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谋杀

　　甲午战争依然像一个巨大的黑洞。
　　吞噬进去的不仅有北洋舰队和它的官兵，还有光绪年代的光线、岛屿和膏壤。
　　而徐寿之子徐建寅，这个杰出的造船家和兵工家，在甲午战争的间隙，被光绪帝特旨召见，再派往山东威海北洋基地查验船械，追究海战失利之根因，物色一位替代丁汝昌的海军提督。光绪帝周围有那么多擅长权斗的“清流”，在紧急关头却无人堪用，而擅长辩辞的监察御史对海军一窍不通，何况赶赴战火正炙的黄海前线。为这个人选，光绪帝颇伤脑筋。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但光绪帝仍决意要换，可见对丁汝昌之无能极其愤怒。光绪帝为何不直接让李鸿章报告实况，却选中徐建寅去明察暗访呢？显然，光绪帝对李鸿章老到而狡狯的奏折不感兴趣。李中堂经营北洋海军多年，俨然成了独立王国，水泼不进。北洋重臣与朝廷之间的裂痕和矛盾，因战事失利而加剧了;围绕人事和军费的明争暗斗不曾消歇。
　　徐建寅在光绪年间是个“异数”。他未进过西式学堂，却参与“黄鹄”“驭远”等现代舰船的设计与建造;他未参加过乡试与殿试，却受命担任驻德国二等参赞;他并无官阶“品”级，却被山东、汉阳兵工厂争相聘为总办;他并非朝廷全权重臣，却拍板在德国伏尔铿厂订制两艘铁甲舰，后被李鸿章命名为“定远”和“镇远”，堪称当时“地球一等之铁甲舰”。也许从那时起，徐建寅就注定与一场惨烈而屈辱的战争相关，后半生直至悲壮殉职也将笼罩在东方特色的怪雾之中。
　　好学的光绪帝必定读过 《欧游杂录》！不读此书，绝不能读懂徐建寅。此书述录了他担任驻德二等参赞期间的种种见闻，其足迹遍布西欧强国，兵工厂、汽锤厂、炼钢厂、轧铁厂、锅炉厂、仪器厂、电机厂、火药厂、铜壳厂、砂轮厂、水雷厂、硫强水厂，被他逐一考察与研习。倘说严复最了解中、西在社会科学和体制上的差距，那么，徐建寅最清楚中、西在科技上的巨大代差。更可贵的是，徐建寅还考察了欧洲的议院制，编译出 《德国议院章程》 《德国合盟记事本末》，回国后力倡君主立宪制，很快受到光绪帝垂青。然而甲午战争像巨大的魔掌，蓦然击碎了洋务运动生成的梦景，而徐建寅就裹挟在这个魔掌中。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如同病恹恹的东北虎一败再败，徐建寅的悲哀比别人更深，一腔忧愤无处可诉。皇帝选他去威海查访，首先看中他是舰船行家，其次，他并非李鸿章死党，可提供有价值的禀报。
　　对他而言，受命危难之际，既要对皇帝负责又不忤犯有恩于他的李鸿章，几乎不可能。徐建寅查证北洋海军的奏章手稿近年被发现，与奏禀光绪帝的是否为同一文本，不得而知。从这份手稿看，他查清了以下问题：
　　其一是弹药不足问题。北洋海军在海战中失利，弹药不足成了致命伤之一。海战打到紧要关头，“致远”舰炮弹用光了，邓世昌只得驾舰撞向“吉野号”。电影 《甲午风云》 有个细节给我印象极深，哑弹壳内装的竟是沙子。然而将哑弹归咎于美国人，显然不合乎事实。北洋海军的弹药由天津机器局生产，再存入天津军械局调拨给北洋舰艇。徐建寅从“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上获悉，军械局调拨给北洋各舰的开花弹共六千七百五十七枚，难道这些炮弹不在十三艘铁甲舰上？查验结果是，它们存放在旅顺、威海基地的弹药库里。这令徐建寅惊掉下巴！丁汝昌率舰队出海护航竟没带足弹药，因而导致与日本舰队长达五小时的海战中，己方四艘铁甲舰被击沉。
　　其二是海军提督人选问题。丁汝昌屡被朝廷下令革职、明正典刑，甚至军前正法，均受李总督力保而无虞。光绪帝苦恼的是，取代丁汝昌的提督人选太难找。徐建寅献策：“访有候选道马复恒，现当海军提督营务处差使。其人忠勇朴诚，稳练精干，前历充各船管带十余年，嗣后总办鱼雷营，均能实力整顿，劳怨不辞，于海军驾驶、行阵各事皆极精熟，洵堪领袖海军各员。”光绪帝未采纳这一建议，在谕旨中提出另一方案：用李和、杨用霖管驾海舰，擢授徐建寅为提镇。但遭到李鸿章的反对与抵制。直至次年元月北洋残师仍龟缩威海基地即将覆灭时，撤换海军提督仍在扯皮中。徐建寅完成查验任务后，即赴京出任督办军务章京。在京期间，他与庆亲王奕劻、帝师翁同龢等廷臣多有密谈，细言丁汝昌不能整顿海军，马复恒可取代之。朝廷内部也因此达成共识，对李鸿章形成压力。李中堂急电丁汝昌：“闻徐建寅力赞马道。其才具魄力，是否尚堪造就？鹿岛之战是否在船驾驶？中外各员能否妥协？望即日筹度，据实密复。”丁汝昌会意，复电称马复恒前曾管带三舰，后会办旅顺鱼雷局，黄海大战未曾参加。李鸿章据此向朝廷奏明马复恒才具不长战船，阅历亦少，难以驾驭洋将，不胜提督之任。李中堂为派系利益死保丁汝昌，迫使朝廷留任其继续做提督。二十天后，北洋残军在威海卫灰飞烟灭，丁汝昌饮鸦片毒酒自尽。李鸿章被解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有人说李鸿章是“替罪羊”，他为僵化体制“替罪”，确乎有点冤;但李将派系利益置于社稷利益之上，其“罪”不可“替”，何冤之有？
　　甲午战争加深了中国的厄运，也使光绪帝走上激进维新的不归路。小人物徐建寅裹挟其中，成了“清流派”和“北洋派”争斗的棋子。他“动”了李中堂的“奶酪”，得罪了北洋派系。据说李鸿章许诺过徐建寅，若查验报告写得“好”，赏个山东青莱登道台给他。徐熟知官场规则，但战祸临头，社稷和派系孰轻孰重是清楚的。多年养成的求实精神使他不愿做违心事。这决定了夹在漩涡中的小人物的凄怆命运。戊戌变法中，光绪帝委徐建寅以农工商总局督理之重任，授予三品衔、“专折奏事”之特权。然而随后发生的宫廷政变，庆亲王奕劻及时通报使他逃离京城，但仍被列入“禁锢谪革”，革去“三品”，僅保住一条老命。
　　两年后“庚子变乱”，列强侵华，对清国实行军火禁运。徐建寅再次临危受命，被张之洞请去总管湖北全省营务及保安火药局。他在江汉之滨的龟山下办起钢药厂，试制无烟火药，“日手杵臼，亲自研炼”，很快解了兵工厂燃眉之急。谁知次年三月底的一天清早，钢药厂发生剧烈爆炸，徐建寅与十五名技术精英同时罹难。
　　据徐的女婿回忆，这天早上，徐建寅正与家人用餐，接到工头老鬼报告，说有一台机器不动了，请大人查看。徐总办二话没说，放下冒着热气的粥，坐上轿子往厂区查看。谁知他进入车间不久便发生爆炸，因距机器最近而死得最惨。一条腿被炸到很远的地方，找了好久才找到，唯独他穿着朝靴而来。“只见他头上血迹斑斑，半张脸被炸得已不成样子，右手右腿不知去向，就像半个血人似的躺在冰冷的洋灰地面上。”唐浩明在小说 《张之洞》 中如此描绘并非虚构。 　　有人认为徐建寅亲自调制炸药，不小心发生了爆炸。这种说法不能自圆其说。调制炸药这种活儿，需要总办亲自动手吗？湖广总督张之洞事后上折，称这是一起“机器炸裂”事故。机器怎么会突然“炸裂”呢？显然有人将小型炸药包置于机器齿轮间，徐探查机器时，转动的齿轮引燃了炸药包，并引爆了周围的炸药。蹊跷的是工头老鬼安然无恙—— 他是密谋的实施者，已逃离现场。
　　笔者并不认为李鸿章会谋害一个小人物，何况徐建寅对大清造船业和北洋水师有过卓越贡献。但徐建寅显然死于谋害而非事故，幕后凶手无法确定，但指向北洋派系是大致不错的。徐建寅之死，因此成了诡异的甲午战争的一个悲怆回声。

徐党嫌犯

　　徐锡麟举事后，安庆全城戒严，五大城门关闭，清兵严加盘问，凡学生装的行人皆被拿获、讯问。五天后，在大南门下船的客流中，一个与徐有关但与“徐案”无关的学生被“查拿”。当年 《申报》7月16日综合各方报道，其中有：“盘获浙籍学生一名，始云陈成，后云卢钟岳。当将行李搜检，均无禁物，不过日记一本，警察书数部，并自著言情小说、侦探小说两本而已。”事实上，在行李中还查出若干封徐锡麟信函。
　　信函被反复审读，鸡蛋里面挑骨头，也没挑出与“徐案”有关的“逆据”，因此并未立即拘捕徐。徐被安顿到迎江寺附近的佛照楼客栈，然后带到巡警处讯问。此君供称：他姓卢名钟岳，字迎先，号临先，浙江诸暨人，1887年生，曾在徐锡麟创办的大通学堂就读，深得监督赏识，因其家贫，徐资助他游学东瀛两载，今夏东京警监学校肄业归国，徐师电召他来皖，乘新丰轮西上，偶遇徐师之弟徐伟，于是结伴同赴安庆。快到安庆时，徐伟见报上刊有其兄犯事消息，不敢登岸继续乘轮西上。这与官衙往来电文一致：“诸暨城里中眼桥里贡元台之卢钟岳，号临先，信中尚无确实逆据，现已在城内拿获。（皖抚冯煦致端方）”
　　毛头小伙卢钟岳刚满二十岁，对女人和爱情充满幻想，情怀缱绻，在日本留学期间迷上侦探小说，且自撰言情小说一部、侦探小说两部，一看即知是个才气横溢的可爱文青。可他无法想象皖省之行，竟撞入枪杀皖抚之惊天事变的漩流中。
　　卢钟岳屡次被审并受刑，固然与“徐案”重大有关，更与他的同学有关。为证实自己清白，他供称在日本警监学校有个皖省同学，姓刘，其父刘启文在省城水上负责巡查船只。此番来皖除了拜见恩师，也想会会老同学，看望刘老伯。各司道高官轮流审讯，问：“你系徐党，徐锡麟命尔来何为？”卢答：“余非徐党。先时余曾托锡麟为我谋一啖饭所，继渠有函招余，余因时未毕业，曾拒之。复于五月十日电召余，时值校中大考，故延至五月二十七，始由东京返国。二十三抵沪，二十七启行来皖，拟面询锡麟，电余来此奚为。启行时，略闻锡麟刺皖抚，至大通始知其伏法。此次下岸，一为心不释然于锡麟，特讯查详细情形，一为视刘启文老伯也。比及登岸，不知何故被获。”卢面对强权，答得异常质直、坦然，尤其对徐锡麟未加贬称，更未附和官方说辞，不愧为徐锡麟得意门生。与徐伟供词相比，有丘峦与泥丸之别。
　　同学刘某未见出面，其父刘启文被官衙招到警局讯问。刘启文此前见过卢钟岳，印象应该不坏。没想到刘在此节骨眼，如此回答讯问：“与我子同学则是，其品行则非所知。”刘启文避嫌自保，非但不保卢，反而使出了国人常用的卑劣伎俩，暗示卢的品行有问题，是否革命党大可怀疑，欲将卢置之死地。人心险恶如是，令人寒栗。
　　卢钟岳因此一直被严加禁锢与审讯，“许久香、张次山两委员初九日会同复讯，宗汉子、卢钟岳、徐伟均击皮鞭二三百下不等”。当时“卢呼冤，哭声达于室外，惨不忍闻”。除了逼供，他们还使用让人眼熟的诱供：“前日讯尔，尔认与徐为师生，且伊曾助尔学费。兹又电召尔，尔之与徐情谊既深，则机谋必悉。尔非徐党而何？尔若直供，我辈尚可设法宥尔。”“宥尔”即“坦白从宽”，想想看，此前此后有多少人经不起诱供而“身败名裂”！还有一技可称之“激供”：“尔既为革命党，乃大英雄、大豪杰，尔何畏事乃尔？”晚清这帮酷吏如此诡诈，攻心术无所不用其极。不幸的是，晚清后“诱供”“激供”被“发扬光大”了，一直用来对付心防坚固的“犯人”。
　　在逼供、诱供、激供面前，卢钟岳未曾动摇，其回答简劲有力：“余非徐党，余焉能知其机谋！”“我本在日本政法大学，素与徐伟及此地查船委员刘启文之子同学，与徐锡麟亦认识，此次因暑假空闲特来托徐锡麟暨刘氏父子代谋差事，或充当教员。徐之所为实不知情，故刘启文初见问我何来，我即谓找徐而来。今刘以拿我献功，居心何险，我若果系革命党，何以肯说与徐伟同船，将伟追拿。若谓与徐伟同船，即是革命党，则新丰船中搭客均应稽查，安知革命党仅我与徐耶！且刘启文之子与我同学，刘亦早知，奚知伊子独不是革命党耶！”（《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集》）
　　盧氏归谬法用得娴熟有力，“随意株连”显得荒唐可笑。看来他在日本警监学校没白学，两部侦探小说也没白写。不过，此时卢某那满脑袋的天真幻想和爱情迷梦，已被诡异现实和蛇蝎小人击成齑粉！
　　卢钟岳还算“幸运”，没有因此而掉脑袋，或者瘐毙狱中。这是否应归功于晚清这帮庸吏昏僚不够“昏聩”，没有“无限上纲”呢？陶成章在 《浙案纪略》 中说：“钟岳亦锡麟之门徒，其来皖城，实由锡麟召之，然召之者，欲使办警务，非办革命也，不期适逢其会，遂遭拿问。……后钟岳以无罪省释。”但这件事对卢某刺激颇深，他后来确乎加入光复会，投身到反清革命的洪流中。然而于中国而言，少了个侦探小说家未免不是损失。悲夫，时乖命蹇的那一代中国文青！
　　（选自《随笔》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