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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宽”火了，杜邦公司却头大了。
面对侵权行为，杜邦公司去年组织打假团队在全国范围内维权，联合各地执法部门查处100多起违法行为，但侵权行为却仍有愈演愈烈的势头。忍无可忍的杜邦公司将众多的侵权案例整理成14公斤的详细资料，递交农业部，欲进京告状。“今年还要加大打假力度。”杜邦公司打假团队负责人表示。
厂家辩称有三招
5月12日下午，湖南衡阳市、邵阳市及其辖内洞口县的农业执法人员驱车“突袭”位于邵阳市的洞口县农药厂。此前，衡阳市农业局行政执法支队在市场上查获一批涉嫌侵权(添加隐形成分)的农药产品，供货者正是洞口农药厂的业务员王军。
然而，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质询，衡阳市农业行政执法支队副队长颜卫东有些失望:厂家坚称涉嫌侵权农药产品系业务员个人行为，与厂家无关。当日，业务员出差在外，无从调查。对于上述结果，被侵权者——杜邦公司的打假人员并不感到意外。厂家给出的说法是他们在维权过程中经常遇到的三种“解释”之一。尽管这样的说辞在大部分情况下显然是“欲盖弥彰”，但他们也没有太好的对付办法。
杜邦公司打假人员向记者介绍，虽然去年他们联合各地执法部门查处了众多违法侵权行为，但总结经验来看，多数涉嫌厂家给出的答复无外乎三种:业务员背地里干的，厂家并不知情；产品不是自己的，系其他厂冒自己的证件造假；当初只是买了点原药作为助剂添加，只给相熟的客户试验，并没有销售。
“这样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打假人员分析。例如第一种理由，如果业务员想背地里销售这样一批货，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足够的资金、答应定做的厂家以及确信这批货能够卖出去的销售者。这其中面临的风险太多，“如果一个业务员能搞定，他怎么可能还在那个厂里打工?”
对此，一位从事农资生意数十年的资深行业人士表示认同，厂家定做都是按吨位计算，牵涉的资金至少10万元，“小小业务员一般不可能做到。”但这种理由往往成为厂家的“挡箭牌”，他们表示会开除业务员，作出内部处罚，将责任一推了之。
对于第二种理由(其他厂家冒自己证件造假)，执法部门的应对之策是，要求该厂家出具函件说明情况，并派人协助打假。不过最终都“没有下文”。而在证据不确凿的情况下，执法部门对此也无可奈何。事实上，有业内人士透露，只要追踪销售商的货源一级一级查，肯定可以查出源头。只不过执法者一般不愿费力，只是对相关销售商处罚了事。
“实在赖不掉，就用第三种理由。”打假人员透露，这是行业内比较正规的厂家常用的托词。实际上，如果真是试验产品，套上正规包装已算违法，厂家的解释则是:“不好意思，疏忽大意了。”针对这种情况，非要较真，最终只能相互“扯皮”，执法部门往往顺水推舟做个人情，让这些厂家写“承诺书”、“保证书”以示警告，顶多会象征性处罚一下。
快运站成假货集散地
5月16日，颜卫东向记者介绍，王军已接受调查，称这批货是去年湖南植保会上认识的一个业务员从长沙发来的，生产地址不详，也无法提供收货票据。颜卫东拨打王军提供的发货者手机，已无法打通。
“这还真可能是业务员个人所为。”颜卫东说，他已和涉嫌侵权产品的标称厂家——安徽锦江农化有限公司通过电话，证实了该产品并非该公司生产。
“应该是一个地下工厂生产的。”颜卫东判断。这种情况也给调查取证增加了难度:货物是通过快递从物流公司快运站发出的，如果该业务员不配合，很难找出源头。“我们是行政执法，不可能对业务员采取强制措施，只能一步一步调查。”颜卫东表示，届时将按照有关法规对王军以及销售者予以处罚。
在湖南省农药检定所所长胡昌弟看来，这两年快运站几乎成为假农药的集散地，借助物流发货效率高、成本低，而且还安全。广西一家企业负责人介绍，近两年随着零售网点数量增加，假货有越来越多的趋势。这些产品的货源渠道非常隐蔽，除了通过快运站，还有“流动配送点”，即通过面包车直接送货上门，零售商只知道他们的电话号码，根本不知道具体地址。
“这些大多是小厂或地下工厂所为。”该负责人指出，他们反应迅速，一旦发现不对，很快转移。对此，高要市奥德龙有机生物肥料厂经理杨汉明深有体会，去年他们在博罗发现一家涉嫌造假窝点，待他们赶去维权时，该窝点已关门大吉。
“正规军”危害更大
造假容易，维权太难。上述广西农资企业负责人分析，以添加隐形成分为例，造假者只需支付购买原药的成本，其他都是原有正常的销售渠道。但维权者则需要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时间调查取证，而且举报、执法的程序相当繁琐，这也是国内很多企业被侵权后无力维权的重要原因。
“小泥鳅掀不起大浪。”杜邦公司打假人员告诉记者，小厂或地下工厂并不是他们打假的重点，因为这些厂“没有自己的主打产品，在市场缺少知名度，销量不大，甚至人员也不稳定，成不了气候”。但正如一位业内专家所言，小厂造假成风，恶性竞争，很多大企业也被带坏了，“正规军有组织、有规模地造假，影响更大更恶劣”。
事实也确实如此，杜邦公司曾向记者提供了一份去年在市场查获的100多家农药企业违法添加氯虫苯甲酰胺(康宽有效成分)作为隐性成分的全部案例，其中便牵涉到不少业内知名厂家。一位业内人士戏称，现在变成了知名企业带头造假，难怪“康宽”会变成“行业公敌”。不过这批案例已整理成材料，同时递交给了农业部。
在打假人员看来，从策略上，那些在行业内比较有影响的大企业，才是盯防目标。一旦查实公之于众，震慑力更强。然而，“扳倒”这些造假的大企业并非易事，他们往往容易获得地方政府的庇护。杜邦公司显然知道这一点，一旦查实有企业涉嫌造假，打假人员会配合各有关省药检所对这些企业“上门劝诫”，“非要逼得企业过不下去基本不太可能，也没必要，毕竟我们也在行业混”。
不过，对于那些屡劝不改者，杜邦公司有关负责人也向记者透露，他们会收集造假者的详细资料“进京告状”，通过上告国家农业部等部委,吊销其登记证。
（据《南方农村报》）
栏目编辑／李伟杰
面对侵权行为，杜邦公司去年组织打假团队在全国范围内维权，联合各地执法部门查处100多起违法行为，但侵权行为却仍有愈演愈烈的势头。忍无可忍的杜邦公司将众多的侵权案例整理成14公斤的详细资料，递交农业部，欲进京告状。“今年还要加大打假力度。”杜邦公司打假团队负责人表示。
厂家辩称有三招
5月12日下午，湖南衡阳市、邵阳市及其辖内洞口县的农业执法人员驱车“突袭”位于邵阳市的洞口县农药厂。此前，衡阳市农业局行政执法支队在市场上查获一批涉嫌侵权(添加隐形成分)的农药产品，供货者正是洞口农药厂的业务员王军。
然而，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质询，衡阳市农业行政执法支队副队长颜卫东有些失望:厂家坚称涉嫌侵权农药产品系业务员个人行为，与厂家无关。当日，业务员出差在外，无从调查。对于上述结果，被侵权者——杜邦公司的打假人员并不感到意外。厂家给出的说法是他们在维权过程中经常遇到的三种“解释”之一。尽管这样的说辞在大部分情况下显然是“欲盖弥彰”，但他们也没有太好的对付办法。
杜邦公司打假人员向记者介绍，虽然去年他们联合各地执法部门查处了众多违法侵权行为，但总结经验来看，多数涉嫌厂家给出的答复无外乎三种:业务员背地里干的，厂家并不知情；产品不是自己的，系其他厂冒自己的证件造假；当初只是买了点原药作为助剂添加，只给相熟的客户试验，并没有销售。
“这样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打假人员分析。例如第一种理由，如果业务员想背地里销售这样一批货，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足够的资金、答应定做的厂家以及确信这批货能够卖出去的销售者。这其中面临的风险太多，“如果一个业务员能搞定，他怎么可能还在那个厂里打工?”
对此，一位从事农资生意数十年的资深行业人士表示认同，厂家定做都是按吨位计算，牵涉的资金至少10万元，“小小业务员一般不可能做到。”但这种理由往往成为厂家的“挡箭牌”，他们表示会开除业务员，作出内部处罚，将责任一推了之。
对于第二种理由(其他厂家冒自己证件造假)，执法部门的应对之策是，要求该厂家出具函件说明情况，并派人协助打假。不过最终都“没有下文”。而在证据不确凿的情况下，执法部门对此也无可奈何。事实上，有业内人士透露，只要追踪销售商的货源一级一级查，肯定可以查出源头。只不过执法者一般不愿费力，只是对相关销售商处罚了事。
“实在赖不掉，就用第三种理由。”打假人员透露，这是行业内比较正规的厂家常用的托词。实际上，如果真是试验产品，套上正规包装已算违法，厂家的解释则是:“不好意思，疏忽大意了。”针对这种情况，非要较真，最终只能相互“扯皮”，执法部门往往顺水推舟做个人情，让这些厂家写“承诺书”、“保证书”以示警告，顶多会象征性处罚一下。
快运站成假货集散地
5月16日，颜卫东向记者介绍，王军已接受调查，称这批货是去年湖南植保会上认识的一个业务员从长沙发来的，生产地址不详，也无法提供收货票据。颜卫东拨打王军提供的发货者手机，已无法打通。
“这还真可能是业务员个人所为。”颜卫东说，他已和涉嫌侵权产品的标称厂家——安徽锦江农化有限公司通过电话，证实了该产品并非该公司生产。
“应该是一个地下工厂生产的。”颜卫东判断。这种情况也给调查取证增加了难度:货物是通过快递从物流公司快运站发出的，如果该业务员不配合，很难找出源头。“我们是行政执法，不可能对业务员采取强制措施，只能一步一步调查。”颜卫东表示，届时将按照有关法规对王军以及销售者予以处罚。
在湖南省农药检定所所长胡昌弟看来，这两年快运站几乎成为假农药的集散地，借助物流发货效率高、成本低，而且还安全。广西一家企业负责人介绍，近两年随着零售网点数量增加，假货有越来越多的趋势。这些产品的货源渠道非常隐蔽，除了通过快运站，还有“流动配送点”，即通过面包车直接送货上门，零售商只知道他们的电话号码，根本不知道具体地址。
“这些大多是小厂或地下工厂所为。”该负责人指出，他们反应迅速，一旦发现不对，很快转移。对此，高要市奥德龙有机生物肥料厂经理杨汉明深有体会，去年他们在博罗发现一家涉嫌造假窝点，待他们赶去维权时，该窝点已关门大吉。
“正规军”危害更大
造假容易，维权太难。上述广西农资企业负责人分析，以添加隐形成分为例，造假者只需支付购买原药的成本，其他都是原有正常的销售渠道。但维权者则需要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时间调查取证，而且举报、执法的程序相当繁琐，这也是国内很多企业被侵权后无力维权的重要原因。
“小泥鳅掀不起大浪。”杜邦公司打假人员告诉记者，小厂或地下工厂并不是他们打假的重点，因为这些厂“没有自己的主打产品，在市场缺少知名度，销量不大，甚至人员也不稳定，成不了气候”。但正如一位业内专家所言，小厂造假成风，恶性竞争，很多大企业也被带坏了，“正规军有组织、有规模地造假，影响更大更恶劣”。
事实也确实如此，杜邦公司曾向记者提供了一份去年在市场查获的100多家农药企业违法添加氯虫苯甲酰胺(康宽有效成分)作为隐性成分的全部案例，其中便牵涉到不少业内知名厂家。一位业内人士戏称，现在变成了知名企业带头造假，难怪“康宽”会变成“行业公敌”。不过这批案例已整理成材料，同时递交给了农业部。
在打假人员看来，从策略上，那些在行业内比较有影响的大企业，才是盯防目标。一旦查实公之于众，震慑力更强。然而，“扳倒”这些造假的大企业并非易事，他们往往容易获得地方政府的庇护。杜邦公司显然知道这一点，一旦查实有企业涉嫌造假，打假人员会配合各有关省药检所对这些企业“上门劝诫”，“非要逼得企业过不下去基本不太可能，也没必要，毕竟我们也在行业混”。
不过，对于那些屡劝不改者，杜邦公司有关负责人也向记者透露，他们会收集造假者的详细资料“进京告状”，通过上告国家农业部等部委,吊销其登记证。
（据《南方农村报》）
栏目编辑／李伟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