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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冬至1935年春,在我党历史上,出现了两次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当时“左”倾路线统治中央的情况下,谁要挺身而出,反对中央领导人的“左”倾错误,不仅需要高度的理论水平,更需要非凡的胆略和勇气,因为他要冒着被党内误解为敌人的代言人,戴上“反对党中央”的帽子而被撤职、开除党籍、甚至杀头的极大危险。何孟雄就是这样一个人。
何孟雄,1898年6月出生在湖南省酃县(今炎陵县)中村乡龙潭村,191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是北京五四运动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1920年11月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全国53名共产党员之一,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曾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唐山地委书记,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常委、农委书记,沪西、沪东、沪中区委书记等职。
洞察“左”倾 挺身而出
党的八七会议和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全国革命局势趋向好转。中国共产党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力量得到巨大发展。至1930年,全国大小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到15个,红军发展到13个军,约10万余人。曾遭受严重破坏的白区工作也初步得到恢复。就在革命运动明显走向复兴时,党内的“左”倾错误思潮又重新抬头,并且愈演愈烈。
1929年11月18日,中共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李立三、周恩来、李维汉、李富春、任弼时、陈云、李硕勋等34人,何孟雄作为省委常委出席了这次会议。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李立三开始了第一天的报告,然而,让人感到惊讶的是,李立三的调子越唱越高。他说:世界革命已经进入“第三时期”,即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国内统治者也一天天走向崩溃。在新时期面前,我们必须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推翻国民党,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在党内必须反对取消派,必须反对一些同志的右倾思想。并一味强调“职工运动已走入成熟的复兴”,“革命与党的主观力量没有关系”。何孟雄越听越感到心里不安,越听越感到报告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脱离了马列主义的轨道。随后,李维汉的副报告也是重弹此调,特别是时任省委组织部长康生的关于组织问题报告更是主张“要不断进攻,不进攻就是保守”。
听完这些报告,何孟雄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心情,他在会上做了两次发言,对会议的几个报告,特别是李立三主报告的内容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意见。他说:“我认为报告对革命形势估量过高”,当前“革命还只是开始复兴,而没有成熟的复兴”。“反动派尚未崩溃,而只是处于动摇之中”。“党的路线不应该是直接进攻路线,而应该是准备进攻的路线”。同时认为只有把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统一起来,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而忽视主观力量的准备是错误的。
何孟雄能审时度势,洞察错误言论,提出正确的意见,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何孟雄的这些意见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多次遭到李立三的点名批评,并在大会结论报告中说何孟雄是“调和派路线”,称“我们在政治上一定要与调和主义做斗争”。随后,又把“反对党中央”的帽子扣在何孟雄头上,把他当作大会的主要斗争对象进行围攻批判。何孟雄被压得抬不起头来,但为了维护党的团结,遵守党的纪律,他表示服从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但声明保留自己的意见。在随后的大会选举中,何孟雄被免除常委职务,仅仅挂了个候补委员的空衔。
由于李立三的家长制作风,他的“左”倾错误不仅得不到制止,而且不断升级,发展到盲目冒险。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召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任务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和主张。在这个决议指导下,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不仅部署了南京兵暴、武汉暴动和上海总同盟政治大罢工等行动,而且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进攻长沙,红十军攻击九江,红七军挺进柳州。接着又将各地党、团、工会等各级机构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
就在党的革命事业和红军队伍即将遭受严重损失的紧要时刻,何孟雄不顾个人安危,再次挺身而出,对李立三的冒险计划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明确指出,中央这一计划是行不通的,并以上海为例提出:“黄浦江里这么多帝国主义的军舰,你能把上海拿得下吗?”接着,他又在9月1日召开的上海区委、产委党团书记联席会上,强烈要求李立三立即停止武汉、南京等中心城市的暴动,否则就会葬送中国革命,散乱中国共产党的阵脚。李立三很生气,用手指着何孟雄大骂:“你是取消派的暗探!”并当场禁止何孟雄发言。会后,又在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连续发表批判何孟雄的社论和文章,特别是题为《右倾机会主义对正确路线的进攻》的社论和题为《反对何孟雄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与其取消派的暗探作用》的长篇文章,把何孟雄在上海区委、产委党团书记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说成是“反对党中央”,是“破坏中国革命”。
李立三对何孟雄的批判,引起了江苏省委,沪中、沪东区委不少干部的不满,林育南、李求实等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停止“立三路线”,停止对何孟雄的批判。
矢志不渝 上书中央
何孟雄在受到错误批判之后,一直忧心忡忡。他深深知道,如果此时不阻止李立三的冒险计划,伴随而来的就是党和军队的巨大损失。连续几个晚上,他彻夜难眠。他一遍又一遍翻阅马列著作,又一遍一遍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从而越来越感到责任重大。为了捍卫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革命事业,他必须顶住压力,坚持斗争。9月8日,他向总行委和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何孟雄政治意见书》,向党坦率地陈述了自己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明确提出反对立三路线,并从12个方面批判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主要内容有:
——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问题上,认为李立三关于“不平衡理论现在已经过时”、“中国革命一定掀起世界革命,在世界革命的普遍爆发中完成中国革命胜利”的观点是错误的。
——在准备武装暴动问题上,批判了李立三不重视武装暴动的条件与准备,忽视阶级力量关系的变化,搞脱离群众的行动。
——在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上,指出李立三不承认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性的论点是错误的,认为中国革命还是发展不平衡,主张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图发展。
——在工人运动问题上,批判了李立三把政治与组织分开,忽视从组织上争取工人多数的做法和把政治罢工与经济罢工对立起来,完全取消工人群众经济口号的观点。
——在党、团、赤色工会工作问题上,批判了李立三将党、团、工会各级机关合并成立武装起义各级行动委员会,妨碍和削弱各自独立工作的做法,主张加强党的建设和领导。
——关于提出“立三路线”问题,批判了李立三压制民主的家长作风。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何孟雄敢于秉笔直书,批判中央领导人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确是胆略超凡。然而,何孟雄的这些肺腑之言并没有被李立三所接受,他遭到了更大的打击。9月12日,李立三主持召开了专门批判何孟雄的上海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并宣布撤销何孟雄的沪中区委书记职务。
就在此时,各地相继传来武装暴动和进攻中心城市失败的消息。由于暴动,很多党组织暴露,大批党员被杀害,仅上海地区,秘密党员就由2000余人减少到600余人。红军力量和革命根据地也遭到严重损失,红十军攻打九江,由2万余人减少到3000余人,红二军进攻武汉,部队损失五分之四,右江、洪湖等根据地也都丧失。
由此,党内要求纠正“左”倾错误的呼声越来越大。为了挽救革命,9月24日至28日,党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在上海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立三路线对中国革命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日常工作。在革命遭受严重损失的事实面前,李立三开始认识自己的错误,接着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
既然批判了立三路线的错误,那么作为反立三路线最早、最坚决的何孟雄就应该在会上得到肯定,也应该摘掉立三路线强加在他头上的帽子,撤销中央对他的处分。可出人意料的是,会议紧接着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何孟雄。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做的报告中,把“战胜了托洛斯基主义与陈独秀取消派”和“打击了何孟雄的调和派主张”并列为党从二中全会到三中全会的两大成就,并指名道姓批判何孟雄是“利用中央某些错误来实行反中央的活动”,“公开向党进攻”,“起了取消派党内暗探的作用”,号召会议对“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无情的斗争”。会后,中央在发表的《告同志书》中又一次公开点名批判了何孟雄。
尽管何孟雄多次写信申辩,10月28日,江苏省委扩大会议仍然在不让何孟雄出席的情况下做出了撤销其江苏省委候补委员资格的决定,剥夺了他仅有的一个职衔。
面对如此巨大的政治压力,何孟雄没有屈服,没有退缩,他对上门劝慰他的同志说:“一个革命战士,就要像暴风雨中的海燕,一往直前,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六届三中全会对何孟雄的错误批判,引起了不少党员的气愤,也引起了共产国际的不满。11月16日,共产国际的指示信到达中国,瞿秋白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共产国际的来信,作出了《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随后又发出了《中央紧急通告》,明确提出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也承认了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在这期间,党内出现了一场反调和路线的斗争。何孟雄也几次致信给中央政治局,要求公布自己与李立三争论的文件与记录,批判立三错误路线和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对立三路线的调和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其中明确指出:“一、何孟雄同志政治意见书一般是正确的,是合乎国际路线所要求的观点,来反对当时中央立三路线观点的。二、何孟雄同志当时在党的各级会议上,在与同志谈话中,一般来说,孟雄同志的意见多是对的。当时江苏省委与中央代表,以及在三中全会上甚至国际来信后,中央代表发言上,给孟雄同志以取消派暗探作用和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与攻击,是很大错误的,……当时江苏省委总行委停止孟雄同志的工作,后来省委扩大会议没有要孟雄同志出席并开除其候补省委委员,这是严重的错误……三、中央政治局特决议取消这些决定,并公布孟雄同志意见书与这一决议。”
令人惋惜的是,这份来之不易的决议在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迟迟未能公布,也一直没有通知何孟雄本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何孟雄遭受的错误批判与处分还未被纠正,一场对他更大的打击又发生了。
反王明上台 惨遭不幸
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反对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中逐渐出现了两种力量,除了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为代表的江苏省委一部分干部外,从苏联学习回国的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一批没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年轻干部也加入了斗争行列。但王明的目的与何孟雄显然不同,他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和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号,进行以夺取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权为目标的反党宗派活动,并企图以一个更新、更“左”、更“有理论”的路线来取代立三路线。
此时,王明正在费尽心机撰写一本名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为他篡权后的施政做准备工作。书中肆意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并以此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主张夺取一个或几个包括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的胜利。书中还指责中国当时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宣称党内主要危险仍然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
王明在苏联留学期间就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器重。1930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带着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扶王明上台的使命来到上海,随即授意中共中央改组江南省委(六届三中全会后,江苏省委改为江南省委,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任命王明担任临时江南省委书记。
王明上任后不久,便主持召开了一次产委、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并在会上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他那套比立三路线更“左”的理论。为了扫清障碍,王明又把攻击对象对准了何孟雄。公开点名批判何孟雄是“立三路线的掩盖下发挥自己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要求大家“与之进行坚决斗争”。何孟雄几次要求发言,都受到王明的强行制止,直到何孟雄提出严正抗议,才不得不让发言。何孟雄以立三路线造成的严重损失为依据,严厉驳斥了王明的言论,并对王明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王明凭借手中的权力,对何孟雄进行围攻,从而在会上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
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一手操纵和策划下,在上海召开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会上,米夫、王明高唱中国革命当前最危险的仍然是右倾的论调。列席会议的何孟雄对此坚决反对,并从时局问题、不平衡问题、红军问题等9个方面批判了立三路线和米夫、王明的言论,批判了三中全会以来的调和路线。
可是,在米夫的高压之下,不同意见被压制,王明一步登天,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兼任江南省委书记,从而实现了他长期以来篡夺中央最高权力的野心。会后,一贯投机钻营、见风使舵的康生附和王明,当上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何孟雄等不少同志对米夫压制党内民主、破坏党的组织原则、不择手段保王明上台的恶劣作风十分气愤,开始了反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的斗争。
何孟雄刚直不阿,毫不妥协,结果被米夫、王明扣上了“右派领袖”、“反党”、“反共产国际”的帽子,并宣布要开除他的党籍。随后,又推翻了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案》中对何孟雄所作的结论,诬蔑何孟雄是反立三路线中“最不坚决分子”。不久,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扩大的全体会议告全体同志书》等文件中公开点名批判何孟雄,妄图将何孟雄置之死地而后快。更为卑劣的是,王明在他再版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里标榜自己是“最早反立三路线的英雄”。然而,历史上最有力的见证人李立三在1935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上曾说:“当时一切火力都集中在何孟雄一个人身上”,“中国党内只有他一个人反对我的错误……”
牢中不屈 慷慨就义
六届四中全会造成的恶果终于降临到何孟雄头上。
1931年1月16日下午,何孟雄与江南省委中反对四中全会的部分领导干部在天津路东方旅社开会,讨论有关批判王明接管江南省委的问题。然而,就在这一天晚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分别接到密报,当即在东方旅社周围布上了军队和特务。1月17日,当何孟雄等人陆续来到这里开会时,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搜捕,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欧阳立安等36名同志被捕,被关进了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从而制造了轰动全国的“东方旅社事件”。据50多年后国家安全、公安部门的调查材料显示,当时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这一情报的就是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康生。他不仅向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了何孟雄等人开会的地点和时间,而且还提供了每个同志的详细身份和背景材料,包括入党时间、入党后的活动以及连当事人自己都记忆不起的细枝末节。
何孟雄等被捕后,继续遭到王明的诽谤和攻击,王明指示龙华看守所秘密党支部拒绝接受他们的组织关系,不让他们参加支部活动。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对此非常气愤,他们联名致信中共中央,谴责王明的卑鄙做法,陈述自己的意见。
入狱时,何孟雄等做好了改名换姓、长期与敌人做斗争的准备。由于康生的出卖,敌人对他们的情况已了如指掌,这就使得审讯过程变得简单而又残酷。
法官问:“你叫什么名字?”
“陈方。”何孟雄回答说。
“不是,你叫何孟雄。”接着是一阵毒打。
“你到东方旅社干什么?”
“找朋友!”
“又是撒谎,你们是开会!”
何孟雄为之惊异,为什么敌人如此了解情况?
“是你们党内闹宗派,有人向我们告密的。”
何孟雄厉声痛骂:“无耻!共产党内有分歧、有斗争不足为奇。真正贪赃腐败、争权夺利的是你们国民党。总有一天,你们要被中国人民所打倒!”
敌人无奈,继而以挑衅的口吻质问:“你死后,共产党会给你什么处分,考虑了没有。”
何孟雄大义凛然,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他对法官怒目而视:“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处分!”
2月7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等23名同志在龙华慷慨就义。何孟雄时年33岁。就在临刑的前几天,何孟雄突然获知罗章龙另立中央,成立“非常委员会”的消息。他当即表示反对,并请看守所党组织转告他的意见:“我反对成立‘非常委员会’,我只主张党内斗争,坚决反对分裂。”
3月下旬,何孟雄等烈士尸骨未寒,王明就不顾公众舆论,使用卑劣伎俩,开除何孟雄等一批曾反对四中全会的烈士的党籍。
14年后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终于对何孟雄在党的历史上的功绩作了肯定。《决议》指出:“至于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三十几名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仍然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上海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组织人员挖掘何孟雄等23位烈士的遗骸,造墓合葬,此后又兴建了龙华烈士陵园,为后人所瞻仰。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曾这样称颂何孟雄:“他一生坎坷,宗旨不改”,“是真正的英雄。”
何孟雄,1898年6月出生在湖南省酃县(今炎陵县)中村乡龙潭村,191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是北京五四运动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1920年11月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全国53名共产党员之一,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曾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唐山地委书记,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常委、农委书记,沪西、沪东、沪中区委书记等职。
洞察“左”倾 挺身而出
党的八七会议和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全国革命局势趋向好转。中国共产党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力量得到巨大发展。至1930年,全国大小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到15个,红军发展到13个军,约10万余人。曾遭受严重破坏的白区工作也初步得到恢复。就在革命运动明显走向复兴时,党内的“左”倾错误思潮又重新抬头,并且愈演愈烈。
1929年11月18日,中共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李立三、周恩来、李维汉、李富春、任弼时、陈云、李硕勋等34人,何孟雄作为省委常委出席了这次会议。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李立三开始了第一天的报告,然而,让人感到惊讶的是,李立三的调子越唱越高。他说:世界革命已经进入“第三时期”,即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国内统治者也一天天走向崩溃。在新时期面前,我们必须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推翻国民党,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在党内必须反对取消派,必须反对一些同志的右倾思想。并一味强调“职工运动已走入成熟的复兴”,“革命与党的主观力量没有关系”。何孟雄越听越感到心里不安,越听越感到报告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脱离了马列主义的轨道。随后,李维汉的副报告也是重弹此调,特别是时任省委组织部长康生的关于组织问题报告更是主张“要不断进攻,不进攻就是保守”。
听完这些报告,何孟雄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心情,他在会上做了两次发言,对会议的几个报告,特别是李立三主报告的内容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意见。他说:“我认为报告对革命形势估量过高”,当前“革命还只是开始复兴,而没有成熟的复兴”。“反动派尚未崩溃,而只是处于动摇之中”。“党的路线不应该是直接进攻路线,而应该是准备进攻的路线”。同时认为只有把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统一起来,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而忽视主观力量的准备是错误的。
何孟雄能审时度势,洞察错误言论,提出正确的意见,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何孟雄的这些意见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多次遭到李立三的点名批评,并在大会结论报告中说何孟雄是“调和派路线”,称“我们在政治上一定要与调和主义做斗争”。随后,又把“反对党中央”的帽子扣在何孟雄头上,把他当作大会的主要斗争对象进行围攻批判。何孟雄被压得抬不起头来,但为了维护党的团结,遵守党的纪律,他表示服从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但声明保留自己的意见。在随后的大会选举中,何孟雄被免除常委职务,仅仅挂了个候补委员的空衔。
由于李立三的家长制作风,他的“左”倾错误不仅得不到制止,而且不断升级,发展到盲目冒险。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召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任务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和主张。在这个决议指导下,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不仅部署了南京兵暴、武汉暴动和上海总同盟政治大罢工等行动,而且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进攻长沙,红十军攻击九江,红七军挺进柳州。接着又将各地党、团、工会等各级机构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
就在党的革命事业和红军队伍即将遭受严重损失的紧要时刻,何孟雄不顾个人安危,再次挺身而出,对李立三的冒险计划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明确指出,中央这一计划是行不通的,并以上海为例提出:“黄浦江里这么多帝国主义的军舰,你能把上海拿得下吗?”接着,他又在9月1日召开的上海区委、产委党团书记联席会上,强烈要求李立三立即停止武汉、南京等中心城市的暴动,否则就会葬送中国革命,散乱中国共产党的阵脚。李立三很生气,用手指着何孟雄大骂:“你是取消派的暗探!”并当场禁止何孟雄发言。会后,又在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连续发表批判何孟雄的社论和文章,特别是题为《右倾机会主义对正确路线的进攻》的社论和题为《反对何孟雄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与其取消派的暗探作用》的长篇文章,把何孟雄在上海区委、产委党团书记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说成是“反对党中央”,是“破坏中国革命”。
李立三对何孟雄的批判,引起了江苏省委,沪中、沪东区委不少干部的不满,林育南、李求实等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停止“立三路线”,停止对何孟雄的批判。
矢志不渝 上书中央
何孟雄在受到错误批判之后,一直忧心忡忡。他深深知道,如果此时不阻止李立三的冒险计划,伴随而来的就是党和军队的巨大损失。连续几个晚上,他彻夜难眠。他一遍又一遍翻阅马列著作,又一遍一遍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从而越来越感到责任重大。为了捍卫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革命事业,他必须顶住压力,坚持斗争。9月8日,他向总行委和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何孟雄政治意见书》,向党坦率地陈述了自己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明确提出反对立三路线,并从12个方面批判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主要内容有:
——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问题上,认为李立三关于“不平衡理论现在已经过时”、“中国革命一定掀起世界革命,在世界革命的普遍爆发中完成中国革命胜利”的观点是错误的。
——在准备武装暴动问题上,批判了李立三不重视武装暴动的条件与准备,忽视阶级力量关系的变化,搞脱离群众的行动。
——在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上,指出李立三不承认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性的论点是错误的,认为中国革命还是发展不平衡,主张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图发展。
——在工人运动问题上,批判了李立三把政治与组织分开,忽视从组织上争取工人多数的做法和把政治罢工与经济罢工对立起来,完全取消工人群众经济口号的观点。
——在党、团、赤色工会工作问题上,批判了李立三将党、团、工会各级机关合并成立武装起义各级行动委员会,妨碍和削弱各自独立工作的做法,主张加强党的建设和领导。
——关于提出“立三路线”问题,批判了李立三压制民主的家长作风。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何孟雄敢于秉笔直书,批判中央领导人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确是胆略超凡。然而,何孟雄的这些肺腑之言并没有被李立三所接受,他遭到了更大的打击。9月12日,李立三主持召开了专门批判何孟雄的上海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并宣布撤销何孟雄的沪中区委书记职务。
就在此时,各地相继传来武装暴动和进攻中心城市失败的消息。由于暴动,很多党组织暴露,大批党员被杀害,仅上海地区,秘密党员就由2000余人减少到600余人。红军力量和革命根据地也遭到严重损失,红十军攻打九江,由2万余人减少到3000余人,红二军进攻武汉,部队损失五分之四,右江、洪湖等根据地也都丧失。
由此,党内要求纠正“左”倾错误的呼声越来越大。为了挽救革命,9月24日至28日,党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在上海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立三路线对中国革命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日常工作。在革命遭受严重损失的事实面前,李立三开始认识自己的错误,接着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
既然批判了立三路线的错误,那么作为反立三路线最早、最坚决的何孟雄就应该在会上得到肯定,也应该摘掉立三路线强加在他头上的帽子,撤销中央对他的处分。可出人意料的是,会议紧接着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何孟雄。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做的报告中,把“战胜了托洛斯基主义与陈独秀取消派”和“打击了何孟雄的调和派主张”并列为党从二中全会到三中全会的两大成就,并指名道姓批判何孟雄是“利用中央某些错误来实行反中央的活动”,“公开向党进攻”,“起了取消派党内暗探的作用”,号召会议对“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无情的斗争”。会后,中央在发表的《告同志书》中又一次公开点名批判了何孟雄。
尽管何孟雄多次写信申辩,10月28日,江苏省委扩大会议仍然在不让何孟雄出席的情况下做出了撤销其江苏省委候补委员资格的决定,剥夺了他仅有的一个职衔。
面对如此巨大的政治压力,何孟雄没有屈服,没有退缩,他对上门劝慰他的同志说:“一个革命战士,就要像暴风雨中的海燕,一往直前,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六届三中全会对何孟雄的错误批判,引起了不少党员的气愤,也引起了共产国际的不满。11月16日,共产国际的指示信到达中国,瞿秋白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共产国际的来信,作出了《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随后又发出了《中央紧急通告》,明确提出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也承认了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在这期间,党内出现了一场反调和路线的斗争。何孟雄也几次致信给中央政治局,要求公布自己与李立三争论的文件与记录,批判立三错误路线和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对立三路线的调和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其中明确指出:“一、何孟雄同志政治意见书一般是正确的,是合乎国际路线所要求的观点,来反对当时中央立三路线观点的。二、何孟雄同志当时在党的各级会议上,在与同志谈话中,一般来说,孟雄同志的意见多是对的。当时江苏省委与中央代表,以及在三中全会上甚至国际来信后,中央代表发言上,给孟雄同志以取消派暗探作用和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与攻击,是很大错误的,……当时江苏省委总行委停止孟雄同志的工作,后来省委扩大会议没有要孟雄同志出席并开除其候补省委委员,这是严重的错误……三、中央政治局特决议取消这些决定,并公布孟雄同志意见书与这一决议。”
令人惋惜的是,这份来之不易的决议在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迟迟未能公布,也一直没有通知何孟雄本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何孟雄遭受的错误批判与处分还未被纠正,一场对他更大的打击又发生了。
反王明上台 惨遭不幸
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反对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中逐渐出现了两种力量,除了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为代表的江苏省委一部分干部外,从苏联学习回国的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一批没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年轻干部也加入了斗争行列。但王明的目的与何孟雄显然不同,他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和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号,进行以夺取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权为目标的反党宗派活动,并企图以一个更新、更“左”、更“有理论”的路线来取代立三路线。
此时,王明正在费尽心机撰写一本名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为他篡权后的施政做准备工作。书中肆意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并以此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主张夺取一个或几个包括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的胜利。书中还指责中国当时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宣称党内主要危险仍然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
王明在苏联留学期间就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器重。1930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带着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扶王明上台的使命来到上海,随即授意中共中央改组江南省委(六届三中全会后,江苏省委改为江南省委,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任命王明担任临时江南省委书记。
王明上任后不久,便主持召开了一次产委、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并在会上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他那套比立三路线更“左”的理论。为了扫清障碍,王明又把攻击对象对准了何孟雄。公开点名批判何孟雄是“立三路线的掩盖下发挥自己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要求大家“与之进行坚决斗争”。何孟雄几次要求发言,都受到王明的强行制止,直到何孟雄提出严正抗议,才不得不让发言。何孟雄以立三路线造成的严重损失为依据,严厉驳斥了王明的言论,并对王明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王明凭借手中的权力,对何孟雄进行围攻,从而在会上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
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一手操纵和策划下,在上海召开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会上,米夫、王明高唱中国革命当前最危险的仍然是右倾的论调。列席会议的何孟雄对此坚决反对,并从时局问题、不平衡问题、红军问题等9个方面批判了立三路线和米夫、王明的言论,批判了三中全会以来的调和路线。
可是,在米夫的高压之下,不同意见被压制,王明一步登天,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兼任江南省委书记,从而实现了他长期以来篡夺中央最高权力的野心。会后,一贯投机钻营、见风使舵的康生附和王明,当上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何孟雄等不少同志对米夫压制党内民主、破坏党的组织原则、不择手段保王明上台的恶劣作风十分气愤,开始了反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的斗争。
何孟雄刚直不阿,毫不妥协,结果被米夫、王明扣上了“右派领袖”、“反党”、“反共产国际”的帽子,并宣布要开除他的党籍。随后,又推翻了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案》中对何孟雄所作的结论,诬蔑何孟雄是反立三路线中“最不坚决分子”。不久,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扩大的全体会议告全体同志书》等文件中公开点名批判何孟雄,妄图将何孟雄置之死地而后快。更为卑劣的是,王明在他再版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里标榜自己是“最早反立三路线的英雄”。然而,历史上最有力的见证人李立三在1935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上曾说:“当时一切火力都集中在何孟雄一个人身上”,“中国党内只有他一个人反对我的错误……”
牢中不屈 慷慨就义
六届四中全会造成的恶果终于降临到何孟雄头上。
1931年1月16日下午,何孟雄与江南省委中反对四中全会的部分领导干部在天津路东方旅社开会,讨论有关批判王明接管江南省委的问题。然而,就在这一天晚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分别接到密报,当即在东方旅社周围布上了军队和特务。1月17日,当何孟雄等人陆续来到这里开会时,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搜捕,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欧阳立安等36名同志被捕,被关进了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从而制造了轰动全国的“东方旅社事件”。据50多年后国家安全、公安部门的调查材料显示,当时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这一情报的就是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康生。他不仅向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了何孟雄等人开会的地点和时间,而且还提供了每个同志的详细身份和背景材料,包括入党时间、入党后的活动以及连当事人自己都记忆不起的细枝末节。
何孟雄等被捕后,继续遭到王明的诽谤和攻击,王明指示龙华看守所秘密党支部拒绝接受他们的组织关系,不让他们参加支部活动。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对此非常气愤,他们联名致信中共中央,谴责王明的卑鄙做法,陈述自己的意见。
入狱时,何孟雄等做好了改名换姓、长期与敌人做斗争的准备。由于康生的出卖,敌人对他们的情况已了如指掌,这就使得审讯过程变得简单而又残酷。
法官问:“你叫什么名字?”
“陈方。”何孟雄回答说。
“不是,你叫何孟雄。”接着是一阵毒打。
“你到东方旅社干什么?”
“找朋友!”
“又是撒谎,你们是开会!”
何孟雄为之惊异,为什么敌人如此了解情况?
“是你们党内闹宗派,有人向我们告密的。”
何孟雄厉声痛骂:“无耻!共产党内有分歧、有斗争不足为奇。真正贪赃腐败、争权夺利的是你们国民党。总有一天,你们要被中国人民所打倒!”
敌人无奈,继而以挑衅的口吻质问:“你死后,共产党会给你什么处分,考虑了没有。”
何孟雄大义凛然,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他对法官怒目而视:“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处分!”
2月7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等23名同志在龙华慷慨就义。何孟雄时年33岁。就在临刑的前几天,何孟雄突然获知罗章龙另立中央,成立“非常委员会”的消息。他当即表示反对,并请看守所党组织转告他的意见:“我反对成立‘非常委员会’,我只主张党内斗争,坚决反对分裂。”
3月下旬,何孟雄等烈士尸骨未寒,王明就不顾公众舆论,使用卑劣伎俩,开除何孟雄等一批曾反对四中全会的烈士的党籍。
14年后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终于对何孟雄在党的历史上的功绩作了肯定。《决议》指出:“至于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三十几名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仍然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上海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组织人员挖掘何孟雄等23位烈士的遗骸,造墓合葬,此后又兴建了龙华烈士陵园,为后人所瞻仰。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曾这样称颂何孟雄:“他一生坎坷,宗旨不改”,“是真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