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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探析《故乡》中隐含的《圣经》元素，运用由现实向过去和未来思考的方法，从小说叙述者“我”的视角出发，发现鲁迅在《故乡》中构建了现实的荒园和闰土月夜护瓜的伊甸园，并将小说人物构筑在“幸福快乐——犯罪堕落——受苦受难”的命运模式中。叙述者“我”为了拯救现实的苦难，欲开辟一条拯救之路径，在国民中呐喊并让其复归乐园。
关键词：现实的荒园；人间地狱的拯救；过去的伊甸园；复归的乐园
作者简介：王鹏飞，男，河南叶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2-0-02
鲁迅在基督教堂林立的浙江绍兴渡过了童年和少年生活，购买过《新旧约全书》，其杂文和散文集均对耶教思想有所论述。用《圣经》视野去探索鲁迅小说中隐喻的《圣经》元素，意义重大。
一、鲁迅与耶教及《圣经》的关系
1、新文化运动与耶教文化的关系
自新文化运动开始，陈独秀、鲁迅等仁人志士摸索着救国救民的道路，思考着何为“新”文化，面临着在文化体系中注入新的文化元素，将眼光转向国外，选择了两大新元素即基督教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
虽然马克思主义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重大，但是基督教文化绝对不能忽视，也是构建“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基督教文化经典《圣经》翻译本在中国大地的印刷出版和传播、西方教堂的开设、传教士的传教活动，耶教的犯罪与悔改、宽恕与博爱、苦难与拯救等思想已潜移默化在现代作家心中。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生活在新文化运动时代大背景下，势必也会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2、生活中的鲁迅与基督教文化、《圣经》的关系
鲁迅的童年与少年生活都是在浙江绍兴这座沿海城市渡过。根据《浙江绍兴市志》的记载，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美国传教士苏美格等人就开始在绍兴传教；民国时，绍兴已形成内地会、圣公会、长老会的多种基督教派系，教徒1万余名。西方基督教对绍兴人们生活影响极大，在此渡过童年和少年生活的鲁迅，深受基督教及文化的影响。他还先后两次购买了《新旧约全书》、《圣经》“收藏了《元也里可温考》（一本关于天主教教士东来传教的历史书籍）、《圣年广益》（传教士冯秉正翻译的记载圣人行事、圣教警言的著作）等[1]”。这也为以后鲁迅在小说创作中融入《圣经》元素奠定了基础。
鲁迅在其创作的杂文集、散文集如《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中均对亚当夏娃故事、诺亚洪水故事、希伯来文艺等有所论述且见解独到，并专门写《复仇·其二》对犹太人钉杀耶稣故事改编。
二、鲁迅在《故乡》中注入的《圣经》元素
鲁迅阅读过《圣经》且对其故事和思想有很深的见解和认识，把当时的社会、自己的思想与基督教文化融合起来，形成自己独特的认识。既然宏观层面的生活中的鲁迅、中观层面的杂文散文与《圣经》有着关系，那么小说中也会隐喻着《圣经》元素。
《故乡》刻画了闰土、杨二嫂及叙述者“我”等人物，通过离开故乡多年的“我”归乡离开故乡的故事，以“我”的视角探索了国民生活的辛苦及缘由。纵观《故乡》的叙事结构，与旧约叙事结构有着异曲同工之效，都是从现实出发，为了改变现实，进而想到过去，再构建一个美好的过去，也是为了构建未来的面貌，而现实到未来就是一种拯救行动。
对于整部《圣经·旧约》的“摩西五经①”而言，采用了“现在——过去——将来”的叙事结构。《出埃及记》是整个旧约的核心所在，讲述了犹太民族在族长摩西带领下走出埃及的历史进程，这是一种现实局面。古老的希伯来民族基于现实状况，需要表达他们的信仰即他们出埃及必是上帝耶和华的拯救计划，而上帝为何要拯救在埃及受苦难的希伯来人。怀着这样的感恩和疑问，他们形成了“出埃及信仰——有关耶巍是救赎的和创造的上帝的信仰——的角度来看和思考人类的那些起初[2]”，于是就有了《创世纪》的上帝造人故事。所以，是先有犹太民族在埃及受难及出埃及故事，然后再有上帝造人的故事，是为了解决现实困境需要创造出一个伊甸园。鲁迅也正是基于叙述者“我”在故乡之后看到现实的苦难，需要构建一个乐园。这是鲁迅由现实向理想的思考，小说故事和人物也是理想和现实的交织，是鲁迅运用“由后来的现实往前推向思考和创造”的艺术和叙事能力的展现。
《故乡》通过叙述者“我”的视角，把人物构筑在“幸福快乐——犯罪堕落——受苦受难”的命运模式中，构建中国式的“伊甸园”和荒园。叙述者“我”先是勾画了一幅 “闰土月夜护瓜图画”，把闰土、猹、年轻美貌的杨二嫂安排伊甸园中，再把成年闰土、成年杨二嫂、儒家尊卑观念放在人间地狱。面对人间地狱，叙述者“我”把自己视为先知先觉，试图开辟一条拯救之路径、在国民中呐喊，希望拯救这些遭受困难的国民，让其复归乐园。
三、为拯救现实的荒园而构建过去的伊甸园
1、闰土月夜护瓜——鲁迅构建的“伊甸园”
乐园中不仅仅只有闰土，也应有着“我”现实中看到的一切人物，因为这个乐园也是先知先觉的“我”呐喊的终极目的和欲构建的新社会。
乐园中有着美丽的景色和天地，如“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3]”，蓝天与圆月、沙地和西瓜，就像圣经中的伊甸园“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4]”一样。
乐园中有个天真善良的少年闰土，象征着整个乐园的年轻生命力。少年闰土与富家少爷“我”之间没有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是完全平等的人格关系、没有等级差别，这也是乐园里面最核心和最本质的。平等的观念才可以剔除儒家传统文化的伦理束缚、才能够有幸福的生活和心境、没有“老爷”与“奴才”的称号。这种乐园既是耶稣所渴望构建的上帝之国，也是鲁迅对未来社会的希望。上帝既然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出“亚当”这个男人且让他管理整个伊甸园，那么亚当本身就赋有神性且天生纯洁善良，而少年闰土作为一个人物形象与亚当有着具有相应的意义。作为一个人类的象征，则预示着闰土作为人类的早年是多么的富有神性，令人向往和赞美。 乐园中有着狡猾的猹和杨二嫂。猹“状如小狗而很凶猛。这畜生很伶俐，皮毛是油一般的滑[5]”，而西方《圣经》中的伊甸园也有着同样狡猾的动物即蛇。为何说猹与蛇有着同样的寓意，既是狡猾的动物，也是诱惑的渊源之一？因为现实生活中，从古至今根本不存在猹这种动物，“猹”这个字本身就是鲁迅所创造的一种象征物，“猹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因为仿照鲁迅的语法就是：世上本没有猹，自从鲁迅写了猹，也便有了猹[6]”。小说的注释部分解释了“猹”的来源“作者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四日 致 舒新城的信中说：猹字使我据乡下人所说的声音，生造出来的，读如‘查’[7]”。猹是乐园中破坏西瓜的动物，寓意破坏；西方伊甸园中的蛇也是狡猾、诱惑人并让人堕落的动物。年轻杨二嫂是故乡乐园中的女性，人称豆腐西施，豆腐西施年轻时有着美丽的容貌，相比《圣经》中上帝造出的夏娃也是美丽的，但二者也都是象征着诱惑的因素。豆腐西施靠着美貌吸引了顾客，顾客也是冲着美貌和色相而来。而杨二嫂身上好像只有夏娃后来受到蛇的诱惑再诱惑亚当的反面角色，没有起初与亚当相处美好的角色，这里恰恰是鲁迅作的一个变异即让叙述者“我”扮演了夏娃起初善良的角色，与闰土相处美好而快乐幸福。
2、萧索的荒凉的乡村、辛苦麻木生活的闰土、辛苦恣睢生活的杨二嫂以及“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带来的苦难是鲁迅构建的“人间地狱”
西方《圣经》中亚当和夏娃之所以堕落和被上帝逐出伊甸园失去乐园、来到人间受苦难并历经死亡在于狡猾的蛇诱惑夏娃吃了分别善恶的树、夏娃又把果子给亚当吃了，由此产生了人类犯罪与堕落。鲁迅在故乡的乐园中此进行了改编与变异即塑造了三个诱惑和犯罪的因素。塑造了猹这种狡猾的动物，常常偷吃西瓜，使得乐园荒芜。把老年的尖酸刻薄且唯利是图的杨二嫂塑造成充满诱惑与堕落的夏娃角色，她狭隘自私、被现实欲望遮盖了双眼、人性的异化在丑化着着这个曾经美丽的乐园。把传统儒家的上下尊卑三纲五常的等级观念及制度植入乐园，成为促使乐园变成地狱的根本因素。成年闰土的一声“老爷”足以说明儒家伦理纲常对人性发展的挤压，“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8]”，而这种“规矩”和“事”就是封建等级制度和观念。这种带有罪性的制度让杨二嫂变成了世俗之小人并深受毒害；让成年闰土与我之间“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连反抗的勇气也没有，只剩下麻木的忍耐，将命运寄托于“香炉和灶台”。
以上三个带有诱惑和罪性的事物将昔日的乐园变成现实的人间地狱，一点活气都没有，闰土、杨二嫂和“我”都辛苦艰难地的生活着，“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这些恶魔缠绕着人间地狱中的每个人。虽然人类失去了《圣经》伊甸园，之后遭受了太多的苦难如埃及受奴役之苦、士师时代遭受摩押人及非利士人的侵略，巴比伦流亡之苦，但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等先知们不断靠着努力拯救者苦难的民族、带领人们复归乐园。对应于《故乡》，鲁迅塑造了一个先知式的人物即叙述者“我”，将拯救的重任肩负身上、怀着希望去开辟拯救之路、在社会上呐喊沉睡的国民、与封建守旧势力抗争、打破儒家传统等级制度和观念对人的毒害。在这条道路上，“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虽然是孤独的，可是这种拯救 “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到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结论：
叙述者“我”回乡过程中看到了现实的荒园，为了拯救荒园中的国民并给正在抗争的同仁以希望，构建了闰土月夜护瓜这个乐园。乐园是属于过去的回忆，更是未来的理想之国。鲁迅根据对西方耶教和《圣经》叙事结构的独到认知构建了现实的荒园和过去的伊甸园，将《圣经》元素隐藏其中，表达自己愿作一个拯救荒园的角色去向前开辟道路。
注释：
① 摩西五经是指《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五部经书，内容主要是犹太民族早期历史。《创世纪》讲述人类的来源即希伯来民族的包括亚伯拉罕与以撒等族长时代；《出埃及记》讲述摩西带领犹太民族出埃及；《利未记》是献祭仪式、洁净律法；《民数记》是摩西带领犹太民族从西奈山启程最终抵达约旦河东岸的经历；《申命记》再次重申命令的故事。
参考文献：
[1]杨建龙.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21.
[2]王新生.〈圣经〉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39.
[3]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53.
[4]圣经·旧约·创世纪[M].上海：中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中国基督教协会，2015：2.
[5]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60.
[6]张云峰 吴景明.故乡的神话：鲁迅《故乡》文本的神话隐喻[J].经典回眸·当代文坛，2007，（4）：170.
[7]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67.
[8]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64.
关键词：现实的荒园；人间地狱的拯救；过去的伊甸园；复归的乐园
作者简介：王鹏飞，男，河南叶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2-0-02
鲁迅在基督教堂林立的浙江绍兴渡过了童年和少年生活，购买过《新旧约全书》，其杂文和散文集均对耶教思想有所论述。用《圣经》视野去探索鲁迅小说中隐喻的《圣经》元素，意义重大。
一、鲁迅与耶教及《圣经》的关系
1、新文化运动与耶教文化的关系
自新文化运动开始，陈独秀、鲁迅等仁人志士摸索着救国救民的道路，思考着何为“新”文化，面临着在文化体系中注入新的文化元素，将眼光转向国外，选择了两大新元素即基督教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
虽然马克思主义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重大，但是基督教文化绝对不能忽视，也是构建“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基督教文化经典《圣经》翻译本在中国大地的印刷出版和传播、西方教堂的开设、传教士的传教活动，耶教的犯罪与悔改、宽恕与博爱、苦难与拯救等思想已潜移默化在现代作家心中。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生活在新文化运动时代大背景下，势必也会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2、生活中的鲁迅与基督教文化、《圣经》的关系
鲁迅的童年与少年生活都是在浙江绍兴这座沿海城市渡过。根据《浙江绍兴市志》的记载，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美国传教士苏美格等人就开始在绍兴传教；民国时，绍兴已形成内地会、圣公会、长老会的多种基督教派系，教徒1万余名。西方基督教对绍兴人们生活影响极大，在此渡过童年和少年生活的鲁迅，深受基督教及文化的影响。他还先后两次购买了《新旧约全书》、《圣经》“收藏了《元也里可温考》（一本关于天主教教士东来传教的历史书籍）、《圣年广益》（传教士冯秉正翻译的记载圣人行事、圣教警言的著作）等[1]”。这也为以后鲁迅在小说创作中融入《圣经》元素奠定了基础。
鲁迅在其创作的杂文集、散文集如《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中均对亚当夏娃故事、诺亚洪水故事、希伯来文艺等有所论述且见解独到，并专门写《复仇·其二》对犹太人钉杀耶稣故事改编。
二、鲁迅在《故乡》中注入的《圣经》元素
鲁迅阅读过《圣经》且对其故事和思想有很深的见解和认识，把当时的社会、自己的思想与基督教文化融合起来，形成自己独特的认识。既然宏观层面的生活中的鲁迅、中观层面的杂文散文与《圣经》有着关系，那么小说中也会隐喻着《圣经》元素。
《故乡》刻画了闰土、杨二嫂及叙述者“我”等人物，通过离开故乡多年的“我”归乡离开故乡的故事，以“我”的视角探索了国民生活的辛苦及缘由。纵观《故乡》的叙事结构，与旧约叙事结构有着异曲同工之效，都是从现实出发，为了改变现实，进而想到过去，再构建一个美好的过去，也是为了构建未来的面貌，而现实到未来就是一种拯救行动。
对于整部《圣经·旧约》的“摩西五经①”而言，采用了“现在——过去——将来”的叙事结构。《出埃及记》是整个旧约的核心所在，讲述了犹太民族在族长摩西带领下走出埃及的历史进程，这是一种现实局面。古老的希伯来民族基于现实状况，需要表达他们的信仰即他们出埃及必是上帝耶和华的拯救计划，而上帝为何要拯救在埃及受苦难的希伯来人。怀着这样的感恩和疑问，他们形成了“出埃及信仰——有关耶巍是救赎的和创造的上帝的信仰——的角度来看和思考人类的那些起初[2]”，于是就有了《创世纪》的上帝造人故事。所以，是先有犹太民族在埃及受难及出埃及故事，然后再有上帝造人的故事，是为了解决现实困境需要创造出一个伊甸园。鲁迅也正是基于叙述者“我”在故乡之后看到现实的苦难，需要构建一个乐园。这是鲁迅由现实向理想的思考，小说故事和人物也是理想和现实的交织，是鲁迅运用“由后来的现实往前推向思考和创造”的艺术和叙事能力的展现。
《故乡》通过叙述者“我”的视角，把人物构筑在“幸福快乐——犯罪堕落——受苦受难”的命运模式中，构建中国式的“伊甸园”和荒园。叙述者“我”先是勾画了一幅 “闰土月夜护瓜图画”，把闰土、猹、年轻美貌的杨二嫂安排伊甸园中，再把成年闰土、成年杨二嫂、儒家尊卑观念放在人间地狱。面对人间地狱，叙述者“我”把自己视为先知先觉，试图开辟一条拯救之路径、在国民中呐喊，希望拯救这些遭受困难的国民，让其复归乐园。
三、为拯救现实的荒园而构建过去的伊甸园
1、闰土月夜护瓜——鲁迅构建的“伊甸园”
乐园中不仅仅只有闰土，也应有着“我”现实中看到的一切人物，因为这个乐园也是先知先觉的“我”呐喊的终极目的和欲构建的新社会。
乐园中有着美丽的景色和天地，如“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3]”，蓝天与圆月、沙地和西瓜，就像圣经中的伊甸园“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4]”一样。
乐园中有个天真善良的少年闰土，象征着整个乐园的年轻生命力。少年闰土与富家少爷“我”之间没有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是完全平等的人格关系、没有等级差别，这也是乐园里面最核心和最本质的。平等的观念才可以剔除儒家传统文化的伦理束缚、才能够有幸福的生活和心境、没有“老爷”与“奴才”的称号。这种乐园既是耶稣所渴望构建的上帝之国，也是鲁迅对未来社会的希望。上帝既然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出“亚当”这个男人且让他管理整个伊甸园，那么亚当本身就赋有神性且天生纯洁善良，而少年闰土作为一个人物形象与亚当有着具有相应的意义。作为一个人类的象征，则预示着闰土作为人类的早年是多么的富有神性，令人向往和赞美。 乐园中有着狡猾的猹和杨二嫂。猹“状如小狗而很凶猛。这畜生很伶俐，皮毛是油一般的滑[5]”，而西方《圣经》中的伊甸园也有着同样狡猾的动物即蛇。为何说猹与蛇有着同样的寓意，既是狡猾的动物，也是诱惑的渊源之一？因为现实生活中，从古至今根本不存在猹这种动物，“猹”这个字本身就是鲁迅所创造的一种象征物，“猹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因为仿照鲁迅的语法就是：世上本没有猹，自从鲁迅写了猹，也便有了猹[6]”。小说的注释部分解释了“猹”的来源“作者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四日 致 舒新城的信中说：猹字使我据乡下人所说的声音，生造出来的，读如‘查’[7]”。猹是乐园中破坏西瓜的动物，寓意破坏；西方伊甸园中的蛇也是狡猾、诱惑人并让人堕落的动物。年轻杨二嫂是故乡乐园中的女性，人称豆腐西施，豆腐西施年轻时有着美丽的容貌，相比《圣经》中上帝造出的夏娃也是美丽的，但二者也都是象征着诱惑的因素。豆腐西施靠着美貌吸引了顾客，顾客也是冲着美貌和色相而来。而杨二嫂身上好像只有夏娃后来受到蛇的诱惑再诱惑亚当的反面角色，没有起初与亚当相处美好的角色，这里恰恰是鲁迅作的一个变异即让叙述者“我”扮演了夏娃起初善良的角色，与闰土相处美好而快乐幸福。
2、萧索的荒凉的乡村、辛苦麻木生活的闰土、辛苦恣睢生活的杨二嫂以及“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带来的苦难是鲁迅构建的“人间地狱”
西方《圣经》中亚当和夏娃之所以堕落和被上帝逐出伊甸园失去乐园、来到人间受苦难并历经死亡在于狡猾的蛇诱惑夏娃吃了分别善恶的树、夏娃又把果子给亚当吃了，由此产生了人类犯罪与堕落。鲁迅在故乡的乐园中此进行了改编与变异即塑造了三个诱惑和犯罪的因素。塑造了猹这种狡猾的动物，常常偷吃西瓜，使得乐园荒芜。把老年的尖酸刻薄且唯利是图的杨二嫂塑造成充满诱惑与堕落的夏娃角色，她狭隘自私、被现实欲望遮盖了双眼、人性的异化在丑化着着这个曾经美丽的乐园。把传统儒家的上下尊卑三纲五常的等级观念及制度植入乐园，成为促使乐园变成地狱的根本因素。成年闰土的一声“老爷”足以说明儒家伦理纲常对人性发展的挤压，“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8]”，而这种“规矩”和“事”就是封建等级制度和观念。这种带有罪性的制度让杨二嫂变成了世俗之小人并深受毒害；让成年闰土与我之间“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连反抗的勇气也没有，只剩下麻木的忍耐，将命运寄托于“香炉和灶台”。
以上三个带有诱惑和罪性的事物将昔日的乐园变成现实的人间地狱，一点活气都没有，闰土、杨二嫂和“我”都辛苦艰难地的生活着，“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这些恶魔缠绕着人间地狱中的每个人。虽然人类失去了《圣经》伊甸园，之后遭受了太多的苦难如埃及受奴役之苦、士师时代遭受摩押人及非利士人的侵略，巴比伦流亡之苦，但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等先知们不断靠着努力拯救者苦难的民族、带领人们复归乐园。对应于《故乡》，鲁迅塑造了一个先知式的人物即叙述者“我”，将拯救的重任肩负身上、怀着希望去开辟拯救之路、在社会上呐喊沉睡的国民、与封建守旧势力抗争、打破儒家传统等级制度和观念对人的毒害。在这条道路上，“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虽然是孤独的，可是这种拯救 “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到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结论：
叙述者“我”回乡过程中看到了现实的荒园，为了拯救荒园中的国民并给正在抗争的同仁以希望，构建了闰土月夜护瓜这个乐园。乐园是属于过去的回忆，更是未来的理想之国。鲁迅根据对西方耶教和《圣经》叙事结构的独到认知构建了现实的荒园和过去的伊甸园，将《圣经》元素隐藏其中，表达自己愿作一个拯救荒园的角色去向前开辟道路。
注释：
① 摩西五经是指《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五部经书，内容主要是犹太民族早期历史。《创世纪》讲述人类的来源即希伯来民族的包括亚伯拉罕与以撒等族长时代；《出埃及记》讲述摩西带领犹太民族出埃及；《利未记》是献祭仪式、洁净律法；《民数记》是摩西带领犹太民族从西奈山启程最终抵达约旦河东岸的经历；《申命记》再次重申命令的故事。
参考文献：
[1]杨建龙.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21.
[2]王新生.〈圣经〉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39.
[3]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53.
[4]圣经·旧约·创世纪[M].上海：中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中国基督教协会，2015：2.
[5]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60.
[6]张云峰 吴景明.故乡的神话：鲁迅《故乡》文本的神话隐喻[J].经典回眸·当代文坛，2007，（4）：170.
[7]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67.
[8]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