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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商是官商中的特殊群体，直到明末清初，皇商这一群体才以清晰的面目出现在中国商业体系之中。皇商成长于王朝更迭的大时代，参与了新王朝的创建。在中国历史图景中，商业改变政局的历史逻辑第一次得到完全、明晰地呈现。
晋商八大家与明王朝的覆灭
“皇商”这个名词，在《红楼梦》第四回中出现过：“这薛公子学名薛蟠，表字文龙，今方十有五岁，性情奢侈，言语傲慢。虽也上过学，不过略识几字，终日惟有斗鸡走马，游山玩景而已。虽是皇商，一应经济世事，全然不知，不过赖祖父旧日的情分，户部挂虚名，支领钱粮，其余事体，自有伙计老家人等措办。”
薛蟠本是“紫薇舍人薛公之后，现领内府帑银行商”，可见，“皇商”的正式头衔是“内府帑银行商”，直属内务府，故称“皇商”。
皇商这个群体，直到清朝时才开始出现。在此之前，中国商人的巅峰等级是官商，等同于国有企业。
皇商是中央集权与重农抑商政策发展到极致的一个产物，官商多少还带有一定的国家色彩、公有属性，皇商则直接服务于皇室。
官商自古有之，早在周朝，政府就经常介入粮食、丝绸、鱼、盐、铁等大宗商品的贸易。汉武帝设置盐铁丞，严禁百姓“私铸铁器、煮盐”，“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矣。”被官府垄断的商品，往往是对国民经济和国防安全特别重要的商品，除了盐、铁之外，马匹、铜等产品历朝历代也经常被禁止百姓自行销售。宋朝政府垄断火药的主要原料硝石、硫磺，元朝开始，朝廷又垄断茶叶等商品。
明朝时，因边事繁重，靠近边防的晋商借此机会开始崛起。晋商通过经营边防军需物资起家，通过运输军粮获得“盐引”。由于山西南部有盐池，卖盐、取盐都非常方便，因此累积大量资本，形成了晋商，故有“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代中期，盐业制度由“开中制”改为“折色制”。“折色制”是指将盐业经营权给了另一批商人，商人在内地就可以拿钱买盐，然后运到各地去卖。徽商就是这个时期兴起，渐渐超越了晋商，晋商的盐业经营遇到了困难。
万历初年，张居正主政时期，宣大总督、出身于晋商的王崇古促成了明朝同蒙古俺答汗的议和，明蒙边境和平互市，允许明朝百姓和蒙古、女真等其他部落、国家与地区做贸易。张居正死后，王崇古的外甥张四维继任首辅，延续了和平互市的政策。晋商的事业转向对外贸易。
彼时，晋商的对外贸易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敌的嫌疑。明末后期，晋商大量走私粮食、衣物、炊具以及明王朝所禁止的金属与火药到后金政权；甚至包括后金入侵中原所需的军事与战略情报。作为回报，后金政权则以人参、鹿茸、兽皮与从中原劫掠的贵重物品与之交换。这其中尤以山西商人范永斗最为典型。前面所谓公案中所指的“晋商”，并非一般意义上对所有山西商人的泛指，而是对特定的几大商人家族的称谓。
几乎所有的明末穿越小说中，都非常一致地把晋商八大家认定为汉奸，有史学家称：“明亡于清，究其原因，根子还在于政事疏漏，与士人过宽，与庶民过严，商贾借士人崛起，无利不起早，心中无国家民族之所义，唯图方寸之所得，范奸永斗者，明国之人，汉之苗裔，却在国战之时，不图利国与一毛，却重清人之一信？不重汉人之存亡，只顾一家之私，图小利忘大义者，莫过于此，清人如无铁器之利还至于如此迅速的崛起？真正是送利刃与仇寇，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之始，正是始于这类汉奸商人之手也，虽万世难消此恨。”
将一个王朝的兴废怪罪于一个商人群体，有失公允。明朝推行的重家抑商政策，对商人阶层而言，就没了任何对其忠诚的必要。明太祖时期的沈万三，一开始助饷于朱元璋，有大功，只是大功之下有些得意忘形，又是捐资修城墙，又是犒军，犯了专制独裁者的忌讳，最后莫名其妙犯罪充军。
因官而兴，因官而败
清王朝建立之后，厚赏八大家，顺治专门在紫禁城设宴款待，并许以官职，范永斗等人竭力推辞。于是，顺治封他们为“皇商”，也就是专门为皇家服务的商人，籍隶内务府。清政府把张家口附近的五百里地赐给他们开垦，义务是“每年办进皮张，交内务府广储司库”，以供皇家专用。其中，最大的得益者是范永斗，他受命主持贸易事务，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的人参采购业务，由此，范家又被民间称为“皇家参商”。
“战争是造就超级富豪的重要路径”，介休范家是这条定律的重要实践者。范永斗靠依附满人，成为家产百万级的富豪，而到了他孙子一辈，则靠发战争财成了千万级富豪，也是实际上的清初首富。
康熙执政时期，多次出兵平定新疆叛乱，由于路途遥远，且经沙漠地带，运送军粮成了一个突出的困难，每石米运到军中需120两白银。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准噶尔部再次叛乱。范永斗的两个孙子范毓宾与范毓奇根据自己从小随父在塞外经商、熟悉道路的有利条件，认真核计，联名呈请当朝，自愿以低于朝廷运粮三分之一的费用运送军粮。康熙闻奏，立即批准。
从此，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范家成为最重要的军粮运输商，他们多次受命于危难，在沙漠万里中辗转运输粮草，不惊动地方官府和百姓，所运军粮都能准时抵达。军粮的价格，包括粮价和运杂费在内，开始时每石为40两白银，以后主动降为25两、19两。不仅如此，范家还承担了运粮的风险，《清史稿》记载，1732年（雍正九年），因敌寇侵袭，军粮在运输过程中损失13余万石，范家自掏腰包补运，为此花费144万两白银。在康雍乾三朝，范氏总计运输军粮百万余石，为政府节省费用600余万两。
范家对朝廷的报效当然也得到了政治和经济上的补偿。1729年，雍正特赐范毓宾为正二品的太仆寺卿衔，成为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后世另外一个更出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被授从二品的布政使衔江西候补道，在官衔上尚不及范家。范毓考上了武举，从千总干起，当过天津镇总兵，累官至广东提督，1750年（乾隆十五年）去世，在《清史稿》中有一段500来字的小传。
据山西籍的经济学家梁小民考证，范毓宾也是唯一一位被写进了《清史稿》的晋商。换一个角度来说，煌煌《清史稿》凡536卷，只留了区区500个字给清朝最重要的商帮集团——而且还因他是总兵、提督之故，不得不说是商人阶层被正统史家边缘化的一个佐证。 除了政治上的表彰之外，范家在经济上的实惠当然更大，最重要的一项是，获得了北方中国最主要的两大盐场——河东与长芦的引盐经营权，范家摇身而成盐商之首。仅在长芦一地，范家就持有盐引10 718道，按每道引200斤计，就控制了食盐214.36万斤。而且，限定的销盐地区条件十分优越，靠盐场近，人口稠密。范氏在潞安、泽州、直隶、河南建立了庞大的销售网。1732年（雍正九年），原来在大兴等八州县承办盐业的皇商李天馥积欠30多万两盐课银，面临破产，范氏收购之。最兴盛时，范氏供给1 000多万人口的食用盐。
范家还进入了当时获利甚丰的铜业贸易。清初以白银为本位货币，但民间交易多用铜钱。国内只有云南产铜（“滇铜”），矿源缺乏，康熙年间起从日本进口“洋铜”。最初由沿海民商承办，用国内的丝绸、茶叶、瓷器、药材及其他杂货换取日本铜，利润极高，据记载，“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得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十”。范家联络张家口的五个皇商，要求承办对日铜贸易。从乾隆三年到乾隆二十九年，范家每年贩铜60万斤，占进口量的1/5，乾隆三十一年后，年贩铜140万斤，占进口量的1/3强。
作为清朝早期最出名的皇商家族，范家极盛之时，家产遍布南北各地，在山西、直隶、河南有盐店近千家；在天津沧州有囤积盐的仓库；在苏州有管理赴日船只的船局，洋船6艘；在北京有商店3座，张家口有商店6座，归化城有商店4座；在河南彰德府有当铺1家，在张家口有地106顷，各地房产达千余间。此外，范氏还从事木材、马、皮毛、人参等贸易，并与英商进行玻璃贸易，开采铅矿。范氏家族有50多人被授予官职，行走政商两道。范毓在老家介休张原村修筑范家大院，极尽奢华，被当地人尊称为“小金銮殿”。
范家因官而兴，所做生意也大多与政府有关，所以，其命运的把柄自然也握在官家手中。雍正晚年，北方军情动荡，运粮业务遭遇损失，户部追缴262万两银子，范家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白银，约定分五期偿还，由此种下衰败的祸根。到了乾隆后期，四海安定，范家的利用价值已然耗尽，就成了被围猎的对象。1782年（乾隆四十六年）前后，日本幕府政权以铜矿开采殆尽为理由限制出口，曾经暴利的铜业突然变得无利可图，以皇商身份承包铜进口贸易的范家一时间进退失措，朝廷的官员们乘机催讨官铜，范家只好到市场上去高价收购，由此欠下巨额债务。
两年后，朝廷以欠款340万两白银为由，抄办范家。至此，“狐兔死，走狗烹”，风光无二的皇商模式走到了凄惨的尽头。在这一部企业史上，介休范家的兴衰史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标本，“看它起高楼，看它宴宾客，看它楼塌了”，这样的故事一再重演，并且情节相近，结局类似，从来没有什么新意，这是最让后人沮丧的地方。
晋商八大家与明王朝的覆灭
“皇商”这个名词，在《红楼梦》第四回中出现过：“这薛公子学名薛蟠，表字文龙，今方十有五岁，性情奢侈，言语傲慢。虽也上过学，不过略识几字，终日惟有斗鸡走马，游山玩景而已。虽是皇商，一应经济世事，全然不知，不过赖祖父旧日的情分，户部挂虚名，支领钱粮，其余事体，自有伙计老家人等措办。”
薛蟠本是“紫薇舍人薛公之后，现领内府帑银行商”，可见，“皇商”的正式头衔是“内府帑银行商”，直属内务府，故称“皇商”。
皇商这个群体，直到清朝时才开始出现。在此之前，中国商人的巅峰等级是官商，等同于国有企业。
皇商是中央集权与重农抑商政策发展到极致的一个产物，官商多少还带有一定的国家色彩、公有属性，皇商则直接服务于皇室。
官商自古有之，早在周朝，政府就经常介入粮食、丝绸、鱼、盐、铁等大宗商品的贸易。汉武帝设置盐铁丞，严禁百姓“私铸铁器、煮盐”，“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矣。”被官府垄断的商品，往往是对国民经济和国防安全特别重要的商品，除了盐、铁之外，马匹、铜等产品历朝历代也经常被禁止百姓自行销售。宋朝政府垄断火药的主要原料硝石、硫磺，元朝开始，朝廷又垄断茶叶等商品。
明朝时，因边事繁重，靠近边防的晋商借此机会开始崛起。晋商通过经营边防军需物资起家，通过运输军粮获得“盐引”。由于山西南部有盐池，卖盐、取盐都非常方便，因此累积大量资本，形成了晋商，故有“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代中期，盐业制度由“开中制”改为“折色制”。“折色制”是指将盐业经营权给了另一批商人，商人在内地就可以拿钱买盐，然后运到各地去卖。徽商就是这个时期兴起，渐渐超越了晋商，晋商的盐业经营遇到了困难。
万历初年，张居正主政时期，宣大总督、出身于晋商的王崇古促成了明朝同蒙古俺答汗的议和，明蒙边境和平互市，允许明朝百姓和蒙古、女真等其他部落、国家与地区做贸易。张居正死后，王崇古的外甥张四维继任首辅，延续了和平互市的政策。晋商的事业转向对外贸易。
彼时，晋商的对外贸易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敌的嫌疑。明末后期，晋商大量走私粮食、衣物、炊具以及明王朝所禁止的金属与火药到后金政权；甚至包括后金入侵中原所需的军事与战略情报。作为回报，后金政权则以人参、鹿茸、兽皮与从中原劫掠的贵重物品与之交换。这其中尤以山西商人范永斗最为典型。前面所谓公案中所指的“晋商”，并非一般意义上对所有山西商人的泛指，而是对特定的几大商人家族的称谓。
几乎所有的明末穿越小说中，都非常一致地把晋商八大家认定为汉奸，有史学家称：“明亡于清，究其原因，根子还在于政事疏漏，与士人过宽，与庶民过严，商贾借士人崛起，无利不起早，心中无国家民族之所义，唯图方寸之所得，范奸永斗者，明国之人，汉之苗裔，却在国战之时，不图利国与一毛，却重清人之一信？不重汉人之存亡，只顾一家之私，图小利忘大义者，莫过于此，清人如无铁器之利还至于如此迅速的崛起？真正是送利刃与仇寇，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之始，正是始于这类汉奸商人之手也，虽万世难消此恨。”
将一个王朝的兴废怪罪于一个商人群体，有失公允。明朝推行的重家抑商政策，对商人阶层而言，就没了任何对其忠诚的必要。明太祖时期的沈万三，一开始助饷于朱元璋，有大功，只是大功之下有些得意忘形，又是捐资修城墙，又是犒军，犯了专制独裁者的忌讳，最后莫名其妙犯罪充军。
因官而兴，因官而败
清王朝建立之后，厚赏八大家，顺治专门在紫禁城设宴款待，并许以官职，范永斗等人竭力推辞。于是，顺治封他们为“皇商”，也就是专门为皇家服务的商人，籍隶内务府。清政府把张家口附近的五百里地赐给他们开垦，义务是“每年办进皮张，交内务府广储司库”，以供皇家专用。其中，最大的得益者是范永斗，他受命主持贸易事务，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的人参采购业务，由此，范家又被民间称为“皇家参商”。
“战争是造就超级富豪的重要路径”，介休范家是这条定律的重要实践者。范永斗靠依附满人，成为家产百万级的富豪，而到了他孙子一辈，则靠发战争财成了千万级富豪，也是实际上的清初首富。
康熙执政时期，多次出兵平定新疆叛乱，由于路途遥远，且经沙漠地带，运送军粮成了一个突出的困难，每石米运到军中需120两白银。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准噶尔部再次叛乱。范永斗的两个孙子范毓宾与范毓奇根据自己从小随父在塞外经商、熟悉道路的有利条件，认真核计，联名呈请当朝，自愿以低于朝廷运粮三分之一的费用运送军粮。康熙闻奏，立即批准。
从此，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范家成为最重要的军粮运输商，他们多次受命于危难，在沙漠万里中辗转运输粮草，不惊动地方官府和百姓，所运军粮都能准时抵达。军粮的价格，包括粮价和运杂费在内，开始时每石为40两白银，以后主动降为25两、19两。不仅如此，范家还承担了运粮的风险，《清史稿》记载，1732年（雍正九年），因敌寇侵袭，军粮在运输过程中损失13余万石，范家自掏腰包补运，为此花费144万两白银。在康雍乾三朝，范氏总计运输军粮百万余石，为政府节省费用600余万两。
范家对朝廷的报效当然也得到了政治和经济上的补偿。1729年，雍正特赐范毓宾为正二品的太仆寺卿衔，成为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后世另外一个更出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被授从二品的布政使衔江西候补道，在官衔上尚不及范家。范毓考上了武举，从千总干起，当过天津镇总兵，累官至广东提督，1750年（乾隆十五年）去世，在《清史稿》中有一段500来字的小传。
据山西籍的经济学家梁小民考证，范毓宾也是唯一一位被写进了《清史稿》的晋商。换一个角度来说，煌煌《清史稿》凡536卷，只留了区区500个字给清朝最重要的商帮集团——而且还因他是总兵、提督之故，不得不说是商人阶层被正统史家边缘化的一个佐证。 除了政治上的表彰之外，范家在经济上的实惠当然更大，最重要的一项是，获得了北方中国最主要的两大盐场——河东与长芦的引盐经营权，范家摇身而成盐商之首。仅在长芦一地，范家就持有盐引10 718道，按每道引200斤计，就控制了食盐214.36万斤。而且，限定的销盐地区条件十分优越，靠盐场近，人口稠密。范氏在潞安、泽州、直隶、河南建立了庞大的销售网。1732年（雍正九年），原来在大兴等八州县承办盐业的皇商李天馥积欠30多万两盐课银，面临破产，范氏收购之。最兴盛时，范氏供给1 000多万人口的食用盐。
范家还进入了当时获利甚丰的铜业贸易。清初以白银为本位货币，但民间交易多用铜钱。国内只有云南产铜（“滇铜”），矿源缺乏，康熙年间起从日本进口“洋铜”。最初由沿海民商承办，用国内的丝绸、茶叶、瓷器、药材及其他杂货换取日本铜，利润极高，据记载，“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得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十”。范家联络张家口的五个皇商，要求承办对日铜贸易。从乾隆三年到乾隆二十九年，范家每年贩铜60万斤，占进口量的1/5，乾隆三十一年后，年贩铜140万斤，占进口量的1/3强。
作为清朝早期最出名的皇商家族，范家极盛之时，家产遍布南北各地，在山西、直隶、河南有盐店近千家；在天津沧州有囤积盐的仓库；在苏州有管理赴日船只的船局，洋船6艘；在北京有商店3座，张家口有商店6座，归化城有商店4座；在河南彰德府有当铺1家，在张家口有地106顷，各地房产达千余间。此外，范氏还从事木材、马、皮毛、人参等贸易，并与英商进行玻璃贸易，开采铅矿。范氏家族有50多人被授予官职，行走政商两道。范毓在老家介休张原村修筑范家大院，极尽奢华，被当地人尊称为“小金銮殿”。
范家因官而兴，所做生意也大多与政府有关，所以，其命运的把柄自然也握在官家手中。雍正晚年，北方军情动荡，运粮业务遭遇损失，户部追缴262万两银子，范家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白银，约定分五期偿还，由此种下衰败的祸根。到了乾隆后期，四海安定，范家的利用价值已然耗尽，就成了被围猎的对象。1782年（乾隆四十六年）前后，日本幕府政权以铜矿开采殆尽为理由限制出口，曾经暴利的铜业突然变得无利可图，以皇商身份承包铜进口贸易的范家一时间进退失措，朝廷的官员们乘机催讨官铜，范家只好到市场上去高价收购，由此欠下巨额债务。
两年后，朝廷以欠款340万两白银为由，抄办范家。至此，“狐兔死，走狗烹”，风光无二的皇商模式走到了凄惨的尽头。在这一部企业史上，介休范家的兴衰史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标本，“看它起高楼，看它宴宾客，看它楼塌了”，这样的故事一再重演，并且情节相近，结局类似，从来没有什么新意，这是最让后人沮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