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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我获得一张奖状,接到一纸调令。这奖状是我自1951年参军后50多年来获得的许多(省、市、县、乡)功劳证、奖状、荣誉证书中级别最低的一项,但它却是最珍贵的,它有一个故事。而这纸调令是我一生接到众多调令中非同一般的一个,规格最高的一个,也有一个故事。这两个故事,它承载着我国历史的一段转折,也记载了我个人命运的历史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