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茶为国饮，从最早的发现茶，加工茶，依次从药用、食用到饮用，以及茶文化精神内涵的升华和传播，茶始终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距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佛教，为公元五世纪古印度释迦牟尼创造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于东汉时期流入中国，在南北朝时期达到兴盛阶段，并成为统治者用来平定时局稳定民心的思想指导，在这个时期佛教文化得到大力发展，甚至有诗载“南朝四百八十四，多少楼台风雨中”。唐朝是我国经济、文化的繁荣鼎盛时期，唐人《封氏见闻录》有“茶道大兴，王公朝土无不饮者”的记载，而佛教教义主张圆通包容，能与其它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在唐朝时期佛教与茶文化得以迅速融合及迅猛发展，陆羽的《茶经》和《自传》里就有僧人饮茶的记载，而1987年4月3日，法门寺地宫的打开，大量做工精致且美妙绝伦的金银、琉璃等宫廷茶器伴随着珍贵无比的佛指骨舍利的出土，更让我们了解了当时佛教茶文化的昌盛。
寺院农祥文化的兴盛
农禅是中国佛教禅宗寺院赖以生存的农耕生活文化和农业经济基础，《百丈清规》中记载“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寺院通过皇家赏赐馈赠等获得土地，不用上缴国家税收，且寺院大都远离都市和政治中心，少了纷争和战乱，寺院得以“农禅并举”，广泛种植茶田，采茶制茶，并不时举行大型的施茶活动，而僧人与寺院在事茶中的不断总结积累又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进步。
自古名寺出名茶，诸如四川雅安的蒙顶山茶，便是由西汉的妙济大师“携灵茗之种，植于五峰之中”种植了七株茶树，享有“仙茶”之誉;福建武夷山出产的名茶“武夷岩茶”，以寺院的采制最为得法;近年来随着各地佛教文化和茶禅文化的兴起，在贵州贵定阳宝山的莲花寺便有1997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亲题的“佛茶”;在安顺平坝万华禅院的莲花山上亦有僧人亲植的一小片老茶园。有许多寺院僧人所产的茶更是成为历代皇家贡茶，民间不得享用。
僧人禅定解乏凝神之物
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茶苦而寒，最能降火温饮则火因寒气而下降，热饮则茶借火气而升散，又兼解酒食之毒，使人神思爽，不昏不睡，此茶之功也。”坐禅，是佛教修持的主要方法之一，坐禅要求僧人息虑凝心，究明心性，从而达到了悟自心，本来清净的境界。僧人入定的时间较长，容易散乱和昏睡，茶叶性淡而俭，醒脑提神，既能防止磕睡和昏沉：又能够清除虚火，涤荡身心，去除疲劳，对于坐禅修行有着很大的帮助，同时茶汤清淡净洁，符合佛教寂静淡泊，抑欲忌荤的理念。这也是茶与佛教文化兴盛不衰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佛教文化与茶文化融汇贯通
韩金科等《从法门寺出土文物看茶文化与佛教》一文中认为“从法门寺的特殊地位和佛指骨舍利在唐代佛教发展中的特殊意义看，从地宫出土的反映唐宫廷茶文化的配套茶具看：佛教和茶文化在这里达到高度的统一，而这一统一的背后是封建帝王对佛教和茶文化的同时需要;茶文化和佛教在唐代社会文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这两种文化之所以能结合、圆融的内在原因在于共同承认个人的“修养”“克己”“俭约”“精勤”是成佛为圣的必由之路，而封建帝王也以此为其美德增色，因而佛骨（佛教象征）、茶、皇（封建国家的化身）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茶文化是一种像茶叶一样有很强的亲和能力的中和性文化。
品茶，强调放下，心无挂碍地体会一杯茶从投茶到品茗的美好感知，放下心里的荣辱、得失、悲喜，放下每天的繁杂，放松身心，观照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不必患得患失，瞻前顾后，讓自己融入淡淡的茶香中，通过品茶来品味人生。茶文化里蕴含着中国人在道德、伦理、宗教、艺术等诸方面的人文理念，因此，饮茶不单纯是为了解渴，它已经升华为人们对某种精神境界的追求。“禅”亦是要求人们通过静虑，从平凡的小事中去领悟大道。可见禅茶一味，都是让我们从吃饭、睡觉、喝茶等日常中平凡的小事中去体悟生活。
佛教禅茶文化的发展和传播 据《封氏见闻录》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效仿。遂成风俗。”在古代，宫廷茶事因为器皿和茶品珍稀，难以在民间流传，可见当时的寺院茶事对民间饮茶风俗的引导和传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宋朝时期，余杭径山寺经常举行“茶宴”和“斗茶”活动，这些都有助于当时民间饮茶习俗的普及。百丈怀嗨和尚创立了《百丈清规》后更是对寺院的茶礼茶仪做了详细的要求，引得四海邻国时常派遣使者参访学习，这些寺院持续不断的茶事活动，对提高茶的品饮技法，传播品饮习俗，规范品饮礼仪等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禅茶文化流传海外
南宋晚期，日本派遣大量僧人入宋学习禅宗，在继承了禅门法脉的同时，也把茶道和茶树一起带了回去。日本最澄法师和日本空海法师便相继带回了不少茶籽，分种各地寺院。荣西禅师对佛学造诣颇深，把带回的茶籽亲自种植于福冈西南的肥前脊振山，并写下著名的《吃茶养身记》，大力提倡吃茶养生，日本的吃茶风气也逐渐兴盛起来。在日本室町时期，幕府足利将军更是以收藏了大量“唐物”作为权利和财富的象征，还雇佣了专业的幕僚团队为其编撰《君台观左右帐记》用以记录唐物的品评和鉴赏，对日本的审美体系构建也有了基础的影响，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战国武将亦热衷于收藏唐物，并因此流传了一系列抢夺、购买的传奇故事。直至今日，日本亦将茶文化作为国粹以及女子修习身心必备之术。
寺院农祥文化的兴盛
农禅是中国佛教禅宗寺院赖以生存的农耕生活文化和农业经济基础，《百丈清规》中记载“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寺院通过皇家赏赐馈赠等获得土地，不用上缴国家税收，且寺院大都远离都市和政治中心，少了纷争和战乱，寺院得以“农禅并举”，广泛种植茶田，采茶制茶，并不时举行大型的施茶活动，而僧人与寺院在事茶中的不断总结积累又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进步。
自古名寺出名茶，诸如四川雅安的蒙顶山茶，便是由西汉的妙济大师“携灵茗之种，植于五峰之中”种植了七株茶树，享有“仙茶”之誉;福建武夷山出产的名茶“武夷岩茶”，以寺院的采制最为得法;近年来随着各地佛教文化和茶禅文化的兴起，在贵州贵定阳宝山的莲花寺便有1997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亲题的“佛茶”;在安顺平坝万华禅院的莲花山上亦有僧人亲植的一小片老茶园。有许多寺院僧人所产的茶更是成为历代皇家贡茶，民间不得享用。
僧人禅定解乏凝神之物
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茶苦而寒，最能降火温饮则火因寒气而下降，热饮则茶借火气而升散，又兼解酒食之毒，使人神思爽，不昏不睡，此茶之功也。”坐禅，是佛教修持的主要方法之一，坐禅要求僧人息虑凝心，究明心性，从而达到了悟自心，本来清净的境界。僧人入定的时间较长，容易散乱和昏睡，茶叶性淡而俭，醒脑提神，既能防止磕睡和昏沉：又能够清除虚火，涤荡身心，去除疲劳，对于坐禅修行有着很大的帮助，同时茶汤清淡净洁，符合佛教寂静淡泊，抑欲忌荤的理念。这也是茶与佛教文化兴盛不衰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佛教文化与茶文化融汇贯通
韩金科等《从法门寺出土文物看茶文化与佛教》一文中认为“从法门寺的特殊地位和佛指骨舍利在唐代佛教发展中的特殊意义看，从地宫出土的反映唐宫廷茶文化的配套茶具看：佛教和茶文化在这里达到高度的统一，而这一统一的背后是封建帝王对佛教和茶文化的同时需要;茶文化和佛教在唐代社会文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这两种文化之所以能结合、圆融的内在原因在于共同承认个人的“修养”“克己”“俭约”“精勤”是成佛为圣的必由之路，而封建帝王也以此为其美德增色，因而佛骨（佛教象征）、茶、皇（封建国家的化身）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茶文化是一种像茶叶一样有很强的亲和能力的中和性文化。
品茶，强调放下，心无挂碍地体会一杯茶从投茶到品茗的美好感知，放下心里的荣辱、得失、悲喜，放下每天的繁杂，放松身心，观照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不必患得患失，瞻前顾后，讓自己融入淡淡的茶香中，通过品茶来品味人生。茶文化里蕴含着中国人在道德、伦理、宗教、艺术等诸方面的人文理念，因此，饮茶不单纯是为了解渴，它已经升华为人们对某种精神境界的追求。“禅”亦是要求人们通过静虑，从平凡的小事中去领悟大道。可见禅茶一味，都是让我们从吃饭、睡觉、喝茶等日常中平凡的小事中去体悟生活。
佛教禅茶文化的发展和传播 据《封氏见闻录》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效仿。遂成风俗。”在古代，宫廷茶事因为器皿和茶品珍稀，难以在民间流传，可见当时的寺院茶事对民间饮茶风俗的引导和传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宋朝时期，余杭径山寺经常举行“茶宴”和“斗茶”活动，这些都有助于当时民间饮茶习俗的普及。百丈怀嗨和尚创立了《百丈清规》后更是对寺院的茶礼茶仪做了详细的要求，引得四海邻国时常派遣使者参访学习，这些寺院持续不断的茶事活动，对提高茶的品饮技法，传播品饮习俗，规范品饮礼仪等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禅茶文化流传海外
南宋晚期，日本派遣大量僧人入宋学习禅宗，在继承了禅门法脉的同时，也把茶道和茶树一起带了回去。日本最澄法师和日本空海法师便相继带回了不少茶籽，分种各地寺院。荣西禅师对佛学造诣颇深，把带回的茶籽亲自种植于福冈西南的肥前脊振山，并写下著名的《吃茶养身记》，大力提倡吃茶养生，日本的吃茶风气也逐渐兴盛起来。在日本室町时期，幕府足利将军更是以收藏了大量“唐物”作为权利和财富的象征，还雇佣了专业的幕僚团队为其编撰《君台观左右帐记》用以记录唐物的品评和鉴赏，对日本的审美体系构建也有了基础的影响，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战国武将亦热衷于收藏唐物，并因此流传了一系列抢夺、购买的传奇故事。直至今日，日本亦将茶文化作为国粹以及女子修习身心必备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