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张云逸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
张云逸德高望重，是一位对广西、对中国有大功的革命长者。他：百色龙州倡起义，创建红军功卓著；华中抗敌负重任，华东决战主后方；主政广西老骥志，功高八桂当家人。莫文骅曾赋诗曰：“日月潭深千百尺，不及张老同志情。”
张云逸的革命生涯极具传奇：他是新中国十位开国大将中资历最长者，参加过广州黄花岗起义；年龄最长者，授衔时年高63岁；工资级别最高者，是惟一拿着元帅级别工资的共和国大将。
陈毅尊呼他为“大海容人之量，高山仰止之德”的“革命长兄”；刘少奇评价他是“有党德的同志”；毛泽东称赞他“数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息，是模范的共产党员”；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悼念他“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了一生”。
南宁兵运功勋卓著
张云逸原名运镒，字胜之，化名为石迟峰、石赤峰。1892年8月10日，生于广东文昌县（今属海南省）头苑区造福乡上僚村。1908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是辛亥革命元勋，参加过广州黄花岗起义，担任炸弹队长。后来，他参加国民革命军的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少将师参谋长。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入党时年龄已经很大，在军中职位不低，薪俸也相当高，我是为了劳动人民大众的解放才入党的。”从此，他由一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论环境多么险恶，斗争多么残酷，道路多么曲折，都对党忠贞不渝，鞠躬尽瘁。在大革命失败后，卓有成效地从事党的秘密兵运斗争。
1929年7月初，国民党左派将领俞作柏、李明瑞在国民党蒋桂军阀战争中，运用“拥蒋倒桂”的策略，率领两师部队夺取了广西的军政大权，分别就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广西各部队编遣特派员。俞、李二人为姑表兄弟，回师主桂前后，主动请求中共方面派员来桂合作，共同反对蒋桂军阀势力。
1929年7月，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抓住时机，紧急调派了张云逸、何世昌、叶季壮、徐冠英等几十名共产党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进入广西。在贺昌、陈豪人领导下，中共广西军委和广西特委通过各种渠道将这批干部安排进入俞作柏、李明瑞的军政部门，他们会合中共广西特委雷经天、聂根和俞作豫、严敏等党员干部，迅速发展广西的革命力量。
南宁兵运，是张云逸传奇生涯的得意之作。7月，张云逸惜别妻儿，拿着国民党粤军海军司令陈策的推荐函来到南宁。他和俞作豫（中共秘密党员，俞作柏的胞弟，李明瑞的表弟）争取俞作柏、李明瑞同意，开办广西教导总队，由徐冠英、张云逸担任正副主任。8月，张云逸、俞作豫任广西警备部队第四、第五大队大队长，李谦、史书元为副大队长。他们在教导总队和第四、第五大队建立中共秘密支部，有党员300多名。张云逸、俞作豫、徐冠英肩扛桂军少将军衔，为我党掌握着3支部队共约4000多人枪。
9月上旬，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从上海来到南宁，统一了广西军委和广西特委的全盘领导，进一步发展了南宁统战和秘密兵运。9月中旬，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南宁津头村雷经天家召开。贺昌主持大会并传达贯彻党的六大路线和六届二中全会精衶，选举成立新的广西特委，全省有党员420人，团员130人。党加强了对全省工农斗争的领导，广西省农协会筹备处辖有21个县农会，拥有会员近30万人，广西工农革命斗争形成新局面。
9月下旬，广西政局突变，俞作柏、李明瑞与张发奎联合发动讨蒋战争。张云逸、俞作豫争取俞作柏、李明瑞同意部队留守南宁。张云逸奉令委任为南宁警备司令，接管南宁军械库等机关。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指令广西军委做好应变准备，加紧对部队的整顿改造工作，征调轮船集中在邕江海关码头待命，以便随时撤退左、右江。邓小平指令广西特委调派委员雷经天、陈洪涛、严敏和何建南、麦锦汉等重要干部到左、右江，成立中共右江工委和龙州党组织，加强对左、右江工农斗争的领导，策应南宁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和第四大队、教导总队转移左、右江。
10月1日，俞作柏、李明瑞在南宁举行讨蒋誓师大会，通电全国就任南路讨蒋军总司令、副总司令。会后，督师沿西江东下进攻附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部队。不及一旬，俞、李讨蒋失败。10月6日，张云逸、俞作豫等控制南宁革命军队，坚决平息反动军警叛乱。
邓小平果断决策分兵转移左、右江地区。10月13日，俞作豫奉命率领广西警备第五大队，护送俞作柏、李明瑞撤往左江地区的龙州；15日，张云逸等率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2000多人，从陆路掩护邓小平和广西军委乘军械船挺进右江，为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拉开了序幕。
百色起义缔造红军
张云逸是百色起义的重要领导者。1929年10月20日，张云逸带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到达恩隆县（今田东县）县城平马镇，与邓小平在右江二牙码头第一次握手相识，决定放手武装右江10多个县农军，掀起“工农武装割据”高潮。22日，张云逸、邓小平率部进驻百色，果断决定加紧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是张云逸在百色就任右江督办公署主任，统辖各县政权，撤换反动县长，控制右江政局和筹集经费。二是加强中共广西军委（后改称广西前委，红七军前委），邓小平任书记，张云逸、陈豪人为常委，统一领导左、右江的起义斗争，部队营建党委，连成立支部。右江工委领导成立9个县委和特支。三是10月28日张云逸督办在百色智擒熊镐，指挥部队协同右江农赤军围歼驻平马、田州、那坡镇的反动广西警备第三大队，扫除起义障碍。四是创办《右江日报》、《士兵之友》，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组织宣传队下乡宣传，大造革命舆论。五是坚决清洗反动旧军官，加强部队各级士兵委员会，进一步整顿、改造部队。六是宣布废除苛捐杂税，将从南宁军械库带来的5000支枪拨给右江各县农民自卫军。七是张云逸和邓小平做好李明瑞的思想工作，团结李明瑞参加领导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担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 11月初，接中共中央指示，要求在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举行起义。前委为了进一步做好起义准备，决定于12月11日（广州起义纪念日）宣布起义。12月上旬，中央代表邓小平转往左江部署龙州起义，后赴上海汇报工作。10日，张云逸和陈豪人在百色召开工人、农民、士兵代表大会，通过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决议。12月11日，在百色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中国红军第七军，颁布《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张云逸任军长，陈豪人任军政治部主任和前委书记，龚鹤村任军参谋长，全军辖3个纵队4000多人。
同日，中共右江工委在平马镇召开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任主席，韦拔群等10人为执行委员。第二天，中共红七军前委和右江特委在平马镇北广场举行庆祝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的群众大会，右江各界代表和恩隆县革命群众万余人参加。张云逸代表红七军前委和军部发表重要讲话，庄严宣布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中心任务是扩大红七军，发展苏维埃政权和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平马成了赤色的红都。
庆祝大会后，张云逸返回百色途中，在恩阳县城那坡镇的群众大会上作了《红军是代表工农群众谋利益的》的演讲，成为《张云逸军事文选》的开篇之作。
在红七军的帮助下，中共右江特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领导成立了百色、东兰、凤山、凌云、恩隆、奉议、恩阳、思林、果德、向都、镇结、那马、隆安、都安、那地、河池等16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委员会。右江根据地辖有3万平方公里、100多万壮、汉、瑶、苗族人口。1961年清明节，张云逸在东兰祭奠韦拔群烈士墓时深情地说：“我应该感谢你们。我这个红七军军长，没有右江各族人民的支持就当不成。”
百色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3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在给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信中写道：“红军第七军的出现虽在偏僻的广西……在全国政治上同样有极伟大的意义，同样是发展游击战争摧毁统治阶级促进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在他的发展前途上有严重的作用与意义，他的发展很快可以影响到全国。”3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军事通讯》第2期发表《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指出：“广西这个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张云逸贡献最为卓著。
率师远征大将雄风
张云逸率红七军从右江北上中央苏区，是中国红军远征的伟大创举，突出表现他独撑危局的文武谋略和大将雄风。1945年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红军第七军历史的决定（草案）》指出：“张云逸同志等始终维护部队，完成长征任务，是支撑红七军工作的中心，对党贡献极大。”
第七、八军英勇悲壮的远征，起因是1930年9月30日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赶到平马镇。10月2日，邓拔奇在红七军前委会上，传达中央“立三路线”，命令红七军远征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中心城市，协同主力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实现革命在南方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张云逸和邓小平等在当时已有清醒认识，红七军是无法完成这项任务的。经过激烈争论，前委最后决定执行中央指令，全军到河池整编。11月上旬，红七军在河池县城凤仪小学举行了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决定将红七军4个纵队和红八军第一纵队余部整编为第十九、二十师两个师北上。
韦拔群率特务连返回右江组建第二十一师，担负坚持右江苏区游击斗争。张云逸很珍重和韦拔群等同志的革命友谊，极为牵挂右江斗争前途。他在送别韦拔群到大山塘的路上，叮嘱韦拔群：“不要太重私人感情，在阶级斗争中只能依靠自己的同志。”张云逸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和同志们深情忆起和韦拔群惜别的情景。
11月10日，前委率第十九、二十两师7000人开始远征。部队在一个多月中，先后在罗城四把、融县长安（今属融安县）、湖南武冈与国民党桂军、湘军作战，损伤近半。1931年1月初，张云逸和邓小平在广西全州前委会议上，总结硬打城镇的惨痛教训，力主放弃攻打桂林、柳州的计划，部队沿湘、桂边境进入粤北，建立根据地，相机会师“朱毛红军”。
1931年2月3日，部队在广东乳源县梅花村血战失利。5日在乐昌县杨溪抢渡武水时遭粤军截击，在与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的红七军五十五团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张云逸率未能渡河的第五十八团等部800多人，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杀出一条血路，于3月转战湘南抵达湘赣苏区。4月，他任河西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统一指挥赣江以西的湘东南独立师和红七军、红二十军各一部作战，进攻江西吉安永阳镇和安福县城，歼敌1000多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同月底，他在永新县禾川小学召开红七军第二次党代会，总结红七军北上远征的经验教训，批判和清算了“立三路线”在红七军的错误。6月上旬，他和李明瑞指挥河西红军击败湘南茶陵9县民团联防武装，连克茶陵、安仁、攸县、酃县和江西遂川县城，扩大了湘赣苏区。6月底，率领红七军执行中共苏区中央局指示，东渡赣江，进入中央苏区。7月22日，在江西雩都县桥头镇与红三军团会师。红七军北上，转战桂、黔、湘、粤、赣五省，历时9个月七千里，是全国红军的第二次远征。
1931年11月，张云逸、韦拔群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毛泽东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向红七军代表授予“转战千里”锦旗，表彰红七军的功绩。
1933年8月1日，为了表彰张云逸“领导白军兵暴”的特殊功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他二等红星奖章。
联桂抗日居功至伟
1937年六七月间，“两广事变”后的第二年，张云逸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来桂林进行联桂抗日谈判。推动广西实现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和桂系出兵抗战，这是张云逸对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重要贡献。毛泽东说：“抗战初期，共产党能对国民党将领说话的人不多，张云逸是其一。共产党对桂、粤、港、川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成绩昭著，张云逸居功至伟。” 我们知道，在1935年“一二·九”爱国运动爆发后，国民党桂系集团是中共中央争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对象，多次派员前来广西，对桂系上层人物进行秘商合作抗战大计，中共广西党组织则对桂系下层人物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36年6月1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与粤军陈济棠联合通电全国，发动“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六一运动”），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帜。6月8日，毛泽东即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名义，对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了对“六一事变”的谈话，认为：“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希望西南领袖能彻底执行抗日救国的纲领，将两广造成抗日救国根据地”。中共中央在《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中也提出：“我们的策略，是使这次发动持久、扩大、充实而转变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7月间，中共中央派遣云广英（即云昌旭，化名林秀先）从陕北经西安、天津、香港秘密到南宁，向李宗仁阐明了中共关于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主张。9月，中共中央开始同桂系交换订立合作抗日救国协定的意见。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和平解决，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带来了有利的契机。1937年1月，周恩来邀请桂系的代表刘仲容到延安。毛泽东接见了刘仲容，主张联合各方逼蒋抗日。
1937年5月，中共中央派遣张云逸到香港领导华南的统战工作，重点是到桂林与桂系当局谈判。张云逸首先派杨德华到桂林与桂系当局进行联络。6月6日，张云逸偕同秘书李实到达桂林，会晤李宗仁、白崇禧，陈述中共中央关于“联蒋抗日”方针。12日，张云逸与李宗仁、白崇禧及桂系军政要员正式会谈，分析了全国民族危机局势，阐明了西安事变以后联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紧迫性和可能性，重申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积极联合各党各派力量，联蒋共同抗日的坚定立场。李、白表示赞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愿意联共拥蒋抗日，共赴国难。在此前后，张云逸还与桂系要员及四川代表张斯可多次就三方联合推动蒋介石共同抗日进行洽谈。
6月下旬，达成《红桂川联合抗日纲领草案》七条：（一）以巩固和平统一，实现民主政治，抗日收复失地为目的；（二）召开国防会议，应充分接收各方抗日领袖主张；（三）树立抗日旗帜，扩大宣传；（四）开放民众抗日运动，改善人民生活，释放政治犯；（五）努力国民会议制宪运动，国民会议代表名额，应分配于各党派，由各党派指定；（六）抗日力量彼此间之互助；（七）如各方同意此纲领，即组织共同纲领之机构，此种组织乃系以充分力量推动中央领导抗日为任务，不得含有分裂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味。
6月26日，张云逸电报中共中央，请示批准。次日，毛泽东即复电，认为纲领草案是对的，我们赞成本此做去，并促请桂方向粤、港、沪各方努力去做。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于7月14日电示张云逸：在国家存亡和国民党蒋介石转变政策的关头，我党与桂、川各方应诚意拥护蒋氏与南京政府的抗日政策，不可有牵制之意；同时，要各方做好抗日救亡实际工作，并促请桂方向粤、港、沪联络，推动各方也努力去做。张云逸将毛泽东的复电向李、白作了转达，并与桂系当局进行更深入的会商，坚定了桂系联共拥蒋抗日的立场。张云逸又到广州与余汉谋多次谈判，余汉谋同意国共合作抗日，在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由此可见张云逸对桂、粤、港、川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成绩卓著。
7月21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通电全国，表示拥蒋的抗日立场和在省内实行“焦土抗战”方针。8月4日，白崇禧应蒋介石电邀，飞赴南京，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10月12日，李宗仁赴徐州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在此之前，广西省府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在省内紧急调集民团壮丁，组建第十一、第二十一军两个集团军，开赴淞沪和华中抗日前线，与侵华日军展开殊死血战，拼出了广西抗日军队的民族血性和牺牲精神。
德高望重主政广西
张云逸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广西的当家人。1949年7月22日，中央电令张云逸赴广西工作。8月1日，中央任命他为华南分局第二书记。由此，张云逸与中组部和华东局、华中局商调陈漫远、韦国清、莫文骅、李天佑、贺希明、覃应机、黄荣、骆眀等数十名桂籍干部回广西事宜。9月22日，中央任命张云逸为中共广西省委书记。
这时，张云逸正在北平参加筹建开国大业的新政协大会，并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革军委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11月15日，广西省委颁布《告广西人民书》，号召广西各族人民全力支援南下大军，彻底消灭国民党桂系反动统治，“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广西而努力”。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张云逸为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12月11日，南下大军第三十九军解放了镇南关。12月16日，张云逸南下经广州到梧州。1950年1月4日到达南宁，16日在南宁召开省委第一次会议。2月8日，广西省人民政府在南宁成立，张云逸宣布就职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在此前后，他还任广西省军区司令兼政委、广西省政协主席，中南局委员和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他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创建政权，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广西奠定了坚实基础。
主政广西后，张云逸努力为建立新生人民政权而斗争。广西省各级人民政权是随着解放大军的胜利进军而逐步建立起来的。1949年11月下旬，省委机关随军到达桂林后，桂林、柳州、梧州、南宁相继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广西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后，全省相继成立了桂、柳、梧、邕四市人民政府和南宁、桂林、柳州、梧州、平乐、玉林、武鸣、庆远、百色、龙州等10个专区的专员公署和99个县人民政府，标志着国民党的统治被彻底推翻，广西各族人民终于有了自己的政权。
为了解决广西缺少干部的问题，张云逸采取四个措施：将南下干部和广西地下党干部配备在重点地区和重要部门；在桂林、南宁开办中南军政大学广西分校、广西人民革命大学和省委党校，并亲任校长，在半年内培训干部7000多人；实行南下军队和游击队干部地方化；改造留用国民党各类人员。到了是年冬，全省各级干部有4万多人，打下了广西干部基础。 1950年10月23日至11月2日，广西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第一次会议举行，选举成立广西省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张云逸任主席，陈漫远、莫文骅、陈此生、莫乃群、张一气任副主席。1951年8月，成立县级的龙胜各族联合自治区。1952年成立了大瑶山、大苗山、三江、隆林等县级自治区。1952年12月，中央批准成立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这是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重要实践，也是各少数民族人民获得政治平等的重要标志。
张云逸对广西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五管齐下”剿灭广西匪患。广西是国民党桂系的老巢，反动基础比较深厚，匪患极其严重。张云逸领导的剿匪斗争，实际上是比解放军南下入桂的广西战役还要艰难的。1950年11月14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方方并告张（云逸）莫（文骅）陈（漫远）李（天佑），严厉批评广西剿匪形势：“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工作中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缺点。”并嘱叶剑英前往广西帮助剿匪。11月22日，张云逸与陈漫远、莫文骅、李天佑复电呈报毛主席，对广西剿匪工作了初步检讨。11月底，张云逸在省委第三次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为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在半年内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而斗争》的报告，领导广西省委和军区按照毛主席的电令，实行党、政、军、民、财“五管齐下”，集中兵力重点剿灭了桂南、桂中、桂东、柳北、桂西北、桂西地区的股匪。1951年5月16日，毛泽东亲自致电嘉勉广西剿匪斗争工作：“广西工作大为开展”，“成绩甚大，我及中央同志都很高兴”。1951年6月至1952年12月，全省转入全面清匪反霸斗争。历时3年，剿匪胜利，全省共歼灭土匪约47万人。
张云逸还大力统一全省财政经济，大力救灾和恢复生产。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和国家所有，迅速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使政府掌握经济命脉。1950年初起，张云逸领导广西省委、省政府和各市军管会将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本家所控制的交通、邮电、银行等要害部门和冶金、机械、能源等主要工业部没收为国家所有，建立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省人民政府收回了被帝国主义控制的南宁、梧州、龙州、北海等海关的关税权和管理权，结束了由外国人掌管中国海关的耻辱历史。
1950年初，广西省委和省政府采取各项有力措施，积极恢复城乡生产，稳定经济秩序和市场物价。省委和省政府坚决打击投机资本的猖獗活动，并从外省调运来调剂粮，使全省在春荒期间粮价平稳。
为了战胜1950年农村严重灾荒，广西省委和省政府通过全省134万个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向地主展开了减租退押斗争，全省60多个县约800多万农民获得了粮食2250万公斤帮助渡过灾荒。同时通过农协会广泛宣传政府恢复发展生产的政策，组织和领导农民进行生产自救，积极开展抗灾和开荒生产。1950年全省开荒13万亩，兴修水利1000多处，各地还组织副业生产及奖励开荒等措施，努力帮助农民渡过难关。由此，各族人民更加信赖共产党和拥护新生人民政权。
再有就是正确制定广西农村“土改”政策。从1951年至1954年5月，全省“土改”分批胜利开展。经过“土改”，广西农村各阶级、各阶层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后来，张云逸虽于1951年2月中旬患病至广州休养，但他始终关注和指示全省的土地改革运动的进展。
情系八桂鞠躬尽瘁
对于广西，张云逸始终怀着特殊的深厚感情。他把广西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时刻关心广西的发展和人民的疾苦。离职以后，他每隔一两年都要回广西看一看。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张云逸一直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历次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席团成员，作为广西地区的代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他经常说：“我是广西人民代表，要为广西人民办几件实事。”
在广西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想方设法献策出力。
如长期倾力帮助广西加快经济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上世纪60年代邕江第一座大桥兴建时，他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黄荣和韦纯束在韦国清、覃应机等广西领导的同意下，从城建长远考虑，大桥设计为长800多米、宽24米。国家计委只给数百万元包干，不够用。张云逸主张募捐，又帮助去找国家计委解决，广西终于建起当时全国桥面最宽的第一座邕江大桥。
1962年冬天，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厅厅长的韦纯束到京开会，深夜拜访张老。张老嘱咐韦纯束要帮助百色、河池地区修公路，还郑重交代说“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在石山地区，也是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老区。他们的交通和人畜饮水很困难，到了冬季，更是缺水。你们要关心老区群众的疾苦。过去我们在左、右江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靠的是壮、汉、瑶等族群众。现在，我们不应忘记他们，他们饮水这么困难，我们要设法帮助解决。”张云逸要韦纯束把他的话，原原本本地转告韦国清，要解决少数民族地区人畜饮水困难问题。1963年的春节，张云逸是在南宁度过的。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前来向他拜年，感谢他对广西建设的关心和支持。张云逸笑着答道：“广西就是我的家，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不是客人。为广西人民做一点事，这是我应该做的本分。”
又如南宁吴圩飞机场兴建时，张云逸恰好来南宁视察工作。在征地、搬迁、用水发生矛盾的关键时刻，他由韦纯束陪同，亲自去吴圩乡，说服教育干部群众“局部服从整体利益”，矛盾很快得到解决。此外，老虎岭水库、良凤江水库的修建，他都亲自过问，不辞劳苦到水库视察指导。
张云逸情系广西革命老区人民。解放初期，他就派覃应机、黄荣作代表去看望老区人民。1961年，年近古稀，头发斑白稀疏的张老，穿着大将服，风尘仆仆，专程从北京回来给韦拔群烈士扫墓。他在南宁系统回忆了广西红七军和苏维埃的创立和发展情况，成为研究广西党史、军史的珍贵资料。1965年冬，他再次回广西，又到桂林干休所看望原红七军的几位老战士，勉励大家离休以后，不要“孤守城池”，脱离群众，应多到下面看看；多写革命回忆录，教育后代，提醒大家要保持红军的本色。
让人感动的是，张云逸老骥志坚地为广西的建设出大力。1965年，正是援越抗美时期，要紧急修国防公路，而民工修不快，质量又不高，自治区党委派黄荣到中央求援，张老给予大力支持，打电话给中央有关部门，得到谷牧同志的重视，有关部门拨给了几十台机械设备，几十万元，还调了两个团来支援修路。张老交代黄荣说：“广西要修水利，发展农业、要抓粮食、抓蔗糖生产，多搞农业机械，扶持山区生产。”这些话，对加快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直至1973年，张老病重虚弱，还极为艰难地对黄荣说：“希望广西工农业生产赶上全国先进水平！”这是张老对广西各族人民最后的衷心遗愿！
1974年11月19日，张云逸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11月25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主持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对张云逸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
英贤虽逝，精神犹在；功高八桂，与世长存。
张云逸德高望重，是一位对广西、对中国有大功的革命长者。他：百色龙州倡起义，创建红军功卓著；华中抗敌负重任，华东决战主后方；主政广西老骥志，功高八桂当家人。莫文骅曾赋诗曰：“日月潭深千百尺，不及张老同志情。”
张云逸的革命生涯极具传奇：他是新中国十位开国大将中资历最长者，参加过广州黄花岗起义；年龄最长者，授衔时年高63岁；工资级别最高者，是惟一拿着元帅级别工资的共和国大将。
陈毅尊呼他为“大海容人之量，高山仰止之德”的“革命长兄”；刘少奇评价他是“有党德的同志”；毛泽东称赞他“数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息，是模范的共产党员”；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悼念他“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了一生”。
南宁兵运功勋卓著
张云逸原名运镒，字胜之，化名为石迟峰、石赤峰。1892年8月10日，生于广东文昌县（今属海南省）头苑区造福乡上僚村。1908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是辛亥革命元勋，参加过广州黄花岗起义，担任炸弹队长。后来，他参加国民革命军的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少将师参谋长。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入党时年龄已经很大，在军中职位不低，薪俸也相当高，我是为了劳动人民大众的解放才入党的。”从此，他由一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论环境多么险恶，斗争多么残酷，道路多么曲折，都对党忠贞不渝，鞠躬尽瘁。在大革命失败后，卓有成效地从事党的秘密兵运斗争。
1929年7月初，国民党左派将领俞作柏、李明瑞在国民党蒋桂军阀战争中，运用“拥蒋倒桂”的策略，率领两师部队夺取了广西的军政大权，分别就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广西各部队编遣特派员。俞、李二人为姑表兄弟，回师主桂前后，主动请求中共方面派员来桂合作，共同反对蒋桂军阀势力。
1929年7月，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抓住时机，紧急调派了张云逸、何世昌、叶季壮、徐冠英等几十名共产党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进入广西。在贺昌、陈豪人领导下，中共广西军委和广西特委通过各种渠道将这批干部安排进入俞作柏、李明瑞的军政部门，他们会合中共广西特委雷经天、聂根和俞作豫、严敏等党员干部，迅速发展广西的革命力量。
南宁兵运，是张云逸传奇生涯的得意之作。7月，张云逸惜别妻儿，拿着国民党粤军海军司令陈策的推荐函来到南宁。他和俞作豫（中共秘密党员，俞作柏的胞弟，李明瑞的表弟）争取俞作柏、李明瑞同意，开办广西教导总队，由徐冠英、张云逸担任正副主任。8月，张云逸、俞作豫任广西警备部队第四、第五大队大队长，李谦、史书元为副大队长。他们在教导总队和第四、第五大队建立中共秘密支部，有党员300多名。张云逸、俞作豫、徐冠英肩扛桂军少将军衔，为我党掌握着3支部队共约4000多人枪。
9月上旬，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从上海来到南宁，统一了广西军委和广西特委的全盘领导，进一步发展了南宁统战和秘密兵运。9月中旬，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南宁津头村雷经天家召开。贺昌主持大会并传达贯彻党的六大路线和六届二中全会精衶，选举成立新的广西特委，全省有党员420人，团员130人。党加强了对全省工农斗争的领导，广西省农协会筹备处辖有21个县农会，拥有会员近30万人，广西工农革命斗争形成新局面。
9月下旬，广西政局突变，俞作柏、李明瑞与张发奎联合发动讨蒋战争。张云逸、俞作豫争取俞作柏、李明瑞同意部队留守南宁。张云逸奉令委任为南宁警备司令，接管南宁军械库等机关。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指令广西军委做好应变准备，加紧对部队的整顿改造工作，征调轮船集中在邕江海关码头待命，以便随时撤退左、右江。邓小平指令广西特委调派委员雷经天、陈洪涛、严敏和何建南、麦锦汉等重要干部到左、右江，成立中共右江工委和龙州党组织，加强对左、右江工农斗争的领导，策应南宁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和第四大队、教导总队转移左、右江。
10月1日，俞作柏、李明瑞在南宁举行讨蒋誓师大会，通电全国就任南路讨蒋军总司令、副总司令。会后，督师沿西江东下进攻附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部队。不及一旬，俞、李讨蒋失败。10月6日，张云逸、俞作豫等控制南宁革命军队，坚决平息反动军警叛乱。
邓小平果断决策分兵转移左、右江地区。10月13日，俞作豫奉命率领广西警备第五大队，护送俞作柏、李明瑞撤往左江地区的龙州；15日，张云逸等率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2000多人，从陆路掩护邓小平和广西军委乘军械船挺进右江，为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拉开了序幕。
百色起义缔造红军
张云逸是百色起义的重要领导者。1929年10月20日，张云逸带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到达恩隆县（今田东县）县城平马镇，与邓小平在右江二牙码头第一次握手相识，决定放手武装右江10多个县农军，掀起“工农武装割据”高潮。22日，张云逸、邓小平率部进驻百色，果断决定加紧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是张云逸在百色就任右江督办公署主任，统辖各县政权，撤换反动县长，控制右江政局和筹集经费。二是加强中共广西军委（后改称广西前委，红七军前委），邓小平任书记，张云逸、陈豪人为常委，统一领导左、右江的起义斗争，部队营建党委，连成立支部。右江工委领导成立9个县委和特支。三是10月28日张云逸督办在百色智擒熊镐，指挥部队协同右江农赤军围歼驻平马、田州、那坡镇的反动广西警备第三大队，扫除起义障碍。四是创办《右江日报》、《士兵之友》，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组织宣传队下乡宣传，大造革命舆论。五是坚决清洗反动旧军官，加强部队各级士兵委员会，进一步整顿、改造部队。六是宣布废除苛捐杂税，将从南宁军械库带来的5000支枪拨给右江各县农民自卫军。七是张云逸和邓小平做好李明瑞的思想工作，团结李明瑞参加领导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担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 11月初，接中共中央指示，要求在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举行起义。前委为了进一步做好起义准备，决定于12月11日（广州起义纪念日）宣布起义。12月上旬，中央代表邓小平转往左江部署龙州起义，后赴上海汇报工作。10日，张云逸和陈豪人在百色召开工人、农民、士兵代表大会，通过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决议。12月11日，在百色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中国红军第七军，颁布《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张云逸任军长，陈豪人任军政治部主任和前委书记，龚鹤村任军参谋长，全军辖3个纵队4000多人。
同日，中共右江工委在平马镇召开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任主席，韦拔群等10人为执行委员。第二天，中共红七军前委和右江特委在平马镇北广场举行庆祝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的群众大会，右江各界代表和恩隆县革命群众万余人参加。张云逸代表红七军前委和军部发表重要讲话，庄严宣布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中心任务是扩大红七军，发展苏维埃政权和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平马成了赤色的红都。
庆祝大会后，张云逸返回百色途中，在恩阳县城那坡镇的群众大会上作了《红军是代表工农群众谋利益的》的演讲，成为《张云逸军事文选》的开篇之作。
在红七军的帮助下，中共右江特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领导成立了百色、东兰、凤山、凌云、恩隆、奉议、恩阳、思林、果德、向都、镇结、那马、隆安、都安、那地、河池等16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委员会。右江根据地辖有3万平方公里、100多万壮、汉、瑶、苗族人口。1961年清明节，张云逸在东兰祭奠韦拔群烈士墓时深情地说：“我应该感谢你们。我这个红七军军长，没有右江各族人民的支持就当不成。”
百色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3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在给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信中写道：“红军第七军的出现虽在偏僻的广西……在全国政治上同样有极伟大的意义，同样是发展游击战争摧毁统治阶级促进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在他的发展前途上有严重的作用与意义，他的发展很快可以影响到全国。”3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军事通讯》第2期发表《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指出：“广西这个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张云逸贡献最为卓著。
率师远征大将雄风
张云逸率红七军从右江北上中央苏区，是中国红军远征的伟大创举，突出表现他独撑危局的文武谋略和大将雄风。1945年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红军第七军历史的决定（草案）》指出：“张云逸同志等始终维护部队，完成长征任务，是支撑红七军工作的中心，对党贡献极大。”
第七、八军英勇悲壮的远征，起因是1930年9月30日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赶到平马镇。10月2日，邓拔奇在红七军前委会上，传达中央“立三路线”，命令红七军远征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中心城市，协同主力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实现革命在南方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张云逸和邓小平等在当时已有清醒认识，红七军是无法完成这项任务的。经过激烈争论，前委最后决定执行中央指令，全军到河池整编。11月上旬，红七军在河池县城凤仪小学举行了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决定将红七军4个纵队和红八军第一纵队余部整编为第十九、二十师两个师北上。
韦拔群率特务连返回右江组建第二十一师，担负坚持右江苏区游击斗争。张云逸很珍重和韦拔群等同志的革命友谊，极为牵挂右江斗争前途。他在送别韦拔群到大山塘的路上，叮嘱韦拔群：“不要太重私人感情，在阶级斗争中只能依靠自己的同志。”张云逸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和同志们深情忆起和韦拔群惜别的情景。
11月10日，前委率第十九、二十两师7000人开始远征。部队在一个多月中，先后在罗城四把、融县长安（今属融安县）、湖南武冈与国民党桂军、湘军作战，损伤近半。1931年1月初，张云逸和邓小平在广西全州前委会议上，总结硬打城镇的惨痛教训，力主放弃攻打桂林、柳州的计划，部队沿湘、桂边境进入粤北，建立根据地，相机会师“朱毛红军”。
1931年2月3日，部队在广东乳源县梅花村血战失利。5日在乐昌县杨溪抢渡武水时遭粤军截击，在与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的红七军五十五团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张云逸率未能渡河的第五十八团等部800多人，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杀出一条血路，于3月转战湘南抵达湘赣苏区。4月，他任河西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统一指挥赣江以西的湘东南独立师和红七军、红二十军各一部作战，进攻江西吉安永阳镇和安福县城，歼敌1000多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同月底，他在永新县禾川小学召开红七军第二次党代会，总结红七军北上远征的经验教训，批判和清算了“立三路线”在红七军的错误。6月上旬，他和李明瑞指挥河西红军击败湘南茶陵9县民团联防武装，连克茶陵、安仁、攸县、酃县和江西遂川县城，扩大了湘赣苏区。6月底，率领红七军执行中共苏区中央局指示，东渡赣江，进入中央苏区。7月22日，在江西雩都县桥头镇与红三军团会师。红七军北上，转战桂、黔、湘、粤、赣五省，历时9个月七千里，是全国红军的第二次远征。
1931年11月，张云逸、韦拔群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毛泽东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向红七军代表授予“转战千里”锦旗，表彰红七军的功绩。
1933年8月1日，为了表彰张云逸“领导白军兵暴”的特殊功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他二等红星奖章。
联桂抗日居功至伟
1937年六七月间，“两广事变”后的第二年，张云逸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来桂林进行联桂抗日谈判。推动广西实现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和桂系出兵抗战，这是张云逸对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重要贡献。毛泽东说：“抗战初期，共产党能对国民党将领说话的人不多，张云逸是其一。共产党对桂、粤、港、川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成绩昭著，张云逸居功至伟。” 我们知道，在1935年“一二·九”爱国运动爆发后，国民党桂系集团是中共中央争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对象，多次派员前来广西，对桂系上层人物进行秘商合作抗战大计，中共广西党组织则对桂系下层人物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36年6月1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与粤军陈济棠联合通电全国，发动“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六一运动”），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帜。6月8日，毛泽东即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名义，对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了对“六一事变”的谈话，认为：“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希望西南领袖能彻底执行抗日救国的纲领，将两广造成抗日救国根据地”。中共中央在《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中也提出：“我们的策略，是使这次发动持久、扩大、充实而转变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7月间，中共中央派遣云广英（即云昌旭，化名林秀先）从陕北经西安、天津、香港秘密到南宁，向李宗仁阐明了中共关于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主张。9月，中共中央开始同桂系交换订立合作抗日救国协定的意见。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和平解决，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带来了有利的契机。1937年1月，周恩来邀请桂系的代表刘仲容到延安。毛泽东接见了刘仲容，主张联合各方逼蒋抗日。
1937年5月，中共中央派遣张云逸到香港领导华南的统战工作，重点是到桂林与桂系当局谈判。张云逸首先派杨德华到桂林与桂系当局进行联络。6月6日，张云逸偕同秘书李实到达桂林，会晤李宗仁、白崇禧，陈述中共中央关于“联蒋抗日”方针。12日，张云逸与李宗仁、白崇禧及桂系军政要员正式会谈，分析了全国民族危机局势，阐明了西安事变以后联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紧迫性和可能性，重申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积极联合各党各派力量，联蒋共同抗日的坚定立场。李、白表示赞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愿意联共拥蒋抗日，共赴国难。在此前后，张云逸还与桂系要员及四川代表张斯可多次就三方联合推动蒋介石共同抗日进行洽谈。
6月下旬，达成《红桂川联合抗日纲领草案》七条：（一）以巩固和平统一，实现民主政治，抗日收复失地为目的；（二）召开国防会议，应充分接收各方抗日领袖主张；（三）树立抗日旗帜，扩大宣传；（四）开放民众抗日运动，改善人民生活，释放政治犯；（五）努力国民会议制宪运动，国民会议代表名额，应分配于各党派，由各党派指定；（六）抗日力量彼此间之互助；（七）如各方同意此纲领，即组织共同纲领之机构，此种组织乃系以充分力量推动中央领导抗日为任务，不得含有分裂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味。
6月26日，张云逸电报中共中央，请示批准。次日，毛泽东即复电，认为纲领草案是对的，我们赞成本此做去，并促请桂方向粤、港、沪各方努力去做。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于7月14日电示张云逸：在国家存亡和国民党蒋介石转变政策的关头，我党与桂、川各方应诚意拥护蒋氏与南京政府的抗日政策，不可有牵制之意；同时，要各方做好抗日救亡实际工作，并促请桂方向粤、港、沪联络，推动各方也努力去做。张云逸将毛泽东的复电向李、白作了转达，并与桂系当局进行更深入的会商，坚定了桂系联共拥蒋抗日的立场。张云逸又到广州与余汉谋多次谈判，余汉谋同意国共合作抗日，在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由此可见张云逸对桂、粤、港、川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成绩卓著。
7月21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通电全国，表示拥蒋的抗日立场和在省内实行“焦土抗战”方针。8月4日，白崇禧应蒋介石电邀，飞赴南京，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10月12日，李宗仁赴徐州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在此之前，广西省府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在省内紧急调集民团壮丁，组建第十一、第二十一军两个集团军，开赴淞沪和华中抗日前线，与侵华日军展开殊死血战，拼出了广西抗日军队的民族血性和牺牲精神。
德高望重主政广西
张云逸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广西的当家人。1949年7月22日，中央电令张云逸赴广西工作。8月1日，中央任命他为华南分局第二书记。由此，张云逸与中组部和华东局、华中局商调陈漫远、韦国清、莫文骅、李天佑、贺希明、覃应机、黄荣、骆眀等数十名桂籍干部回广西事宜。9月22日，中央任命张云逸为中共广西省委书记。
这时，张云逸正在北平参加筹建开国大业的新政协大会，并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革军委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11月15日，广西省委颁布《告广西人民书》，号召广西各族人民全力支援南下大军，彻底消灭国民党桂系反动统治，“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广西而努力”。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张云逸为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12月11日，南下大军第三十九军解放了镇南关。12月16日，张云逸南下经广州到梧州。1950年1月4日到达南宁，16日在南宁召开省委第一次会议。2月8日，广西省人民政府在南宁成立，张云逸宣布就职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在此前后，他还任广西省军区司令兼政委、广西省政协主席，中南局委员和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他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创建政权，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广西奠定了坚实基础。
主政广西后，张云逸努力为建立新生人民政权而斗争。广西省各级人民政权是随着解放大军的胜利进军而逐步建立起来的。1949年11月下旬，省委机关随军到达桂林后，桂林、柳州、梧州、南宁相继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广西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后，全省相继成立了桂、柳、梧、邕四市人民政府和南宁、桂林、柳州、梧州、平乐、玉林、武鸣、庆远、百色、龙州等10个专区的专员公署和99个县人民政府，标志着国民党的统治被彻底推翻，广西各族人民终于有了自己的政权。
为了解决广西缺少干部的问题，张云逸采取四个措施：将南下干部和广西地下党干部配备在重点地区和重要部门；在桂林、南宁开办中南军政大学广西分校、广西人民革命大学和省委党校，并亲任校长，在半年内培训干部7000多人；实行南下军队和游击队干部地方化；改造留用国民党各类人员。到了是年冬，全省各级干部有4万多人，打下了广西干部基础。 1950年10月23日至11月2日，广西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第一次会议举行，选举成立广西省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张云逸任主席，陈漫远、莫文骅、陈此生、莫乃群、张一气任副主席。1951年8月，成立县级的龙胜各族联合自治区。1952年成立了大瑶山、大苗山、三江、隆林等县级自治区。1952年12月，中央批准成立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这是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重要实践，也是各少数民族人民获得政治平等的重要标志。
张云逸对广西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五管齐下”剿灭广西匪患。广西是国民党桂系的老巢，反动基础比较深厚，匪患极其严重。张云逸领导的剿匪斗争，实际上是比解放军南下入桂的广西战役还要艰难的。1950年11月14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方方并告张（云逸）莫（文骅）陈（漫远）李（天佑），严厉批评广西剿匪形势：“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工作中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缺点。”并嘱叶剑英前往广西帮助剿匪。11月22日，张云逸与陈漫远、莫文骅、李天佑复电呈报毛主席，对广西剿匪工作了初步检讨。11月底，张云逸在省委第三次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为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在半年内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而斗争》的报告，领导广西省委和军区按照毛主席的电令，实行党、政、军、民、财“五管齐下”，集中兵力重点剿灭了桂南、桂中、桂东、柳北、桂西北、桂西地区的股匪。1951年5月16日，毛泽东亲自致电嘉勉广西剿匪斗争工作：“广西工作大为开展”，“成绩甚大，我及中央同志都很高兴”。1951年6月至1952年12月，全省转入全面清匪反霸斗争。历时3年，剿匪胜利，全省共歼灭土匪约47万人。
张云逸还大力统一全省财政经济，大力救灾和恢复生产。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和国家所有，迅速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使政府掌握经济命脉。1950年初起，张云逸领导广西省委、省政府和各市军管会将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本家所控制的交通、邮电、银行等要害部门和冶金、机械、能源等主要工业部没收为国家所有，建立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省人民政府收回了被帝国主义控制的南宁、梧州、龙州、北海等海关的关税权和管理权，结束了由外国人掌管中国海关的耻辱历史。
1950年初，广西省委和省政府采取各项有力措施，积极恢复城乡生产，稳定经济秩序和市场物价。省委和省政府坚决打击投机资本的猖獗活动，并从外省调运来调剂粮，使全省在春荒期间粮价平稳。
为了战胜1950年农村严重灾荒，广西省委和省政府通过全省134万个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向地主展开了减租退押斗争，全省60多个县约800多万农民获得了粮食2250万公斤帮助渡过灾荒。同时通过农协会广泛宣传政府恢复发展生产的政策，组织和领导农民进行生产自救，积极开展抗灾和开荒生产。1950年全省开荒13万亩，兴修水利1000多处，各地还组织副业生产及奖励开荒等措施，努力帮助农民渡过难关。由此，各族人民更加信赖共产党和拥护新生人民政权。
再有就是正确制定广西农村“土改”政策。从1951年至1954年5月，全省“土改”分批胜利开展。经过“土改”，广西农村各阶级、各阶层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后来，张云逸虽于1951年2月中旬患病至广州休养，但他始终关注和指示全省的土地改革运动的进展。
情系八桂鞠躬尽瘁
对于广西，张云逸始终怀着特殊的深厚感情。他把广西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时刻关心广西的发展和人民的疾苦。离职以后，他每隔一两年都要回广西看一看。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张云逸一直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历次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席团成员，作为广西地区的代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他经常说：“我是广西人民代表，要为广西人民办几件实事。”
在广西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想方设法献策出力。
如长期倾力帮助广西加快经济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上世纪60年代邕江第一座大桥兴建时，他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黄荣和韦纯束在韦国清、覃应机等广西领导的同意下，从城建长远考虑，大桥设计为长800多米、宽24米。国家计委只给数百万元包干，不够用。张云逸主张募捐，又帮助去找国家计委解决，广西终于建起当时全国桥面最宽的第一座邕江大桥。
1962年冬天，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厅厅长的韦纯束到京开会，深夜拜访张老。张老嘱咐韦纯束要帮助百色、河池地区修公路，还郑重交代说“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在石山地区，也是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老区。他们的交通和人畜饮水很困难，到了冬季，更是缺水。你们要关心老区群众的疾苦。过去我们在左、右江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靠的是壮、汉、瑶等族群众。现在，我们不应忘记他们，他们饮水这么困难，我们要设法帮助解决。”张云逸要韦纯束把他的话，原原本本地转告韦国清，要解决少数民族地区人畜饮水困难问题。1963年的春节，张云逸是在南宁度过的。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前来向他拜年，感谢他对广西建设的关心和支持。张云逸笑着答道：“广西就是我的家，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不是客人。为广西人民做一点事，这是我应该做的本分。”
又如南宁吴圩飞机场兴建时，张云逸恰好来南宁视察工作。在征地、搬迁、用水发生矛盾的关键时刻，他由韦纯束陪同，亲自去吴圩乡，说服教育干部群众“局部服从整体利益”，矛盾很快得到解决。此外，老虎岭水库、良凤江水库的修建，他都亲自过问，不辞劳苦到水库视察指导。
张云逸情系广西革命老区人民。解放初期，他就派覃应机、黄荣作代表去看望老区人民。1961年，年近古稀，头发斑白稀疏的张老，穿着大将服，风尘仆仆，专程从北京回来给韦拔群烈士扫墓。他在南宁系统回忆了广西红七军和苏维埃的创立和发展情况，成为研究广西党史、军史的珍贵资料。1965年冬，他再次回广西，又到桂林干休所看望原红七军的几位老战士，勉励大家离休以后，不要“孤守城池”，脱离群众，应多到下面看看；多写革命回忆录，教育后代，提醒大家要保持红军的本色。
让人感动的是，张云逸老骥志坚地为广西的建设出大力。1965年，正是援越抗美时期，要紧急修国防公路，而民工修不快，质量又不高，自治区党委派黄荣到中央求援，张老给予大力支持，打电话给中央有关部门，得到谷牧同志的重视，有关部门拨给了几十台机械设备，几十万元，还调了两个团来支援修路。张老交代黄荣说：“广西要修水利，发展农业、要抓粮食、抓蔗糖生产，多搞农业机械，扶持山区生产。”这些话，对加快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直至1973年，张老病重虚弱，还极为艰难地对黄荣说：“希望广西工农业生产赶上全国先进水平！”这是张老对广西各族人民最后的衷心遗愿！
1974年11月19日，张云逸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11月25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主持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对张云逸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
英贤虽逝，精神犹在；功高八桂，与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