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有风险的决定，不，一点也不！”大卫·斯特恩在接受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针对中国一如既往地表达了信心。他的信心和这种语气让我想起杰弗瑞·卡森伯格，他们都是同样的“斩钉截铁”—这个词我们已经很少用了。他们的成功过往，让人不忍心去质疑他们，会觉得这是冒犯了他们的判断力。
　　中国市场的庞大和潜力所产生的诱惑，经常会让人忽略市场本身的复杂性和可能出现的困难。大卫·斯特恩和他的同事未来可能要咂摸在北京70公里之外的武清推广NBA是什么样的滋味，而卡森伯格可能现在正在思考《疯狂原始人》为什么会突然提前下线的问题。
　　那些言不由衷的吹捧和谄媚，对在中国做比赛、拍电影、办教育……或者任何业务的开展，可能都会带来即时的回报，但对于这些试图进入中国市场的公司机构来说，长远来看未必是件好事，而对于中国市场无原则的赞美，对于中国则肯定是一件坏事。它可能会让我们更加陶醉于中国市场的庞大和潜力，不时产生“以中国市场来解救全球金融危机”的幻觉，或者把“中国市场不容忽视不可回避”直接当成营商环境本身。这些外来者对市场的谄媚与快速增长的经济一道，使得我们把诸多问题抛在一边，而这往往才是真正不可回避的。
　　比如厦门的BRT惨剧。我们很少涉猎社会新闻事件，这一次则试图报道“一个公共事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厦门一向被视作营商环境出色的地区，但即便如此，我们在看到城市提供了更好更周到的公共服务，建设了更好的环境之外，可能还是忽略了一点人的因素—在采访中可以看到对于鼓浪屿的未来信心问题；而在此次BRT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边缘人群的焦灼、困顿—他们最终成为一个大悲剧的诱因，而这几乎是没办法预料和预防的。我觉得，这一定是营商环境的重要部分。而另一种倾向，更具迷惑性，并且它就来自于我们自身：在此事之后，我们看到从官方媒体到所谓个人媒体或自媒体，结成一个“仇恨”的同盟，当地报纸在社论标题中，用了“丧心病狂”“共诛之”这样绝迹多时的字眼来表达立场。我个人的一个困惑是，陈水总选择以仇恨来对待这个社会，那么我们是否也一定选择仇恨来对他？除了“共诛之”这样的态度之外，一个希图迎接更安全更友好的未来的城市，在遇到这样的悲剧的时候是否还有其它的情感？
　　比如，沮丧。我觉得那些希望招商引资增加更多些GDP的官员们、希望BRT带来更多便捷并且方便了市民的公共交通部门、认为自己坚持按章办事的负责审核退休保障资格的公务员……他们可能都会感到有一点沮丧。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但为什么这样的悲剧还是发生了？那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就像公众会认为事后当地政府的“买汽油实名制”是一种惰政思维，因为问题的解决不在这里。而聚集起“恨”同样是一种粗暴简单的情绪，我们要的不是同仇敌忾—每个在厦门工作生活的人，每个在各种公共交通工具上奔波的人，我们最希望的是一种安全感，显然，安全感不会来自于仇恨。
　　弥漫的“恨”和大卫·斯特恩们弥漫的乐观一样，可能才是最重要的不容忽视和不可回避的問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