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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能想到，这样一个民间藏馆内，收藏着众多在国际收藏界中堪称一流的官窑瓷器。而更难得的是，这些官窑瓷器全部来自海外民间。
虽然多次拜访过“天物馆”，但是每次前来都有不同的收获。天物馆展厅面积不大，件件精品，且每隔一段时间，馆长钱伟鹏都会对展览藏品进行调整。因此，每次来参观总能见到一些新的馆藏珍品。
谈起“天物馆”的创办，钱伟鹏回忆的是近几年的收藏经历。“最好的机遇是2008年，那时候欧美市场一片恐慌，由于对未来走势毫无把握，不少机构都以底价急于抛售收藏的艺术珍品。比如有一件成化斗彩天字罐，我曾经建议朋友买下来，当时拍卖价才30万英镑，而现在300万英镑卖家都不肯卖了。当时世界经济一片恐慌，只有中国有钱，但可惜的是，很少有中国藏家当时认识到这个机遇。”
在钱伟鹏看来，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几番风云变幻，西方收藏界正渐渐从危机中缓过神来，2008年那样恐慌性质的抛售“盛况”很难再出现。但如今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不明，海内外收藏界的价格阶梯差距仍然存在。更重要的是，随着2005年以来中国艺术投资市场的崛起，尤其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中国经济的“坚挺”，如今中国在国际艺术品收藏市场话语权正逐渐加强，这就使得去海外“抄底”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利润空间。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才有了容纳回归文物的“天物馆”的诞生。
任公职，寻回国家宝物
钱伟鹏出生于江苏扬州，早年曾在扬州文物商店工作，此后便与文物古玩结下了终生之缘。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家文物局在英国伦敦设立了专门的办事机构，用来搜寻和征集失散海外的中国文物。之所以设在英国，是因为当时在英国的中国流失文物最多，同时伦敦也是世界上中国艺术品最大的集散地之一。由于在工作和专业上的突出成绩，钱伟鹏作为首批外派文物专家派驻海外进行考察，一方面了解国外的文物市场行情，指导国内市场；另一方面指导国内文物的外销及有计划地为国家回购珍稀文物。在英国工作期间，钱伟鹏四处奔波，寻回了大批填补国内收藏界空白的珍贵文物，现保存于上海博物馆的春秋早期的青铜瑰宝“子仲姜”盘以及六件改写中国陶瓷史的元代珐琅彩瓷（一说为元代五彩瓷）等器物就是当年通过钱伟鹏的努力回归祖国的。
“子仲姜”盘出土于山西，是国家文物局一直追踪的流失国宝之一。据钱伟鹏回忆，1994年时，他从某藏家处得知了“子仲姜”盘的下落，原来早年流失的国宝几经辗转后，被香港太阳集团总裁叶肇夫先生收藏。了解此情况后，钱伟鹏便与国家文物局穆星星先生等一行人赶赴香港。“见到此盘后，大家都觉得很震撼。‘子仲姜’盘为春秋早期（东周）的青铜重器，器高18厘米，口径45厘米，重12.4公斤。在盘壁两侧有高耸的立耳，其外侧饰有云纹。盘的前后各攀一条曲角形的龙，龙首耸出盘沿，作探视状，龙身躬背曲体似欲跃入盘内水中。盘的中心为一带有头冠的雄性水鸟，边上为四条鱼，外圈为四只头上无冠的雌性水鸟，造型生动。盘内底还铸有浮雕的鱼、龟、蛙等水生动物，鱼为七条一周，龟、蛙为相间排列，此种饰法极具春秋早期的特色。工艺精湛，铸造技术非常复杂。此盘最奇妙之处在于，盘内的水生动物皆可360度原地转动，这在‘三代’青铜器中仅见，是独一无二的孤品。在盘的内壁铸有一篇6行32字的铭文，铭文大意是说，在六月的辛亥这一天，晋国太师为其夫人子仲姜作了这件精美硕大的青铜盘，并希望其子孙能将此盘永远传用下去。整篇铭文文字精炼简要，书体工整，是学术价值极高的史料。”钱伟鹏介绍。于是，钱伟鹏便将此情况向国家文物局做了汇报。国家文物局立即派遣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和副馆长汪庆正赶赴香港，做进一步确认。“马馆长看了子仲姜盘后，激动得一夜没睡着觉，叶肇夫还请马馆长为此盘写了个跋。”钱伟鹏说。在钱伟鹏的联系和牵线下，爱国企业家叶肇夫于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际，将这件珍贵的国宝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此后十多年，一直静静地陈列于上海博物馆青铜馆中，向每位参观者展示中华文明的伟大。
私收藏，拓展藏家眼界
尽管钱伟鹏与文物古玩打交道已有三十余年，但据他介绍，真正开始个人收藏却是始于1997年。“1997年8月，我在国家文物局的工作期满后，决定继续留在英国，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和收藏之路，完全投身于艺术品市场，并通过各种方式积极促成流失海外的国宝回归祖国，直到2008年之后，我的工作重心才逐渐转移到国内。”
十余年来，经钱伟鹏之手回流国内的珍贵文物多达数万件之多，其中包括故宫的明代绿色琉璃瓦麒麟、反映八国联军侵华的明信片、元代青花瓷、明弘治官窑甜白釉&清康熙官窑后加五彩高士图纹碗、清乾隆黄地珐琅彩大吉瓶、清乾隆御制粉彩万花献瑞大葫芦瓶、古书《乾隆起居录》（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无一不是令人振奋的国宝珍品。钱伟鹏说：“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而文物古迹是文化的载体，文物上附着古老的文明和人文精神，通过这些文物，才能了解那些时代的各种信息。”
在钱伟鹏无数次的成功收购海外遗珍的历程中，“清乾隆黄地珐琅彩子孙万代大吉瓶”的收藏经历尤为经典，该瓶填补了乾隆时期大件珐琅彩瓷的器种，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已知的唯一一件同类尺寸和造型的存世孤品。据钱伟鹏介绍，香港蘇富比2005年秋拍前夕，他在翻阅拍卖图录时被一件三十多厘米高的葫芦瓶吸引，该瓶底款已被磨去，只隐见双圈，当时香港苏富比给此瓶定名为“清雍正黄地粉彩瓶”。“凭借多年的实战经验并结合史料文献，我认定此瓶应为‘清乾隆黄地珐琅彩瓶’，在此之前，纽约苏富比曾以1.26亿元的天价拍卖过类似的珐琅彩瓷，于是我觉得机会来了，为了不引起旁人的注意，我委托朋友出面竞拍，最终仅以320万元的价格将其购得，拍卖行的失误给了国宝一个重回祖国怀抱的绝好机会。”钱伟鹏说。
至于底款为何会被磨去的问题，钱伟鹏认为，在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后，大批宫中宝物散失到民间，慈禧返京后朝廷曾下诏要将流出清宫的珍宝收回，如果发现有藏匿不交的就要杀头，因此，该瓶持有者就想出了磨去底款的办法，因无帝王年号款，即使被查出，也不会治罪。据了解，此瓶曾于1956年在美国一场拍卖会上出现，并由以色列驻美大使收藏，直至2003年，此瓶又在美国纽约多尔拍卖行出现，被低价拍出后，在2005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上再次现身。 自2008年钱伟鹏回国后，先后发起并成立了北京光华路5号艺术馆、天物馆和艺术品基金。自2010年至今，天物馆已从海内外收购了1200余件珍贵文物，其中主要以中国历代瓷器珍品收藏为主，尤其是对宋代名窑瓷，元代青花瓷，永乐、宣德、成化官窑瓷，康熙、雍正、乾隆官窑瓷的集中收藏。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钱伟鹏认为，在中国各个文物艺术品门类中，瓷器是最具有世界性的艺术品。“中国的瓷器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并且已经经过了西方数百年的认识、了解和追捧。瓷器的艺术性强，工艺难度大，品种繁多，集书法、绘画、雕塑等复杂工艺于一身，曾经引领世界的最高科技。”
对于近年来国内艺术品市场书画板块气氛火爆，而瓷器古董板块相对冷清的现象，钱伟鹏认为原因有三，一是国内艺术品收藏者跟风现象较为严重，对艺术品的文化艺术内涵缺乏深入的了解；二是中国瓷器话语权始终在境外，很多顶级的瓷器珍品依然在国外；三是西方对于中国书画的了解和研究相对有限，而对瓷器的研究则非常深入。“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瓷器在艺术品市场中始终占据非常重要地位，由于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文物始终保持单向流动，只向国外输出，因此，到目前为止极品的瓷器始终在境外，所以中国瓷器的成交记录往往是在海外拍场诞生的，今后相当一段时期，瓷器艺术品的主战场依然在海外，但是华人的参与度与以往相比，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
钱伟鹏说，一个好的收藏者要善于发现机会，在收藏意识上领先于大众。“明代早期的官窑瓷器一直是天物馆的收藏重点之一，目前仅永、宣官窑瓷器就已经有大几十件了。现在明代官窑瓷器的价格虽然较前几年有了显著提升，但整体上仍然处于被低估的状态，未来还有很大的增值潜力。而清三代官窑的价格已被炒得很高了，很难再有增值空间。虽然永乐和宣德两朝在明代历史上一共只有短短32年，但在这32年时间里，却发生了明代最重要的5件大事：编永乐大典、迁都北京、疏浚运河、郑和下西洋、建紫禁城。所以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我记得曾经有一张1917年的内务府清单，上面写有：明万历五彩瓶750大洋，乾隆粉彩碗20大洋，可见在当时明代官窑之珍贵。”
前不久，扬州博物馆经过精心策划，推出了“流光溢彩”馆藏明清瓷器精品展，观者如潮。一同展出的还有一件来自民间收藏的全世界仅有两件的“清乾隆 御制粉彩万花献瑞大葫芦瓶”。此器品相虽略有破损，但婉约雅致、釉彩妍美多姿，洋溢出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彰显出乾隆时期大清帝国的繁荣与统治者追求绚丽、完美的审美喜好，也见证了清宫御瓷的辉煌。雍、乾二朝之彩瓷在艺术表现风格上更多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文人画技法，以画为稿从事彩瓷临摹创作，尤其是宫廷造办处辖下的御窑厂画师们，在帝王的审美取向下，以瓷代纸，在花鸟纹饰上多受恽南田、蒋廷锡、邹一桂等宫廷画家的影响，展现了皇家的富贵高雅之气。
据钱伟鹏介绍，此瓶为“放山居”旧藏，原为一对，是为乾隆皇帝祝寿而特意烧制的“生日礼物”，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圆明园后，此瓶便被带到了英国，直到十年前的一场拍卖会上再度现身。“1860年英军司令格兰特将一批劫掠的圆明园珍宝打包运往英国，后被‘放山居’主人阿尔弗雷得·莫里森收藏。在十年前的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这对大葫芦瓶终于亮相拍场。这件品相较好的被某浙商高价拍下，而另一件破损比较严重，被国外藏家竞得，现收藏于美国。几年后，因该浙商企业资金周转出现问题，将此瓶转手于另一藏家。前年，它的新‘主人’也遭遇资金周转问题，想要出手此瓶。于是我便联合了几位热爱艺术品收藏的企业家，共同出资，以1000万元的价格将其买下。”钱伟鹏说。
对于未来的规划，钱伟鹏说他希望能将天物馆打造成最顶级的博物馆，为广大文物爱好者提供最专业、最权威的研究服务平台，同时他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参与进来，促成更多的流失国宝回归祖国。
（本文作者系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研究员）
虽然多次拜访过“天物馆”，但是每次前来都有不同的收获。天物馆展厅面积不大，件件精品，且每隔一段时间，馆长钱伟鹏都会对展览藏品进行调整。因此，每次来参观总能见到一些新的馆藏珍品。
谈起“天物馆”的创办，钱伟鹏回忆的是近几年的收藏经历。“最好的机遇是2008年，那时候欧美市场一片恐慌，由于对未来走势毫无把握，不少机构都以底价急于抛售收藏的艺术珍品。比如有一件成化斗彩天字罐，我曾经建议朋友买下来，当时拍卖价才30万英镑，而现在300万英镑卖家都不肯卖了。当时世界经济一片恐慌，只有中国有钱，但可惜的是，很少有中国藏家当时认识到这个机遇。”
在钱伟鹏看来，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几番风云变幻，西方收藏界正渐渐从危机中缓过神来，2008年那样恐慌性质的抛售“盛况”很难再出现。但如今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不明，海内外收藏界的价格阶梯差距仍然存在。更重要的是，随着2005年以来中国艺术投资市场的崛起，尤其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中国经济的“坚挺”，如今中国在国际艺术品收藏市场话语权正逐渐加强，这就使得去海外“抄底”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利润空间。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才有了容纳回归文物的“天物馆”的诞生。
任公职，寻回国家宝物
钱伟鹏出生于江苏扬州，早年曾在扬州文物商店工作，此后便与文物古玩结下了终生之缘。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家文物局在英国伦敦设立了专门的办事机构，用来搜寻和征集失散海外的中国文物。之所以设在英国，是因为当时在英国的中国流失文物最多，同时伦敦也是世界上中国艺术品最大的集散地之一。由于在工作和专业上的突出成绩，钱伟鹏作为首批外派文物专家派驻海外进行考察，一方面了解国外的文物市场行情，指导国内市场；另一方面指导国内文物的外销及有计划地为国家回购珍稀文物。在英国工作期间，钱伟鹏四处奔波，寻回了大批填补国内收藏界空白的珍贵文物，现保存于上海博物馆的春秋早期的青铜瑰宝“子仲姜”盘以及六件改写中国陶瓷史的元代珐琅彩瓷（一说为元代五彩瓷）等器物就是当年通过钱伟鹏的努力回归祖国的。
“子仲姜”盘出土于山西，是国家文物局一直追踪的流失国宝之一。据钱伟鹏回忆，1994年时，他从某藏家处得知了“子仲姜”盘的下落，原来早年流失的国宝几经辗转后，被香港太阳集团总裁叶肇夫先生收藏。了解此情况后，钱伟鹏便与国家文物局穆星星先生等一行人赶赴香港。“见到此盘后，大家都觉得很震撼。‘子仲姜’盘为春秋早期（东周）的青铜重器，器高18厘米，口径45厘米，重12.4公斤。在盘壁两侧有高耸的立耳，其外侧饰有云纹。盘的前后各攀一条曲角形的龙，龙首耸出盘沿，作探视状，龙身躬背曲体似欲跃入盘内水中。盘的中心为一带有头冠的雄性水鸟，边上为四条鱼，外圈为四只头上无冠的雌性水鸟，造型生动。盘内底还铸有浮雕的鱼、龟、蛙等水生动物，鱼为七条一周，龟、蛙为相间排列，此种饰法极具春秋早期的特色。工艺精湛，铸造技术非常复杂。此盘最奇妙之处在于，盘内的水生动物皆可360度原地转动，这在‘三代’青铜器中仅见，是独一无二的孤品。在盘的内壁铸有一篇6行32字的铭文，铭文大意是说，在六月的辛亥这一天，晋国太师为其夫人子仲姜作了这件精美硕大的青铜盘，并希望其子孙能将此盘永远传用下去。整篇铭文文字精炼简要，书体工整，是学术价值极高的史料。”钱伟鹏介绍。于是，钱伟鹏便将此情况向国家文物局做了汇报。国家文物局立即派遣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和副馆长汪庆正赶赴香港，做进一步确认。“马馆长看了子仲姜盘后，激动得一夜没睡着觉，叶肇夫还请马馆长为此盘写了个跋。”钱伟鹏说。在钱伟鹏的联系和牵线下，爱国企业家叶肇夫于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际，将这件珍贵的国宝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此后十多年，一直静静地陈列于上海博物馆青铜馆中，向每位参观者展示中华文明的伟大。
私收藏，拓展藏家眼界
尽管钱伟鹏与文物古玩打交道已有三十余年，但据他介绍，真正开始个人收藏却是始于1997年。“1997年8月，我在国家文物局的工作期满后，决定继续留在英国，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和收藏之路，完全投身于艺术品市场，并通过各种方式积极促成流失海外的国宝回归祖国，直到2008年之后，我的工作重心才逐渐转移到国内。”
十余年来，经钱伟鹏之手回流国内的珍贵文物多达数万件之多，其中包括故宫的明代绿色琉璃瓦麒麟、反映八国联军侵华的明信片、元代青花瓷、明弘治官窑甜白釉&清康熙官窑后加五彩高士图纹碗、清乾隆黄地珐琅彩大吉瓶、清乾隆御制粉彩万花献瑞大葫芦瓶、古书《乾隆起居录》（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无一不是令人振奋的国宝珍品。钱伟鹏说：“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而文物古迹是文化的载体，文物上附着古老的文明和人文精神，通过这些文物，才能了解那些时代的各种信息。”
在钱伟鹏无数次的成功收购海外遗珍的历程中，“清乾隆黄地珐琅彩子孙万代大吉瓶”的收藏经历尤为经典，该瓶填补了乾隆时期大件珐琅彩瓷的器种，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已知的唯一一件同类尺寸和造型的存世孤品。据钱伟鹏介绍，香港蘇富比2005年秋拍前夕，他在翻阅拍卖图录时被一件三十多厘米高的葫芦瓶吸引，该瓶底款已被磨去，只隐见双圈，当时香港苏富比给此瓶定名为“清雍正黄地粉彩瓶”。“凭借多年的实战经验并结合史料文献，我认定此瓶应为‘清乾隆黄地珐琅彩瓶’，在此之前，纽约苏富比曾以1.26亿元的天价拍卖过类似的珐琅彩瓷，于是我觉得机会来了，为了不引起旁人的注意，我委托朋友出面竞拍，最终仅以320万元的价格将其购得，拍卖行的失误给了国宝一个重回祖国怀抱的绝好机会。”钱伟鹏说。
至于底款为何会被磨去的问题，钱伟鹏认为，在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后，大批宫中宝物散失到民间，慈禧返京后朝廷曾下诏要将流出清宫的珍宝收回，如果发现有藏匿不交的就要杀头，因此，该瓶持有者就想出了磨去底款的办法，因无帝王年号款，即使被查出，也不会治罪。据了解，此瓶曾于1956年在美国一场拍卖会上出现，并由以色列驻美大使收藏，直至2003年，此瓶又在美国纽约多尔拍卖行出现，被低价拍出后，在2005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上再次现身。 自2008年钱伟鹏回国后，先后发起并成立了北京光华路5号艺术馆、天物馆和艺术品基金。自2010年至今，天物馆已从海内外收购了1200余件珍贵文物，其中主要以中国历代瓷器珍品收藏为主，尤其是对宋代名窑瓷，元代青花瓷，永乐、宣德、成化官窑瓷，康熙、雍正、乾隆官窑瓷的集中收藏。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钱伟鹏认为，在中国各个文物艺术品门类中，瓷器是最具有世界性的艺术品。“中国的瓷器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并且已经经过了西方数百年的认识、了解和追捧。瓷器的艺术性强，工艺难度大，品种繁多，集书法、绘画、雕塑等复杂工艺于一身，曾经引领世界的最高科技。”
对于近年来国内艺术品市场书画板块气氛火爆，而瓷器古董板块相对冷清的现象，钱伟鹏认为原因有三，一是国内艺术品收藏者跟风现象较为严重，对艺术品的文化艺术内涵缺乏深入的了解；二是中国瓷器话语权始终在境外，很多顶级的瓷器珍品依然在国外；三是西方对于中国书画的了解和研究相对有限，而对瓷器的研究则非常深入。“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瓷器在艺术品市场中始终占据非常重要地位，由于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文物始终保持单向流动，只向国外输出，因此，到目前为止极品的瓷器始终在境外，所以中国瓷器的成交记录往往是在海外拍场诞生的，今后相当一段时期，瓷器艺术品的主战场依然在海外，但是华人的参与度与以往相比，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
钱伟鹏说，一个好的收藏者要善于发现机会，在收藏意识上领先于大众。“明代早期的官窑瓷器一直是天物馆的收藏重点之一，目前仅永、宣官窑瓷器就已经有大几十件了。现在明代官窑瓷器的价格虽然较前几年有了显著提升，但整体上仍然处于被低估的状态，未来还有很大的增值潜力。而清三代官窑的价格已被炒得很高了，很难再有增值空间。虽然永乐和宣德两朝在明代历史上一共只有短短32年，但在这32年时间里，却发生了明代最重要的5件大事：编永乐大典、迁都北京、疏浚运河、郑和下西洋、建紫禁城。所以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我记得曾经有一张1917年的内务府清单，上面写有：明万历五彩瓶750大洋，乾隆粉彩碗20大洋，可见在当时明代官窑之珍贵。”
前不久，扬州博物馆经过精心策划，推出了“流光溢彩”馆藏明清瓷器精品展，观者如潮。一同展出的还有一件来自民间收藏的全世界仅有两件的“清乾隆 御制粉彩万花献瑞大葫芦瓶”。此器品相虽略有破损，但婉约雅致、釉彩妍美多姿，洋溢出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彰显出乾隆时期大清帝国的繁荣与统治者追求绚丽、完美的审美喜好，也见证了清宫御瓷的辉煌。雍、乾二朝之彩瓷在艺术表现风格上更多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文人画技法，以画为稿从事彩瓷临摹创作，尤其是宫廷造办处辖下的御窑厂画师们，在帝王的审美取向下，以瓷代纸，在花鸟纹饰上多受恽南田、蒋廷锡、邹一桂等宫廷画家的影响，展现了皇家的富贵高雅之气。
据钱伟鹏介绍，此瓶为“放山居”旧藏，原为一对，是为乾隆皇帝祝寿而特意烧制的“生日礼物”，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圆明园后，此瓶便被带到了英国，直到十年前的一场拍卖会上再度现身。“1860年英军司令格兰特将一批劫掠的圆明园珍宝打包运往英国，后被‘放山居’主人阿尔弗雷得·莫里森收藏。在十年前的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这对大葫芦瓶终于亮相拍场。这件品相较好的被某浙商高价拍下，而另一件破损比较严重，被国外藏家竞得，现收藏于美国。几年后，因该浙商企业资金周转出现问题，将此瓶转手于另一藏家。前年，它的新‘主人’也遭遇资金周转问题，想要出手此瓶。于是我便联合了几位热爱艺术品收藏的企业家，共同出资，以1000万元的价格将其买下。”钱伟鹏说。
对于未来的规划，钱伟鹏说他希望能将天物馆打造成最顶级的博物馆，为广大文物爱好者提供最专业、最权威的研究服务平台，同时他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参与进来，促成更多的流失国宝回归祖国。
（本文作者系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