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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很有一些人为中国现代化和政治民主进程的缓慢焦虑，焦虑之余，也想了不少的办法，办法之一，便是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
据论者讲，市民社会原为中国本土所无，今之为用当从西方舶来。所谓“市民社会”及其功用，简言之，便是要求国家尽可能多的退出社会经济领域，尽量减少国家干预，而由独立自主的个人、群体、社团和利益集团自愿组成“市民社会”来自行安排其经济生活，从而可使市民社会不仅拥有经济自由的能力，而且有了影响国家决策的参与权利，从而实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如此一来，则政治民主呼之欲出，现代化步伐自然加快矣。
不消说，上述描绘的当是一幅理想民主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美好图景，但理想中的构图，一经与实际印证后的不合印榫，往往不免大刹风景。
我们被告知，中国市民社会是由独立自主的个人、群体、社团和利益集团所构成，其间不包括履行政府职能、具有“国家政治人”身份的公职人员、执政党组织、军人和警察，不包括自给自足、完全依附于土地的纯粹的农民，这么一划，那剩下来的就是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正是这些人来充当这个“市民社会”的中坚。
据有的学者研究表明，当代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于上世纪的９０年代业已完成，亦即社会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中。而在这一轮财富积累的竞赛中，在掌握资源配置大权的部门任职者、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以及善于攀附权势者，最容易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可以说，这些人正是这场原始积累中的最大得利者，且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凭借已拥有的财富变成了“企业家”，并形成了一个企业家阶层。
不错，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社会改革的原动力，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当代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商品经济，在许多方面与西方早期商业资本主义有许多相似的特征，即摆脱一切约束，采用一切手段，追求商业利润，如不讲秩序，违法乱纪，不公平竞争，不讲商业道德，甚至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等。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可在被某些学者认定的要组建中国市民社会的那些“企业家”、个体经营者以及知识分子等阶层中，又有多少人具备独立的现代人格及其他各种必要的素质呢？莫非口袋里多装了几个铜钱就抵事？况且将农民划在市民社会之外，在理论上也许是对的，但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农业国家，任何不考虑农民利益或农民权利的政治、经济改革，很难说在实践中有多少成功的希望。然中国的改革恰恰是从农村开始并取得成功的，怎么一涉及到利益问题时即如此健忘，令人费解。
谈论市民社会的人大都认为“少管事或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市民社会是他们划出的一块禁地，国家完全不能涉足。对他们来说，这块禁地的范围当然是越大越好。
事实上，即使国家完全不涉足市民社会，它不曾也不可能是一块净土。马克思就在市民社会里看到了阶级、剥削、不平等、冲突等等，也许有人不同意马克思的看法，但实际情况如此，除了采取不承认主义并讳言外，恐怕再想什么好办法也难。
在市民社会发育较好的西方国家，也并不是一味主张拒斥国家权力而对市民社会过分依赖。美国立国者之一的杰弗逊认为“人类中间一种自然的贵族，其基础是品德和才能”，同时，“还有一种人为的贵族，既不靠品德也不靠才能，而是以财富和出身为基础”。而“人为的贵族是政体中的有害因素，必须设法防止他们掌握权柄”。从前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被学者认定的所谓市民社会中的中坚分子到底是“自然的贵族”还是“人为的贵族”。后来的总统林肯则从维护国家权威的角度讲过这样的话：“脱离联邦的中心思想实质就是无政府主义。”
有论者说，所谓“市民社会”云者，不过是某些人构筑的一个现代神话，依笔者看，它更像是“人话”，至于说这“人话”的中心意思是什么，倒使我想起一个并不幽默的故事，说从前有个人想发财，找到了一位神仙，请求为他点石成金，但此公在如愿得到许多金子后犹不满足，于是，他要神仙把那根点石成金的手指给他。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有人曾对当代中国资本原始积累完成之后，将会造成的决定性影响作过一些分析——“从长期看，它将改变社会权力格局，使社会权力不再是一种政治、经济、军事权力的混合体。已经形成的民间资本虽然还比较微弱，但其进取性和生命力却比国有经济强大得多。无论在创造利润的能力方面还是对整体社会经济的影响，民间早已不再老老实实地局限在政府为其规定的框架里。尽管社会财富从总体上来说还是集中在素质较为低下的社会群体手中，但其中一部分集海盗式智慧与生存能力于一体的有产阶级，早已不满足于今天这种政治上的被动局面，他们正在采用各种方式，以金钱的力量从最基本的层面上对社会施加影响，最直接的举动就是要求获得政治权力”。（何清涟《当代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９０年代思想文选》第三卷第４８页，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７月第１版。）
你看，这不明明是在向“神仙”要那根点石成金的“手指”吗？
据论者讲，市民社会原为中国本土所无，今之为用当从西方舶来。所谓“市民社会”及其功用，简言之，便是要求国家尽可能多的退出社会经济领域，尽量减少国家干预，而由独立自主的个人、群体、社团和利益集团自愿组成“市民社会”来自行安排其经济生活，从而可使市民社会不仅拥有经济自由的能力，而且有了影响国家决策的参与权利，从而实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如此一来，则政治民主呼之欲出，现代化步伐自然加快矣。
不消说，上述描绘的当是一幅理想民主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美好图景，但理想中的构图，一经与实际印证后的不合印榫，往往不免大刹风景。
我们被告知，中国市民社会是由独立自主的个人、群体、社团和利益集团所构成，其间不包括履行政府职能、具有“国家政治人”身份的公职人员、执政党组织、军人和警察，不包括自给自足、完全依附于土地的纯粹的农民，这么一划，那剩下来的就是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正是这些人来充当这个“市民社会”的中坚。
据有的学者研究表明，当代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于上世纪的９０年代业已完成，亦即社会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中。而在这一轮财富积累的竞赛中，在掌握资源配置大权的部门任职者、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以及善于攀附权势者，最容易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可以说，这些人正是这场原始积累中的最大得利者，且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凭借已拥有的财富变成了“企业家”，并形成了一个企业家阶层。
不错，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社会改革的原动力，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当代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商品经济，在许多方面与西方早期商业资本主义有许多相似的特征，即摆脱一切约束，采用一切手段，追求商业利润，如不讲秩序，违法乱纪，不公平竞争，不讲商业道德，甚至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等。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可在被某些学者认定的要组建中国市民社会的那些“企业家”、个体经营者以及知识分子等阶层中，又有多少人具备独立的现代人格及其他各种必要的素质呢？莫非口袋里多装了几个铜钱就抵事？况且将农民划在市民社会之外，在理论上也许是对的，但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农业国家，任何不考虑农民利益或农民权利的政治、经济改革，很难说在实践中有多少成功的希望。然中国的改革恰恰是从农村开始并取得成功的，怎么一涉及到利益问题时即如此健忘，令人费解。
谈论市民社会的人大都认为“少管事或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市民社会是他们划出的一块禁地，国家完全不能涉足。对他们来说，这块禁地的范围当然是越大越好。
事实上，即使国家完全不涉足市民社会，它不曾也不可能是一块净土。马克思就在市民社会里看到了阶级、剥削、不平等、冲突等等，也许有人不同意马克思的看法，但实际情况如此，除了采取不承认主义并讳言外，恐怕再想什么好办法也难。
在市民社会发育较好的西方国家，也并不是一味主张拒斥国家权力而对市民社会过分依赖。美国立国者之一的杰弗逊认为“人类中间一种自然的贵族，其基础是品德和才能”，同时，“还有一种人为的贵族，既不靠品德也不靠才能，而是以财富和出身为基础”。而“人为的贵族是政体中的有害因素，必须设法防止他们掌握权柄”。从前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被学者认定的所谓市民社会中的中坚分子到底是“自然的贵族”还是“人为的贵族”。后来的总统林肯则从维护国家权威的角度讲过这样的话：“脱离联邦的中心思想实质就是无政府主义。”
有论者说，所谓“市民社会”云者，不过是某些人构筑的一个现代神话，依笔者看，它更像是“人话”，至于说这“人话”的中心意思是什么，倒使我想起一个并不幽默的故事，说从前有个人想发财，找到了一位神仙，请求为他点石成金，但此公在如愿得到许多金子后犹不满足，于是，他要神仙把那根点石成金的手指给他。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有人曾对当代中国资本原始积累完成之后，将会造成的决定性影响作过一些分析——“从长期看，它将改变社会权力格局，使社会权力不再是一种政治、经济、军事权力的混合体。已经形成的民间资本虽然还比较微弱，但其进取性和生命力却比国有经济强大得多。无论在创造利润的能力方面还是对整体社会经济的影响，民间早已不再老老实实地局限在政府为其规定的框架里。尽管社会财富从总体上来说还是集中在素质较为低下的社会群体手中，但其中一部分集海盗式智慧与生存能力于一体的有产阶级，早已不满足于今天这种政治上的被动局面，他们正在采用各种方式，以金钱的力量从最基本的层面上对社会施加影响，最直接的举动就是要求获得政治权力”。（何清涟《当代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９０年代思想文选》第三卷第４８页，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７月第１版。）
你看，这不明明是在向“神仙”要那根点石成金的“手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