，她把车停在了路边。从脚尖到手指，她突然不能动了。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兜头笼罩过来。
　　 这个电话打过来的前两周，郭彤几次在家里哭闹，要求父母送自己去看心理咨询。
　　 他们去了本市一所精神咨询诊所。走廊里，郭彤妈妈呆呆地坐着，听见一墙之隔的屋子里女儿大哭的声音，仿佛女儿在说，她想自杀。
　　 中途，咨询师开门出去，女儿还在里边哭。咨询师告诉郭彤的父母，孩子情况危险，建议送到精神专科医院就诊。
　　 那天晚上，郭彤被医院确诊为“重度抑郁”，医生建议她住院六周。当时，郭彤的父母已经震惊得没了感觉，他们不了解什么是“重度抑郁”，但他们坚决无法接受孩子近两个月不上课——“天就塌了”。在他们对抑郁症模糊的了解里，封闭，远离人群，病只会越来越重，何况还有最重要的前途……最后，他们给孩子拿了一盒抗抑郁的药——“舍曲林”，哄着她休息两周，随后返校。
　　 他们以为，或者说，他们祈祷着，在药物和同学陪伴的帮助下，女儿会好起来。
　　 却终于，才刚刚返校，女儿在电话里告诉她，真的坚持不了了。
　　 郭彤见到女儿的那一刻，看着女儿那样绝望的样子，她就明白了，女儿说的是真的。
　　 郭彤回了家。
　　 陪伴女儿的日子里，郭彤妈妈一直在想为什么走到这一天。不是没有线索，每一个画面却在事后才清晰起來：女儿一直抗拒上学。上初二以后，女儿曾在穿过马路时，说出自己不想上学的愿望。望着马路对面的校门口，郭彤妈妈一口回绝。女儿眼圈变红了，却不再回嘴。
　　 随后，哪怕本该休闲放松的事情，女儿也似乎失去了积极性。比如，女儿原来十分期待每个周末的羽毛球课。可后来有几次，临上课前，她帮郭彤梳起辫子时，女儿的表情就会无端变得失落，央求自己取消羽毛球课。郭彤妈妈气恼，摸不着头脑，但也顺着女儿。她劝自己说，这个年龄的女儿青春叛逆，心里藏事，父母应当尊重，给空间，不多问。
　　 郭彤的诊断结果显示，拖延至重度抑郁，那种痛苦早已越过这个孩子的身心极限。她就这样沉默着坚持了很久，她发出的每一个信号，爸爸妈妈都没接收到。
　　 想到这一点，郭彤的妈妈总会心如刀绞。
　　
　　
　　 青少年抑郁援助者邹峰接受采访时说，每个抑郁症患儿家长都担心孩子的未来，可家长往往不知道，孩子自己其实更担心，只是不想说，不敢说。 　　 2019年，邹峰参与组织了一次青少年抑郁群体亲子营活动。孩子依次自我介绍，一个女孩微笑着宣布，自己将在20岁生日那天自杀。邹峰愣了一下，不知道如何接话，另外两位孩子接过话筒，附和着自己也有一套自杀的计划，只不过没有确定哪一天。
　　 邹峰当时问女孩：如果在20岁之前，有一个特别优秀的男孩追求你，你会改变你的计划吗？女孩回答，他们追求是他们的事情，我自杀是我的事情。
　　 邹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但他一直记得这个女孩。直到女孩20岁生日的那一天，邹峰看到女孩在群里自嘲：我还是下不去手。后来，邹峰慢慢了解到，女孩說想要自杀，恐怕是因为以为只有自杀，才可以解决对未来的恐惧——父母都是高知，只有她休学数年。关于未来，她已经没有别的答案可找。
　　 在3年的心理援助经历中，邹峰感受到，病中的孩子急切地需要一个容许自己正常生活的环境。在现实世界，孩子们始终在寻找着那间屋子。
　　 然而，对很多孩子来说，那间屋子总是不知道在哪里。
　　
　　
　　 郭彤妈妈把女儿从学校接回来那天，郭彤一下子倒在床上，背对着自己看起了手机。帮女儿关上房门后，郭彤妈妈盯着房间，发现她刚出去，里面的人就开始鼓捣，一会坐起来，一会躺下，不知道在做什么。她一进去女儿又不动弹了。
　　 郭彤妈妈忍不住打开门，质问女儿，你到底有没有病？
　　 郭彤情绪一下子暴发，走到客厅里，开始历数父母从小对自己的伤害，情绪渐渐失控。当天晚上，女儿冲出家门，坐到了楼道里的窗台上，牢牢盯着地面，像在考虑跳不跳下去。把女儿抱回来以后，郭彤妈妈再不敢再提上学的事。
　　 女儿不上学以后，郭彤妈妈这么形容她的感受：“天都塌了。”女儿在家的第一个月，郭彤妈妈一直盯着班级群大小消息，包括哪个孩子被老师提醒穿校服，她都记得。随后，疫情爆发，郭彤妈妈每天按照群里的要求打印讲义、作业，到女儿房间外一板一眼告知网课安排。在她固执的想象里，女儿正像一个普通学生那样在生活。
　　 房间那头始终没有回音。
　　 为了寻求帮助，郭彤妈妈加入了一个由家长组成的线上微信社群，很快成为群主。她发现，群里的近500名家长每天发上千条信息，历数孩子的“不正常”：“孩子不做作业、日夜颠倒、不洗澡、不出门……那他以后怎么办？”没有人能够给出回答。
　　 一个工作日的下午，郭彤妈妈忍不住推开女儿房门看，女儿正在睡觉。她质问女儿为什么不上网课，女儿说自己头痛。她想戳穿女儿，带她穿戴好开车去医院，期待女儿半路上能和自己解释一下。但女儿一句话都不说，最终，她没等来那句解释，也没有真的去医院。最后，调头回家，一路沉默。
　　 好在后来，情况慢慢改观，后来，郭彤去了一家私立学校，从新学期开学第一天起，郭彤每天给母亲打电话至少一次，每次至少一小时。对郭彤来说，这所国际高中充满挑战，她时常失去信心，隔着听筒流泪。
　　 有一次，学校保安破例打开校门，郭彤冲进母亲怀里。还有一次，郭彤一定要请父母吃午饭，转身去食堂打包外卖。郭彤妈妈从人群里看到，女儿的肩膀上似乎同时绑着几件外套，这是流行的穿法，但又显得潦草。女儿刚刚走出食堂门口，四处张望着。郭彤妈妈一阵心酸，之前觉得女儿在家里总和自己作对，此刻才意识到她也一直在被迫成长。女儿走后，她和丈夫舍不得浪费心意，在学校对面的公交车站寻了一块空地，坐下来把饭吃了。
　　 过了两个月，郭彤每隔几星期给家里打一次电话，她不再为疾病烦恼，融入了同龄人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