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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崔老爷子不少年了，崔老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是位工人出身的作家，被誉为天桥作家、京味儿作家。他是中国乡土文学名誉副会长，从小生长在天坛根的金鱼池，一口的京腔京韵，满脑子全是老北京的事儿，如果让他讲起来，三天三夜可以不重样，您就听好吧！如今向崔老爷子这样的老北京，能说、能写、能唱的着实不多了。
90年代初，我加入了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与崔老见面的机会多了，几乎每年举办的采风活动都一起成行，有时还住在一屋，这样我对崔老的了解也就更近了一步。有些不清楚的事儿，常向崔老请教，崔老给人的印象非常厚道、随和，透着老北京人的热心肠。随着交往的深入，每次崔老出了书都不忘送我一本，例如：《谈松话柏说名树》（散文）、《京韵杂述》（京味）以及《崔金生中短篇小说集》《思维的脚步》（诗歌）、《天桥旧话》《崇文文史拾萃》《北京的胡同》。在送我的每册书籍上不仅签名留念，有几册还郑重地盖了印章，可见崔老非常珍视与我的友谊。虽然崔老大我近20岁，但是并不妨碍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忘年之交。
崔老与天桥的缘分
崔先生一生与老北京的天桥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熟悉天桥长街短巷的沧桑岁月，了解天桥芸芸众生的脾气秉性，深谙天桥的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他说：天桥这块地儿，无论历代名人、专家学者、外国人和穷人都得过她的滋养。天桥的人在这块地上是原形毕露，他们真吃、真喝、真玩、真骂、真吵、真闹、真斗心眼儿也真大方。崔老用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报告文学、曲艺等形式书写天桥，正如何玉锁先生对崔先生的评价：“天桥的人文景观亲近他、拥抱他，为他提供了童年肢体的需要和营养，喂养了他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眼睛和藐视困苦、抗暴助弱的性格。他生于此，长于此，哭于此，笑于此，享受于此，扎根于此。天桥是他生命源的巨大支持力，并浸润于他的肉体、灵魂和每一次心脏的搏动中。”
天桥艺人以及周边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崔老不仅熟悉他们的行当，同情这些人物，他对这些人的情感更像山泉般的自然流露。因此它能够用真情触摸这些人深层的情感世界，这些人的痛苦、孤独、情与爱、生与死、悲与乐，都与他血脉相通，他的作品是与他们心灵直接碰撞的结晶。
崔老笔下的《酒馆》内的各色人物
《崔金生中短篇小说集》的序言中指出：“寫京味儿小说，就要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因为故事谁都会编，但故事中的细节，没有生活是编不真实的。诸多的细节，才能构成故事的生动，人物的真实、丰满。细节是金，是生活里淘洗出来的，细节才是小说的闪光点。”
崔老的这席话，不仅中肯而且点到了小说写作的关键。例如我非常喜欢崔老写的短篇小说《酒馆》，不止看了一遍，被小说的情节深深感动。可以想象崔老对酒馆的了解是很独到的，应了他那句话：“要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崔老是个平民作家，本身就生活在百姓当中，用他与生俱来的京腔京韵，来描写身边发生的人和事儿。他以独特的视角去观察生活、提升生活。在崔老笔下，酒馆不管是跑堂的还是备酒菜的，特别是常来酒馆泡的这十几号人，简直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其中的人物更是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如今崔先生笔下这样的酒馆即便是寻遍北京恐怕您也找不到了，因为它带有鲜明的“文革”时期印痕。如果说老舍先生笔下的茶馆，是通过茶馆揭露那个黑暗的社会;崔先生笔下的酒馆，是通过小小的酒馆，反映出六七十年代北京在“文革”动荡的年代，不同阶层的人，受到的不同的冲击与影响。没有独特的视野，没有亲历的生活，是写不出这样题材小说的。
好诗标准之我见
2009年第二期《西城文苑》上有一篇崔先生写的《好诗标准之我见》，虽然不足千字，但是将诗的精髓、诗的标准以及崔先生对诗的看法告知读者。
崔老分析了历史上流传至今的诗章警句，无不具备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之特点，不仅通俗易懂而且有鲜活生命，并且指出了目前那种转弯抹角、脱离社会生活的诗作，从出生就注定很快会消失。崔老强调：新诗如何突破，谁来拯救？离开深入生活，离开了人民生活需要，离开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诗风，便是无法突破的。只有坚持以上原则，诗才能闪烁出独特的情感火花，深入到老百姓的心里，在社会上开花结果，重振诗国雄风，再造诗坛辉煌。否则你的诗，只能给造纸厂增加点原料，你的诗句只能朝生暮死。
我非常赞赏崔老对诗歌的看法，我认为崔老对诗歌的看法不仅中肯而且说到了点子上，强调：深入生活、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浅探京味儿小说语言风格
虽然崔老只上过小学四年，但他是一位有心人，他非常注意向天桥各行各业的人学习，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穷人堆儿里长大的，自然受到他们的影响，特别是学徒以前有空就到天桥去玩，可以说我的青少年是伴着民间艺人的语言和市井吆喝声成长的，天桥就是我的大学校，各种艺人特别是说评书的艺人都成了我的教授。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以后写起小说来没有京味儿才怪，你想洋点儿都洋不出来。”崔老认为这是他成为京味儿作家的外界原因。而内因是主观意识，他说是受到老舍先生的影响，这就是大家几乎都知道的，他由学徒的手艺人到成为京味儿作家的转变。
不少人谈到崔老“借光”读书仅泛泛一提罢了，我却一直在想，是什么精神支撑着崔老能够这样？除了崔老对老舍先生的崇拜以外，老舍先生写的文学作品都是崔先生身边发生的人和事，他们的命运引起了崔老强烈的思想共鸣，以至于显示出文学强大的诱惑力，促使着崔老当时采用匡衡读书法将老舍的作品几乎读遍。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特别是作为一名学徒工，那是冒着卷铺盖回家、丢饭碗的风险，那会儿的学徒干最脏、最累的活不说，还得有保人担保，挨打受骂几成家常便饭这点恐怕现在的年轻人是想象不到的，然而崔老居然在夹缝中顽强地走了过来。成就了他由手艺人到工人作家的转变，由工人作家到京味儿作家的转变。他的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可以说处处活跃着老舍先生小说的基因，他常说：“老舍先生的心胸是浩渺的大海，波波浪浪为着中国贫苦人民一刻不停地起伏跌宕。先生的人格魅力，是我深层品质修养的聚光点。”这便是崔老强调的内因。
身患重病，仍笔耕不辍
崔老得了让人难缠的肾病，一个星期要透析三次，一般人倘若如此，早就心事重重、坐立不安了，然而崔老并不把病放在眼里，仍然是个乐天派。而对于他喜爱的写作，则更加上心了。他以中外大器晚成的名家为榜样：萧伯纳90岁写的剧本;歌德82岁脱稿的《浮士德》;陆游晚年的诗作;齐白石晚年画风的惊人变革……激励着他把肾病置之度外，顽强地与病魔搏斗，凭着对北京真挚的爱，与时间赛跑，回忆旧北京，讴歌新北京。他就是活跃在北京文坛上的一棵长青树，令人刮目相看。
正如他在《京韵杂述》一书的后记中所说：“我庆幸，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写的小说、散文、诗歌都离不开北京的生活，我还留恋逝去的岁月，热爱今天的北京。我已年过古稀，目睹京都的巨变，我想用我的笔记录下这近百年的变迁，让读者听到她前进的脚步声，看到她的历史与今天。”
崔老患病后，不少文友经常给崔老打电话或是来慰问，有些文友曾经发起给崔老募捐，凑钱让他换肾。这事让崔老知道，他首先感谢朋友、文友的关爱，但是他谢绝大家为他捐钱，他总是笑着对大家伙说，人总有一死，我都70多岁了，没有必要让大家伙破费。崔老就是这样并不把得病看得那么重，该吃还吃、该喝还喝，只是适当加以注意罢了。这一周三次的透析倒成了崔老雷打不动的读书时光，这就是老北京人对生活的态度，对文学的追求依旧如故，这就是我眼中的京味儿作家崔老。
（编辑·宋冰华）
ice7051@sina.com
90年代初，我加入了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与崔老见面的机会多了，几乎每年举办的采风活动都一起成行，有时还住在一屋，这样我对崔老的了解也就更近了一步。有些不清楚的事儿，常向崔老请教，崔老给人的印象非常厚道、随和，透着老北京人的热心肠。随着交往的深入，每次崔老出了书都不忘送我一本，例如：《谈松话柏说名树》（散文）、《京韵杂述》（京味）以及《崔金生中短篇小说集》《思维的脚步》（诗歌）、《天桥旧话》《崇文文史拾萃》《北京的胡同》。在送我的每册书籍上不仅签名留念，有几册还郑重地盖了印章，可见崔老非常珍视与我的友谊。虽然崔老大我近20岁，但是并不妨碍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忘年之交。
崔老与天桥的缘分
崔先生一生与老北京的天桥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熟悉天桥长街短巷的沧桑岁月，了解天桥芸芸众生的脾气秉性，深谙天桥的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他说：天桥这块地儿，无论历代名人、专家学者、外国人和穷人都得过她的滋养。天桥的人在这块地上是原形毕露，他们真吃、真喝、真玩、真骂、真吵、真闹、真斗心眼儿也真大方。崔老用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报告文学、曲艺等形式书写天桥，正如何玉锁先生对崔先生的评价：“天桥的人文景观亲近他、拥抱他，为他提供了童年肢体的需要和营养，喂养了他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眼睛和藐视困苦、抗暴助弱的性格。他生于此，长于此，哭于此，笑于此，享受于此，扎根于此。天桥是他生命源的巨大支持力，并浸润于他的肉体、灵魂和每一次心脏的搏动中。”
天桥艺人以及周边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崔老不仅熟悉他们的行当，同情这些人物，他对这些人的情感更像山泉般的自然流露。因此它能够用真情触摸这些人深层的情感世界，这些人的痛苦、孤独、情与爱、生与死、悲与乐，都与他血脉相通，他的作品是与他们心灵直接碰撞的结晶。
崔老笔下的《酒馆》内的各色人物
《崔金生中短篇小说集》的序言中指出：“寫京味儿小说，就要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因为故事谁都会编，但故事中的细节，没有生活是编不真实的。诸多的细节，才能构成故事的生动，人物的真实、丰满。细节是金，是生活里淘洗出来的，细节才是小说的闪光点。”
崔老的这席话，不仅中肯而且点到了小说写作的关键。例如我非常喜欢崔老写的短篇小说《酒馆》，不止看了一遍，被小说的情节深深感动。可以想象崔老对酒馆的了解是很独到的，应了他那句话：“要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崔老是个平民作家，本身就生活在百姓当中，用他与生俱来的京腔京韵，来描写身边发生的人和事儿。他以独特的视角去观察生活、提升生活。在崔老笔下，酒馆不管是跑堂的还是备酒菜的，特别是常来酒馆泡的这十几号人，简直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其中的人物更是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如今崔先生笔下这样的酒馆即便是寻遍北京恐怕您也找不到了，因为它带有鲜明的“文革”时期印痕。如果说老舍先生笔下的茶馆，是通过茶馆揭露那个黑暗的社会;崔先生笔下的酒馆，是通过小小的酒馆，反映出六七十年代北京在“文革”动荡的年代，不同阶层的人，受到的不同的冲击与影响。没有独特的视野，没有亲历的生活，是写不出这样题材小说的。
好诗标准之我见
2009年第二期《西城文苑》上有一篇崔先生写的《好诗标准之我见》，虽然不足千字，但是将诗的精髓、诗的标准以及崔先生对诗的看法告知读者。
崔老分析了历史上流传至今的诗章警句，无不具备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之特点，不仅通俗易懂而且有鲜活生命，并且指出了目前那种转弯抹角、脱离社会生活的诗作，从出生就注定很快会消失。崔老强调：新诗如何突破，谁来拯救？离开深入生活，离开了人民生活需要，离开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诗风，便是无法突破的。只有坚持以上原则，诗才能闪烁出独特的情感火花，深入到老百姓的心里，在社会上开花结果，重振诗国雄风，再造诗坛辉煌。否则你的诗，只能给造纸厂增加点原料，你的诗句只能朝生暮死。
我非常赞赏崔老对诗歌的看法，我认为崔老对诗歌的看法不仅中肯而且说到了点子上，强调：深入生活、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浅探京味儿小说语言风格
虽然崔老只上过小学四年，但他是一位有心人，他非常注意向天桥各行各业的人学习，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穷人堆儿里长大的，自然受到他们的影响，特别是学徒以前有空就到天桥去玩，可以说我的青少年是伴着民间艺人的语言和市井吆喝声成长的，天桥就是我的大学校，各种艺人特别是说评书的艺人都成了我的教授。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以后写起小说来没有京味儿才怪，你想洋点儿都洋不出来。”崔老认为这是他成为京味儿作家的外界原因。而内因是主观意识，他说是受到老舍先生的影响，这就是大家几乎都知道的，他由学徒的手艺人到成为京味儿作家的转变。
不少人谈到崔老“借光”读书仅泛泛一提罢了，我却一直在想，是什么精神支撑着崔老能够这样？除了崔老对老舍先生的崇拜以外，老舍先生写的文学作品都是崔先生身边发生的人和事，他们的命运引起了崔老强烈的思想共鸣，以至于显示出文学强大的诱惑力，促使着崔老当时采用匡衡读书法将老舍的作品几乎读遍。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特别是作为一名学徒工，那是冒着卷铺盖回家、丢饭碗的风险，那会儿的学徒干最脏、最累的活不说，还得有保人担保，挨打受骂几成家常便饭这点恐怕现在的年轻人是想象不到的，然而崔老居然在夹缝中顽强地走了过来。成就了他由手艺人到工人作家的转变，由工人作家到京味儿作家的转变。他的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可以说处处活跃着老舍先生小说的基因，他常说：“老舍先生的心胸是浩渺的大海，波波浪浪为着中国贫苦人民一刻不停地起伏跌宕。先生的人格魅力，是我深层品质修养的聚光点。”这便是崔老强调的内因。
身患重病，仍笔耕不辍
崔老得了让人难缠的肾病，一个星期要透析三次，一般人倘若如此，早就心事重重、坐立不安了，然而崔老并不把病放在眼里，仍然是个乐天派。而对于他喜爱的写作，则更加上心了。他以中外大器晚成的名家为榜样：萧伯纳90岁写的剧本;歌德82岁脱稿的《浮士德》;陆游晚年的诗作;齐白石晚年画风的惊人变革……激励着他把肾病置之度外，顽强地与病魔搏斗，凭着对北京真挚的爱，与时间赛跑，回忆旧北京，讴歌新北京。他就是活跃在北京文坛上的一棵长青树，令人刮目相看。
正如他在《京韵杂述》一书的后记中所说：“我庆幸，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写的小说、散文、诗歌都离不开北京的生活，我还留恋逝去的岁月，热爱今天的北京。我已年过古稀，目睹京都的巨变，我想用我的笔记录下这近百年的变迁，让读者听到她前进的脚步声，看到她的历史与今天。”
崔老患病后，不少文友经常给崔老打电话或是来慰问，有些文友曾经发起给崔老募捐，凑钱让他换肾。这事让崔老知道，他首先感谢朋友、文友的关爱，但是他谢绝大家为他捐钱，他总是笑着对大家伙说，人总有一死，我都70多岁了，没有必要让大家伙破费。崔老就是这样并不把得病看得那么重，该吃还吃、该喝还喝，只是适当加以注意罢了。这一周三次的透析倒成了崔老雷打不动的读书时光，这就是老北京人对生活的态度，对文学的追求依旧如故，这就是我眼中的京味儿作家崔老。
（编辑·宋冰华）
ice705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