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军：
　　刚才大家分别从各自研究领域谈了对G20目前面临挑战的认识。总体来看，我认为现在G20面临的最大挑战还是它的执行力问题，大家在这点上应该能形成共识。
　　怎么样看待G20的执行力不足？浅层次观察，这确实是它的一个问题，因为G20目前所达成的这些规则中，有强制性执行力的比较少，而自我约束性的比较多。G20的执行力问题还不仅仅是其本身执行力的问题，而且还要受到各个成员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IMF的份额改革方案，各成员早就达成了，大家也都认为这个应该推进了，但是到了美国，国会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延迟批准。从这点来看，这的确是G20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G20所要承担的一个任务并不是要另起炉灶、建立一个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已有很多国际机构和组织——大的有联合国，它下面还设立了各种各样的专门机构;货币金融领域也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下面还有机制化程度比较高的机制。如果说再成立一个正式机构替代它们，实际上是全球资源配置上的浪费。
　　讨论G20今天所要发挥的功能，涉及的一个最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如何构建全球治理的新理念。当前，世界各国在全球治理、或者说各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理念上出现了动摇，变得没有以前那么明确了。琢磨一下现在人们常常提到的一些名词——碎片化、民粹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甚至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协议”（TTIP）等谈判，我们就会发现，从表面上看，它们涉及的是规则的重组和调整，但实际上深刻反映出各国在全球治理理念上的不同。例如TPP，最深层次的问题是它相对于现有WTO框架下的贸易规则的理念发生了改变。
　　所以，今天G20要发挥的一种作用，就是要在理念层面上让全球达成共识，让大家形成共同的理念，然后再到规则这个层面去落实、去执行。无论国家之间、区域内部还是全球层面，基于同样的理念就容易达成共识，从而完成一个面对双边、区域甚至全球的规则体系的构建。所以从理念这个深层次上来说，G20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其他组织所不能够替代的。而那种执行层次上的功能，则是可以被现有的这些国际机构和组织分解和替代。包括WTO、IMF和世界银行等贸易、金融货币方面的机构，还有安全方面的——像安理会，其执行力都是非常强的。
　　现有的对G20的一些研究，主要还是囿于“因为G20执行力不行，所以达成的东西就没有约束力;而没有约束力，所以达成的东西就是一纸空文”这样的思路。我们来看目前G20所达成的一些成果——包括上海举行的贸易部长会议和成都举行的央行行长、财长会议的成果，大多还是相对原则性的东西。比如说全球投资指导性框架那几条，它们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为了塑造共同的治理理念！有了理念上的共识之后，在进行双边、多边和区域层面的规则性、约束力很强的机制谈判的时候，就能将这些共识贯彻进去。G20就是从这方面来推动全球向着同一个方向使劲。
　　周 密：
　　其实说G20是一个论坛，我个人感觉可能也不太准确。跟达沃斯论坛不一样，G20最后都要形成一些共同认可的东西，是要形成文件的，这跟一般的论坛是有区别的。我同意徐老师的观点，如果说我们要给G20的各种共识以强制执行力，就得牵涉各个国家的立法机关。这样的话，G20就不会高效，因为它决策的周期会变得很长，其开放性、议题设置都会受到很大限制。
　　不过，从上海G20贸易部长会的成果来讲，有些还是非常具体的，比如第一次发布了贸易景气指数。像传统的一些指数一样，它可以让人们更好地判断未来全球贸易的走向，这一点非常重要。另外，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措施通报机制，也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承诺。其他方面也还有。
　　任 琳：
　　我插一句。周博士也认为说G20是个论坛不太合适，其实很多人说它是一个协调机制。在全球治理规则达成前，这种协调机制为大家提供了更加灵活的对话与磋商的平台。现在大家都在谈：全球范围内推进最慢的就是投资谈判，目前还没有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协定来规范和保护投资行为。有些人对短期内达成全球投资协定的预期也相对比较悲观。所以，在这个非常碎片化、规则商定非常初步、甚至某些议题范围内没有规则的投资领域里，是否还得以大国协调为主，还是得中美、中欧、美欧特别是中美之间达成一致，再放到多边场合（比如G20上）进行立场协调，然后再推广到更大的范围（全球多边的范围）去谈呢？
　　周 密：
　　我同意。我们刚开始在确定G20贸易部长会议议题的时候，关于投资方面，大家都有些忐忑。但在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帮助下推出有关文件后，并没有出现特别强烈的质疑声音。这跟当前的经济环境有关系，因为各国都希望在这个时候更多地吸引外资，希望能够达成一些共识，通过这个方式来减少投资壁垒。具体看相关的这“九个原则”，不管从发达国家还是从发展中国家来看，都没有什么损害其利益的内容。全世界都应该更加公平、更加开放、更加透明、更加非歧视地对待外国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