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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继承曹禺的衣钵，创作《冬之旅》，改编《雷雨》，再写《新原野》
万方，剧作家，戏剧大师曹禺的女儿，1952年生于北京。早年主要从事小说和影视作品创作，代表作有《空镜子》《空房子》《香气迷人》等。年过五十之后开始戏剧创作，写出话剧《有一种毒药》《关系》《冬之旅》等。
3月22日，万方和妹妹来到北京西郊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父亲曹禺过世后就安葬在这里，转眼已过去21个春秋。她赶在清明节前来，既是祭奠，也是为父亲送上一份礼物——刚刚出版的剧本精选集《冬之旅》，集子中收录她的4部话剧作品《冬之旅》《有一种毒药》《杀人》《雷雨·后》。扫完墓，她翻开书，读了一小段给父亲听。
“他会听到的，他会很高兴的。”两天后，在北京保利剧院后台的化妆间里，万方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起那天的情景。當时已是下午5时多，再过两个小时，由她编剧的话剧《冬之旅》将在这里上演，第四十七场。
后台有些嘈杂和喧闹，主演之一李立群在走廊里一边踱步，一边念台词，广播里时不时传来演员们慷慨激昂的对白声。“没有人比我更熟悉这些（台词）了，一字一句都是我的心声。”万方说。
自2015年1月首演以来，这部戏已经连续演了3年，今年与以往不同的是，演出结束后，会有一个《冬之旅》剧本集签售活动，看着签售台前长长的队伍，万方更加坚定了自己所选的这条路——和剧作家父亲一样的戏剧创作之路。
两位老人的“冬之旅”
“我梦见缤纷的野花，那是五月的花朵；我梦见翠绿的草地，到处有鸟儿在欢歌……窗外的树叶何时才能变绿，我何时才能见到我的爱人。”在舒伯特《冬之旅》组曲其中一首《春天的梦》的歌声里，话剧《冬之旅》拉开帷幕。
万方笔下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老金（蓝天野饰）是一位知识分子，陈其骧（李立群饰）是一位翻译家兼诗人。两人都已是风烛残年，陈其骧因写回忆录，一次又一次敲开老金家的门，其实是为了乞求原谅——原来两人青年时代情同手足，“文革”时期，陈其骧因为害怕而出卖了老金，不仅让老金遭遇牢狱之灾，而且直接导致其妻子绝望自杀。古稀之年的老金对往事始终无法释怀，不肯宽恕。两位老人在现实与过往中穿梭，经历着爱与恨、罪与赎的纠结与思考。
《冬之旅》创作于4年前。那天，万方在一个剧场偶遇来看戏的蓝天野。闲聊间，蓝天野突然提议她写一部两个老人的戏，至于写什么、怎么写，他都不干预。万方听后，立刻问：“您要演啊？”彼时蓝天野已是86岁高龄，如果是两个老人的戏，台词量必然很大，这是她心中最大的顾虑，“但我觉得这个事，我该做，我也能做。关键是非常想做。”
对于已经61岁的万方来说，她知晓老人的生存状态、精神领域更多的是回望。顺着这条线，她将主人公定格在父辈那一代。“他们这些人，尤其是像父亲那样的知识分子，回望时都有一段难以忘怀的黑暗经历。写他们，‘文革’是不能回避的，所以我就将回忆的视角放在这一段时光之中。”
作为曹禺的女儿，万方也没能躲过那场苦难。
那年月，万方正处于青春期，父亲被关进牛棚。受父母牵连的子女不被允许进教室上课，万方和同伴就坐在门外的台阶上，不能说话不能动，一坐就是一天。如果“革命小将”闷了，还会把他们叫进来做游戏，“比如在地上画一个圈儿，让你一只脚站着，或者学耗子叫。”
“所以书写那段时光，其实也是为我自己内心压抑多年的记忆寻找一个出口。”万方说。但她也强调自己的初衷并不是为一个年代创作，而是对人性本身的提问：人与人之间极致的伤害能否被宽恕？伤害的历史应该被遗忘吗？忘記也许对于心灵是一种解脱，但是会否让我们重蹈覆辙？
带着这样的困惑与疑问，万方开始编织故事。在写作时，她将自己的一些经历融入剧中，比如写陈其骧被抓走审问时，不得不跪在地上学耗子叫；写老金的爱人去世时，床上、被子下面都是安眠药——她的母亲就是这样离世的……
在万方看来，宽恕是非常难的。“宽恕从大的方面来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忘却，一种是死亡。我还是希望给人一些希望，施害人和受害人都有这种愿望，就是想活得干净。”于是她书写的故事的结局是：陈其骧患了老年痴呆，忘却了压在心底的罪责；老金原谅了陈其骧，最后因病去世。
几个月后，当她把剧本拿给蓝天野时，老人一口气读完。“可以说这里头写的感受我都有，除了我还不至于家破人亡。” 蓝天野说。后来他就成了舞台上的老金，导演赖声川“三顾茅庐”请来李立群演老陈，再加上剧中的歌者“舒伯特”——万方特意安排的一个角色，他是作为老金的精神伴侣出现的，三人撑起了一场105分钟的大戏。
2015年1月，《冬之旅》在保利剧院首演。万方一开始也担心这样主题的戏市场不会太好，尤其是对于年轻观众来说太沉重。但首演时台下坐了很多年轻人，有不少都是抹着眼泪走出剧场的。万方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在她看来，一部剧的真正完成要从舞台抵达观众的心里。
至于写作之初的那些困惑是否找到答案，万方说：“答案也许永远找不到，但写作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向着答案靠近的过程，一刻不停地向它靠近，我想这就是写戏的意义吧。”
“小方子，你行哎，你真的能写”
万方对戏剧最早的印象是来自于她的家。其中有一幕场景，一直深深地刻在她的心底：小时候，曹家的大门旁开有一扇小门，她和妹妹总是趴在门边望着外面漆黑的夜色，等候父母看戏归来。
三四岁时，父亲便带着她看各种戏剧，有传统戏曲《芦花记》，莫里哀的《太太学堂》，还有话剧《带枪的人》等等。有一次，父亲带她去看《雷雨》，她被第三幕的电闪雷鸣吓得“哇哇”大哭，一向温文尔雅的父亲用胳膊夹起她就往外跑。
“在父亲眼中，剧院是个神圣的地方，不能打扰别人看戏。”万方后来才知晓原由。再大一些，父亲又带她去后台看吓哭她的那个场景是怎么造成的——大洋铁片摇出霹雳的声音，下雨的声音则是由八角扇子上带着小珠子发出的，“这样一来，我就更觉得舞台原来是这么好玩，有吸引力。” 十二三岁的时候，万方在首都剧场看戏，坐在六七排的位置，忽然觉得后面来了一个人，仔细一看，竟然是周恩来总理。“那个时候，我不觉得他是总理、是国家领导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观众，我跟他是一样的，我们平等地坐在观众席里。这都是艺术的力量。”万方说。
每次看戏，万方都能有不同的收获，她由此爱上了戏剧。但开始写作时，万方并没有碰触这个她最熟悉的领域，而是先写小说。1994年，她写了一篇小说《杀人》，发表后拿去给父亲看。曹禺看完后，眼睛一下就亮了，抓住她的手说：“小方子，你行哎，你真的能写。”
父亲的肯定，坚定了万方继续写作的信心。她笔耕不辍，陆续发表了小说《香气迷人》《空镜子》《女人心事》等。
写《杀人》时，万方的风格是凌厉而尖锐的。她笔下的女人，无论是六团还是婆婆，都追求爱情而不得，六团为了维持一桩名存实亡的婚姻，不惜牺牲自己的青春、爱情和生命。用作家王海鸰的话说，“那时的万方显得有些凶悍，像他父亲曹禺的风格，一点一滴的黑暗都要揪出来”。
2000年创作的《空镜子》是万方的一个转折。既是写作风格的转变，也是她个人的转变——变得平和、放松。在《空镜子》中，她这样描述爱情：我觉得爱情是人生中所能感受到的最美好的东西。
当时，她已开始了第二段婚姻生活。万方说，她要写的是一种妥协，跟自己，也跟生活。
2004年前后，因为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空镜子》《空房子》等剧的热播，万方成为影视界炙手可热的编剧。
“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影视剧创作的成功并没有给万方带来太多成就感，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在自我创作和迎合观众中矛盾着、纠结着。2006年，她在一本书的扉页上读到美国诗人尼基·乔万里的一首诗：如果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那么我的工作就是/不做我不想做的事情/这不是一回事/但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读完之后，她的心被深深地震动，“它是在以一种极为彻底的精神在回答一个问题：怎样活着。”她决定不再写影视剧，转身戏剧创作。
“写作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就是抒发自己、表达内心。影视剧不可能把自己完全放进去，你可能得迎合、放弃、妥协，所以最终我觉得戏剧才是我的家园，我得回到这儿。”万方说。
在那首诗的启发下，万方写了剧本《有一种毒药》——通过聚焦一个家庭夫妻间、母子间、婆媳间复杂的关系，以及梦想和现实的问题，来探索人到底应该怎样活着才好。
2006年12月，这部话剧在北京人艺首都剧场首演。去的路上，万方很激动，她在心底默默地和父亲说：“爸爸，我的戏要在人艺演出了，我得告诉你让你知道。”演出时，剧场里很安静，结束后台下的掌声持续了很久。那一年，她已经54岁了。
两年后，万方又写了一部家庭剧《关系》，讲述一个报社领导与妻子、同事及年轻女孩，3个女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戏上演后，引起社会的关注与讨论，她也开始在戏剧界崭露头角。
在写话剧之后，万方才感觉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父亲的高度确实在这方面给了我一定的压力。其实，这也是我对话剧一直不敢轻易触碰的原因。他的那几部戏一直压着我。”
前些日子，万方的一部新剧《新原野》举办了首次媒体分享会。在提到《新原野》与父亲的《原野》的关联时，她笑称“沾了父亲一点儿光吧”。其实，这一剧本是根据万方的小说《杀人》改编的。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创作，万方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是丰富的。有一点和父亲尤其像，那就是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让人印象深刻，她们甚至有些极端，对待生活常常歇斯底里。
但和萬方交流时，感受到的却是她的温柔、率性和真诚。“我的创作，大都是为人物的行动寻找理由，而这寻找理由的过程就是挖掘人性。”万方说。过了大半辈子，她生活的篮子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经历、感受和体验，而这都已经或者将要化为一个个故事，讲给世人听。
与她丰富的内心对照，万方的生活很单调。她每天的生活是这样的：伺候叫作“小乖乖”的狗吃喝拉撒睡，带它去遛弯儿。闲暇时读读书，阳光好的时候，听会儿古典音乐，然后就是写作。
父亲曹禺晚年的痛苦
万方常常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父亲曹禺，“一个有才华有灵魂的人活在身边”。在她的眼中，作为父亲的曹禺是开明的——鼓励女儿们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从来不打击；是随性的，尤其是在家人面前特别真。而谈起作为剧作家的曹禺，万方有些难过，“我没有历经他创作的高峰期，我见证的是他晚年写不出来的痛苦。”
在写完《北京人》《王昭君》等作品后，曹禺开始担任各种挂名职务，如主席、院长之类，参加各种各样的应酬，不断有电话打进来，要求他开会、题字、评奖，而曹禺基本什么事都会应承。
在万方的记忆中，父亲每次回到家中，都极为疲倦，还有一股说不出的沮丧。有一次，曹禺还跟万方说：“我是用社会活动麻醉自己，我想写，写不出，痛苦，就用社会工作来充塞时间。这样下去怎么了得？”
因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父亲睡眠必须依靠安眠药。吃了安眠药之后，种种潜意识都变成话语，像地下的泉水一样往外冒。他什么都讲，毫无顾虑，总是为自己一生中所犯的各种错误，失当的行为反复思虑、后悔。“我要做一个新人，忘掉过去的荒诞和疑虑，我要沉默，我要往生活的深处钻，放弃这个‘嘴’的生活，用脚踩出我的生活，用手写真实的人生。”
眼睁睁地看着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着父亲，万方却无能为力。“我曾经反复琢磨这份痛苦的含义，我猜想：痛苦大约像是一把钥匙，唯有这把钥匙能打开他的心灵之门。他知道这一点，他感到放心，甚至感到某种欣慰。但他并不去打开那扇门，他只是经常地抚摸着这把钥匙，感受钥匙在手中的那份沉甸甸冷冰冰的分量。”万方说，这甚至成了父亲的一种独特的游戏。
万方也曾问过父亲，为什么就写不出了？他说也不是害怕，就是觉得不对头，觉着可能出错。
1996年，曹禺过世后，万方翻看父亲随身携带的小本子，发现上面有好几部戏的提纲，有一个叫做《黑店》的戏，不光有人物表，他还写下了他们的性格特征、身世，互相间的关系与发展，以及一场场对话。此外，还有一部老夫少妻的独幕剧《外面下着雨》，“斗战胜佛”孙悟空的戏……
虽没有经历父亲的创作辉煌期，但从父亲的回忆和一些照片，萬方可以想象得到他当年的样子。有一次，父亲带着万方重游母校清华大学——他是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写的《雷雨》。他们特意去了那里，父亲指给她看当年坐的位子，讲当时的工作人员很好，允许他在闭馆后继续在那里写作，不知废了多少稿纸，后来都塞在床铺下面。
“那些日子真叫人难忘啊！”父亲对万方说，那时候他写累了，就经常会跑到外面，躺在草地上看天，看悠悠的白云，湛蓝的天。那是1933年，曹禺23岁。80多年过去了，万方把父亲的《雷雨》重新改编，取名《雷雨·后》。那次改写，她前前后后一共写了七稿才罢休。
就这样，继承父亲衣钵的万方，沿着父亲的足迹，在戏剧创作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走着。她耐心地准备着每一部新戏的上演，每一次，她都要在心底和父亲说，“爸爸，我的戏要演了，你应该会很高兴吧。”
万方，剧作家，戏剧大师曹禺的女儿，1952年生于北京。早年主要从事小说和影视作品创作，代表作有《空镜子》《空房子》《香气迷人》等。年过五十之后开始戏剧创作，写出话剧《有一种毒药》《关系》《冬之旅》等。
3月22日，万方和妹妹来到北京西郊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父亲曹禺过世后就安葬在这里，转眼已过去21个春秋。她赶在清明节前来，既是祭奠，也是为父亲送上一份礼物——刚刚出版的剧本精选集《冬之旅》，集子中收录她的4部话剧作品《冬之旅》《有一种毒药》《杀人》《雷雨·后》。扫完墓，她翻开书，读了一小段给父亲听。
“他会听到的，他会很高兴的。”两天后，在北京保利剧院后台的化妆间里，万方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起那天的情景。當时已是下午5时多，再过两个小时，由她编剧的话剧《冬之旅》将在这里上演，第四十七场。
后台有些嘈杂和喧闹，主演之一李立群在走廊里一边踱步，一边念台词，广播里时不时传来演员们慷慨激昂的对白声。“没有人比我更熟悉这些（台词）了，一字一句都是我的心声。”万方说。
自2015年1月首演以来，这部戏已经连续演了3年，今年与以往不同的是，演出结束后，会有一个《冬之旅》剧本集签售活动，看着签售台前长长的队伍，万方更加坚定了自己所选的这条路——和剧作家父亲一样的戏剧创作之路。
两位老人的“冬之旅”
“我梦见缤纷的野花，那是五月的花朵；我梦见翠绿的草地，到处有鸟儿在欢歌……窗外的树叶何时才能变绿，我何时才能见到我的爱人。”在舒伯特《冬之旅》组曲其中一首《春天的梦》的歌声里，话剧《冬之旅》拉开帷幕。
万方笔下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老金（蓝天野饰）是一位知识分子，陈其骧（李立群饰）是一位翻译家兼诗人。两人都已是风烛残年，陈其骧因写回忆录，一次又一次敲开老金家的门，其实是为了乞求原谅——原来两人青年时代情同手足，“文革”时期，陈其骧因为害怕而出卖了老金，不仅让老金遭遇牢狱之灾，而且直接导致其妻子绝望自杀。古稀之年的老金对往事始终无法释怀，不肯宽恕。两位老人在现实与过往中穿梭，经历着爱与恨、罪与赎的纠结与思考。
《冬之旅》创作于4年前。那天，万方在一个剧场偶遇来看戏的蓝天野。闲聊间，蓝天野突然提议她写一部两个老人的戏，至于写什么、怎么写，他都不干预。万方听后，立刻问：“您要演啊？”彼时蓝天野已是86岁高龄，如果是两个老人的戏，台词量必然很大，这是她心中最大的顾虑，“但我觉得这个事，我该做，我也能做。关键是非常想做。”
对于已经61岁的万方来说，她知晓老人的生存状态、精神领域更多的是回望。顺着这条线，她将主人公定格在父辈那一代。“他们这些人，尤其是像父亲那样的知识分子，回望时都有一段难以忘怀的黑暗经历。写他们，‘文革’是不能回避的，所以我就将回忆的视角放在这一段时光之中。”
作为曹禺的女儿，万方也没能躲过那场苦难。
那年月，万方正处于青春期，父亲被关进牛棚。受父母牵连的子女不被允许进教室上课，万方和同伴就坐在门外的台阶上，不能说话不能动，一坐就是一天。如果“革命小将”闷了，还会把他们叫进来做游戏，“比如在地上画一个圈儿，让你一只脚站着，或者学耗子叫。”
“所以书写那段时光，其实也是为我自己内心压抑多年的记忆寻找一个出口。”万方说。但她也强调自己的初衷并不是为一个年代创作，而是对人性本身的提问：人与人之间极致的伤害能否被宽恕？伤害的历史应该被遗忘吗？忘記也许对于心灵是一种解脱，但是会否让我们重蹈覆辙？
带着这样的困惑与疑问，万方开始编织故事。在写作时，她将自己的一些经历融入剧中，比如写陈其骧被抓走审问时，不得不跪在地上学耗子叫；写老金的爱人去世时，床上、被子下面都是安眠药——她的母亲就是这样离世的……
在万方看来，宽恕是非常难的。“宽恕从大的方面来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忘却，一种是死亡。我还是希望给人一些希望，施害人和受害人都有这种愿望，就是想活得干净。”于是她书写的故事的结局是：陈其骧患了老年痴呆，忘却了压在心底的罪责；老金原谅了陈其骧，最后因病去世。
几个月后，当她把剧本拿给蓝天野时，老人一口气读完。“可以说这里头写的感受我都有，除了我还不至于家破人亡。” 蓝天野说。后来他就成了舞台上的老金，导演赖声川“三顾茅庐”请来李立群演老陈，再加上剧中的歌者“舒伯特”——万方特意安排的一个角色，他是作为老金的精神伴侣出现的，三人撑起了一场105分钟的大戏。
2015年1月，《冬之旅》在保利剧院首演。万方一开始也担心这样主题的戏市场不会太好，尤其是对于年轻观众来说太沉重。但首演时台下坐了很多年轻人，有不少都是抹着眼泪走出剧场的。万方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在她看来，一部剧的真正完成要从舞台抵达观众的心里。
至于写作之初的那些困惑是否找到答案，万方说：“答案也许永远找不到，但写作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向着答案靠近的过程，一刻不停地向它靠近，我想这就是写戏的意义吧。”
“小方子，你行哎，你真的能写”
万方对戏剧最早的印象是来自于她的家。其中有一幕场景，一直深深地刻在她的心底：小时候，曹家的大门旁开有一扇小门，她和妹妹总是趴在门边望着外面漆黑的夜色，等候父母看戏归来。
三四岁时，父亲便带着她看各种戏剧，有传统戏曲《芦花记》，莫里哀的《太太学堂》，还有话剧《带枪的人》等等。有一次，父亲带她去看《雷雨》，她被第三幕的电闪雷鸣吓得“哇哇”大哭，一向温文尔雅的父亲用胳膊夹起她就往外跑。
“在父亲眼中，剧院是个神圣的地方，不能打扰别人看戏。”万方后来才知晓原由。再大一些，父亲又带她去后台看吓哭她的那个场景是怎么造成的——大洋铁片摇出霹雳的声音，下雨的声音则是由八角扇子上带着小珠子发出的，“这样一来，我就更觉得舞台原来是这么好玩，有吸引力。” 十二三岁的时候，万方在首都剧场看戏，坐在六七排的位置，忽然觉得后面来了一个人，仔细一看，竟然是周恩来总理。“那个时候，我不觉得他是总理、是国家领导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观众，我跟他是一样的，我们平等地坐在观众席里。这都是艺术的力量。”万方说。
每次看戏，万方都能有不同的收获，她由此爱上了戏剧。但开始写作时，万方并没有碰触这个她最熟悉的领域，而是先写小说。1994年，她写了一篇小说《杀人》，发表后拿去给父亲看。曹禺看完后，眼睛一下就亮了，抓住她的手说：“小方子，你行哎，你真的能写。”
父亲的肯定，坚定了万方继续写作的信心。她笔耕不辍，陆续发表了小说《香气迷人》《空镜子》《女人心事》等。
写《杀人》时，万方的风格是凌厉而尖锐的。她笔下的女人，无论是六团还是婆婆，都追求爱情而不得，六团为了维持一桩名存实亡的婚姻，不惜牺牲自己的青春、爱情和生命。用作家王海鸰的话说，“那时的万方显得有些凶悍，像他父亲曹禺的风格，一点一滴的黑暗都要揪出来”。
2000年创作的《空镜子》是万方的一个转折。既是写作风格的转变，也是她个人的转变——变得平和、放松。在《空镜子》中，她这样描述爱情：我觉得爱情是人生中所能感受到的最美好的东西。
当时，她已开始了第二段婚姻生活。万方说，她要写的是一种妥协，跟自己，也跟生活。
2004年前后，因为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空镜子》《空房子》等剧的热播，万方成为影视界炙手可热的编剧。
“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影视剧创作的成功并没有给万方带来太多成就感，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在自我创作和迎合观众中矛盾着、纠结着。2006年，她在一本书的扉页上读到美国诗人尼基·乔万里的一首诗：如果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那么我的工作就是/不做我不想做的事情/这不是一回事/但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读完之后，她的心被深深地震动，“它是在以一种极为彻底的精神在回答一个问题：怎样活着。”她决定不再写影视剧，转身戏剧创作。
“写作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就是抒发自己、表达内心。影视剧不可能把自己完全放进去，你可能得迎合、放弃、妥协，所以最终我觉得戏剧才是我的家园，我得回到这儿。”万方说。
在那首诗的启发下，万方写了剧本《有一种毒药》——通过聚焦一个家庭夫妻间、母子间、婆媳间复杂的关系，以及梦想和现实的问题，来探索人到底应该怎样活着才好。
2006年12月，这部话剧在北京人艺首都剧场首演。去的路上，万方很激动，她在心底默默地和父亲说：“爸爸，我的戏要在人艺演出了，我得告诉你让你知道。”演出时，剧场里很安静，结束后台下的掌声持续了很久。那一年，她已经54岁了。
两年后，万方又写了一部家庭剧《关系》，讲述一个报社领导与妻子、同事及年轻女孩，3个女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戏上演后，引起社会的关注与讨论，她也开始在戏剧界崭露头角。
在写话剧之后，万方才感觉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父亲的高度确实在这方面给了我一定的压力。其实，这也是我对话剧一直不敢轻易触碰的原因。他的那几部戏一直压着我。”
前些日子，万方的一部新剧《新原野》举办了首次媒体分享会。在提到《新原野》与父亲的《原野》的关联时，她笑称“沾了父亲一点儿光吧”。其实，这一剧本是根据万方的小说《杀人》改编的。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创作，万方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是丰富的。有一点和父亲尤其像，那就是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让人印象深刻，她们甚至有些极端，对待生活常常歇斯底里。
但和萬方交流时，感受到的却是她的温柔、率性和真诚。“我的创作，大都是为人物的行动寻找理由，而这寻找理由的过程就是挖掘人性。”万方说。过了大半辈子，她生活的篮子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经历、感受和体验，而这都已经或者将要化为一个个故事，讲给世人听。
与她丰富的内心对照，万方的生活很单调。她每天的生活是这样的：伺候叫作“小乖乖”的狗吃喝拉撒睡，带它去遛弯儿。闲暇时读读书，阳光好的时候，听会儿古典音乐，然后就是写作。
父亲曹禺晚年的痛苦
万方常常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父亲曹禺，“一个有才华有灵魂的人活在身边”。在她的眼中，作为父亲的曹禺是开明的——鼓励女儿们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从来不打击；是随性的，尤其是在家人面前特别真。而谈起作为剧作家的曹禺，万方有些难过，“我没有历经他创作的高峰期，我见证的是他晚年写不出来的痛苦。”
在写完《北京人》《王昭君》等作品后，曹禺开始担任各种挂名职务，如主席、院长之类，参加各种各样的应酬，不断有电话打进来，要求他开会、题字、评奖，而曹禺基本什么事都会应承。
在万方的记忆中，父亲每次回到家中，都极为疲倦，还有一股说不出的沮丧。有一次，曹禺还跟万方说：“我是用社会活动麻醉自己，我想写，写不出，痛苦，就用社会工作来充塞时间。这样下去怎么了得？”
因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父亲睡眠必须依靠安眠药。吃了安眠药之后，种种潜意识都变成话语，像地下的泉水一样往外冒。他什么都讲，毫无顾虑，总是为自己一生中所犯的各种错误，失当的行为反复思虑、后悔。“我要做一个新人，忘掉过去的荒诞和疑虑，我要沉默，我要往生活的深处钻，放弃这个‘嘴’的生活，用脚踩出我的生活，用手写真实的人生。”
眼睁睁地看着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着父亲，万方却无能为力。“我曾经反复琢磨这份痛苦的含义，我猜想：痛苦大约像是一把钥匙，唯有这把钥匙能打开他的心灵之门。他知道这一点，他感到放心，甚至感到某种欣慰。但他并不去打开那扇门，他只是经常地抚摸着这把钥匙，感受钥匙在手中的那份沉甸甸冷冰冰的分量。”万方说，这甚至成了父亲的一种独特的游戏。
万方也曾问过父亲，为什么就写不出了？他说也不是害怕，就是觉得不对头，觉着可能出错。
1996年，曹禺过世后，万方翻看父亲随身携带的小本子，发现上面有好几部戏的提纲，有一个叫做《黑店》的戏，不光有人物表，他还写下了他们的性格特征、身世，互相间的关系与发展，以及一场场对话。此外，还有一部老夫少妻的独幕剧《外面下着雨》，“斗战胜佛”孙悟空的戏……
虽没有经历父亲的创作辉煌期，但从父亲的回忆和一些照片，萬方可以想象得到他当年的样子。有一次，父亲带着万方重游母校清华大学——他是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写的《雷雨》。他们特意去了那里，父亲指给她看当年坐的位子，讲当时的工作人员很好，允许他在闭馆后继续在那里写作，不知废了多少稿纸，后来都塞在床铺下面。
“那些日子真叫人难忘啊！”父亲对万方说，那时候他写累了，就经常会跑到外面，躺在草地上看天，看悠悠的白云，湛蓝的天。那是1933年，曹禺23岁。80多年过去了，万方把父亲的《雷雨》重新改编，取名《雷雨·后》。那次改写，她前前后后一共写了七稿才罢休。
就这样，继承父亲衣钵的万方，沿着父亲的足迹，在戏剧创作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走着。她耐心地准备着每一部新戏的上演，每一次，她都要在心底和父亲说，“爸爸，我的戏要演了，你应该会很高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