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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在即，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若不作出适当调整的话，将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而深刻的影响
“人口红利”成为一个热门词汇，其主要原因在于有研究认为人口红利和经济高速增长密切相关，人口红利消失有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会终结，这样，对人口红利的关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心。
人口红利消失在即
中国目前仍处在人口红利期，但人口呈现加速老龄化之势，人口红利消失就在眼前“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被抚养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升高，从而使得劳动力供给相对丰富的一段时期。理论上说，任何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国家，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人口红利。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完成了人口转变，都出现过人口红利，而且人口红利也都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转变和经济腾飞的国家，“人口红利”也出现得最早，大约开始于1930-1935 年，结束于1990-1995 年，持续了60 年左右的时间。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展现了和人口红利之间的高度相关性。1913-1950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21%；1950-1973 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9.29% ；1973 年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逐步下降，到1990 年代初期陷入停滞。
与此相对应，反映人口红利的指标人口抚养比变化（人口扶养比越低，人口红利越明显）则呈现了与日本经济发展相反的趋势。上世纪60 年代是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日本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和扶养比下降的阶段。
日本人口抚养比在1990 年代之前一直保持在低于50% 的较低水平，经济也持续保持在平均5% 左右的增长速度。
1990 年代之后，随着人口红利的式微，人口抚养比逐步上升，经济增长开始陷入停滞。很多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是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国的人口红利始于上世纪60 年代中期，由于死亡率快速下降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自那时起快于总人口增长速度，其结果，劳动年龄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抚养比不断下降。
1964 年，15-64 岁劳动年龄占总人口比例为55.7%，1982 年增加到61.5%，1990 年增加到66.7%，2000 年增加到70.0%。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增加和扶养比下降，中国经济增长获得了良好的要素禀赋条件，具备了实现高速增长的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使得人口红利不断转化为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因成为“世界工厂”而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 左右的增长速度，人均GDP 翻了数番，目前已经超过5000美元，中国也快速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
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年龄占总人口比例正在接近历史上的最高点。但是，由于妇女生育水平快速下降，人口呈现加速老龄化之势，劳动年龄人口预计会在2015 年左右停止增长，人口红利消失就在眼前。
四大严峻挑战
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对中国的挑战尤其严峻中国人口转变用了世界上最短的时间，所以，人口红利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是来得快去得更急。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大陆2010 年总人口达到13.39 亿，其中0-14 岁人口为2.22 亿， 占总人口的16.60% ；15-64 岁人口为9.98 亿，占总人口的74.53%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1.19 亿，占总人口的8.87%。
中国目前已经是人口老龄化国家，而且老龄化速度正呈加速之势。65 岁以 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7% 上升到14%，法国用了115 年，美国用了65 年，英国用了45 年，日本用了24 年。从现有的实际生育水平来看，中国老龄人口占比从7% 上升到14% 所用的时间有可能少于日本，从而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快的国家。
人口红利消失和老龄化的日益加重，将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而深刻的影响。首先，人口红利消失将会带来劳动供给减少和潜在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还可能降低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导致技术创新能力下降，削弱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其次，人口红利消失还会带来市场需求减弱。15-64 岁人口既是生产年龄人口，也是消费最旺盛的人口。由于老龄人口增加带来的需求增加难以弥补由于生产年龄人口下降导致的消费需求减少，总消费需求会因此趋于减弱。
第三，养老的社会负担将会越来越重。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多，财政负担会增大，政府将不得不增加税收和社会保险缴费，造成国民负担增加，而这将进一步抑制家庭和个人消费需求，导致经济增长减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由于人口负增长导致消费市场缩小、教育机构倒闭、社会保障费用增大和劳动人口负担增加等原因，2005-2050 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每年下滑0.8%。
第四，醫疗和健康照料的费用会急剧上升。随着家庭规模缩小，家庭对老年人口的照料能力下降，人口越老，维持福利和健康的成本就越高，未来社会和家庭都将面临沉重的健康照料负担。
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但对中国的挑战尤其严峻，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转变时间更短、老龄化速度更快。
应对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从国际上看，根本性的措施是如何保持经济的活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要求一方面必须加快人力资本投资，实现劳动力质量对数量的替代，另一方面还必须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健全收入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然而，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政策调整还必须着眼于人口自身的均衡协调发展，采取适当的人口政策，这实际上也是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最直接手段。 各国之鉴
大多数发达国家在人口红利消失后采用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鼓励生育是很多欧洲国家在人口红利消失后所采取的人口政策。
法国是欧洲生育水平下降最早的国家，也是较早试图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并取得成效的国家。1939 年法国认识到生育水平下降对未来人口的影响，出台了家庭方面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把这些家庭政策提高到政治议事日程，其结果是法国长期以来生育率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2005-2010 年法国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为2.0 左右。然而，并非所有采取鼓励生育政策的国家都能取得预期效果。
与法国不同，西班牙在1970 年还是欧洲生育水平第二高的国家，但伴随着佛朗哥（Franco）鼓励生育政策向被动的家庭民主自由选择的转变，1998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15。
虽然受移民因素的影响，2001 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上升为1.25，但2005-2010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仍然只有1.4 左右，是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
从1970 年到2006 年，德国的总和生育率从2.0 下降到1.3，意大利从2.4下降到1.4，俄罗斯从2.0 下降到1.3，这些国家现在都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希望提高生育率，但收效甚微，生育水平现在都处于世界上最低国家行列。
面对人口红利的消失，很多亚洲国家则经历了人口政策彻底转向，从限制生育的政策转变为鼓励生育的政策。比较典型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
日本二战后开始推广计划生育政策， 成效颇为显著， 总和生育率从1949 年的4.34 快速下降到1956 年的2.2，其后生育率稳定在2.0 左右。在1990 年总和生育率跌至1.57 之后，日本政府试图采用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如通过“父母休假法”、“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等提高国家的生育水平，但这些政策似乎并不成功，2006 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属于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
韩国在1964 年之后开展了大范围的计划生育活动，生育率不断下降，1980年代中期低于2.1 的更替水平，1995年又降到1.65。韩国政府于1996 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2006 年韩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降低到只有1.2 的水平，是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之一。
新加坡在1960 年代开始推行“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3 年的5.01 下降到1977 年的1.82。198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取消了这个政策，并采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的措施。但是政策改革却没有带来生育率的回升，2005-2010 年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维持在只有1.3 左右的水平。
人口政策亟待調整
人口政策的调整虽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动，但并不会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弹观察人口红利消失后世界各国的人口政策及其调整，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启示：
一是鼓励生育的政策一般都难以奏效，即使取得一定程度的效果也很难归于某一项政策的作用。到目前为止，鼓励生育政策取得一定效果的国家也仅限于法国。法国的成功主要在于营造了适合孩子和家庭生活方面的政策环境。
二是很多国家都经历了从限制生育向鼓励生育的政策转变，转变的时机一般都发生在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10-15 年后。
三是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包括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政策等各个方面，当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有利于维持低生育水平时，即使采取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生育率也很难回升。
四是人口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政策调整的效果常常要一代人或几代人后才能得到体现。因此，人口政策的调整需要站在战略的高度，并从长远的观点来审视政策调整的综合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实施较为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政策的国家，这一政策促进了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自1990 年代初期开始下降宏观·Macro到2.1 左右的更替水平，之后进一步下降。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目前的生育率到底是多少仍然是一个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为1.22，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18，如果这些数字是真实的，那么，中国早已经成为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当然，由于存在漏报等原因，人口普查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可能存在着对实际生育水平的低估，但无论如何，中国生育水平已经降到较低水平则是所有人都承认的事实。
综合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可能既不会像人口普查得到的结果那样低，但也不会高于1.8 的水平，很可能会在1.4-1.6 左右的水平。
无论与任何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都不能说高。
如果从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算起，中国在2005 年时实际上已经经历了大约10-15 年的低生育水平时期，这意味着在“十一五”时期调整人口政策的条件就已经成熟。现在已经进入了“十二五”时期，改变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的条件应该说更加成熟。我国人口政策的调整虽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动，但并不会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弹。
事实上，如果一个社会长期维持超低生育水平，那么有助于维持低生育水平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环境将会得到不断强化，即使采取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生育率也难以回升，现在世界上低生育水平国家虽然都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但大都难以提升其生育水平，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就此来看，中国人口政策确实到了应该调整的时候了，不应该再等待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人口红利”成为一个热门词汇，其主要原因在于有研究认为人口红利和经济高速增长密切相关，人口红利消失有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会终结，这样，对人口红利的关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心。
人口红利消失在即
中国目前仍处在人口红利期，但人口呈现加速老龄化之势，人口红利消失就在眼前“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被抚养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升高，从而使得劳动力供给相对丰富的一段时期。理论上说，任何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国家，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人口红利。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完成了人口转变，都出现过人口红利，而且人口红利也都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转变和经济腾飞的国家，“人口红利”也出现得最早，大约开始于1930-1935 年，结束于1990-1995 年，持续了60 年左右的时间。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展现了和人口红利之间的高度相关性。1913-1950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21%；1950-1973 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9.29% ；1973 年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逐步下降，到1990 年代初期陷入停滞。
与此相对应，反映人口红利的指标人口抚养比变化（人口扶养比越低，人口红利越明显）则呈现了与日本经济发展相反的趋势。上世纪60 年代是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日本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和扶养比下降的阶段。
日本人口抚养比在1990 年代之前一直保持在低于50% 的较低水平，经济也持续保持在平均5% 左右的增长速度。
1990 年代之后，随着人口红利的式微，人口抚养比逐步上升，经济增长开始陷入停滞。很多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是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国的人口红利始于上世纪60 年代中期，由于死亡率快速下降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自那时起快于总人口增长速度，其结果，劳动年龄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抚养比不断下降。
1964 年，15-64 岁劳动年龄占总人口比例为55.7%，1982 年增加到61.5%，1990 年增加到66.7%，2000 年增加到70.0%。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增加和扶养比下降，中国经济增长获得了良好的要素禀赋条件，具备了实现高速增长的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使得人口红利不断转化为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因成为“世界工厂”而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 左右的增长速度，人均GDP 翻了数番，目前已经超过5000美元，中国也快速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
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年龄占总人口比例正在接近历史上的最高点。但是，由于妇女生育水平快速下降，人口呈现加速老龄化之势，劳动年龄人口预计会在2015 年左右停止增长，人口红利消失就在眼前。
四大严峻挑战
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对中国的挑战尤其严峻中国人口转变用了世界上最短的时间，所以，人口红利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是来得快去得更急。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大陆2010 年总人口达到13.39 亿，其中0-14 岁人口为2.22 亿， 占总人口的16.60% ；15-64 岁人口为9.98 亿，占总人口的74.53%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1.19 亿，占总人口的8.87%。
中国目前已经是人口老龄化国家，而且老龄化速度正呈加速之势。65 岁以 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7% 上升到14%，法国用了115 年，美国用了65 年，英国用了45 年，日本用了24 年。从现有的实际生育水平来看，中国老龄人口占比从7% 上升到14% 所用的时间有可能少于日本，从而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快的国家。
人口红利消失和老龄化的日益加重，将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而深刻的影响。首先，人口红利消失将会带来劳动供给减少和潜在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还可能降低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导致技术创新能力下降，削弱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其次，人口红利消失还会带来市场需求减弱。15-64 岁人口既是生产年龄人口，也是消费最旺盛的人口。由于老龄人口增加带来的需求增加难以弥补由于生产年龄人口下降导致的消费需求减少，总消费需求会因此趋于减弱。
第三，养老的社会负担将会越来越重。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多，财政负担会增大，政府将不得不增加税收和社会保险缴费，造成国民负担增加，而这将进一步抑制家庭和个人消费需求，导致经济增长减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由于人口负增长导致消费市场缩小、教育机构倒闭、社会保障费用增大和劳动人口负担增加等原因，2005-2050 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每年下滑0.8%。
第四，醫疗和健康照料的费用会急剧上升。随着家庭规模缩小，家庭对老年人口的照料能力下降，人口越老，维持福利和健康的成本就越高，未来社会和家庭都将面临沉重的健康照料负担。
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但对中国的挑战尤其严峻，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转变时间更短、老龄化速度更快。
应对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从国际上看，根本性的措施是如何保持经济的活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要求一方面必须加快人力资本投资，实现劳动力质量对数量的替代，另一方面还必须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健全收入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然而，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政策调整还必须着眼于人口自身的均衡协调发展，采取适当的人口政策，这实际上也是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最直接手段。 各国之鉴
大多数发达国家在人口红利消失后采用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鼓励生育是很多欧洲国家在人口红利消失后所采取的人口政策。
法国是欧洲生育水平下降最早的国家，也是较早试图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并取得成效的国家。1939 年法国认识到生育水平下降对未来人口的影响，出台了家庭方面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把这些家庭政策提高到政治议事日程，其结果是法国长期以来生育率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2005-2010 年法国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为2.0 左右。然而，并非所有采取鼓励生育政策的国家都能取得预期效果。
与法国不同，西班牙在1970 年还是欧洲生育水平第二高的国家，但伴随着佛朗哥（Franco）鼓励生育政策向被动的家庭民主自由选择的转变，1998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15。
虽然受移民因素的影响，2001 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上升为1.25，但2005-2010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仍然只有1.4 左右，是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
从1970 年到2006 年，德国的总和生育率从2.0 下降到1.3，意大利从2.4下降到1.4，俄罗斯从2.0 下降到1.3，这些国家现在都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希望提高生育率，但收效甚微，生育水平现在都处于世界上最低国家行列。
面对人口红利的消失，很多亚洲国家则经历了人口政策彻底转向，从限制生育的政策转变为鼓励生育的政策。比较典型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
日本二战后开始推广计划生育政策， 成效颇为显著， 总和生育率从1949 年的4.34 快速下降到1956 年的2.2，其后生育率稳定在2.0 左右。在1990 年总和生育率跌至1.57 之后，日本政府试图采用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如通过“父母休假法”、“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等提高国家的生育水平，但这些政策似乎并不成功，2006 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属于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
韩国在1964 年之后开展了大范围的计划生育活动，生育率不断下降，1980年代中期低于2.1 的更替水平，1995年又降到1.65。韩国政府于1996 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2006 年韩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降低到只有1.2 的水平，是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之一。
新加坡在1960 年代开始推行“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3 年的5.01 下降到1977 年的1.82。198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取消了这个政策，并采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的措施。但是政策改革却没有带来生育率的回升，2005-2010 年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维持在只有1.3 左右的水平。
人口政策亟待調整
人口政策的调整虽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动，但并不会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弹观察人口红利消失后世界各国的人口政策及其调整，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启示：
一是鼓励生育的政策一般都难以奏效，即使取得一定程度的效果也很难归于某一项政策的作用。到目前为止，鼓励生育政策取得一定效果的国家也仅限于法国。法国的成功主要在于营造了适合孩子和家庭生活方面的政策环境。
二是很多国家都经历了从限制生育向鼓励生育的政策转变，转变的时机一般都发生在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10-15 年后。
三是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包括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政策等各个方面，当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有利于维持低生育水平时，即使采取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生育率也很难回升。
四是人口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政策调整的效果常常要一代人或几代人后才能得到体现。因此，人口政策的调整需要站在战略的高度，并从长远的观点来审视政策调整的综合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实施较为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政策的国家，这一政策促进了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自1990 年代初期开始下降宏观·Macro到2.1 左右的更替水平，之后进一步下降。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目前的生育率到底是多少仍然是一个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为1.22，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18，如果这些数字是真实的，那么，中国早已经成为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当然，由于存在漏报等原因，人口普查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可能存在着对实际生育水平的低估，但无论如何，中国生育水平已经降到较低水平则是所有人都承认的事实。
综合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可能既不会像人口普查得到的结果那样低，但也不会高于1.8 的水平，很可能会在1.4-1.6 左右的水平。
无论与任何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都不能说高。
如果从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算起，中国在2005 年时实际上已经经历了大约10-15 年的低生育水平时期，这意味着在“十一五”时期调整人口政策的条件就已经成熟。现在已经进入了“十二五”时期，改变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的条件应该说更加成熟。我国人口政策的调整虽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动，但并不会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弹。
事实上，如果一个社会长期维持超低生育水平，那么有助于维持低生育水平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环境将会得到不断强化，即使采取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生育率也难以回升，现在世界上低生育水平国家虽然都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但大都难以提升其生育水平，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就此来看，中国人口政策确实到了应该调整的时候了，不应该再等待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