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旧教育很奇怪，自古以来，都是灌输一种“劳心者治人”，强化一种“治理”、“治人术”。想深一点就明白了，因为几千年的“皇权”，它的维权、保太平，一定是要讲究“治人”的，假如世道一乱，人心一乱，一野性，便不好统治了。但统治者的心思也过于狭隘，总强调“一统”，强调“一致”，而不知道不可能“一统”，不可能“一致”，只能相对，只能接近。所以，末代皇帝溥仪中晚年一接触实际，接触到真正的生活，便知道过去许多东西都是虚假的，包括治人，包括教育的理念。溥仪清楚认识到，过去前半生那种虚假的生活、教育，那种丑恶的皇权生态，是毫无意义的。
　　最成功的教育不是去整治人、监督人、控制人，那是一种十分愚昧、十分“天真”的思维方式。道理简单得很，每个有正常理智的人，有自尊的人，谁愿意被整治、被监督、被控制呢？做一个假设，如果一年或两年中，被整治、监督、控制几个小时还可以忍受，当作体验生活、磨炼自己。如果是一生一世都生活在被整治、监督、控制的制约下，没有谁愿意当这种人，就像没有一个正常人愿意去收容所一样。
　　但我们的旧教育就是力图塑造这种愿意被整治、被监督、被控制的人。他们宣扬君臣、父子，宣扬“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志多”。宣扬缄言、守心、守口，巴不得你整天不说一句话，又愚又钝，木木讷讷，便于统治。他们宣扬的所谓成功人士，几乎全都是没有个性、没有主见，没有丰富情感的人，都是克己、无我，自称蚁民、小人、鄙人的庶民。
　　这种风气曾经历了革命风暴的冲击、洗涤，得到了极大改善，但仍有不少尚存人间。这种文化的渗透，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全杜绝，划清界线的。不少学校，就喜欢憨憨的学生，成绩好，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生，或对名利有狂热兴趣，但又不露声色的学生。班干部，多是这类人担当。教师喜欢找一些能控制人、喝令别人服从、有“威严”的人去做班干部。所以，某地发现一个副班长要同学进贡、给礼品、说好话，如有违令，便喝令同学喝尿，或吃屎。这种现象，在我们预料之中，不足为奇。只不过较为典型罢了。
　　结婚了，女方都希望可以管住男方，金钱统管，她们信奉有钱就花心，她们不管你“没钱就寒心”；男人的一切行踪，都要监控。男方也希望监控女方，这不准，那不准，脚倒是不裹了，但行动一样不方便，出入报告，不得远行，不得聚会，等等。人们把这种管治极力美化，称之为：称不离砣。
　　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管辖下的人成为一个个如机器人一样的人，他们不知道这根本不可能的，但他们的愿望就是如此。所以，一旦你有超越机械的动作，有了自选动作，便对你有了意见，有了戒心，有了防范，矛盾开始产生。其实，管人者自己也很苦很累，被管者更累更苦，谁造成的呢，他们不知道很大的原因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用人标准，我们的“人治”。
　　“人治”是极为可怕的，因为标准出于他们个人，一个机构有三个领导，三个都喜欢管人管事，便等于有了三套标准，三套“约定”。有三种模式，你是“二人转”大师也不行，这个单位搞的是“三人转”。一方面要求人应表里如一，要真，但另一方面单位的婆婆又多，层层不同，人人不同，你不得不投其所好，长袖善舞。这一来，又说你这个人变化太多，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所以，不少人慢慢就变得木头木脑，不知所措，严重的便患上抑郁症，没有良药可治。
　　我们要花点时间去研究怎么比人更好地管好自己，约束自己，不要老那么放任自己，去琢磨管理别人。一种米养百种人，我们企图以个人力量，以某种思维方式去监控上百人、上千人，显然难度相当大。只能求大同，存小异，只能以制度、规矩、章程去管人，去制束，这是最好的办法。家庭也跳不出这种规律，只能依靠家规，不能长期靠“家长”作风，才能有助于其往合情、合理、合规的方向发展，一种可持续的发展。
　　社会不断进步，新的规矩必须跟上，新的约定也要跟上，制定规则，有所约束，把“人治”上升为法治，好处无穷。我们的某些落后的教育观也要乘势而动，不能停留在一个“治人”、“整人”，用分数去套人的旧模式里，要培养人才，不要培养奴才。要管好自己，团结他人，不是放任自己，制约别人。这样，才可以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彼此合作，不盛气凌人，这就是一种深刻的转型，真正的觉悟。
　　我们便可以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把自己培养成善学的人，善行的人，懂得自我管束的人，谦让的人。在家如此，在单位也如此，在社会也如此，这就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自理比治理更为重要，这是硬道理。几十个婆婆管一个人、监控人，既无法可依，也令人无所适从。倒不如慢慢引导这个人依法依规做人做事，懂得“内化”外行，懂得自我教育，这才可长治久安，相安无事，共同进步。
　　朋友，告诉你一个秘密，思想教育，主要是教育人如何管好自己，而不是去管别人。凡是懂这个的，身体力行的，人们都喜欢，凡是不懂这个的，人们都讨厌。这是必然的。
　　（秋风荐自《品格是你最硬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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