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70周年纪念。70年来，鲁迅作品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了一代代读者，在鲁迅的笔下，不管写什么，嘻笑怒骂皆有个性；不管写什么，都透着民族文化的底蕴，思想深刻，笔锋犀利。70年来，鲁迅被神化过，被批判过，又被还原过，但不管神化也好，还原也罢，若以对青年人的影响而论，在中国现代文学界，确实无人能出鲁迅之右。
　　
　　70年来，研究鲁迅的文章、专著多如牛毛，不可胜数，要想说点新话，探幽发微，已大不易，但即使全是旧话，也想变换个说法，借名人的光，照照自己，也照照社会。
　　
　　 拿起“投枪”致力于国民性改造
　　
　　清末民初，正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历史时期。在辛亥革命的冲击下，中国封建君主专制黯然走到它的尽头，取之于西方的近代民主政治体制迎风而立。但是，一种旧政治体制倾刻之间的瓦解，一种新政治体制陡然之间的自外移入，给社会造成的不适应症无疑是多方面的，从社会秩序到精神世界，到处是血污、残骸、失调、混乱、迷茫的景象，人性的弱点在混乱的世象中更是暴露无遗。
　　鲁迅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急剧动荡、急速转型的大时代，亲眼目睹中国社会的大变化。再加上绍兴新台门周家家道的突然中落，生活从小康跌入困顿，自己也从人见人羡的少爷突然变为靠典当田屋家产维持生计的穷孩儿，处处遭人白眼，这种生活的巨大落差，这种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让不谙世故的鲁迅比常人要早体会到人生况味，也更早一些成熟，更早一些学会冷眼观世，当然也因此埋下愤世嫉俗、反抗旧秩序的种子。
　　从被迫放弃举业的无奈，到为生计所迫进入南京学水师、学路矿的不被理解，他开始叩问人性的善恶和个人的出路。而这时，维新派失败了，义和团也失败了，但严复译《天演论》却在社会上不胫而走。爬过桅杆、下过矿洞的鲁迅受到“进化论”的感染，对不长进的祖国和受奴役的同胞爱恨交织，开始叩问国家的出路和民族的前途。特别是在留日习医时，从课堂放映的幻灯片中看到新近发生的日俄战争，看到麻木的国民，鲁迅终于体认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也正因为如此，鲁迅作出了弃医从文的大胆决定，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对国民性的改造上。此后，他即放下解剖肉体的手术刀，拿起解剖中国社会弊端和国民灵魂的“投枪”，在充满黑暗、血污的精神荒原上发出最为激烈的战叫。
　　革命在一夜之间发生了，也在出乎预料中胜利了。但是，旧的意识形态并没有从根本上被摧毁，结果是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命者殷殷期盼的脱胎换骨的变化并未发生，中国社会依旧在嘈杂、混乱中前行。鲁迅再一次体认到，光有武器的批判，改变的最多是中国社会的表层，要想彻底改变中国社会，还得拿起批判的武器，从事更为艰巨的韧性的战斗，唤醒被旧意识浆糊住的国民，改变他们的精神，把一切旧的思想以及它的各式伪装连根拔去。
　　在五四时期，鲁迅写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文学作品，以诙谐幽默、辛辣讽刺的笔调痛揭愚弱的国民的烂疮，在对狂人、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等人物的塑造中，鲁迅关心的焦点都是一个个普通人物身上反映出的国民性，也就是国民的精神。事实上，在此后的文学创作中，他把全副身心都倾注在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诊断、疗救上。为此，他不惜刨祖坟，探秘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不怕揭烂疮，痛贬中国人的奴隶劣根性；不惧一切明的和暗的敌人，孜孜不倦地以国民性改造为己任。他的笔是冷的，冷得彻骨；但他的心是热的，热得发烫。
　　鲁迅对国人的麻木、不觉悟从心底感到悲哀，但他对国民性的改造始终怀抱着无限希望。他清楚地看到残酷的事实：“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进入死灭，却也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醒了少数的几个人，让他们承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但最终得出的结论还是积极的：“既然有了几个人起来，你也就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虽然，他对自己的努力也隐隐地感到几分无奈：“一个人的主张，得到赞和，是促其前进的；遭到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世人中间，而四围并无反响，那才真的是一种无从措手足的悲哀……”
　　鲁迅断言，一部中国历史，简单地说，无非是两种时代的循环：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另一种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令国人特别是国粹派陶醉的中国文明，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硕大的中国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但是，世界小了，时代变了，俄国的沙皇专制“覆宗绝祀”了，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也开始影响中国了，难道我们还要像古人一样，永远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么？永远满足于现在还在排着的这人肉的筵宴么？他认为，年岁大的人容易因循保守，只有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较易生出叛逆的心理、思想与行为，因此，能否改造好国民性，创造出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关键就在青年。为此，他甚至非常激愤地鼓励年轻一代大胆地去破坏“中国的文明”，少读或不读中国书，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他坚信，只要青年们勇敢地向现实社会中享受这人肉的筵宴的阔人们发起攻击，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一个新的时代就会到来。自然，鲁迅也知道，要在两千年封建专制的废墟中改造国民，改造社会，是很难一蹴而就的，因此，他也提醒青年不能急躁，不要做无畏的牺牲，要坚持韧性的战斗。“性急是不好的，既难于持久，又容易碰钉子，到头来是自己吃亏。”
　　写到这里，有三点必须指出，一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变动和发展，功不可没，特别是他们从事的思想启蒙、精神动员，犹如战斗打响前的号角，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士气，人们的斗志。二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社会变革运动中的领导人越来越重视青年学生的力量，把能否运动青年看成他们发动运动、影响舆论、实现目标的关键。在这两方面，鲁迅均堪称道。三是自近代以来，西方的民主政治和科学文明对中国人的影响日深，先贤如梁启超、鲁迅等在国民性改造上付出了艰辛努力，但无奈中国文化中的君主专制传统余绪未消，因而现代国民性的塑造工作迄今仍未完成，这是有待今人继续努力的。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在坍塌的清王朝废墟中建立起来的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名号虽换，但货色依旧。一有需要，他们对西方近代的民主与科学也可渲染一番，欺世盗名，但内里搞的还是封建专制的一套旧把戏；对要求进步的青年，打压起来，甚至比清政府还要残酷。就是在革命队伍内部，一些旧的文化积弊也仍旧被一些人利用，只不过借“革命”的冠冕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罢了。面对政治的黑暗，面对无望无助的青年，面对“革命队伍”内部的勾心斗角，鲁迅不止是愤怒，不止是痛心，不止是同情，他是一个真的猛士，举起手中的投枪，与爱国、进步的人们一起向黑恶势力坚决抗争。可以这样说，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在袁世凯时期，他反对祭孔，反对尊孔读经；在五四时期，他抨击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鲁迅认为，所谓传统、所谓国粹，不能以民族性为标准，而应以时代性来估量。明明是现代人，就不能抱住传统不放，“现在”才是最重要的，抹杀了“现在”，也就是抹杀“将来”。他批评学衡派，斥他们是“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骂他们“‘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在女师大风潮中，他支持进步学生反对思想保守、不懂教育但好玩弄权术，把学校搞得一团糟的新校长杨荫榆，为此，他不惜辞去在女师大的教职，与说闲话的陈西滢斗，与罢免他教育部佥事职务的老虎总长章士钊斗。在斗争取得胜利后，他坚决反对一些人提出的“费厄泼赖”口号，认为在当下的中国，“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并提出著名的“痛打落水狗”口号。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20多年后毛泽东提出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主张和“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名句。随后，鲁迅又与前来寻衅的现代评论派的陈源、徐志摩等发生一场笔战，把对手泼过来的脏水一古脑再泼回去。远走厦门时，不料后院起火，自己曾经扶植的、期望能够共同战斗的年轻人如高长虹辈，和《狂飚》的一群屡屡对他施以攻击，他感到寒心，始而忍让，忍让不得已而回击之；对厦大当局亦官亦商的作派也有所抨击。本来是抱着对革命的希望南徙广州，但当国民党借清党搞党天下时，他对打着“革命”旗号的国民党当局也彻底地失望了，敏感地觉悟到国民党没有能力拯救中国于危难之中，因此，一有机会，他就号召青年把“无声的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
　　在上海，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10年。他以彻底的不妥协的态度抗击着国民党的高压，捍卫着人性的尊严，为争取民主、自由和人权而战。此间，他与梁实秋讨论“文学的阶级性”，揭露新月派的奴才嘴脸；他批判“自由人”、“第三种人”；他加入宋庆龄主盟的中国民主保障同盟，为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而战；他控诉国民党的特务统治，为牺牲的柔石、瞿秋白、被暗杀的杨杏佛等鸣不平，“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到沪之初，为了反抗当局的黑暗，他多么希望能把创造社、太阳社等从事革命文学活动的青年团结起来，组成一支可观的力量，但可悲的是，内耗发生了。他不仅要对付“壕堑”外的敌人，还要提防“壕堑”内同人的“暗箭”。那些自称是把握了最时髦的革命理论的青年，由于受到外来左倾思潮和传统文人的流氓习气的影响，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确认自己对“革命文学”的指导者地位，居然把鲁迅由“旗帜”变为“靶子”，展开无情的围攻。鲁迅再一次被迫反击。最有意思的是，鲁迅在论争中对“革命文学”青年的批评，在今天仍不失其震撼力。可以这样说，在这一次论战中，鲁迅对“革命文学”青年的观察真是火眼金睛，看透他们的争正统、争名声、唯我革命的“英雄嘴脸”、徒作空言的“空嚷嚷”，因而反击起来也格外有力，又格外沉痛。而此后的中国历史也一再证明，鲁迅对空头革命家的批评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他的这些批评，今天读来，仍如逆耳忠言、苦口良药，使人们更加坚信所谓“越左越革命”的理论其实对革命是害莫大焉，是借着“革命”的名义断送“革命”。在“左联”时期，这种“左”的影响依然存在，斗争依然在继续，鲁迅虽为盟主，但内部的分歧和争论一直分散着他的精力，到了后来，“左联”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甚至把鲁迅也关在了门外。即使在“左联”解散后，在病危中，局面也未好转。这种境遇，让他吃尽了苦头，也让一个先觉者充分地体会了“独战”的悲哀。而鲁迅的伟大之处，就是即使在这种内外交攻的困难局面之下，他也没有退缩，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和信仰，一直坚持着“韧”的战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这样高度地评价鲁迅：“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应该说，这一评价，到今天仍然是令人信服的。在中华民族解放的伟业中，鲁迅是真的战士。他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塑造新的国民，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战斗，而且一点私心杂念都没有，真正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的民族英雄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