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国家在为给女性提供均等机会上一直不遗余力，比全球其他地区都更加值得称道：慷慨的产假、提供儿童一流的国家保健，女性与男性大学生毕业人数比达到6：4。超过一半的芬兰大臣是女性，57%的瑞典内阁是女性。最新的全球性别差异指数显示，差距最小的前五名都在维京地区：冰岛第一，然后是芬兰、挪威、瑞典和丹麦。维京地区还引入了董事会配额制度，以挪威为首，现在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中至少40%为女性。冰岛、芬兰和其他欧洲国家也设置了类似的要求。
　　然而，这些规定仅覆盖了上市公司董事会。如果随便走访一家北欧企业总部，你会惊讶地发现，绝大多数高级经理还是男性，而大多数女性仅仅是项目经理。为什么维京地区的女性也捅不破男性当权的天花板呢？一种观点认为肯定存在无意识的歧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因为女性会把家庭和孩子放在优先位置。很难指责北欧不愿意为孩子花钱，他们在孩子保健上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是美国的7—9倍。但是，慷慨的社保政策可能会起到反效果。丹麦奥尔胡斯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妮娜·史密斯给出了两个可能性。一是北欧女性可能因为充裕的产假而选择在孩子婴儿时期推迟上班，而作为男性的竞争对手则在这段时间里继续积累经验，最终导致女性工作收入较男性低。二是试图攀爬职业阶梯的北欧女性发现很难供得起保姆（较之同等收入的美国家庭），因为北欧的社保政策带来了极高的赋税压力;一旦杂务无人理会，职业女性难免被迫去处理耗时的家务。公共部门会提供女性亲子时间与探亲假等，因此公共部门的女性领导数量超过私人部门。但这些公共部门的工资收入比主要由男性领导的私人部门收入低很多。总之，为广大工人缩小性别歧视的政策可能增加了管理层中男性的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