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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
此後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不是工會成員，我繼續不說話；
再後來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還是不說話；
最後，他們奔我而來，那時再也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
——馬丁·尼莫拉牧師 《美國波士頓猶太人屠殺紀念碑》
中國近期發生的雷洋案頗值得解剖。這一案件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的中產階級在面對一個巨大的無所不在的利維坦時的那種集體焦慮。
雷洋案僅就案情來看，本不應該成為轟動中國社會的公共事件的。因為這樣的故事在中國天天上演，雷洋不會是第一個因抓嫖而死亡的嫖客（根據警方說法），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從新聞傳播的角度看，雷洋案引發輿論譁然是因為其身份變成了中國一所著名大學--人民大學的碩士，而不是政府的一名雇員。雷洋此時就職於中國循環經濟協會，是該協會的一名部門主任。如果媒體報道一名官員因嫖娼被抓突發心臟病而死，鑒於人們對官員的憎惡，再加上嫖娼的污點，相信輿論多半會冷對。但賦予雷洋著名大學碩士的“標簽”，輿論的風向馬上就變了，雷洋是否嫖了娼變得不重要，重要的是雷洋是怎麼死的。
輿論之所以刻意標示雷洋人大碩士的身份，又與人大校友的聲明有關。人大部分校友的聲明使事情向目前這個方向轉化起了關鍵作用。在一份措辭激烈的《中國人民大學88級部分校友就雷洋同學意外身亡的聲明》中，雷洋被描述成一個學有所成的“青年才俊”，他的死，完全是警方的過度執法導致。由此，聲明把矛頭對準警方，稱“雷洋的死絕非意外，而是一場系統性的悲劇”，“是一次以普通人、以城市中產階級為對象、隨機狩獵的惡行！”從而將雷洋之死與中產階級成功地建立起了聯繫。除了人大多個年級的校友發出聲明外，西安交大的雷洋校友也發出了聲明。
這樣的校友聲明很容易引起中國的中產階級共鳴，使他們從埋頭發財、營造自身的安樂窩中不得不審視日漸惡化的處境。當中國的底層勞動者遭遇種種不公時，中產階級可以不管不顧、麻木不仁，然而，雷洋之死讓中產階級看到在強大的警察權面前，自己是多麼的脆弱和不堪一擊，從而不免有種兔死狐悲的感覺，此乃雷洋案受到輿論高度關注的一個社會心理背景。
作為國家機器的組成部分，警察權是一種被法律授予的強制和強勢權力。正因如此，在許多國家，警察權也受到了嚴格的約束，因為如果隨意擴大和延伸警察權，導致警察權的濫用，那麼，原本為保護社會公共秩序和個人安全的警權，反而會嚴重侵犯公民權利，而在這種強制性的國家機器面前，公民個人的力量終究是渺小的。
但在中國，警察權的濫用已經到了一個無以復加的地步。警察不僅擁有包括行政拘留、收容教育、勞動教養等在內的各種強制性手段，還可以實施包括罰款在內的各種行政處罰。所以人們看到，刑訊逼供、違法取證、超期羈押、濫用強制措施等廣泛應用於刑事偵查中。另外，在公民需要警察保護的時，卻又難以得到警方對公民人身安全的充分保障。日前一位英國華裔將其遭遇在網上發佈。這位華裔在一起普通的交通違規事件中，被上海警方拘押在派出所，當成犯人卸掉身上所有飾物，並沒收對外聯絡工具，還被搜身，要求按指模，基層警察的這種無法無天，令這位華僑“實在匪夷所思”，但對中國公民來說，卻一點也不覺得驚訝。因為這種事每天都在發生。特別是在“賣淫嫖娼”這樣的灰色領域，不僅人權得不到保護，嫖客妓女還經常成為基層警察敲打勒索的對象。雷洋案能夠引起如此公憤，與警察過往抓嫖的惡行有著直接關係。
隨著官方對維穩的一再強化，警察與公民之間的這種極不正常的緊張關係也向社會各個階層蔓延，而中產階級有可能首當其衝，成為警權在維穩目標下不斷向外擴張的犧牲品。這無疑使得中產階級感到焦慮並起來維權抗爭。這裡涉及到如何看待中產階級和政權的關係問題。按照亨廷頓的觀點，中產階級既有激進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他們對政治穩定的影響則要根據中產階級的成長階段來分析：對處於擴張中的中產階級來說，它具有不穩定性和激進性，特別是以知識分子為代表的非官僚性和非商業性的中產階級更容易從事反抗、暴力活動；對已經壯大並形成規模的中產階級來說，則一般偏向保守，能夠緩和階級矛盾，充當社會的“穩定器”。另外，在大多數現代化社會中，與其他社會階層相比，中產階級也真正具有革命性。
中國的中產階級正處於擴張期，雖然佔人口總數的比例還不是很大，但絕對人數很多。一般來講，包括各種調查顯示，中國的中產階級同政權的關係總體上是和諧的，更多地充當社會發展的“穩定器”而非“變革器”的作用。但同時也要看到，隨著中產階級的受益下降，特別是在各種社會問題持續惡化的情況下，此前一些中產人士選擇了用腳投票，移民他國。如果警察權進一步膨脹，中產階級自我感覺人身更加不安全，選擇移民的中產階級會更多。然而，畢竟不是所有的中產階級都能出去，留下來的中產階級將不得不反抗這種環境。
中產階級要成為一支反抗的力量，第一步是形成共同體意識，即基於共同的身份、地位、利益、價值觀、情感而產生的一種意識。因為中產階級是一個龐雜體系，如果不能明確意識到自己處於一個共同體中，就不可能作為一個群體和階層去行動。在雷洋案中，恰恰有了這種初步但是明確的共同體意識，可以把這種以校友形式顯示出來的共同體意識，稱為校友共同體。他們不但表達了對雷洋案要獨立公開公正地處理，而且直接把“我們要得到最基本可靠的人身安全、公民權利和城市秩序”作為訴求，並表示，“在我們未老的未來，我們不會無所謂的。對惡，我們不會忍太久”。故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這些校友聲明構成了一個校友共同體，這是雷洋案與此前其他公共事件的一個最大不同。
的確，如果你不想成為下一個雷洋，就要起來發聲，很多人就是基於這種考慮而不願再做沉默的一員。雖然中產階級對自己的階級意識是否有足夠的自覺性，尚待觀察，然而，對中國官方來說，它將面對一個新課題，即如何應對即將升起的中產階級的抗爭。相對於對底層勞動者的抗爭有一套成熟的應對經驗，對中產階級的抗爭，官方和民間都則缺乏經驗。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
此後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不是工會成員，我繼續不說話；
再後來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還是不說話；
最後，他們奔我而來，那時再也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
——馬丁·尼莫拉牧師 《美國波士頓猶太人屠殺紀念碑》
中國近期發生的雷洋案頗值得解剖。這一案件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的中產階級在面對一個巨大的無所不在的利維坦時的那種集體焦慮。
雷洋案僅就案情來看，本不應該成為轟動中國社會的公共事件的。因為這樣的故事在中國天天上演，雷洋不會是第一個因抓嫖而死亡的嫖客（根據警方說法），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從新聞傳播的角度看，雷洋案引發輿論譁然是因為其身份變成了中國一所著名大學--人民大學的碩士，而不是政府的一名雇員。雷洋此時就職於中國循環經濟協會，是該協會的一名部門主任。如果媒體報道一名官員因嫖娼被抓突發心臟病而死，鑒於人們對官員的憎惡，再加上嫖娼的污點，相信輿論多半會冷對。但賦予雷洋著名大學碩士的“標簽”，輿論的風向馬上就變了，雷洋是否嫖了娼變得不重要，重要的是雷洋是怎麼死的。
輿論之所以刻意標示雷洋人大碩士的身份，又與人大校友的聲明有關。人大部分校友的聲明使事情向目前這個方向轉化起了關鍵作用。在一份措辭激烈的《中國人民大學88級部分校友就雷洋同學意外身亡的聲明》中，雷洋被描述成一個學有所成的“青年才俊”，他的死，完全是警方的過度執法導致。由此，聲明把矛頭對準警方，稱“雷洋的死絕非意外，而是一場系統性的悲劇”，“是一次以普通人、以城市中產階級為對象、隨機狩獵的惡行！”從而將雷洋之死與中產階級成功地建立起了聯繫。除了人大多個年級的校友發出聲明外，西安交大的雷洋校友也發出了聲明。
這樣的校友聲明很容易引起中國的中產階級共鳴，使他們從埋頭發財、營造自身的安樂窩中不得不審視日漸惡化的處境。當中國的底層勞動者遭遇種種不公時，中產階級可以不管不顧、麻木不仁，然而，雷洋之死讓中產階級看到在強大的警察權面前，自己是多麼的脆弱和不堪一擊，從而不免有種兔死狐悲的感覺，此乃雷洋案受到輿論高度關注的一個社會心理背景。
作為國家機器的組成部分，警察權是一種被法律授予的強制和強勢權力。正因如此，在許多國家，警察權也受到了嚴格的約束，因為如果隨意擴大和延伸警察權，導致警察權的濫用，那麼，原本為保護社會公共秩序和個人安全的警權，反而會嚴重侵犯公民權利，而在這種強制性的國家機器面前，公民個人的力量終究是渺小的。
但在中國，警察權的濫用已經到了一個無以復加的地步。警察不僅擁有包括行政拘留、收容教育、勞動教養等在內的各種強制性手段，還可以實施包括罰款在內的各種行政處罰。所以人們看到，刑訊逼供、違法取證、超期羈押、濫用強制措施等廣泛應用於刑事偵查中。另外，在公民需要警察保護的時，卻又難以得到警方對公民人身安全的充分保障。日前一位英國華裔將其遭遇在網上發佈。這位華裔在一起普通的交通違規事件中，被上海警方拘押在派出所，當成犯人卸掉身上所有飾物，並沒收對外聯絡工具，還被搜身，要求按指模，基層警察的這種無法無天，令這位華僑“實在匪夷所思”，但對中國公民來說，卻一點也不覺得驚訝。因為這種事每天都在發生。特別是在“賣淫嫖娼”這樣的灰色領域，不僅人權得不到保護，嫖客妓女還經常成為基層警察敲打勒索的對象。雷洋案能夠引起如此公憤，與警察過往抓嫖的惡行有著直接關係。
隨著官方對維穩的一再強化，警察與公民之間的這種極不正常的緊張關係也向社會各個階層蔓延，而中產階級有可能首當其衝，成為警權在維穩目標下不斷向外擴張的犧牲品。這無疑使得中產階級感到焦慮並起來維權抗爭。這裡涉及到如何看待中產階級和政權的關係問題。按照亨廷頓的觀點，中產階級既有激進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他們對政治穩定的影響則要根據中產階級的成長階段來分析：對處於擴張中的中產階級來說，它具有不穩定性和激進性，特別是以知識分子為代表的非官僚性和非商業性的中產階級更容易從事反抗、暴力活動；對已經壯大並形成規模的中產階級來說，則一般偏向保守，能夠緩和階級矛盾，充當社會的“穩定器”。另外，在大多數現代化社會中，與其他社會階層相比，中產階級也真正具有革命性。
中國的中產階級正處於擴張期，雖然佔人口總數的比例還不是很大，但絕對人數很多。一般來講，包括各種調查顯示，中國的中產階級同政權的關係總體上是和諧的，更多地充當社會發展的“穩定器”而非“變革器”的作用。但同時也要看到，隨著中產階級的受益下降，特別是在各種社會問題持續惡化的情況下，此前一些中產人士選擇了用腳投票，移民他國。如果警察權進一步膨脹，中產階級自我感覺人身更加不安全，選擇移民的中產階級會更多。然而，畢竟不是所有的中產階級都能出去，留下來的中產階級將不得不反抗這種環境。
中產階級要成為一支反抗的力量，第一步是形成共同體意識，即基於共同的身份、地位、利益、價值觀、情感而產生的一種意識。因為中產階級是一個龐雜體系，如果不能明確意識到自己處於一個共同體中，就不可能作為一個群體和階層去行動。在雷洋案中，恰恰有了這種初步但是明確的共同體意識，可以把這種以校友形式顯示出來的共同體意識，稱為校友共同體。他們不但表達了對雷洋案要獨立公開公正地處理，而且直接把“我們要得到最基本可靠的人身安全、公民權利和城市秩序”作為訴求，並表示，“在我們未老的未來，我們不會無所謂的。對惡，我們不會忍太久”。故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這些校友聲明構成了一個校友共同體，這是雷洋案與此前其他公共事件的一個最大不同。
的確，如果你不想成為下一個雷洋，就要起來發聲，很多人就是基於這種考慮而不願再做沉默的一員。雖然中產階級對自己的階級意識是否有足夠的自覺性，尚待觀察，然而，對中國官方來說，它將面對一個新課題，即如何應對即將升起的中產階級的抗爭。相對於對底層勞動者的抗爭有一套成熟的應對經驗，對中產階級的抗爭，官方和民間都則缺乏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