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常被看作是中国的后花园，平日与世无争，但每当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四川总能一次次站出来，充当着保留家国，接续火种，绝地反击的根据地。从宋蒙对峙钓鱼城、到保路充当反清先锋，再到抗日铸就中华民族之魂，每一次，川人总能摆脱地方意识的狭隘，进而将整个的家国意识融入到四川精神的再造之中。
　　
　　对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丁黼来说，蒙古人在成都出现的消息无异晴天霹雳。因为17日他才接到蒙军攻破阆中的密报，谁知刚过一天，蒙军先头部队竟已抵达成都。照此速度，其主力到达，就在旦夕之间，而他的手中只有区区七百名维持治安的牌手、衙兵。早在宋蒙开战不久，丁黼就多次上疏告急，又遣子赴京求援，然而援军却迟迟不见。
　　在此前一年，朝廷和蒙古人终于撕破了脸。窝阔台调集各路蒙古大军，远征四方。一路西征，进攻东欧，一路攻高丽，另一路，便是剑指南宋。而四川，则成为窝阔台首要必得之地。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江山险固：北有秦岭屏障，威逼咸阳，可堪东征北讨；东有三峡天险，控扼长江，实为吴楚门户。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其江山险固，退可凭险据守，进能高屋建瓴，筑席卷东南之势。“是故从来有取天下之略者，莫不切切于用蜀。”历史上的秦灭楚，西晋吞东吴，隋灭陈，无不先取四川，借长江之水东下。
　　对中原王朝来说，北方的游牧民族始终是一把高悬在头顶上的利剑。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威胁，又多了自东而来。西南，便成为天然的大后方。同时，中国西南边陲没有特别强劲的敌手。从两汉到两宋，除东晋南北朝那一段兵连祸结的岁月外，四川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繁荣的地区之一，在战乱时能接收大量难民，并具备作为稳固后方，长期支持战争的实力。唐时，每当中原王朝遭到战乱威胁，中央政权首选逃亡之地便是四川。玄宗“幸蜀”后，又有德宗、僖宗“幸蜀”（唐德宗逃亡山南西道首府梁州，当时属蜀）。唐僖宗为躲避黄巢进逼而逃离京师，跑到四川后转忧为喜，因为蜀中繁华，“可资赏赐不绝”。凭借川中的富庶和各地进献，僖宗组织起对黄巢的反扑，四年后重返京师。在宋元战争爆发前，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却贡献了南宋三分之一的财税和军粮。
　　现在，南宋是否也能如唐时绝地逢生呢？宋室南渡偏安东南后，由于北方尽失，整个西面防务唯有仰赖川陕四路居于上游，依托秦岭拱卫。丢掉四川，于南宋而言，不仅顿失府库，而且门户洞开，长江天险也将变得毫无价值。一句话，蜀在则国存，蜀亡则国灭。
　　蒙古人自然也知道四川的重要战略地位。同时，从四川进军，也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金国覆灭后，河、淮之间形成了大片无人区。蒙古不善水战，也不敢冒给养困难的危险南下。1234年，李实献策窝阔台，“劝其先谋犯蜀、顺流而下窥江南”（《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8《真德秀行状》）。
　　其实，四川并非全无准备、束手待毙。此前一个世纪，宋、金对峙，为了扼阻金兵以关中为后盾，越过秦岭，南宋把四川边防重心放在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深入蜀边的三个险关上，即武休关、仙人关和七方关。为固守三关，南宋又设5州，作为外围防线。这道蜀边防线，在宋、金战争之初曾有效保障了四川内郡的安全，然而，经过1206年吴曦叛宋投金以及1219年金军再次攻破大散诸关后，蜀边关隘摧毁殆尽。真值“关隘疏鲁，旧来备御去处未暇尽修，而损之又损”（魏了翁《鹤山集》卷37《黄制置壬辰书》）时，蒙古人来了，来得比金人更加凶悍狂暴。
　　
　　窝阔台先一个个拔除南宋分布在蜀边的据点，然后于1236年8月率50万大军攻蜀。宋军在阳平关与蒙军展开大战，大败，蜀地门户顿开。四川安抚制置使赵彦吶率残军逃向四川内郡，一些守将纷纷弃官逃跑。一时间，潼（今三台）、遂（今遂宁）、顺庆（今南充）“皆无守臣”。蒙古人剑指四川首府——成都。
　　成都两百多年未经兵火，“师少堞怀”，无险可守，俨然蒙军盘中餐点。丁黼望穿秋水也没有盼来朝廷的援军，更雪上加霜的是，赵彦吶与丁黼素来不睦，蒙古挥兵成都时，他早率军退往夔门（今奉节），成都遂成孤城。
　　
　　城破
　　
　　当时的四川，是个多么让人骄傲的地方。这里有全国最好的茶叶和丝织品，有世界最早的纸质货币，有全国最多的书院，出全国最好的文人，保存全国最多的古籍善本……“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谪仙人的赞歌言犹在耳，蒙古的铁骑已至城下。
　　19日夜，蒙军西路统帅阔端率领的十万大军进抵城下。丁黼的心里一定悲凉而绝望。他谢绝了幕僚让他效仿其他官吏出逃的建议，决心与城市共存亡。是夜，丁黼亲帅将士，乘夜出城劫营。无奈众寡太过悬殊——劫营不成，丁黼阵亡于激战之中。丁黼死后，制置司参议王翊继续组织抵抗，但由于城防年久失修，百姓缺乏军事素养，24日，成都城破，王翊自杀殉国。
　　面对惊恐的百姓，无穷的财富，阔端的命令只有两个字：“火杀”。蒙军驱赶城中居民，以五十人为一批，集中杀戮，为保证杀死，又对尸体逐一补刺。蒙军将成都在两个半世纪的和平中积累起来的财富焚掠一空，并很快撤出这座已沦为地狱的死城。后来，宋将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赵汸《史母程氏传》，载《全蜀艺文志》卷51下）。
　　这一年，攻陷成都后，阔端分兵四出，深入四川内部郡县大肆抄掠。四川“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州一路，及泸、果、合数州仅存。”经过这次蹂躏，四川满目疮痍，残破不堪。然而，这仅仅是一出历史大悲剧的序幕。此后的四十余年里，蒙（元）军队不断在这片土地上进行野蛮的杀戮、掠夺和破坏。四川也在此进入历史的拐点，由此急转直下，再不复“繁华盛丽天下无”的荣光。
　　
　　喘息
　　
　　这时，蒙军久攻不克，又逢酷暑，将士水土不服，军中疾疫流行，战斗力大减。而宋军的抵御丝毫未见颓势，为了表明粮草充足，钓鱼城守军甚至故意将两条各重三十斤的鲜鱼和百余张蒸面饼抛射给蒙军。为侦察城内虚实，蒙军又建“桥楼”了望，但了望者刚爬至高处，就遭宋军炮击，正在现场督战的蒙哥也“为炮风所震，因成疾”（无名氏《钓鱼城记》，万历《合州志》卷1），并于7月死于金剑山温汤峡。当时，西征两河流域的旭烈兀，已经洗劫了巴格达，占领了叙利亚，正要进军北非，听闻蒙哥死讯，立即撤军回蒙，进攻南宋湖北鄂州（今武昌）城的忽必烈，进攻潭州（今湖南长沙）的塔察儿也纷纷撤调主力军回蒙古高原。蒙古贵族间展开了争夺大汗宗主之位的长期战争，蒙古帝国对世界的征服从此出现转折，走向颓势。蒙哥的死地钓鱼城，也由此延续宋祚20年，缓解了欧亚战祸，流产了蒙古劲旅对非洲的征服，被西方世界称作“上帝折鞭处”。
　　直到21年后，蒙古人才真正得到钓鱼城——但不是靠武力攻下的。那时南宋朝廷已覆灭了两年，钓鱼城已是孤城，守将王立为保全一城军民生命，请降于元西川行枢密院副使兼王相李德辉。四川这块海绵，至此挤干了自己的最后一滴血。
　　
　　尾声
　　
　　从1231年蒙古军队首次侵扰川边，到1279年钓鱼城陷落，宋蒙围绕四川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争夺。四川是最早抵抗蒙古侵略的南宋地区，也是抵抗蒙古侵略时间最长的南宋地区。这次战争持续时间之长，双方投入力量之大，伤亡人口之多，反复争夺之激烈，在中国战争史，乃至世界战争史上都不多见。
　　四川军民的顽强抵抗招致了蒙军的大量报复性屠杀。“屠成都，焚眉州，蹂践邛、蜀、 彭、汉、简、池、水康，而西州之人，十丧七八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宋代蜀文辑存》卷84），特别是在若干争战激烈地区，蒙古军更是屠戮惨重。“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除战火的破坏、蒙军的屠戮，还有长期战事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粮食严重短缺，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食人的惨剧。四川人口锐减，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的统计，嘉定16年（1223年）川峡四路在籍人口数为 660万左右，可到了元代，四川行省在籍人口数下降为61万人，何况这还是元世祖至元27年（1290年）的数据。最为残酷的，是战争造成文化资源的损失，文化精英的摧残和流失，葬送了四川历时千年建立的文化基础，“人文之盛，莫盛于蜀”亦成明日黄花。
　　自宋末元初战乱之后，四川在历史上长期失去了原本的重要地位。元平定全国后，将“四川路”中利州东路的兴元府、洋州、金州，利州西路的天水军、西和州、成州、阶州划入陕西行省，将文州划入宣政院辖地。这样一来，即便将来四川经济力量恢复，也无法利用和上述地区的历史纽带关系再度反元。在军事地位日益降低的同时，在经济和文化上，四川也丧失了它曾经的显赫地位。在元、明两代，四川的传统经济，如茶、丝，都已失去了她以前在全国的领先地位，降至清代，人们几乎忘记了四川曾经生产过最好的丝、茶产品。
　　四川由此成为中国一个普通的行省。然而，这片曾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大地，在废墟之下，默默地收蕴力量，积蓄元气。她宽厚而坚忍，直到近700年后抗日战争打响，中华民族再度面临存亡之际。古老的四川再度以大后方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再度成为绝地——绝处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