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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的运用方便了人际沟通，缩小了大众互动的空间感，依托于网络的低对话成本，新媒体平台社交方式很快普及。新媒体时代，粉丝与明星两者在互动中建立起拟态亲密关系，粉丝也在互动关系中完成了身份建构，希望进一步获得身份认同的粉丝将目光投放于操控流量之上。为明星“做数据”已成为当代粉丝与明星互动的主要方式，粉丝作为明星流量造假的主要推手，其损伤社会诚信机制的追星方式并没有得到社会认可，不仅使得自身再添身份污点，而且反面塑造了明星形象。只有增强追星教育，完善网络互动规则，提高粉圈内部自律意识加之多方群体努力，完成对粉丝群体的规训，实现粉丝与明星互动方式的转型，才能为大众文化质量的提高提供可能。
关键词 粉丝;互动;认同;流量造假;规训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9）08-0078-05
1 緒论
2018年2月24日中央二台财经频道报道“央视起底‘流量明星’：粉丝雇水军为偶像刷榜刷量”，节目中曝光了明码标价的数据增量业务和网络上可以免费下载的专业流量提升工具。2019年1月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了4篇有关“流量明星数据造假”的微博，批判流量造假背后演员的浮躁心态，揭示了大众打假的心声。光明日报也在同月发表文章，寻找流量造假背后的温床。微博平台于2019年1月初修改后台数据管理规则，将流量明星微博转发超100万数据显示“100万+”。
官方媒体的集中报道和新媒体平台的数据管理规则修改使“明星流量造假”这一现象呈现在公众视野当中，笔者认为该现象源于一种粉丝主导的其与明星之间不良的互动方式。粉丝出于对明星的喜爱，为争取到与明星更多的互动机会，在流量的催化下引发了越轨的群体传播行为——粉丝群体在“唯流量论”思维的指引下为明星“做数据”应援。在粉丝的主导下，其与明星在新媒体平台的互动中生成了“明星流量造假”的概念。
被边缘化的粉丝群体具有扩大与明星互动领域的愿望，为明星操控流量是当代粉丝主导下与明星的一种不良互动方式，本质上缺乏社会认同的粉丝还未找到符合新媒体时代背景的互动方式。新媒体时代粉丝与明星的互动方式在文献中存在研究空白，笔者试图通过可深入了解当代粉丝行为范式和易于获取明星流量数据资料的田野调查和定量分析方法来填补这一空缺。
该选题立足新媒体时代，为避免粉丝更加被大众认知边缘化，帮助粉丝获得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同，笔者对于粉丝如何正向运用流量与明星形成良性互动进行思考。通过加强追星教育能够实现对低龄化粉丝的价值引领，从网络技术监管和法律条例上可以完善网络互动规则，同时粉丝群体内部自律意识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帮助明星克服浮躁心态并纠正娱乐行业内“唯流量论”思维，为粉丝与明星之间早日形成良性互动创造条件。
2 新媒体时代粉丝与明星的互动模式
2.1 粉丝与明星的互动起点：拟态亲密关系的建立
亲密关系作为社会学概念有其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来讲，亲密关系强调关系双方相互依赖程度，不强调关系双方的具体身份;而狭义的亲密关系往往仅局限在恋人或夫妻之间。当代粉丝与明星互动数次更加频繁、方式更加多样，在这种粉丝与明星之间也有类似亲密关系的建立，在这里我们称之为“拟态亲密关系”。
拟态亲密关系的建立首先出于粉丝对明星的喜爱情感。粉丝纯粹基于对明星的“爱”而相互吸引、聚集、交流，其核心情感诉求点在对明星的喜爱与支持。媒介革命不仅为粉丝提供了与明星交流互动的便捷途径，而且这种新型信息流动方式形塑了一种全新的粉丝与明星之间互动方式——“做数据”。
在粉丝与明星的互动过程中，粉丝不可避免都会对明星因爱而生一种存在理论依据的控制思想。“控制”是温尼科特的过渡性客体理论的关键词，通过她的路径分析可知，粉丝对偶像文本狂热的根源是对外在客体的控制。新媒体时代形塑了一批新类型的明星——养成系明星，粉丝可以通过网络投票的互动方式完成意见的表达，多数粉丝的意见可以对明星的外貌、人设甚至演艺路径进行塑造，由此粉丝与明星之间产生特定依赖，拟态亲密关系也就此形成。
出于对明星的喜爱，粉丝渴望与明星进行互动，而新媒体时代的粉丝，能够通过操控流量数据的行为，使明星向粉丝强势意见的方向发展，粉丝与明星相互依赖的拟态亲密关系形成。与此同时，粉丝话语权的取得也代表着其与明星互动起点的建立。
2.2 粉丝在与明星互动关系中的身份建构
粉丝在大众认知中呈现出非主流化和边缘化特点，在社会大众面前处于数量弱势的零散粉丝个体需要通过身份建构找到集体的力量。微博等非组织化新媒体通过连接粉丝个体，建立起对于明星喜爱具有同一认知的共同体，通过表达与交流自己对明星的情感，粉丝个体找到群体归属感，通过在群体内部交流意见，完成意见的统一和集体意识的塑造，粉丝身份得以建构。
新媒体时代，网络数字技术催熟了粉丝的传播能力，粉丝通过流量与明星建立起一种新的互动方式，因而成为明星流量数据的主要推手。粉丝在有组织的应援活动中，进一步树立起身份的主体意识和家园意识，将“操控流量”作为获得身份认同的路径。
2.3 粉丝获得身份认同的路径：操控流量
在新媒体时代，网络技术让粉丝的力量可以被公众清晰看见并加以衡量，播放数、转发量和评论数等都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被量化。在网络信息技术手段的催生下，“流量”一词进入公众视野，该词多指在网络平台中的访问数据，是一定人气的代表。新媒体时代的粉丝也将拓宽与明星互动领域的路径突破口落于“操控流量”之上。
我国近些年的媒体报道和大众认知中，国内明星的地位往往与流量直接挂钩，甚至流量可以决定明星的成就。当数据成为可以客观说明一个人成就的证据，粉丝群体中逐渐形成“数据崇拜”思想。明星因漂亮的数据获得更高人气和更多奖项的同时，粉丝群体也享受着集体统一为明星“做数据”而获得的身份认同感。粉丝通过主导明星流量的创造，也在与明星互动过程中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 但在“唯流量论”思维的指导下，粉丝获得身份认同的路径逐渐出现偏差，脱离规则、超越法律的流量造假行为使自身的形象转变成了万人唾弃的“网络水军”，负面的社会认知使粉丝群体想要博得社会认同难度加大，新媒体时代孕育的当代粉丝与明星互动模式缺少社会认同基础，粉丝想要进一步增加与明星互动机会的想法实现难度加大。
3 粉丝与明星不良互动的影响：流量造假
3.1 粉丝与明星不良互动的现象：流量造假乱象丛生
2018—2019中国文娱金数据盛典发布的数据显示，娱乐圈无效声量在2017年就已达到61%，2018年更是增加到64%，其中无头像制式化的微博账号被数据公司认定为无效用户，同一账号重复发布的相同内容和同一时间段内连续发布的信息被统计为无效声量，也就是本文中谈到的流量造假。
从表中信息可知，蔡徐坤声量贡献群体中存在11%的微博水军，为蔡徐坤刷出了73%的无效声量，在大众认知中，这些微博水军一般是由明星本人或是其经纪团队雇佣，但在新媒体时代，粉丝为争取到与明星更多的互动机会，出现了粉丝主动为明星雇佣微博水军等操控流量的行为，今年2月24日中央二台财经频道也对粉丝这种流量造假的手段进行了曝光。一则以“央视起底‘流量明星’：粉丝雇水军为偶像刷榜刷量”为题的报道中呈现出淘宝为粉丝提供明码标价的数据增量业务的聊天记录，并在新闻中指出网络上有许多可供粉丝免费下载的流量提升工具。
“锁场保排片”也是粉丝主导下的一种票房流量造假行为。微博ID“夜华奶妈养殖场”的账号统计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电影全国各个城市粉丝锁场情况，仅8月1日一天，预售场次68 619场，粉丝锁场数为42 091场，比例高达61.34%①，粉丝美其名曰是为了“提供给路人更多的观影机会”，实则是在进行票房造假，防止明星出演的电影因无人购票而被电影院撤场。
在新媒体时代，网络平台投票数成为诸多奖项的参评指标之一，甚至是唯一决定力量，这更加助长了粉丝数据崇拜的信仰，粉丝通过刷票的不当方式助力明星获得奖项，从而明星建立起更多的互动渠道。2018年10月，金鹰女神的评选则全凭网络投票定夺，迪丽热巴获奖的同时，因其票数含水量过大被网友戏称为“水后”，迪丽热巴主演电视剧《漂亮的李慧珍》的豆瓣评分于得奖当晚从4.3分降至2.9分。
流量可以造假，但明星业务水平不足及其出演作品质量不佳的争议无法消除，从大众反映和媒体态度中我们可以得知，粉丝操控流量刷出明星的虚高人气，是粉丝与明星之间一次不良互动尝试，流量明星一时的奖项成绩也不能够帮助粉丝得到长久的社会认同。
3.2 粉丝与明星不良互动的原因：粉丝渴望获得社会认同
粉丝群体和社会大众相比是少数的存在，粉丝想要与明星建立起更多互动联系的同时，也需要得到社会认同的支持。新媒体时代，群体传播与公共传播边界模糊，粉丝追星不再仅是粉丝群体内部自娱自乐的事情，而是会对社会大众的公共生活产生多维影响。粉丝的追星行為与社会大众的认知评价关联程度变强，所以粉丝具有获得社会认同的强烈渴望。
网络和新媒体社交的出现扩展了粉丝与偶像之间的互动方式，赋予了粉丝的群体传播能力，粉丝可以通过操控流量，为明星争取到更多的奖项。新媒体时代，粉丝试图重构明星衡量标准，认为明星的流量成绩是其获得社会认同的最好证明。在粉丝群体中，有一个常用语句叫做“饭随爱豆”，意味着粉丝和其追随的明星在某些方面上是保持一致的，明星与粉丝的形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出于对明星的喜爱，粉丝希望通过为明星造假虚高流量的方式，帮助明星得到社会认同，从而自身获得社会认同。
粉丝具有获得社会认同的情感动力和传播能力，但当今粉丝与明星的互动呈现出不良形态，笔者认为这种不良互动模式出现的原因在于——由相同兴趣引导形成的粉丝群体呈现出“信息茧房”形态，在粉丝社群内的交流更加高效的同时，与社会其他社群之间的沟通形成信息壁垒。社会大众并不认同粉丝在极端狂热的“唯流量论”思想指引下与明星的流量互动方式，粉丝的不当追星行为给社会大众的生活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不仅粉丝自身被污名化为“网络水军”，这种不良互动方式也对明星形象产生了反面塑造的结果。
3.3 粉丝与明星不良互动的结果：自身污名化与明星的反面塑造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崇拜的过程是自我人格放弃的过程。粉丝的追星历程即是在表现对明星崇拜的过程，狂热的情感和骚动的荷尔蒙在明星身上得到释放，加之粉丝具有利他性心理，粉丝一旦沉溺于对明星不问时间成本、不计金钱代价的追星活动中，便会做出某些道德上的失范或规则上的异化行为。当代粉丝狂热而缺乏理性的一面在信息快速流通和高度共享的网络时代被放大，出现了粉丝为明星刷流量、造话题、炒热度等造假流量的极端做法，粉丝也成为了自发的网络水军。
粉丝“以爱之名”做出破坏社会诚信机制的“暴行”，打着学习前辈粉丝的幌子，理所应该地破坏市场自然竞争和社会秩序。新媒体时代的粉丝甚至企图重构明星衡量标准，即“数据是明星成就和地位最好证明”，为助力明星成为拥有极高商业价值和优质演艺资源的流量明星，化身为简单粗暴的数据推手。数据本是一个客观的象征，但我国娱乐文化中，高数据的背后仅代表了高人气，作品与实力几乎完全不计考虑，明星的演艺能力并没有因为漂亮的数据得到提升，享受着高片酬和高人气的明星得到社会大众的抵制，粉丝主导的不良互动行为对明星的形象进行了反向塑造。
明星流量造假现象的背后出于粉丝对于社会认同的积极渴望，但是通过“操控流量”的路径与明星进行互动，对粉丝本身和其喜爱的明星形象都造成了负面影响，粉丝如何理性表达对明星的喜爱情感，以正确的路径与明星互动，笔者对当代粉丝与明星互动方式转型路径的如下思考。
4 当代粉丝与明星互动方式的转型路径
4.1 增强对低龄粉丝的追星教育 粉丝群体内部乃至与网络环境中缺失一种普适性的价值是粉丝部分追星行为失范的一大原因。粉丝缺乏教育引领，在追星过程中自然会出现诸如流量造假等异化行为。
根据微博用户ID为“鲸鱼鲵”发布统计吴亦凡粉丝年龄段的微博，共收到283条评论，其中有效数据为254条。根据本条微博评论数据显示，粉丝的年龄日趋低龄化，未成年粉丝占到粉圈的35%，28岁以下的青少年②粉丝高达整个追星群体的95%，如此高比例的低龄粉丝由于年龄偏小，缺少必要的知识积累，社会经验不足，自身价值观还在建设之中，不能完全辨识思想和行为的动机，非常容易接受不当理念的鼓动而做出盲目跟风行为，比如认同“做数据”这一应援方式而沦为一个个“数据女工”。
考虑到粉丝群体的低龄化和日益壮大，学校应当加强追星教育，而不是一味禁止未成年人追星。通过开设讲座、选修课等方式教育学生如何处理对于偶像的狂热情感，首先争取实现粉丝对明星的喜爱情感正确表达;其次要明确告知学生流量造假行为的危害，这种严重破坏社会诚信机制、甚至可能威胁国家公信力的追星行为不可取;最终经过学校的追星教育，引导学生做出理性的追星行为。
官方媒体和新媒体平台也应该自觉做出正向价值的引领，让粉丝了解到合理的规范和规则的意义，在报道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粉丝追星思维的核心，引导粉丝自主认知、理解、判断并抉择出正向的价值取向。
4.2 完善粉丝与明星之间的网络互动规则
提高流量明星作品的质量固然重要，但在网络时代，对于海量信息的管理同样不可或缺。如今微博后台已为流量明星微博评论和转发计数显示设置了100万上限，笔者认为在网络世界里也可以建立起福柯笔下的“全景敞视监狱模式”，对粉丝群体进行规训。一方面通过使用网络数字技术，对粉丝与明星之间的互动进行严密的实时监视和控制，及时制止粉丝与明星之间的不当互动;另一方面，通过网络后台的记录和检查，维持粉丝与明星之间的有效互动，利用网络技术管理最终达到规训粉丝的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网络互动领域内法律条例的制定与完善同样不可或缺。符合社会大众利益的法律条例出台与完善一方面可以从根源处减少网民许多的不当行为，客观上的规则漏洞变少，可供粉丝主观理解的规则引申含义收缩，法律条例具有强制性和权威力，当粉丝主导的不当互动行为面临处罚风险时，粉丝“打擦边球”的失范追星行为也能得到抑制;另一方面规则的完善符合大众主流认知，社会大众原是反感无作品高收入流量明星和粉丝刷屏式狂欢，但修改后的规则可以使其欣赏到更加优质的大众文化作品，从一定层面上来说，只要粉丝能够遵守已获得社会认同的规则，粉丝文化的正面形象就已然在大众心中树立起来。
4.3 多方群体合力打造良性互动方式
4.3.1 粉丝内部加强自律意识
新媒体时代赋予了当代粉丝对于明星发展更多的话语权，但明星的业务能力却没有随之上升，我们应当认识到粉丝更大的话语权意味着他们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粉丝现已成为当代社会不可忽视的一大群体，粉丝需要认识到其为明星进行群体传播时体现的主体性。
当代粉丝与明星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的基础在于粉丝能否善用流量数据，粉丝只有自觉遵守影视行业的正常秩序，加强粉丝主体内部的自律性，将钱财投入到合乎规则和法律的项目领域内，让粉丝经济成本在资本市场上自由竞争，真正为自己的话语权负责，才有可能与明星进行良性互动。
4.3.2 制播团队坚持审美高度
影视制播团队花费巨额投资用于邀请高流量明星的出演之上，与此同时制作成本受到严重挤压，观众在持续的观影感受不佳中消耗着对影视业的信心，这就是社会学中的“剧场效应”的体现，制播方只顾追求自己的商业利益，却无法对观众的观影体验负责，造成群体悲剧的发生。在网络技术的催化下，全球信息高度共享，不良娱乐文化的对外传播甚至可能影响国家形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人类文艺发展史表明，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粗制滥造，不仅是对文艺的一种伤害，也是对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影视创作和营销团队应当坚持审美高度，严把质量关，以精深的思想、精湛的艺术和精良的制作在娱乐业市场当中取胜。
4.3.3 明星个人克服浮躁心理
明星本身的浮躁心態助长了粉丝与之互动方式的畸形发展，粉丝等群体通过造假的流量数据将明星送到娱乐业界“神坛”地位，使其盲目享受着极易破碎的“泡沫”人气和巨额片酬，无需花费心思考虑精进技艺。这也使还未能拥有流量的艺人对造假数据趋之若鹜，把精力更多地放在雇佣水军刷数据之上，在我国娱乐业中形成了经济学意义上劣币驱逐良币的乱象。
我国的明星应当坚持以质量优先的创作思路，“求质”优先，“保量”在后，严守艺人的职业底线，满足社会大众的观赏需求，保持自己对工作职业的信念感、专注感和敬畏感，将时间成本更多花在创作领域内，向优秀的老艺术家学习，精进自己的技艺，拿出真正对得起人们大众期望的高品质作品。同时今年两会，政协委员巩汉林也提出“演艺界也要有征信记录”的建议，使用监管手段促进流量造假的明星自律。
5 结论
本文以田野调查法和量化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聚焦流量明星流量造假现象，收集新媒体时代粉丝在微博平台中的应援数据，结合新媒体时代背景分析明星流量造假的主导因素，思考粉丝主导下其与明星不良互动模式的转型路径。粉丝群体出于对明星的喜爱，可以不计时间、金钱和精力地为明星应援，帮助明星获得更高人气的同时，为自己争取与明星更多的互动机会。新媒体时代，数字媒体技术拓宽了粉丝与明星之间的互动方式。一向以主观狂热情感著称的粉丝像是找到了宣传明星的最好途径，争相开始为喜爱的明星“做数据”，试图用“流量”重构明星的衡量标准。但当这种“唯流量论”占据了当代粉丝意识主流的时候，粉丝逐渐开始僭越社会规则、破坏市场自由竞争，自发成为网络水军，失去社会认同的同时，对于明星形象也起到了反面塑造的作用，粉丝与明星的不良互动模式亟需转型。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一要考虑到当代粉丝群体的低龄化，学校应当加强追星教育，官方媒体也需自觉做出正向价值的引领;二要完善网络互动规则，通过加强网络技术管理，出台完善网络互动法律条例，对粉丝群体进行规训;最后粉圈内部也应增强自律性，制播方要坚持审美高度，明星个人则需克服浮躁心理，致力于呈现给大众优质的作品，三方群体组合发力，才能为粉丝与明星之间正向互动创造更多可能。
注释
①黄磊：《粉丝锁场保排片，电影市场是能锁得住的吗？》，载中国消费网2017年10月6日。
②根据心理学、人口学和我国共青团员规定年龄划分青少年年龄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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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晓辉.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粉丝现象解读[D].湘潭：湘潭大学，2011.
[5]朱丽丽，韩怡辰.拟态亲密关系：一项关于养成系偶像粉丝社群的新观察——以TFboys个案为例[J].当代传播，2017（6）：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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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齐海静，蔡颖.亲密关系综述[J].社会心理科学，2013，28（9）：26-30.
[8]廖祥忠.何为新媒体？[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8（5）：121-125.
作者简介：李昱雯，中国政法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新闻。
关键词 粉丝;互动;认同;流量造假;规训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9）08-0078-05
1 緒论
2018年2月24日中央二台财经频道报道“央视起底‘流量明星’：粉丝雇水军为偶像刷榜刷量”，节目中曝光了明码标价的数据增量业务和网络上可以免费下载的专业流量提升工具。2019年1月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了4篇有关“流量明星数据造假”的微博，批判流量造假背后演员的浮躁心态，揭示了大众打假的心声。光明日报也在同月发表文章，寻找流量造假背后的温床。微博平台于2019年1月初修改后台数据管理规则，将流量明星微博转发超100万数据显示“100万+”。
官方媒体的集中报道和新媒体平台的数据管理规则修改使“明星流量造假”这一现象呈现在公众视野当中，笔者认为该现象源于一种粉丝主导的其与明星之间不良的互动方式。粉丝出于对明星的喜爱，为争取到与明星更多的互动机会，在流量的催化下引发了越轨的群体传播行为——粉丝群体在“唯流量论”思维的指引下为明星“做数据”应援。在粉丝的主导下，其与明星在新媒体平台的互动中生成了“明星流量造假”的概念。
被边缘化的粉丝群体具有扩大与明星互动领域的愿望，为明星操控流量是当代粉丝主导下与明星的一种不良互动方式，本质上缺乏社会认同的粉丝还未找到符合新媒体时代背景的互动方式。新媒体时代粉丝与明星的互动方式在文献中存在研究空白，笔者试图通过可深入了解当代粉丝行为范式和易于获取明星流量数据资料的田野调查和定量分析方法来填补这一空缺。
该选题立足新媒体时代，为避免粉丝更加被大众认知边缘化，帮助粉丝获得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同，笔者对于粉丝如何正向运用流量与明星形成良性互动进行思考。通过加强追星教育能够实现对低龄化粉丝的价值引领，从网络技术监管和法律条例上可以完善网络互动规则，同时粉丝群体内部自律意识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帮助明星克服浮躁心态并纠正娱乐行业内“唯流量论”思维，为粉丝与明星之间早日形成良性互动创造条件。
2 新媒体时代粉丝与明星的互动模式
2.1 粉丝与明星的互动起点：拟态亲密关系的建立
亲密关系作为社会学概念有其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来讲，亲密关系强调关系双方相互依赖程度，不强调关系双方的具体身份;而狭义的亲密关系往往仅局限在恋人或夫妻之间。当代粉丝与明星互动数次更加频繁、方式更加多样，在这种粉丝与明星之间也有类似亲密关系的建立，在这里我们称之为“拟态亲密关系”。
拟态亲密关系的建立首先出于粉丝对明星的喜爱情感。粉丝纯粹基于对明星的“爱”而相互吸引、聚集、交流，其核心情感诉求点在对明星的喜爱与支持。媒介革命不仅为粉丝提供了与明星交流互动的便捷途径，而且这种新型信息流动方式形塑了一种全新的粉丝与明星之间互动方式——“做数据”。
在粉丝与明星的互动过程中，粉丝不可避免都会对明星因爱而生一种存在理论依据的控制思想。“控制”是温尼科特的过渡性客体理论的关键词，通过她的路径分析可知，粉丝对偶像文本狂热的根源是对外在客体的控制。新媒体时代形塑了一批新类型的明星——养成系明星，粉丝可以通过网络投票的互动方式完成意见的表达，多数粉丝的意见可以对明星的外貌、人设甚至演艺路径进行塑造，由此粉丝与明星之间产生特定依赖，拟态亲密关系也就此形成。
出于对明星的喜爱，粉丝渴望与明星进行互动，而新媒体时代的粉丝，能够通过操控流量数据的行为，使明星向粉丝强势意见的方向发展，粉丝与明星相互依赖的拟态亲密关系形成。与此同时，粉丝话语权的取得也代表着其与明星互动起点的建立。
2.2 粉丝在与明星互动关系中的身份建构
粉丝在大众认知中呈现出非主流化和边缘化特点，在社会大众面前处于数量弱势的零散粉丝个体需要通过身份建构找到集体的力量。微博等非组织化新媒体通过连接粉丝个体，建立起对于明星喜爱具有同一认知的共同体，通过表达与交流自己对明星的情感，粉丝个体找到群体归属感，通过在群体内部交流意见，完成意见的统一和集体意识的塑造，粉丝身份得以建构。
新媒体时代，网络数字技术催熟了粉丝的传播能力，粉丝通过流量与明星建立起一种新的互动方式，因而成为明星流量数据的主要推手。粉丝在有组织的应援活动中，进一步树立起身份的主体意识和家园意识，将“操控流量”作为获得身份认同的路径。
2.3 粉丝获得身份认同的路径：操控流量
在新媒体时代，网络技术让粉丝的力量可以被公众清晰看见并加以衡量，播放数、转发量和评论数等都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被量化。在网络信息技术手段的催生下，“流量”一词进入公众视野，该词多指在网络平台中的访问数据，是一定人气的代表。新媒体时代的粉丝也将拓宽与明星互动领域的路径突破口落于“操控流量”之上。
我国近些年的媒体报道和大众认知中，国内明星的地位往往与流量直接挂钩，甚至流量可以决定明星的成就。当数据成为可以客观说明一个人成就的证据，粉丝群体中逐渐形成“数据崇拜”思想。明星因漂亮的数据获得更高人气和更多奖项的同时，粉丝群体也享受着集体统一为明星“做数据”而获得的身份认同感。粉丝通过主导明星流量的创造，也在与明星互动过程中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 但在“唯流量论”思维的指导下，粉丝获得身份认同的路径逐渐出现偏差，脱离规则、超越法律的流量造假行为使自身的形象转变成了万人唾弃的“网络水军”，负面的社会认知使粉丝群体想要博得社会认同难度加大，新媒体时代孕育的当代粉丝与明星互动模式缺少社会认同基础，粉丝想要进一步增加与明星互动机会的想法实现难度加大。
3 粉丝与明星不良互动的影响：流量造假
3.1 粉丝与明星不良互动的现象：流量造假乱象丛生
2018—2019中国文娱金数据盛典发布的数据显示，娱乐圈无效声量在2017年就已达到61%，2018年更是增加到64%，其中无头像制式化的微博账号被数据公司认定为无效用户，同一账号重复发布的相同内容和同一时间段内连续发布的信息被统计为无效声量，也就是本文中谈到的流量造假。
从表中信息可知，蔡徐坤声量贡献群体中存在11%的微博水军，为蔡徐坤刷出了73%的无效声量，在大众认知中，这些微博水军一般是由明星本人或是其经纪团队雇佣，但在新媒体时代，粉丝为争取到与明星更多的互动机会，出现了粉丝主动为明星雇佣微博水军等操控流量的行为，今年2月24日中央二台财经频道也对粉丝这种流量造假的手段进行了曝光。一则以“央视起底‘流量明星’：粉丝雇水军为偶像刷榜刷量”为题的报道中呈现出淘宝为粉丝提供明码标价的数据增量业务的聊天记录，并在新闻中指出网络上有许多可供粉丝免费下载的流量提升工具。
“锁场保排片”也是粉丝主导下的一种票房流量造假行为。微博ID“夜华奶妈养殖场”的账号统计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电影全国各个城市粉丝锁场情况，仅8月1日一天，预售场次68 619场，粉丝锁场数为42 091场，比例高达61.34%①，粉丝美其名曰是为了“提供给路人更多的观影机会”，实则是在进行票房造假，防止明星出演的电影因无人购票而被电影院撤场。
在新媒体时代，网络平台投票数成为诸多奖项的参评指标之一，甚至是唯一决定力量，这更加助长了粉丝数据崇拜的信仰，粉丝通过刷票的不当方式助力明星获得奖项，从而明星建立起更多的互动渠道。2018年10月，金鹰女神的评选则全凭网络投票定夺，迪丽热巴获奖的同时，因其票数含水量过大被网友戏称为“水后”，迪丽热巴主演电视剧《漂亮的李慧珍》的豆瓣评分于得奖当晚从4.3分降至2.9分。
流量可以造假，但明星业务水平不足及其出演作品质量不佳的争议无法消除，从大众反映和媒体态度中我们可以得知，粉丝操控流量刷出明星的虚高人气，是粉丝与明星之间一次不良互动尝试，流量明星一时的奖项成绩也不能够帮助粉丝得到长久的社会认同。
3.2 粉丝与明星不良互动的原因：粉丝渴望获得社会认同
粉丝群体和社会大众相比是少数的存在，粉丝想要与明星建立起更多互动联系的同时，也需要得到社会认同的支持。新媒体时代，群体传播与公共传播边界模糊，粉丝追星不再仅是粉丝群体内部自娱自乐的事情，而是会对社会大众的公共生活产生多维影响。粉丝的追星行為与社会大众的认知评价关联程度变强，所以粉丝具有获得社会认同的强烈渴望。
网络和新媒体社交的出现扩展了粉丝与偶像之间的互动方式，赋予了粉丝的群体传播能力，粉丝可以通过操控流量，为明星争取到更多的奖项。新媒体时代，粉丝试图重构明星衡量标准，认为明星的流量成绩是其获得社会认同的最好证明。在粉丝群体中，有一个常用语句叫做“饭随爱豆”，意味着粉丝和其追随的明星在某些方面上是保持一致的，明星与粉丝的形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出于对明星的喜爱，粉丝希望通过为明星造假虚高流量的方式，帮助明星得到社会认同，从而自身获得社会认同。
粉丝具有获得社会认同的情感动力和传播能力，但当今粉丝与明星的互动呈现出不良形态，笔者认为这种不良互动模式出现的原因在于——由相同兴趣引导形成的粉丝群体呈现出“信息茧房”形态，在粉丝社群内的交流更加高效的同时，与社会其他社群之间的沟通形成信息壁垒。社会大众并不认同粉丝在极端狂热的“唯流量论”思想指引下与明星的流量互动方式，粉丝的不当追星行为给社会大众的生活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不仅粉丝自身被污名化为“网络水军”，这种不良互动方式也对明星形象产生了反面塑造的结果。
3.3 粉丝与明星不良互动的结果：自身污名化与明星的反面塑造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崇拜的过程是自我人格放弃的过程。粉丝的追星历程即是在表现对明星崇拜的过程，狂热的情感和骚动的荷尔蒙在明星身上得到释放，加之粉丝具有利他性心理，粉丝一旦沉溺于对明星不问时间成本、不计金钱代价的追星活动中，便会做出某些道德上的失范或规则上的异化行为。当代粉丝狂热而缺乏理性的一面在信息快速流通和高度共享的网络时代被放大，出现了粉丝为明星刷流量、造话题、炒热度等造假流量的极端做法，粉丝也成为了自发的网络水军。
粉丝“以爱之名”做出破坏社会诚信机制的“暴行”，打着学习前辈粉丝的幌子，理所应该地破坏市场自然竞争和社会秩序。新媒体时代的粉丝甚至企图重构明星衡量标准，即“数据是明星成就和地位最好证明”，为助力明星成为拥有极高商业价值和优质演艺资源的流量明星，化身为简单粗暴的数据推手。数据本是一个客观的象征，但我国娱乐文化中，高数据的背后仅代表了高人气，作品与实力几乎完全不计考虑，明星的演艺能力并没有因为漂亮的数据得到提升，享受着高片酬和高人气的明星得到社会大众的抵制，粉丝主导的不良互动行为对明星的形象进行了反向塑造。
明星流量造假现象的背后出于粉丝对于社会认同的积极渴望，但是通过“操控流量”的路径与明星进行互动，对粉丝本身和其喜爱的明星形象都造成了负面影响，粉丝如何理性表达对明星的喜爱情感，以正确的路径与明星互动，笔者对当代粉丝与明星互动方式转型路径的如下思考。
4 当代粉丝与明星互动方式的转型路径
4.1 增强对低龄粉丝的追星教育 粉丝群体内部乃至与网络环境中缺失一种普适性的价值是粉丝部分追星行为失范的一大原因。粉丝缺乏教育引领，在追星过程中自然会出现诸如流量造假等异化行为。
根据微博用户ID为“鲸鱼鲵”发布统计吴亦凡粉丝年龄段的微博，共收到283条评论，其中有效数据为254条。根据本条微博评论数据显示，粉丝的年龄日趋低龄化，未成年粉丝占到粉圈的35%，28岁以下的青少年②粉丝高达整个追星群体的95%，如此高比例的低龄粉丝由于年龄偏小，缺少必要的知识积累，社会经验不足，自身价值观还在建设之中，不能完全辨识思想和行为的动机，非常容易接受不当理念的鼓动而做出盲目跟风行为，比如认同“做数据”这一应援方式而沦为一个个“数据女工”。
考虑到粉丝群体的低龄化和日益壮大，学校应当加强追星教育，而不是一味禁止未成年人追星。通过开设讲座、选修课等方式教育学生如何处理对于偶像的狂热情感，首先争取实现粉丝对明星的喜爱情感正确表达;其次要明确告知学生流量造假行为的危害，这种严重破坏社会诚信机制、甚至可能威胁国家公信力的追星行为不可取;最终经过学校的追星教育，引导学生做出理性的追星行为。
官方媒体和新媒体平台也应该自觉做出正向价值的引领，让粉丝了解到合理的规范和规则的意义，在报道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粉丝追星思维的核心，引导粉丝自主认知、理解、判断并抉择出正向的价值取向。
4.2 完善粉丝与明星之间的网络互动规则
提高流量明星作品的质量固然重要，但在网络时代，对于海量信息的管理同样不可或缺。如今微博后台已为流量明星微博评论和转发计数显示设置了100万上限，笔者认为在网络世界里也可以建立起福柯笔下的“全景敞视监狱模式”，对粉丝群体进行规训。一方面通过使用网络数字技术，对粉丝与明星之间的互动进行严密的实时监视和控制，及时制止粉丝与明星之间的不当互动;另一方面，通过网络后台的记录和检查，维持粉丝与明星之间的有效互动，利用网络技术管理最终达到规训粉丝的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网络互动领域内法律条例的制定与完善同样不可或缺。符合社会大众利益的法律条例出台与完善一方面可以从根源处减少网民许多的不当行为，客观上的规则漏洞变少，可供粉丝主观理解的规则引申含义收缩，法律条例具有强制性和权威力，当粉丝主导的不当互动行为面临处罚风险时，粉丝“打擦边球”的失范追星行为也能得到抑制;另一方面规则的完善符合大众主流认知，社会大众原是反感无作品高收入流量明星和粉丝刷屏式狂欢，但修改后的规则可以使其欣赏到更加优质的大众文化作品，从一定层面上来说，只要粉丝能够遵守已获得社会认同的规则，粉丝文化的正面形象就已然在大众心中树立起来。
4.3 多方群体合力打造良性互动方式
4.3.1 粉丝内部加强自律意识
新媒体时代赋予了当代粉丝对于明星发展更多的话语权，但明星的业务能力却没有随之上升，我们应当认识到粉丝更大的话语权意味着他们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粉丝现已成为当代社会不可忽视的一大群体，粉丝需要认识到其为明星进行群体传播时体现的主体性。
当代粉丝与明星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的基础在于粉丝能否善用流量数据，粉丝只有自觉遵守影视行业的正常秩序，加强粉丝主体内部的自律性，将钱财投入到合乎规则和法律的项目领域内，让粉丝经济成本在资本市场上自由竞争，真正为自己的话语权负责，才有可能与明星进行良性互动。
4.3.2 制播团队坚持审美高度
影视制播团队花费巨额投资用于邀请高流量明星的出演之上，与此同时制作成本受到严重挤压，观众在持续的观影感受不佳中消耗着对影视业的信心，这就是社会学中的“剧场效应”的体现，制播方只顾追求自己的商业利益，却无法对观众的观影体验负责，造成群体悲剧的发生。在网络技术的催化下，全球信息高度共享，不良娱乐文化的对外传播甚至可能影响国家形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人类文艺发展史表明，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粗制滥造，不仅是对文艺的一种伤害，也是对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影视创作和营销团队应当坚持审美高度，严把质量关，以精深的思想、精湛的艺术和精良的制作在娱乐业市场当中取胜。
4.3.3 明星个人克服浮躁心理
明星本身的浮躁心態助长了粉丝与之互动方式的畸形发展，粉丝等群体通过造假的流量数据将明星送到娱乐业界“神坛”地位，使其盲目享受着极易破碎的“泡沫”人气和巨额片酬，无需花费心思考虑精进技艺。这也使还未能拥有流量的艺人对造假数据趋之若鹜，把精力更多地放在雇佣水军刷数据之上，在我国娱乐业中形成了经济学意义上劣币驱逐良币的乱象。
我国的明星应当坚持以质量优先的创作思路，“求质”优先，“保量”在后，严守艺人的职业底线，满足社会大众的观赏需求，保持自己对工作职业的信念感、专注感和敬畏感，将时间成本更多花在创作领域内，向优秀的老艺术家学习，精进自己的技艺，拿出真正对得起人们大众期望的高品质作品。同时今年两会，政协委员巩汉林也提出“演艺界也要有征信记录”的建议，使用监管手段促进流量造假的明星自律。
5 结论
本文以田野调查法和量化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聚焦流量明星流量造假现象，收集新媒体时代粉丝在微博平台中的应援数据，结合新媒体时代背景分析明星流量造假的主导因素，思考粉丝主导下其与明星不良互动模式的转型路径。粉丝群体出于对明星的喜爱，可以不计时间、金钱和精力地为明星应援，帮助明星获得更高人气的同时，为自己争取与明星更多的互动机会。新媒体时代，数字媒体技术拓宽了粉丝与明星之间的互动方式。一向以主观狂热情感著称的粉丝像是找到了宣传明星的最好途径，争相开始为喜爱的明星“做数据”，试图用“流量”重构明星的衡量标准。但当这种“唯流量论”占据了当代粉丝意识主流的时候，粉丝逐渐开始僭越社会规则、破坏市场自由竞争，自发成为网络水军，失去社会认同的同时，对于明星形象也起到了反面塑造的作用，粉丝与明星的不良互动模式亟需转型。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一要考虑到当代粉丝群体的低龄化，学校应当加强追星教育，官方媒体也需自觉做出正向价值的引领;二要完善网络互动规则，通过加强网络技术管理，出台完善网络互动法律条例，对粉丝群体进行规训;最后粉圈内部也应增强自律性，制播方要坚持审美高度，明星个人则需克服浮躁心理，致力于呈现给大众优质的作品，三方群体组合发力，才能为粉丝与明星之间正向互动创造更多可能。
注释
①黄磊：《粉丝锁场保排片，电影市场是能锁得住的吗？》，载中国消费网2017年10月6日。
②根据心理学、人口学和我国共青团员规定年龄划分青少年年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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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昱雯，中国政法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