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有一个存在偏差的“共识”，恰如上文所说：福利主张会损害经济发展，重蹈欧洲甚至拉美覆辙。其偏差之处在于，剩余劳动力问题尚未解决、资本依然相对稀缺的前提下，当前中国的问题远达不到那样的程度。
　　中国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如果劳动力更多地体现为剩余，那么更容易发生的情况是资本对劳动力权益的侵犯，例如大量农民工讨薪，有毒原材料对制造业工人的慢性伤害等。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确保劳动力获得合理回报的基本保障，还远不到造就懒人的程度。与此对应，改革应该在三个层次上进行。
　　一是改财政支出体系。显然，公共财政是福利制度的基本前提。尽管我们已经在补贴“三农”、建立最低保障等层面做了相当程度的努力，但仍然需要逐步确立一个原则，即所有可能带来收入的项目应不再实行财政性支出——如机场、收费公路、地铁、开发区、体育场馆等，应尽可能通过资本市场融资，融资主体亦应为企业。而救灾、养老、医疗、工伤甚至环境保障中的财政开支比重应进一步提高。
　　二是改财政收入体系。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达到5.13万亿元，比上年增加32.4％，财政收入增幅已连续多年两倍于GDP增长。过高的财政收入貌似为社会保障提供了财力，但实际上或直接压缩了劳动力收入，或最终间接地向个人转嫁了企业税收成本。适度降低全社会的税收负担，实际上可以确保最终劳动力的合理收入。
　　三是改社会保障的区域性为全国性。最近深圳出现农民工大规模退保事件，原因在于社会保障无法满足劳动力流动所要求的“账户随人走”的基本需要。而事实上，这一问题的解决基本不存在技术障碍。
　　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企业打破“铁饭碗”的实质，就是让劳动力得到合理回报，这可说是1978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
　　3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面临同样的命题——如何保护好劳动力这一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基石，如何在保护劳动力合理回报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这正是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的风险。
　　
　　作者为本刊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