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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20世纪初期，岌岌可危的清王朝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发动了一次改革，称为清末新政。清末新政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一环，其失败的原因也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本文从概述清末新政的历史背景出发，提出了沟通缺乏对清末新政失败的影响，并总结了清末新政失败的教训。
关键词：沟通；清末新政；国会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12-0012-02
一、清末新政的历史背景
在经历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随着灾难的日益加深，中国高层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时的清政府因为受到西方宪政思想的影响，出现了维新派和革命派，他们想通过新政维护其统治地位，挽救其即将灭亡的局面，但最终还是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二、沟通缺乏是清末新政失败的重要原因
清末新政原本是统治者希望通过改革拯救清政府的危局，巩固业已岌岌可危的政权。但是由于决策者的错误决策和经验的缺失，导致了新政的失败。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的清政府与立宪党人沟通不足。
1.立宪派主张立即开国会
在清朝灭亡的过程中，立宪派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最初，立宪派是清朝的支持者，但由于政治主张却清政府向左，两者渐行渐远，最终走向分裂。究其原因，可以发现，立宪派和当时的最高权力当局在预备立宪的期限上存在严重的分歧。由于清政府与立宪党人缺乏应有的沟通，最终，双方分道扬镳。
当时的精英阶层存在着浓厚的“制度决定论”的主张。杨度曾这样说过：“既有国会斯不患无宪法，且必有国会，而后能有程度较高之宪法，何以故必由国会，而后国民有提议宪法承认宪法之机关。始可以国民之意思另加之于宪法范围之内，乃可望宪法程度之高也。”[1]在杨度看来，只要国会能开，那么宪法就一定能制定出来，而且还能制定得出相当完备的宪法。更有甚者，比如熊范舆，他就认为，当时社会的水旱灾害的肆虐也与不早开国会息息相关[2]。在这种“制度决定论”的作用下，杨度等人更是“惟专心竭力，以求国会之早成而已”。杨度、熊范舆是当时对宪政理解“最深刻透彻的国内学者”，他的宪政观点在国内是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管中窥豹，略知一般。不仅杨度，包括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当时的社会精英也都主张早开国会。所以，一位在中国进行情报工作的日本人远藤久吉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立宪党人中的绝大多数人相信，只要有了一个立宪国会，一切都是可以办到的。宪法一经制定，国会一经成立，失败误国的岁月将立刻一扫而光……多年来中国民族所遭受的民族耻辱将被扫除。国家的威信将广被世界。”但立宪党人对于国家是否有条件在短期内立宪，则未予以考虑。
2.清廷高层与立宪派分歧
而在同时期的清廷高层中，则有着不同的看法。当时清廷的大多数官员都是主张立宪的。但在这些立宪官员中，却有着速行派和缓行派之分。毋庸赘言，缓行派的主张当然与立宪党人早开国会的愿景格格不入。即使速行派也不见得就与立宪党人英雄所见略同。如曾要求5年预备立宪的载泽在提出这一主张后的半年，也认为：“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而被誉为激进派的端方，更是明确主张：“立颁明诏，先定国是，以十五年或二十年为实行立宪之期。”在他看来：“遽行立宪制度，亦不足以举实。”其实只要把清廷实行预备的时间表拿出了看一下，就可以知道载泽、端方甚至是载沣等人的看法都颇具合理性。
1910年厘定内阁官制、弼德院官制；1911年，设立内阁、弼德院、行政审判院，颁布施行中央和地方官制，颁布会计法；1912年，颁布宪法、皇室大典、两院制的议院法、议员选举法，选举议员，确定预算决算，设立审计院，实行新刑律、民律、商律、刑事民事诉讼律，续办地方自治，县以上各级审判厅一律成立，续筹八旗生计；1913年，颁布召集议员令，开设议院。至此，完成完全立宪[3]。这是在1910年第三次国会情愿运动后，清政府通过的预备立宪时间表。从1908年宣布预备立宪，到1913年完成预备立宪，历时5年。从这个时间表可以看出，在这5年中每1年都要进行一项或几项的重大制度改革。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如此激烈的改革，从时间上来看，不管是5年还是9年都显得有些仓促。放眼世界，即使像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也都是经历了至少十几年的制度建设后才走向立宪。因此清廷不主张立刻召开国会，并非一味的欺骗民意，相反颇有些老诚谋国的意味。
3.沟通缺乏使清廷与立宪派渐行渐远
然而面对分歧，最高当局并没有和他们进行有效的沟通。处于决策核心层以外的立宪党人，不理解立宪的复杂性与长期性，自然对清廷迟迟不立宪的行为深感不满。在立宪党人看来，国家处在“千钧一发之际”，“危急存亡之秋”，而且立宪党人相信，迅速立宪可以使国家立刻强盛起来。他们在看到清廷颁布的遥遥无期的预备立宪期限后，自然是心急如焚甚至是怒发冲冠。
1908年预备立宪公会的主要领袖曾给清政府发过这样一份电报：“今日时局，外忧内患，乘机并发，必有旋乾坤之举，使举国人之心思耳目皆受摄以归于一途，则忧患可以消弭，富强可以徐图。目前宗旨未定，所有国家预定之计划、执行之力量，断无一气贯注，能及于三年之外者。”[4]
从电报中可以看出，在内忧外患的国势下，立宪党人是将速开国会作为能使国家转危为安的关键，因此他们对朝廷的拖泥带水焦急万分。更有甚者，如梁启超，对于清廷迟迟不开国会显得相当不满：“利用此国会未开之数年间，侈然自肆，厚封殖而长子孙耳。”[5]梁启超不仅对于朝廷迟迟不立宪的行为深感不满，甚至对他们立宪的诚意也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其实，无论是张謇还是梁启超，他们都是当时中国一流的人才。清政府只要和他们进行有效的沟通，是有可能得到他们的理解的，至少会争取到部分立宪党人的支持。如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后以张謇为代表的部分立宪党人开始与清廷合作就是一例[6]。但由于千年以来皇权思想的影响，权力傲慢下的统治者一直没有和立宪党进行有效的沟通。立宪党人自然不了解清政府的苦衷，面对国家危局，受制度决定论的影响，立宪党人联合起来将早开国会的急迫心情转化成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清廷非但没有与立宪党人进行有效沟通，反而是粗暴地将这三次请愿活动镇压了下去。作为在野政治团体的立宪党人很难能够充分了解到最高当局的想法。因此，在情愿活动结束后大量立宪党人不仅对清廷没有马上立宪的做法深感失望，更有甚者开始倾向于革命，认为清政府命不久矣。梁启超的好友徐佛苏就曾在情愿活动结束后表达过这一想法。当时的请愿团所发表的《通告书》更充分表明了当时立宪党人的心情：“臣民千气万力，得国会期限缩短三年，心长力短，言之痛心。以诸父老希望之殷，而效果至此。委任非人，能无惭悚！”
这种失望愤懑德的情绪在立宪党人中迅速蔓延。在这种情绪的引导下，人们对清廷统治失去希望。同样是由于缺少沟通，最终，张謇等人因为皇族内阁问题也与清政府分道扬镳。他们或倒向革命，或在后来的革命浪潮中袖手旁观。因此，武昌起义后清廷即轰然崩塌。
三、清末新政失败的教训
清末新政于今已经有百余年了，虽然它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它作为中国近代史进程中的一次重要改革，对现今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它能让我们认识一个被动挨打的国家为了实现现代化所经历的磨难，也能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要想获得现代化必须具备的主客观条件，从而使我们能够取得更多经验教训。亨廷顿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现存的王朝或君主制证明自己没有发动改革的能力，那么这个王朝很有可能被推翻，由一个新的王朝取而代之，这个君主制亦有可能被完全废黜。”[7]
有时，在野的精英要想证明，现存的王朝或君主制有没有发动改革的能力，是件很困难的事。当时清政府确实在积极进行着改革，但在沟通缺乏的情况下，清廷的一些行为在立宪党人看来，是在“证明”着他们缺少发动改革的能力。因而，他们与清政府渐行渐远，最后分道扬镳。而这成为新政失败、清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杨度.金铁主义说[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2〕中国新报[N].1907年第一年第2号.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汇编（上）[M].中华书局，1979.
〔4〕候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丁文江，等.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M].中华书局，2010.
〔6〕张朋圆.立宪派与辛亥革命[M].吉林出版社，2007.
〔7〕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 孙国军）
关键词：沟通；清末新政；国会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12-0012-02
一、清末新政的历史背景
在经历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随着灾难的日益加深，中国高层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时的清政府因为受到西方宪政思想的影响，出现了维新派和革命派，他们想通过新政维护其统治地位，挽救其即将灭亡的局面，但最终还是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二、沟通缺乏是清末新政失败的重要原因
清末新政原本是统治者希望通过改革拯救清政府的危局，巩固业已岌岌可危的政权。但是由于决策者的错误决策和经验的缺失，导致了新政的失败。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的清政府与立宪党人沟通不足。
1.立宪派主张立即开国会
在清朝灭亡的过程中，立宪派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最初，立宪派是清朝的支持者，但由于政治主张却清政府向左，两者渐行渐远，最终走向分裂。究其原因，可以发现，立宪派和当时的最高权力当局在预备立宪的期限上存在严重的分歧。由于清政府与立宪党人缺乏应有的沟通，最终，双方分道扬镳。
当时的精英阶层存在着浓厚的“制度决定论”的主张。杨度曾这样说过：“既有国会斯不患无宪法，且必有国会，而后能有程度较高之宪法，何以故必由国会，而后国民有提议宪法承认宪法之机关。始可以国民之意思另加之于宪法范围之内，乃可望宪法程度之高也。”[1]在杨度看来，只要国会能开，那么宪法就一定能制定出来，而且还能制定得出相当完备的宪法。更有甚者，比如熊范舆，他就认为，当时社会的水旱灾害的肆虐也与不早开国会息息相关[2]。在这种“制度决定论”的作用下，杨度等人更是“惟专心竭力，以求国会之早成而已”。杨度、熊范舆是当时对宪政理解“最深刻透彻的国内学者”，他的宪政观点在国内是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管中窥豹，略知一般。不仅杨度，包括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当时的社会精英也都主张早开国会。所以，一位在中国进行情报工作的日本人远藤久吉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立宪党人中的绝大多数人相信，只要有了一个立宪国会，一切都是可以办到的。宪法一经制定，国会一经成立，失败误国的岁月将立刻一扫而光……多年来中国民族所遭受的民族耻辱将被扫除。国家的威信将广被世界。”但立宪党人对于国家是否有条件在短期内立宪，则未予以考虑。
2.清廷高层与立宪派分歧
而在同时期的清廷高层中，则有着不同的看法。当时清廷的大多数官员都是主张立宪的。但在这些立宪官员中，却有着速行派和缓行派之分。毋庸赘言，缓行派的主张当然与立宪党人早开国会的愿景格格不入。即使速行派也不见得就与立宪党人英雄所见略同。如曾要求5年预备立宪的载泽在提出这一主张后的半年，也认为：“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而被誉为激进派的端方，更是明确主张：“立颁明诏，先定国是，以十五年或二十年为实行立宪之期。”在他看来：“遽行立宪制度，亦不足以举实。”其实只要把清廷实行预备的时间表拿出了看一下，就可以知道载泽、端方甚至是载沣等人的看法都颇具合理性。
1910年厘定内阁官制、弼德院官制；1911年，设立内阁、弼德院、行政审判院，颁布施行中央和地方官制，颁布会计法；1912年，颁布宪法、皇室大典、两院制的议院法、议员选举法，选举议员，确定预算决算，设立审计院，实行新刑律、民律、商律、刑事民事诉讼律，续办地方自治，县以上各级审判厅一律成立，续筹八旗生计；1913年，颁布召集议员令，开设议院。至此，完成完全立宪[3]。这是在1910年第三次国会情愿运动后，清政府通过的预备立宪时间表。从1908年宣布预备立宪，到1913年完成预备立宪，历时5年。从这个时间表可以看出，在这5年中每1年都要进行一项或几项的重大制度改革。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如此激烈的改革，从时间上来看，不管是5年还是9年都显得有些仓促。放眼世界，即使像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也都是经历了至少十几年的制度建设后才走向立宪。因此清廷不主张立刻召开国会，并非一味的欺骗民意，相反颇有些老诚谋国的意味。
3.沟通缺乏使清廷与立宪派渐行渐远
然而面对分歧，最高当局并没有和他们进行有效的沟通。处于决策核心层以外的立宪党人，不理解立宪的复杂性与长期性，自然对清廷迟迟不立宪的行为深感不满。在立宪党人看来，国家处在“千钧一发之际”，“危急存亡之秋”，而且立宪党人相信，迅速立宪可以使国家立刻强盛起来。他们在看到清廷颁布的遥遥无期的预备立宪期限后，自然是心急如焚甚至是怒发冲冠。
1908年预备立宪公会的主要领袖曾给清政府发过这样一份电报：“今日时局，外忧内患，乘机并发，必有旋乾坤之举，使举国人之心思耳目皆受摄以归于一途，则忧患可以消弭，富强可以徐图。目前宗旨未定，所有国家预定之计划、执行之力量，断无一气贯注，能及于三年之外者。”[4]
从电报中可以看出，在内忧外患的国势下，立宪党人是将速开国会作为能使国家转危为安的关键，因此他们对朝廷的拖泥带水焦急万分。更有甚者，如梁启超，对于清廷迟迟不开国会显得相当不满：“利用此国会未开之数年间，侈然自肆，厚封殖而长子孙耳。”[5]梁启超不仅对于朝廷迟迟不立宪的行为深感不满，甚至对他们立宪的诚意也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其实，无论是张謇还是梁启超，他们都是当时中国一流的人才。清政府只要和他们进行有效的沟通，是有可能得到他们的理解的，至少会争取到部分立宪党人的支持。如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后以张謇为代表的部分立宪党人开始与清廷合作就是一例[6]。但由于千年以来皇权思想的影响，权力傲慢下的统治者一直没有和立宪党进行有效的沟通。立宪党人自然不了解清政府的苦衷，面对国家危局，受制度决定论的影响，立宪党人联合起来将早开国会的急迫心情转化成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清廷非但没有与立宪党人进行有效沟通，反而是粗暴地将这三次请愿活动镇压了下去。作为在野政治团体的立宪党人很难能够充分了解到最高当局的想法。因此，在情愿活动结束后大量立宪党人不仅对清廷没有马上立宪的做法深感失望，更有甚者开始倾向于革命，认为清政府命不久矣。梁启超的好友徐佛苏就曾在情愿活动结束后表达过这一想法。当时的请愿团所发表的《通告书》更充分表明了当时立宪党人的心情：“臣民千气万力，得国会期限缩短三年，心长力短，言之痛心。以诸父老希望之殷，而效果至此。委任非人，能无惭悚！”
这种失望愤懑德的情绪在立宪党人中迅速蔓延。在这种情绪的引导下，人们对清廷统治失去希望。同样是由于缺少沟通，最终，张謇等人因为皇族内阁问题也与清政府分道扬镳。他们或倒向革命，或在后来的革命浪潮中袖手旁观。因此，武昌起义后清廷即轰然崩塌。
三、清末新政失败的教训
清末新政于今已经有百余年了，虽然它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它作为中国近代史进程中的一次重要改革，对现今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它能让我们认识一个被动挨打的国家为了实现现代化所经历的磨难，也能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要想获得现代化必须具备的主客观条件，从而使我们能够取得更多经验教训。亨廷顿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现存的王朝或君主制证明自己没有发动改革的能力，那么这个王朝很有可能被推翻，由一个新的王朝取而代之，这个君主制亦有可能被完全废黜。”[7]
有时，在野的精英要想证明，现存的王朝或君主制有没有发动改革的能力，是件很困难的事。当时清政府确实在积极进行着改革，但在沟通缺乏的情况下，清廷的一些行为在立宪党人看来，是在“证明”着他们缺少发动改革的能力。因而，他们与清政府渐行渐远，最后分道扬镳。而这成为新政失败、清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杨度.金铁主义说[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2〕中国新报[N].1907年第一年第2号.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汇编（上）[M].中华书局，1979.
〔4〕候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丁文江，等.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M].中华书局，2010.
〔6〕张朋圆.立宪派与辛亥革命[M].吉林出版社，2007.
〔7〕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