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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谐声字声符的来源是复杂的。除了因源字孳乳、假借或后期追加等原因而产生的声符外，还有一些声符是古汉字形体演变造成的结果。甚至《说文》中某些许慎判定为“某声”的声符，在小篆或小篆以前的古文字中原本就不是一个字，而仅仅是构字符号，在由其构成的汉字中没有独立的音和义。汉字所谓一个字是有独立的形、音、义的，因此我们把《说文》中这类声符称为“非字声符”。非字声符的产生有多种途径，我们初步归纳为标识、讹变、笔饰、简化、误判等五种。下面分别加以讨论。限于篇幅，每种仅举数例以示说明。
一、标识
所谓标识，是指在原有的汉字上附加一个标识符号或将字的某个部件稍作变形产生一个标识符号，以达到分化汉字、产生新字的目的。这个标识符号只是个记号，没有音义可言，但《说文》把某些标识符号判断为声符、把非谐声字判断为谐声字。如：
1.少
《说文·小部》：“少，不多也。从小，丿声。”卜辞中“少”“小”通用，古文字学界一般以三点之（《铁》101·3）为“小”，以四点之（《乙》16）为“少”。春秋战国时代，为了区别两字，出现了将“少”字下部之一点变作类似一撇的形体，作（《侯簋》）、（《蔡侯钟》）、 （《中山王兆域图》）之形。《说文》将起区别作用的一撇视作声符，显然是错误的。《说文》小部还有“尐”字，许慎以为“从小，乀声”，亦误。“尐”本是“少”字异体。如蔡侯钟作。“乀”同样为标识符号。
2.言
《说文·言部》：“言，直言曰言，论难曰语。从口
声。”“言”，甲骨文作 （《甲》499）、（《拾》14·10），两周以至于秦，均因袭此字形而逐渐线条化，如西周鬲比盨作，战国中山王壶作，云梦秦简作。其造字本义，系于“舌”字上加一横画作为标识以别于“舌”[1]。“舌”，甲骨文作（《乙》1418）、（《续》5·10·7）、（《乙》8052）诸形。舌头是言语的重要器官，故在“舌”字上加横分化出“言”字。《说文》以为“言”从“”得声，是不对的。
有时，标识符号和原来的汉字字形融合后再演变，其演变踪迹更难被发现。如：
3.幷
《说文·从部》：“幷，相从也。从从，幵声。一曰从持二为幷。”“幷”，甲骨文作（《甲》774）或
（《乙》3429），春秋战国至秦均沿袭此字形，如古玺作（《古玺文编》1925），睡虎地秦简作（《法律答问》12）。后来，字的上部与下部发生了分裂，为小篆所承。于省吾先生认为：“幷字的造字本义，系于从字的下部附加一个或两个横划，作为二人相连的指事字的标志，以别于从，而仍因从字以为声。”[2]于说甚确。《说文》所谓的“幵声”实际上是标识符号和二人形下部的合体。
二、讹变
有些古文字的某个部件在演变过程中发生了讹误，从而在不同程度上脱离了与字义的关联，成为不可解释的部分。许慎不识个中演变，把这些部件错认为声符。如：
1.
《说文·系部》：“，随从也。从系，声。”
“”，西周金文作（《录伯簋》）、（《师簋》）、 （《散盘》）等形。从言、从象形文、。曾宪通谓 、 当是鼬鼠之象形文[3]。所说甚是。故“”是象形言声的形声字。后来，鼬鼠之头部与言连接，讹变为。如睡虎地秦简作（《秦律十八种》117）。许慎不识文字讹变之迹，遂以讹体为声。
2.奔
《说文·夭部》：“奔，走也。从夭，賁省声。”“奔”，西周金文作（《盂鼎》），上象一人摆动双臂奔走之形，下从三“止”，以会奔跑之意。到了西周晚期，字形下部所从的三“止”已经讹变为三“屮”，成爲（《井侯簋》）之形。许慎将讹变而成的三“屮”当作声符，故有“賁省声”之说。段玉裁改为“从夭卉声”，亦误。
3.
《说文·部》：“，未定也。从，声。，古文矢字。”“”，甲骨文作 （《前》6·21·2）、（《后》2·13·2）、（《前》7·19·2），象人扶杖左右旁顾，有所疑惑。与《说文》子部之“疑”为一字。《说文》“未定也”得此初义。许慎据小篆字形所谓的“声”实际上是由旁顾之人形讹变而来，而则由所扶之杖而来。
4.
《说文·夲部》：“，疾也。从夲，卉声。拜从此。”“”，甲骨文作（《甲》1259）、（《粹》24）等形，为独体象形字。西周金文沿袭甲文作 （《卫鼎》），或加 ，作（《番生簋》）、（《录伯簋》）。后来之上部与下部分离而与 组合在一起，如睡虎地秦简作（《日书甲种》61背）。所谓的“卉声”不过是象形字之部分形体与后加形符重新组合讹变的结果。
三、笔饰
古文字中有些形体的一部分是在演变过程中添加上去的装饰性笔画，无音义可言。但久而久之为社会所承认，便成为字形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并和字的其他部件结合在一起，后人颇难识别。《说文》一些“声符”就来源于这种饰笔或与饰笔融合在一起的某个部件。如：
1.穆
《说文·禾部》：“穆，禾也。从禾，声。”“穆”，甲骨文作（《甲》3636），本象有芒颖之禾穗下垂形[4]。金文作（《克鼎》）、（《秦公簋》），禾穗之下增为其饰画。后象禾穗之与禾分离，与合为一个整体，许慎以为字。《说文·彡部》：“，细文也。从彡，省声。”以割裂之后的形体为据，不可信。
2、禸
《说文·禸部》：“兽足蹂地也。象形，九声。《尔疋》曰：“狐狸貛貉丑，其足，其迹厹。蹂，篆文从足，柔声。”刘钊先生指出：“实际文字系统中并无‘禸’字，《说文》单列出‘禸’，只是因为《说文》已不明禽、離、萬、禹等字，而实际上‘禸’形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字，它不过是由文字形体的一部分加饰笔变来的。”[5]刘说是。如“禽”字，甲骨文作（《铁》42·1）、（《甲》2330），象网状狩猎工具，为“擒”之本字。西周时期加声符“今”作 （《禽簋》），或于字之下部横画左侧加饰笔，作（《不簋》）。春秋时，受饰笔影响，中间竖画上卷，而横画下垂，作（石碣《銮车》）。字之下部遂具“禸”形。《说文》所谓“九声”，本是加饰笔后演变而来的构字部件，无音义。
3、聿
《说文·部》：“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从，一声。”“聿”即“筆”之初文，甲骨文作（《乙》8047）、（《前》7·23·2），象手持笔之形。西周金文作（《女帚卣》），春秋始作（《者氵刀 钟》），于所持中加饰，为小篆所本[6]。许慎所谓“一声”当由后加饰画演变而来，本无音义。
4、延
《说文·部》：“延，长行也。从，丿声。”“延”与“”本一字。西周一律从彳从止。春秋时偶见“止”旁上部加一横画的形体，作（《蔡侯绅钟》），但同铭和它相当的位置上仍作，上部的一横画只能起一种装饰性作用，不具备形旁或声旁性质。小篆作延，则把一横画讹成了丿形[7]。许慎将饰笔误会为声符。
四、简化
古文字中某些表意的部件在演变过程中逐渐简化，成为无意义的“笔画”。《说文》中一些所谓的“声符”就来自这样的“笔画”。如：
1.系
《说文·系部》：“系，繋也。从糸，丿声。”“系”甲骨文作（《铁》2·2）、（《前》7·4·1），象以手提丝之形，与《说文》“系”字籀文同。后来“爪”形简化成“丿”，为许慎所不识，误以为声。
2、寽
《说文·部》：“寽，五指持也。从，一声。读若律。”“寽”西周金文作（《鼎》），象一手
从另一手中抓取一物；或将两手之间所抓取之物线条化作 而作（《毛公鼎》）。至《说文》小篆因线条化而来的“一”已移至“又”下，被许慎误认为声符。
五、误判
此处所谓“误判”是指，古文字中某些象形字从甲骨文至小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其部分形体被许慎错误的判断为“声符”，从而割裂了字形，取消了整个字的象形性。
1.南
《说文·部》：“南，艸木至南方，有枝任也。从，声。”“南”甲骨文作（《铁》240·1），金文作（《盂鼎》），唐兰《殷虚文字记》谓此字“上从，象其饰，下作形，殆象瓦器而倒置之，口在下也。其中空，故击之石宫 然、殻然，可以为乐也。”[8]故“南”字本是象形字，许慎所谓的“声”不过是乐器上面的饰物。与此类似的还有豈字。其上所从的 实为鼓上之饰物，许慎分析为“微省声”，不确。
2.單
《说文·吅部》：“單，大也。从吅、 ，吅亦声。阙。”“單”甲骨文作（《乙》4680反）、（《前》7·26·4）、（《菁》5·1）诸形，徐中舒先生谓“此字初形象捕兽之干，作形，后于两歧之端缚石块而成 形，更于歧下缚以绳索，使之牢固，遂成形”。[9]西周金文作（《小臣单觶》），又下部增饰作（《王盉》），战国玺印文字作（《古玺汇编》0297）。后来上部两圆圈与下部割裂作 （《平安君鼎》），为小篆所本。[10]可见，在“單”字中，吅和都是构字部件，合在一起才能表达“單”字，分开无义。
3.身
《说文·身部》：“身，躳也。象人之身。从人厂声。”《古今韵会举要》引作“身，躬也。象人身，从人、申省声”。“身”字甲骨文作（《乙》7797），正象人身之形[11]。甲骨文“弓”作（《前》5·7·2），与“身”字形近易混。弓为射击之工具，故甲骨文有（《乙》2803）、（《甲》5·55）之形，一般释为“”字，窃以为当释为“矤”字，从弓从矢，会射击之意。《说文》释“矤”为“況也，词也”当非本义。因“弓”“身”形近，“身”字受“弓”字常加作的影响，久而久之便在的下部加横画作（《病菌钟》）。“身”之下部本无横画从“”字亦可得到证明。《说文》谓“”字“从反身”，与“身”原本一字。“”西周有作（《盂鼎》“殷”字所从）、（《墙盘》“殷”字所从）之形，下部皆无横画。后来下部横画倾斜并变形弯曲，遂成小篆之形。
六、余论
以上五种，仅是初步归纳。或者还有因其他途径而来的“非字声符”，待做进一步研究。
许慎把这些既不标音也无义可释的“非字”部件判断为声符，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因为古文字随着形体的演变而难以表达字的本义，变得不好解释。如“寽”字，构字部件不仅发生了简化而且发生了挪移，至小篆已很难表达其本义了。许慎使用“六书”理论去分析这些字的时候难免要产生错误。二是因为随着字义的引申，其本义逐渐隐没，而字形变化不大，这样字形往往就难以解释这个字后来产生的义项。当许慎所释的是字的引申义甚至假借义，所分析的却是表达本义的字形时，就很容易产生错误的判断。如“南”字，后来被假借表达方位词“南方”，字形和假借义之间便失去了联系。
谐声字的声符或具有示音功能，或同时具备示音示义两种功能。但《说文》中这类“非字声符”显然不具备上述功能，它们是因字形演变而来并被许慎误识的虚假的“声符”。这类所谓的“声符”不能作为谐声研究的对象。如果不加考证的将它们纳入谐声考察的范围，那么在上古音研究中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参考文献
[1][6][7][10]董莲池《说文解字考正》第88、117、74、56页，作家出版社，2005
[2][4]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第457、146页，中华书局，1979
[3]曾宪通《说繇》，载《古文字研究》（第十辑）第23—24页，中华书局，1983
[5]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第2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8]唐兰《殷虚文字记》第92页，中华书局，1981
[9]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121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
[11]赵诚《〈说文〉谐声探索》（一），载《古代文字音韵论文集》第208页，中华书局，1991
（通讯地址：430074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一、标识
所谓标识，是指在原有的汉字上附加一个标识符号或将字的某个部件稍作变形产生一个标识符号，以达到分化汉字、产生新字的目的。这个标识符号只是个记号，没有音义可言，但《说文》把某些标识符号判断为声符、把非谐声字判断为谐声字。如：
1.少
《说文·小部》：“少，不多也。从小，丿声。”卜辞中“少”“小”通用，古文字学界一般以三点之（《铁》101·3）为“小”，以四点之（《乙》16）为“少”。春秋战国时代，为了区别两字，出现了将“少”字下部之一点变作类似一撇的形体，作（《侯簋》）、（《蔡侯钟》）、 （《中山王兆域图》）之形。《说文》将起区别作用的一撇视作声符，显然是错误的。《说文》小部还有“尐”字，许慎以为“从小，乀声”，亦误。“尐”本是“少”字异体。如蔡侯钟作。“乀”同样为标识符号。
2.言
《说文·言部》：“言，直言曰言，论难曰语。从口
声。”“言”，甲骨文作 （《甲》499）、（《拾》14·10），两周以至于秦，均因袭此字形而逐渐线条化，如西周鬲比盨作，战国中山王壶作，云梦秦简作。其造字本义，系于“舌”字上加一横画作为标识以别于“舌”[1]。“舌”，甲骨文作（《乙》1418）、（《续》5·10·7）、（《乙》8052）诸形。舌头是言语的重要器官，故在“舌”字上加横分化出“言”字。《说文》以为“言”从“”得声，是不对的。
有时，标识符号和原来的汉字字形融合后再演变，其演变踪迹更难被发现。如：
3.幷
《说文·从部》：“幷，相从也。从从，幵声。一曰从持二为幷。”“幷”，甲骨文作（《甲》774）或
（《乙》3429），春秋战国至秦均沿袭此字形，如古玺作（《古玺文编》1925），睡虎地秦简作（《法律答问》12）。后来，字的上部与下部发生了分裂，为小篆所承。于省吾先生认为：“幷字的造字本义，系于从字的下部附加一个或两个横划，作为二人相连的指事字的标志，以别于从，而仍因从字以为声。”[2]于说甚确。《说文》所谓的“幵声”实际上是标识符号和二人形下部的合体。
二、讹变
有些古文字的某个部件在演变过程中发生了讹误，从而在不同程度上脱离了与字义的关联，成为不可解释的部分。许慎不识个中演变，把这些部件错认为声符。如：
1.
《说文·系部》：“，随从也。从系，声。”
“”，西周金文作（《录伯簋》）、（《师簋》）、 （《散盘》）等形。从言、从象形文、。曾宪通谓 、 当是鼬鼠之象形文[3]。所说甚是。故“”是象形言声的形声字。后来，鼬鼠之头部与言连接，讹变为。如睡虎地秦简作（《秦律十八种》117）。许慎不识文字讹变之迹，遂以讹体为声。
2.奔
《说文·夭部》：“奔，走也。从夭，賁省声。”“奔”，西周金文作（《盂鼎》），上象一人摆动双臂奔走之形，下从三“止”，以会奔跑之意。到了西周晚期，字形下部所从的三“止”已经讹变为三“屮”，成爲（《井侯簋》）之形。许慎将讹变而成的三“屮”当作声符，故有“賁省声”之说。段玉裁改为“从夭卉声”，亦误。
3.
《说文·部》：“，未定也。从，声。，古文矢字。”“”，甲骨文作 （《前》6·21·2）、（《后》2·13·2）、（《前》7·19·2），象人扶杖左右旁顾，有所疑惑。与《说文》子部之“疑”为一字。《说文》“未定也”得此初义。许慎据小篆字形所谓的“声”实际上是由旁顾之人形讹变而来，而则由所扶之杖而来。
4.
《说文·夲部》：“，疾也。从夲，卉声。拜从此。”“”，甲骨文作（《甲》1259）、（《粹》24）等形，为独体象形字。西周金文沿袭甲文作 （《卫鼎》），或加 ，作（《番生簋》）、（《录伯簋》）。后来之上部与下部分离而与 组合在一起，如睡虎地秦简作（《日书甲种》61背）。所谓的“卉声”不过是象形字之部分形体与后加形符重新组合讹变的结果。
三、笔饰
古文字中有些形体的一部分是在演变过程中添加上去的装饰性笔画，无音义可言。但久而久之为社会所承认，便成为字形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并和字的其他部件结合在一起，后人颇难识别。《说文》一些“声符”就来源于这种饰笔或与饰笔融合在一起的某个部件。如：
1.穆
《说文·禾部》：“穆，禾也。从禾，声。”“穆”，甲骨文作（《甲》3636），本象有芒颖之禾穗下垂形[4]。金文作（《克鼎》）、（《秦公簋》），禾穗之下增为其饰画。后象禾穗之与禾分离，与合为一个整体，许慎以为字。《说文·彡部》：“，细文也。从彡，省声。”以割裂之后的形体为据，不可信。
2、禸
《说文·禸部》：“兽足蹂地也。象形，九声。《尔疋》曰：“狐狸貛貉丑，其足，其迹厹。蹂，篆文从足，柔声。”刘钊先生指出：“实际文字系统中并无‘禸’字，《说文》单列出‘禸’，只是因为《说文》已不明禽、離、萬、禹等字，而实际上‘禸’形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字，它不过是由文字形体的一部分加饰笔变来的。”[5]刘说是。如“禽”字，甲骨文作（《铁》42·1）、（《甲》2330），象网状狩猎工具，为“擒”之本字。西周时期加声符“今”作 （《禽簋》），或于字之下部横画左侧加饰笔，作（《不簋》）。春秋时，受饰笔影响，中间竖画上卷，而横画下垂，作（石碣《銮车》）。字之下部遂具“禸”形。《说文》所谓“九声”，本是加饰笔后演变而来的构字部件，无音义。
3、聿
《说文·部》：“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从，一声。”“聿”即“筆”之初文，甲骨文作（《乙》8047）、（《前》7·23·2），象手持笔之形。西周金文作（《女帚卣》），春秋始作（《者氵刀 钟》），于所持中加饰，为小篆所本[6]。许慎所谓“一声”当由后加饰画演变而来，本无音义。
4、延
《说文·部》：“延，长行也。从，丿声。”“延”与“”本一字。西周一律从彳从止。春秋时偶见“止”旁上部加一横画的形体，作（《蔡侯绅钟》），但同铭和它相当的位置上仍作，上部的一横画只能起一种装饰性作用，不具备形旁或声旁性质。小篆作延，则把一横画讹成了丿形[7]。许慎将饰笔误会为声符。
四、简化
古文字中某些表意的部件在演变过程中逐渐简化，成为无意义的“笔画”。《说文》中一些所谓的“声符”就来自这样的“笔画”。如：
1.系
《说文·系部》：“系，繋也。从糸，丿声。”“系”甲骨文作（《铁》2·2）、（《前》7·4·1），象以手提丝之形，与《说文》“系”字籀文同。后来“爪”形简化成“丿”，为许慎所不识，误以为声。
2、寽
《说文·部》：“寽，五指持也。从，一声。读若律。”“寽”西周金文作（《鼎》），象一手
从另一手中抓取一物；或将两手之间所抓取之物线条化作 而作（《毛公鼎》）。至《说文》小篆因线条化而来的“一”已移至“又”下，被许慎误认为声符。
五、误判
此处所谓“误判”是指，古文字中某些象形字从甲骨文至小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其部分形体被许慎错误的判断为“声符”，从而割裂了字形，取消了整个字的象形性。
1.南
《说文·部》：“南，艸木至南方，有枝任也。从，声。”“南”甲骨文作（《铁》240·1），金文作（《盂鼎》），唐兰《殷虚文字记》谓此字“上从，象其饰，下作形，殆象瓦器而倒置之，口在下也。其中空，故击之石宫 然、殻然，可以为乐也。”[8]故“南”字本是象形字，许慎所谓的“声”不过是乐器上面的饰物。与此类似的还有豈字。其上所从的 实为鼓上之饰物，许慎分析为“微省声”，不确。
2.單
《说文·吅部》：“單，大也。从吅、 ，吅亦声。阙。”“單”甲骨文作（《乙》4680反）、（《前》7·26·4）、（《菁》5·1）诸形，徐中舒先生谓“此字初形象捕兽之干，作形，后于两歧之端缚石块而成 形，更于歧下缚以绳索，使之牢固，遂成形”。[9]西周金文作（《小臣单觶》），又下部增饰作（《王盉》），战国玺印文字作（《古玺汇编》0297）。后来上部两圆圈与下部割裂作 （《平安君鼎》），为小篆所本。[10]可见，在“單”字中，吅和都是构字部件，合在一起才能表达“單”字，分开无义。
3.身
《说文·身部》：“身，躳也。象人之身。从人厂声。”《古今韵会举要》引作“身，躬也。象人身，从人、申省声”。“身”字甲骨文作（《乙》7797），正象人身之形[11]。甲骨文“弓”作（《前》5·7·2），与“身”字形近易混。弓为射击之工具，故甲骨文有（《乙》2803）、（《甲》5·55）之形，一般释为“”字，窃以为当释为“矤”字，从弓从矢，会射击之意。《说文》释“矤”为“況也，词也”当非本义。因“弓”“身”形近，“身”字受“弓”字常加作的影响，久而久之便在的下部加横画作（《病菌钟》）。“身”之下部本无横画从“”字亦可得到证明。《说文》谓“”字“从反身”，与“身”原本一字。“”西周有作（《盂鼎》“殷”字所从）、（《墙盘》“殷”字所从）之形，下部皆无横画。后来下部横画倾斜并变形弯曲，遂成小篆之形。
六、余论
以上五种，仅是初步归纳。或者还有因其他途径而来的“非字声符”，待做进一步研究。
许慎把这些既不标音也无义可释的“非字”部件判断为声符，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因为古文字随着形体的演变而难以表达字的本义，变得不好解释。如“寽”字，构字部件不仅发生了简化而且发生了挪移，至小篆已很难表达其本义了。许慎使用“六书”理论去分析这些字的时候难免要产生错误。二是因为随着字义的引申，其本义逐渐隐没，而字形变化不大，这样字形往往就难以解释这个字后来产生的义项。当许慎所释的是字的引申义甚至假借义，所分析的却是表达本义的字形时，就很容易产生错误的判断。如“南”字，后来被假借表达方位词“南方”，字形和假借义之间便失去了联系。
谐声字的声符或具有示音功能，或同时具备示音示义两种功能。但《说文》中这类“非字声符”显然不具备上述功能，它们是因字形演变而来并被许慎误识的虚假的“声符”。这类所谓的“声符”不能作为谐声研究的对象。如果不加考证的将它们纳入谐声考察的范围，那么在上古音研究中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参考文献
[1][6][7][10]董莲池《说文解字考正》第88、117、74、56页，作家出版社，2005
[2][4]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第457、146页，中华书局，1979
[3]曾宪通《说繇》，载《古文字研究》（第十辑）第23—24页，中华书局，1983
[5]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第2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8]唐兰《殷虚文字记》第92页，中华书局，1981
[9]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121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
[11]赵诚《〈说文〉谐声探索》（一），载《古代文字音韵论文集》第208页，中华书局，1991
（通讯地址：430074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