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曾刊登了一篇文章《两个“保长”之争》，讲的是陈福黔状告张刚、沈伐拍摄的《王保长后传脂权的事，让我对此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抓壮丁》已问世六十年，在它的基础上改编的有《王保长歪传》、《王保长新传》，现在又有《王保长后传》，据说还有《王保长新传续篇》等。这个公案之所以让我感兴趣，主要是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思考：“王保长”何以成为人人争食的香饽饽?
　　《抓壮丁》原是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1938年创作演出的幕表戏。1943年由吴雪、丁洪、陈戈、戴碧湘等人集体改编创作，并一炮打红。由著名老艺术家陈戈塑造的“王保长”成了戏剧典型艺术形象画廊中独特的“这一个”，“王保长”成了滑稽、宝气(四川土话，意即傻气、滑稽)的代名词。尤其是在成、渝两地，“王保长”的大名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特别是电视剧《王保长歪传》秋《王保长新传》的热播，“王保长”的名号更是迈出盆地，走向全国。
　　笔者认为两剧之所以窜红，除了得力于沈伐和李保田的出色演技外，更主要是由于人们对《抓壮丁》的好感和题材的熟悉。公允地说，沈伐和李保田的演技虽各有千秋，但都做到了形神兼备、惟妙惟肖。当然，在当今这个信息社会，电视剧要成功还离不开炒作，版权之争啦，男女绯闻啦，打架斗殴啦等等，只要能吸引观众的眼球，什么样的方式都可以运作。在《王保长新传》拍摄之前，先是栈桥的剧本“一夫二嫁”，气得以演“王保长”名扬川、渝的沈伐指责陈福黔“不讲规矩”，而陈福黔又回应以“市场不相信眼泪”。后是陈福黔状告张刚、沈伐的《王保长后传》侵权，现正准备打官司。目前官司的结果尚未尘埃落定，虽然我们也会拭目以待，但它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我在想，一碗饭有必要反复炒来炒去吗?有多少嚼头，又有多少新意呢?老题材究竟如何推陈出新?方言剧的出路又在哪里?
　　《抓壮丁》是一部非常成功的讽刺喜剧，当年之所以能演出上百场而不衰，就因为它紧贴时代，反映的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能在观众心中产生强烈的共鸣。加之它采用了大家喜闻乐见的夸张漫画式的表演手法，因而成就了《抓壮丁》成为不容质疑的经典方言剧。经典当然可以回放，经典也可以被再创造，但世异而时移，如果没有创新，老是仰经典之余惠，再美好的东西也会让人产生审美疲劳的。比如《红楼梦》，越剧版的电影时间虽然不长，但比较好地忠实了原著的精神。后来王扶林组织了非常强大的阵容，历时三载，改变为电视连续剧，播出以后虽有见仁见智之说，但总的说来还算成功。再加上一些局部式的改编，我觉得对《红楼梦》的改编也就可以到此为止了。“王保长”虽
　　然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改编一二次也就足矣，何必把人力、物力、财力花费在做重复工作上呢?
　　不管是《王保长歪传》还是《王保长新传》，都是对《抓壮丁》的再演绎。特别是先看了《王保长歪传》再看《王保长新传》，就跟看一对双胞胎差不多。虽然眉眼有一点点差异，但毕竟是一母所生，几十集的电视剧要看完确实需要耐心。当然不能否认两剧都有创新，比如《王保长歪传》就可以称为一部讽刺性的悲喜剧。“讽刺性的悲喜剧”的内涵显然与纯粹的“讽刺喜剧”不一样。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喜剧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讽刺主要是以幽默和讽刺的方式、蔑视与嘲弄的态度来表现生活，揭破人性的丑态和恶行讽刺是最尖锐的社会批评，笑中带刺，是鞭挞与指责的升华。讽刺的对象是丑，矛头直指社会生活中最无价值的、需要否定和批判的东西。悲喜剧是悲与喜有机结合，笑中含泪、笑中蕴悲，哈哈大笑之后，能让人深刻地思考，否则就会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就会堕入浅薄、油滑、轻薄。《王保长歪传》将王保长、李老栓、卢队长、潘驼背等一系列人物戏剧化、脸谱化、程式化，用漫画式的笔触将他们身上可憎、可笑、可悲的地方极力放大。卢队长欺负王保长，王保长欺骗李老栓，李老栓欺负姜国富，就连以前死心塌地为卢队长、王保长卖命的潘驼背最后都被逼得山穷水尽，走投无路，活画了一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人吃人的社会。严肃的主题，浓厚的生活气息，演员高超的演技，再配合以诙谐生动的表现语言，常常令人眼含热泪地笑，笑过之后又有一种揪心的痛，能达到如此效果的电视剧在观众中掀起热浪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能说《王保长新传》没有看点，用主演王保长的演员李保田的话说，这部戏脱离了阶级斗争的旧手法，认真塑造人，表现了一些人性的东西。他称《王保长新传》是一部兼容批判与荒诞喜剧风格的另类作品，对“抓壮丁”故事的改编是革命式的。他认为，《抓壮丁》的故事有很多阶级色彩在其中，“其实王保长是个夹缝中求生存的小人物，生存和现实的矛盾让他必须学会以各种手段保护自己。”剧作者也确实在这方面做了努力，如王保长冒着危险放走被卢队长强奸的栓娃婆娘以及对三嫂子的爱恋等情节，都闪耀着星星点点的人性光辉。剧中角色的定位和演员的表演都更趋于生活化，与《歪传》的戏剧化手法大不一样。但《王保长新传》用的跟《王保长歪传》毕竟是同一个剧本，剧情太雷同了，同一个馍嚼了一遍再嚼一遍，还能品出多大的滋味呢?要怪也只能怪自己“出生”得晚了一步。《王保长后传》又要开拍了，但愿它能脱离王保长题材的窠臼，能令人耳目为之一新。创作贵新，“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表现现实生活的艺术也应该是千姿百态的，艺术家应当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颖独特的东西。
　　对于方言剧，观众是又爱又恨。方言剧如何打开出路，走出困境是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正如重庆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一级导演鄢光宗所言：“现在的观众看方言剧，往往是边看边骂，形成方言剧亲和度高，但美誉度低的奇怪现象。”究其原因就在于现在拍的方言剧过多过滥，缺乏精品，过于媚俗，要么低级恶俗，要么哗众取宠，缺乏反映现实的深度和艺术感召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了一个好的题材之后大家趋之若骛的根本原因。
　　“王保长”之所以受到大家的追捧，首先就是《抓壮丁》所开创的严肃主题和亦庄亦谐的艺术风格在电视剧《王保长歪传》和《王保长新传》都得到了继承并发扬光大。其内容写的是：1946年，国民党为了打内战，开始抓壮丁扩充兵源。在这出闹剧中，有的饱私囊，有的无恶不作，有的为虎作伥，有的被逼得鸡飞狗跳、无家可归———这种有深度的东西具有极强的穿透力，能让人在捧腹大笑之后，受到强烈的震撼。正如张刚先生所说：“在笑声中追寻到眼泪是高超的，反之，含泪的笑又让人不容易忘怀。严格地说，喜悲剧是一切艺术样式中最为神圣的也是最能够动人，因此也是永恒的。”方言剧不妨沿着这个路子往下走，多 出精品需要的是在继往的成就上形成超越，而不是老在“王保长”之类的旧题材上打转转。
　　其次，方言剧所使用的语言具有表现力充分、信息量大、包容性强的特点，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四川人天性幽默，更是把弄语言的高手。随便举出几例就可以让人们见识其高超的语言技巧。如：“屎壳郎戴眼镜——冒充地理先生”；“煮半斤肉放一斤花椒——肉麻”；“黄狗掉进粪坑坑——要吃肥了”；“冬天里的饿老鸦——飞起来就要吃人”等等，这样的语言常常令人忍俊不禁，甚至无法取代。四川方言剧有一个优势，它属于北方方言，加之四川人遍及全国，如果再配以字幕的话，并不存在语言交流传播的障碍。再说方言剧毕竟不是主流，拍上几部方言剧与大力推广普通话并不矛盾。《王保长新传》为了使王保长走出川、渝，走进千家万户，费尽苦心地让演员说“川味普通话”。这样倒是将就了大多数人的口味，使此剧收视率高涨，可川、渝的观众听了这“蹩脚”的普通话，直感到浑身起鸡皮疙瘩，真是众口难调啊！不过从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角度出发，这种方式不失为方言剧改革的一条路子。
　　其实，我觉得方言剧的真正问题倒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问题。本土方言剧最紧迫的是要抵制低俗、练好基本功、创造精品的问题。对于方言剧的走势问题，就连业内人士都难以达成共识。比如对方言剧太过庸俗、品位不高、粗制滥造的问题。有人认为四川的方言剧相对来说制作较粗糙，其实川内拥有许多优秀的人才和制作班底，只要在选题材、剧本、演员与发行上把好关，川内影视界肯定大有作为。但以拍摄《山城棒棒军》、《傻儿师长师成为方言电视领头羊的束一德导演在谈到方言电视剧的出路时却称，方言剧只有还俗才会有生命力，如果过份高雅，反而会丧失特色。束一德甚至认为四川方言电视剧不适合走正剧的路子，“这样发挥不了四川语言风趣的优势。对方言剧的观众而言，讲一个很有智慧的幽默故事远不如一个俗气的笑话引来的笑声多，有些东西只有得到观众理解后才会有市场。”这是一个追求艺术品位还是适应市场规律的问题，难道这对矛盾就真的无法调和呢?世俗化不是庸俗化，大雅可以大俗，大俗同样可以大雅。
　　显然，左右方言剧前途的根本问题还不仅仅是庸俗化的问题。鄢光宗导演认为庸俗化倾向只是方言剧中暴露出的一个表层问题，剧本创作人才的缺乏和吸纳社会资金的不足，才是目前方言剧最大的问题。吸纳一批高素质的、热衷方言剧创作的人才致力于方言剧的发展，拍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有大众影响力的作品，吸引社会资金的注入，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体系，这才是方言剧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