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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拥有“东方之珠”的美誉。由于自晚清以来漫长的殖民历史给予了香港特殊的城市风貌和社会文化，香港在不同时代处在不同的环境中折射出不同的魅影，也使香港的文學呈现出与内地完全不同的异质性。从“我城”到“失城”，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在文化进退、政治变动影响下的不同形态，而香港作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对本土文化的种种建构和城市形象的想象。
香港，被李欧梵称为“杂种社会”。香港的文化特点是多元杂糅、东西兼并、商政交错、雅俗共赏，生长在这样一座城市的城民们不可避免地带有虚浮感，这种虚浮感构成了香港本土才拥有的、所谓的“香港意识”。许多香港作家如西西、董启章、也斯和黄碧云等，都为建构“香港意识”而努力着，有的人歌颂香港，有的人批判香港，但是所有作家都致力于寻找香港的城市身份，他们都以一个城民的身份来感受着香港这座城。在当时“九七回归”的语境下，面对回归的确定性和时间的有限性，多数作家都在作品中表达了对于自身文化身份的迷茫与困惑。在这些作品中，对香港本土的文化构建、“香港意识”的探寻以及对城与人关系的思考一直是他们难以言说的困苦和孜孜不倦的追求。
一、我城的追认
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腾飞，各种流行文化风靡全城，交通通信的迅速发展也给城市带来了便捷，生活在香港的城民们也一改过去的“过客心态”和“北望情结”。在这个时期，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作家生长起来，在他们眼中，那个“借来时间、借来地方”的香港已经不复存在，本土意识开始崛起，“我城”应运而生，香港作家也开始构建文化身份，致力于开掘本土性，书写“香港意识”。在香港这样一个充满行动力而欠缺梦想的世界里，无论是以“顽童体”著名的西西，还是在温柔中点染残酷的黄碧云，以及紧握时代脉搏的董启章，他们都在为香港筑梦，在“水泥森林”的缝隙中涂抹虚无而迷幻的魅影。而对本土意识开掘得最深，对“香港意识”展示得最为全面的是西西的《我城》。
西西的《我城》采取了一种“轻逸”的书写方式，用轻松的笔触、欢快的语调、年轻人的视角来叙述香港城市中的一切，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叙述方式将城市的光明面从沉重的城市形象中剥离出来，从而使人们关注城市发展带来的便捷，对城市的未来充满希望。小说没有特定的主角和故事主线，时空随意地变换流转，构成了一种散点透视的观看和叙述方式，具有多元开放的特点。以阿发、阿果、阿游等青年人的所见所闻来架构全篇，在线性的叙述中充满着空间感。在西西笔下，香港不再是充满商业污秽气息的大都市，而是像一个理想王国，充满着明丽的童话色彩，“我城”是西西利用丰富的想象力为香港创造的世外桃源，瓦解了城市中的冷漠现实。西西用“我城”而不是“我的城”或者“我们的城”来命名体现了西西的关注点在普通城民上，但这里的个体又指向大众的城民群体，是对具有“同命感”的普罗大众的肯定。
在“我城”中，城民的价值观变得多元化，职业不分三六九等，只要是能够为社会做贡献的职业都是值得人们敬仰的。在这种自由而又复杂的都市气息中，香港酝酿出了多元共生的“无名”生活方式和观念。生活在“我城”中的麦快乐以快乐为生活的宗旨，就算他因衣着不整而遭人嫌弃，因没有阻止他人演讲而丢掉工作，他也依然会用辣椒安抚自己，用手创造出一幅彩虹图，对待生活永远充满着希望和热情。《我城》中，西西还通过阿游以一个离开香港的他者身份来回望故土，张扬本土意识。阿游在离开“我城”时态度是暧昧的，认为香港既美丽又丑陋，但是当他到了休斯敦便发现了香港这座城深深的诱惑力，众人争抢着问阿游：“我们的城怎么样了呢？我们的城别来无恙吧。”在遥远的大洋彼岸，人们盼望着听到有关香港的消息，有关“我城”的报刊、杂志被疯抢，“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体验更加催生了“香港意识”，故乡的原生性魅力被大大强化了，这种怀乡情感达到高潮是在阿游到达巴西的时候，“他看见黑夜中远远的浮现一座城市，那是一座海上城。是我城吗？他以为回到自己居住的城市来了”。阿游将在夜里隐隐约约浮现的巴西认成了“我城”，既反映了现代商业文明的同质性，也是阿游思乡情怀的一种投射。
《我城》是西西对香港性主动建构的作品，也是西西对养育自己生长起来的“我城”的追寻与认可，本土意识在她的作品中被大大深化。与同时期其他反映香港都市文化的作品相比，《我城》流露出对香港的热爱和美好盼望。而这种热爱并非滥调式的激情表白，而是经过丰富的想象力和调度的恰到好处的文学语言凝练出来的深远感受。“我城”所建构的本土性，是基于民间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认同的，它有助于社群的团结，同时它也可以反思本土的局限性。
二、浮城的悬置
如果西西的《我城》是一则明丽的童话，那《浮城志异》就是一篇悲怆的寓言。20世纪70年代是香港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繁荣，社会安定，西西写《我城》就是新一代香港人对香港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以及对本土性的局限反思。“我城”里描述的香港如乌托邦般的存在，安逸和谐充满童真，居民对这座城市有着像生命般的热爱。80年代，香港社会经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使香港与西方文化体制渐行渐远，而面临回归祖国的香港在文化上也与内地有着难以弥合的疏离感，城民处于漂浮的失根状态；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带来的“城市病”也在加剧，各种虚假的符号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城民在真假难辨的世界中麻痹自我。在“中”与“西”、“真”与“假”的双重迷失下，西西对香港的态度发生反转，从“我城”走向了“浮城”。
《浮城志异》用图文互涉的方式，展现了香港这座城处于悬浮状态的尴尬境地，其中掺杂了历史隐喻与拼贴的意象。浮城表面上繁华发达、富庶安定，但实质上生活在浮城里的居民“彼此从不通话，默默地肃立着”，城与人的反向发展，城的繁荣与人的孤立印刻着城与人的隔膜。在浮城中，人与人之间毫无感情可言，甚至连亲人都隐藏着被阉割的危机，“孩子取代了他们作为家长的位置，颠覆了传统的权威，许多母亲因此感到害怕起来，不知道该怎么办”，家庭伦理的置换、社群凝聚力的缺失、共同历史记忆的断裂，都将这座城置于悬浮的状态，剩下空空的躯壳随风飘荡。 浮城里那则虚假的苹果广告“这不是苹果”令人深思。一方面，大众传媒营造给人们一种虚假的“超真实”，人们看到的世界是由媒体操控的符码化世界，符号代替了真实来操纵这个世界，达到了现实与幻觉相混淆的目的，存在与虚无的界限变得不再清晰，浮民与浮城的存在也变得虚无；另一方面，图画中的苹果实质上是由线条勾勒出来，涂抹上浓重色彩后形成的符号，这使人们开始注意到符号的入侵性。人被物化是消费文化的后遗症之一，鲍德里亚在《消费文化》中提到“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和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在物欲的诱惑下，人可以成为金钱的奴隶，可以变为商品待价而沽，成为丧失理智的“单向度的人”。
“许多许多年过去了”，浮城里的一切都在飞速发展，兴起的又衰退，衰退的又兴起，多次轮回，却始终没有给浮城带来历史的积淀，时间在浮城里只是刻度。居住浮城，失根的漂泊感、居所的无定感久久萦绕在城民心头，海天之间的引力、汹涌的海水、“奇迹”的消失，随时可以让浮城消失得无影无踪，悬而未决的命运像一把置于头顶的“达摩克斯之剑”。“居住在一座悬空的城市中，到底是令人害怕的”，“像雨滴一样悬着”的浮民们最终决定逃走，“感到惶恐不安的人日思夜想，最终决定收拾行囊，迁徙到别的地方营建理想的新巢”，但是终究找不到走出的方向，情感的牵绊成为他们最大的桎梏。鳞次栉比的房屋、错综复杂的高速公路和五彩斑斓的文艺生活，这些他们引以为豪的奇迹，是他们汗水的凝聚、情感的结晶，也是浮民眷恋浮城的根源。“浮城人的心，虽是渴望飞翔的鸽子，却是遭受囚禁的飞鸟”，在城与人难以割舍的血脉相连中才能催生出浮民们出走与固守进退两难的困境。浮城中生长的奇异植物——鸟草，正是浮城人的隐喻，草鸟形似鸟却没有翅膀，扎根在土中不能飞行，这正是浮民们想脱离浮城却又无法割舍感情的挣扎，鸟草这种介于动物与植物之间的身份尴尬正是浮民文化上介于东西之间的窘境。“浮城”夹在中国与英国之间，这片“灰色地带”也给香港人带来进退失据的尴尬，他们失去了祖国的根，在西方文化中又找不到认同感，对于自己的身份，浮民们是困惑的。
在浮城中生活也并非全都是绝望和漂浮，齐美尔认为“在大都市生活会产生精神生活的上升”，这种上升是感官世界的上升，浮民们就是这样的状态。他们在风起时会沉睡做梦，不与他人交流，像雨滴一样悬浮在空中，这是“精神生活的上升”，也是城市型人格的典型特征。滕尼斯认为城市是理性的，而“精神生活的上升”却是反理性的，是生活在浮城的浮民们梦想的诗意和远方。城市对人有着异化的作用，同样地，城民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异化和构建着城市。从这个层面看，“浮城”是“我城”失败的宣告书，但即使仅仅是一座“浮城”，城民们也在积极改造并持续地寻找属于他们的城。就像那一面只能照到背面的镜子，虽然吊诡，却能看到过去，就像“蒙娜丽莎”，虽然神秘，却依然是微笑，西西仍然用童话式的想象为“浮城”的未来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
三、失城的焦虑
从“浮城”走向“失城”似乎是一个必然。一方面，“九七回归”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本土性萌芽不久的香港由于政治的原因不得不面临着“失城”的困扰。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中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如人的隔膜与冷漠、环境污染、暴力血腥等。生活在城市中，人们每天在拔地而起的“混凝土森林”中穿梭，在各种交通工具中奔波，人也变得异化乃至“石化”，城市形象变得沉重。在令人目眩神摇、纷繁杂芜的都市表象的深处，流动着程度暧昧的追求与贪婪、依稀隐约的合理与荒谬，本质和意义完全被消解。“失城”中透出本土性的解构意味，在混乱的叙述语言中，在打乱时空的叙述方法中，揭示出“失城人”的精神危机以及文化失根的漂浮与尴尬。
黄碧云笔下的“失城”笼罩着世纪末的阴影，面临着“有城籍无国籍”的窘境，城民们处于群体越轨的失控状态下，迷乱的都市、冷漠的人际、漂浮的灵魂、疲乏的奔波，这是“失城”的后遗症。小说有三个叙述层次，一层是建筑师陈路远和他的护士妻子赵眉扭曲的生活状态。他们有着高尚的职业，但生活得并不幸福，陈路远伴随着巴赫的钢琴曲杀死了妻子与四个孩子，“离乡背井的精神危机逐渐演化成丈夫对妻子出于爱欲的杀意以及母亲对孩子的半疯狂虐待”。一层是救护车司机詹克明与殡仪馆生意人爱玉在窘迫的生活状态下的结合，“失城”的危机在与他们所承受的经济压力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任何时代的危机加诸在蝼蚁一般的底层人民身上，其影响都是微乎其微。一层是负责办理陈路远杀子案的英国警察的苦闷。他在办理完案件后就要回英国，巨大的空虚感和生命的颓唐感冲击着他。这三个叙述层次相互重叠，叙述人称、叙述视角不断地转换，这与面临“失城之乱”的香港异曲同工，时空的错乱、黑白的颠倒、精神的紊乱这些乱象无不投射出香港人面临“失城”的心灵危机，陈路远拥有体面的生活却拥有一颗扭曲的心，爱玉虽然做殡仪生意却用爱温暖痴呆的孩子，鲜明地对比之下投射出的是在“失城”时期港人对自我身份的否定与主体性的质疑。
《失城》开头就为人们营造了一个破碎、颠覆的城市形象。死人在死后也不得安宁，成为商品被抢来抢去，这是“失城之乱”，也是精神的错位。“失城”在这里化身为一个典型的“法理社会”。滕尼斯将社会形态分为“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礼俗社会以血缘为纽带，有强烈的内聚性，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密。而法理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紐带关系日渐衰微，人际关系分崩离析，利己主义盛行，理性驾驭人性，在这种社会状态之下，人与城的情感完全割裂，城只是人的一个暂时的居所，毫无归属感，个人的匿名性由此而生。在礼俗社会中，判断事物的标准依赖于无形的道德和习惯，这些无形的力量对人的行为有着巨大的桎梏作用。但在法理社会，道德和习俗等无形传统的限制就沦为一个伪命题，人可以甩开道德和舆论的枷锁肆无忌惮地自谋私利，这样，生活在“失城”中的城民就没有了底线，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被置换为单纯的消费关系，本来成为人本身的大量意识倾向性被单一化了，“对盈利、金钱的追求，这样的欲望存在并且一直存在所有人身上”。人可以成为商品，也可以成为金钱的奴隶，在“失城”中，人的主体性被大大削弱，这也隐隐地揭示出香港人面临文化失根之痛后对自我身份的解构。 小说构造的空间“失城”，使地理空间处在失轨的道路上，王德威认为“地理空间的似是而非变成心理空间的似是而非，除了死亡他们别无归宿”。陈路远携妻子一家人不断地逃离，任何地点在他们心中都只是一个暂时的居所，他们的逃离也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就像无脚的鸟，驻足就意味着死亡。但是，当他们回到自己最初的出发点香港时，一切都已物是人非。抱着寻找新身份和精神归宿的逃离，转了一大圈回到原点，但原点并非原点，曾有的家园已经失去，而历史记忆也随着多次搬迁与逃离而荡然无存。香港的飞速发展造成了陈路远精神家园的失落，因而不停逃离时空填补了自己存在的虚无感，但是，这种逃离是失败的，他在不同城市之间穿梭却始终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像一座监狱换到另一座监狱，除了物质的丰盛与否，并无实质性的区别。
放在“九七回归”的大背景下审视陈路远的逃离，他的逃离是一种追寻，对自由的追寻，对精神家园的追寻，“香港意识”已经面临虚空的窘境，香港人的身份文化一直处于无处安放的悬浮状态，他们要为灵魂找到一片栖息之地。但是无论他如何，逃离都摆脱不了“非合理的事实性”的限制，人无法超越有限的意识，无法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自由选择拒绝或者接受这种“事实性”，这是“生命之谜”。这种“非合理的事实性”就是香港，而陈路远作为城民是城的一部分，失掉了城也就失掉了生命。这个“生命之谜”是个体生存的悖论，城市命运的变动使人的精神家园崩塌，将人恐惧和破碎的精神人格暴露出来。陈路远说：“人灵魂的幽暗，沉重婉转致不可说，而且无所谓道德。”他參透人性的黯淡，但却无能为力。当城市失掉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城民情感的附着，它就变成了无意义的空壳，城是无言的、无生命的，它只能默默忍受人强加于城的一切污名。所谓城与人的隔膜，其实是一群本来失去灵魂的人又将最后的归宿也遗弃了，酿成“失城”苦果的是人，承担死亡的也是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西西的《我城》开始，《浮城异志》《失城》等一系列以城为坐标的作品，反映了香港这座“城”经历了从追认、漂浮到失却的转变。无论是寻根的归属感、失根的漂浮感还是混乱的燥郁感，这些都是香港人“否想”香港的缩影。香港这座城在时代的摇晃中变换了多种形态，承载着几代人的喜悦与悲伤，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西西的文化认同还是黄碧云的失城焦虑，她们都致力于港人的身份建构，关注着城民的喜怒哀乐，反思着香港本土的局限性，祝福着香港未来的发展，以独异个性的方式书写着香港寓言。
（山东理工大学）
作者简介：朱孜莘（1994-），女，山东淄博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香港，被李欧梵称为“杂种社会”。香港的文化特点是多元杂糅、东西兼并、商政交错、雅俗共赏，生长在这样一座城市的城民们不可避免地带有虚浮感，这种虚浮感构成了香港本土才拥有的、所谓的“香港意识”。许多香港作家如西西、董启章、也斯和黄碧云等，都为建构“香港意识”而努力着，有的人歌颂香港，有的人批判香港，但是所有作家都致力于寻找香港的城市身份，他们都以一个城民的身份来感受着香港这座城。在当时“九七回归”的语境下，面对回归的确定性和时间的有限性，多数作家都在作品中表达了对于自身文化身份的迷茫与困惑。在这些作品中，对香港本土的文化构建、“香港意识”的探寻以及对城与人关系的思考一直是他们难以言说的困苦和孜孜不倦的追求。
一、我城的追认
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腾飞，各种流行文化风靡全城，交通通信的迅速发展也给城市带来了便捷，生活在香港的城民们也一改过去的“过客心态”和“北望情结”。在这个时期，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作家生长起来，在他们眼中，那个“借来时间、借来地方”的香港已经不复存在，本土意识开始崛起，“我城”应运而生，香港作家也开始构建文化身份，致力于开掘本土性，书写“香港意识”。在香港这样一个充满行动力而欠缺梦想的世界里，无论是以“顽童体”著名的西西，还是在温柔中点染残酷的黄碧云，以及紧握时代脉搏的董启章，他们都在为香港筑梦，在“水泥森林”的缝隙中涂抹虚无而迷幻的魅影。而对本土意识开掘得最深，对“香港意识”展示得最为全面的是西西的《我城》。
西西的《我城》采取了一种“轻逸”的书写方式，用轻松的笔触、欢快的语调、年轻人的视角来叙述香港城市中的一切，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叙述方式将城市的光明面从沉重的城市形象中剥离出来，从而使人们关注城市发展带来的便捷，对城市的未来充满希望。小说没有特定的主角和故事主线，时空随意地变换流转，构成了一种散点透视的观看和叙述方式，具有多元开放的特点。以阿发、阿果、阿游等青年人的所见所闻来架构全篇，在线性的叙述中充满着空间感。在西西笔下，香港不再是充满商业污秽气息的大都市，而是像一个理想王国，充满着明丽的童话色彩，“我城”是西西利用丰富的想象力为香港创造的世外桃源，瓦解了城市中的冷漠现实。西西用“我城”而不是“我的城”或者“我们的城”来命名体现了西西的关注点在普通城民上，但这里的个体又指向大众的城民群体，是对具有“同命感”的普罗大众的肯定。
在“我城”中，城民的价值观变得多元化，职业不分三六九等，只要是能够为社会做贡献的职业都是值得人们敬仰的。在这种自由而又复杂的都市气息中，香港酝酿出了多元共生的“无名”生活方式和观念。生活在“我城”中的麦快乐以快乐为生活的宗旨，就算他因衣着不整而遭人嫌弃，因没有阻止他人演讲而丢掉工作，他也依然会用辣椒安抚自己，用手创造出一幅彩虹图，对待生活永远充满着希望和热情。《我城》中，西西还通过阿游以一个离开香港的他者身份来回望故土，张扬本土意识。阿游在离开“我城”时态度是暧昧的，认为香港既美丽又丑陋，但是当他到了休斯敦便发现了香港这座城深深的诱惑力，众人争抢着问阿游：“我们的城怎么样了呢？我们的城别来无恙吧。”在遥远的大洋彼岸，人们盼望着听到有关香港的消息，有关“我城”的报刊、杂志被疯抢，“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体验更加催生了“香港意识”，故乡的原生性魅力被大大强化了，这种怀乡情感达到高潮是在阿游到达巴西的时候，“他看见黑夜中远远的浮现一座城市，那是一座海上城。是我城吗？他以为回到自己居住的城市来了”。阿游将在夜里隐隐约约浮现的巴西认成了“我城”，既反映了现代商业文明的同质性，也是阿游思乡情怀的一种投射。
《我城》是西西对香港性主动建构的作品，也是西西对养育自己生长起来的“我城”的追寻与认可，本土意识在她的作品中被大大深化。与同时期其他反映香港都市文化的作品相比，《我城》流露出对香港的热爱和美好盼望。而这种热爱并非滥调式的激情表白，而是经过丰富的想象力和调度的恰到好处的文学语言凝练出来的深远感受。“我城”所建构的本土性，是基于民间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认同的，它有助于社群的团结，同时它也可以反思本土的局限性。
二、浮城的悬置
如果西西的《我城》是一则明丽的童话，那《浮城志异》就是一篇悲怆的寓言。20世纪70年代是香港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繁荣，社会安定，西西写《我城》就是新一代香港人对香港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以及对本土性的局限反思。“我城”里描述的香港如乌托邦般的存在，安逸和谐充满童真，居民对这座城市有着像生命般的热爱。80年代，香港社会经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使香港与西方文化体制渐行渐远，而面临回归祖国的香港在文化上也与内地有着难以弥合的疏离感，城民处于漂浮的失根状态；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带来的“城市病”也在加剧，各种虚假的符号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城民在真假难辨的世界中麻痹自我。在“中”与“西”、“真”与“假”的双重迷失下，西西对香港的态度发生反转，从“我城”走向了“浮城”。
《浮城志异》用图文互涉的方式，展现了香港这座城处于悬浮状态的尴尬境地，其中掺杂了历史隐喻与拼贴的意象。浮城表面上繁华发达、富庶安定，但实质上生活在浮城里的居民“彼此从不通话，默默地肃立着”，城与人的反向发展，城的繁荣与人的孤立印刻着城与人的隔膜。在浮城中，人与人之间毫无感情可言，甚至连亲人都隐藏着被阉割的危机，“孩子取代了他们作为家长的位置，颠覆了传统的权威，许多母亲因此感到害怕起来，不知道该怎么办”，家庭伦理的置换、社群凝聚力的缺失、共同历史记忆的断裂，都将这座城置于悬浮的状态，剩下空空的躯壳随风飘荡。 浮城里那则虚假的苹果广告“这不是苹果”令人深思。一方面，大众传媒营造给人们一种虚假的“超真实”，人们看到的世界是由媒体操控的符码化世界，符号代替了真实来操纵这个世界，达到了现实与幻觉相混淆的目的，存在与虚无的界限变得不再清晰，浮民与浮城的存在也变得虚无；另一方面，图画中的苹果实质上是由线条勾勒出来，涂抹上浓重色彩后形成的符号，这使人们开始注意到符号的入侵性。人被物化是消费文化的后遗症之一，鲍德里亚在《消费文化》中提到“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和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在物欲的诱惑下，人可以成为金钱的奴隶，可以变为商品待价而沽，成为丧失理智的“单向度的人”。
“许多许多年过去了”，浮城里的一切都在飞速发展，兴起的又衰退，衰退的又兴起，多次轮回，却始终没有给浮城带来历史的积淀，时间在浮城里只是刻度。居住浮城，失根的漂泊感、居所的无定感久久萦绕在城民心头，海天之间的引力、汹涌的海水、“奇迹”的消失，随时可以让浮城消失得无影无踪，悬而未决的命运像一把置于头顶的“达摩克斯之剑”。“居住在一座悬空的城市中，到底是令人害怕的”，“像雨滴一样悬着”的浮民们最终决定逃走，“感到惶恐不安的人日思夜想，最终决定收拾行囊，迁徙到别的地方营建理想的新巢”，但是终究找不到走出的方向，情感的牵绊成为他们最大的桎梏。鳞次栉比的房屋、错综复杂的高速公路和五彩斑斓的文艺生活，这些他们引以为豪的奇迹，是他们汗水的凝聚、情感的结晶，也是浮民眷恋浮城的根源。“浮城人的心，虽是渴望飞翔的鸽子，却是遭受囚禁的飞鸟”，在城与人难以割舍的血脉相连中才能催生出浮民们出走与固守进退两难的困境。浮城中生长的奇异植物——鸟草，正是浮城人的隐喻，草鸟形似鸟却没有翅膀，扎根在土中不能飞行，这正是浮民们想脱离浮城却又无法割舍感情的挣扎，鸟草这种介于动物与植物之间的身份尴尬正是浮民文化上介于东西之间的窘境。“浮城”夹在中国与英国之间，这片“灰色地带”也给香港人带来进退失据的尴尬，他们失去了祖国的根，在西方文化中又找不到认同感，对于自己的身份，浮民们是困惑的。
在浮城中生活也并非全都是绝望和漂浮，齐美尔认为“在大都市生活会产生精神生活的上升”，这种上升是感官世界的上升，浮民们就是这样的状态。他们在风起时会沉睡做梦，不与他人交流，像雨滴一样悬浮在空中，这是“精神生活的上升”，也是城市型人格的典型特征。滕尼斯认为城市是理性的，而“精神生活的上升”却是反理性的，是生活在浮城的浮民们梦想的诗意和远方。城市对人有着异化的作用，同样地，城民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异化和构建着城市。从这个层面看，“浮城”是“我城”失败的宣告书，但即使仅仅是一座“浮城”，城民们也在积极改造并持续地寻找属于他们的城。就像那一面只能照到背面的镜子，虽然吊诡，却能看到过去，就像“蒙娜丽莎”，虽然神秘，却依然是微笑，西西仍然用童话式的想象为“浮城”的未来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
三、失城的焦虑
从“浮城”走向“失城”似乎是一个必然。一方面，“九七回归”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本土性萌芽不久的香港由于政治的原因不得不面临着“失城”的困扰。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中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如人的隔膜与冷漠、环境污染、暴力血腥等。生活在城市中，人们每天在拔地而起的“混凝土森林”中穿梭，在各种交通工具中奔波，人也变得异化乃至“石化”，城市形象变得沉重。在令人目眩神摇、纷繁杂芜的都市表象的深处，流动着程度暧昧的追求与贪婪、依稀隐约的合理与荒谬，本质和意义完全被消解。“失城”中透出本土性的解构意味，在混乱的叙述语言中，在打乱时空的叙述方法中，揭示出“失城人”的精神危机以及文化失根的漂浮与尴尬。
黄碧云笔下的“失城”笼罩着世纪末的阴影，面临着“有城籍无国籍”的窘境，城民们处于群体越轨的失控状态下，迷乱的都市、冷漠的人际、漂浮的灵魂、疲乏的奔波，这是“失城”的后遗症。小说有三个叙述层次，一层是建筑师陈路远和他的护士妻子赵眉扭曲的生活状态。他们有着高尚的职业，但生活得并不幸福，陈路远伴随着巴赫的钢琴曲杀死了妻子与四个孩子，“离乡背井的精神危机逐渐演化成丈夫对妻子出于爱欲的杀意以及母亲对孩子的半疯狂虐待”。一层是救护车司机詹克明与殡仪馆生意人爱玉在窘迫的生活状态下的结合，“失城”的危机在与他们所承受的经济压力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任何时代的危机加诸在蝼蚁一般的底层人民身上，其影响都是微乎其微。一层是负责办理陈路远杀子案的英国警察的苦闷。他在办理完案件后就要回英国，巨大的空虚感和生命的颓唐感冲击着他。这三个叙述层次相互重叠，叙述人称、叙述视角不断地转换，这与面临“失城之乱”的香港异曲同工，时空的错乱、黑白的颠倒、精神的紊乱这些乱象无不投射出香港人面临“失城”的心灵危机，陈路远拥有体面的生活却拥有一颗扭曲的心，爱玉虽然做殡仪生意却用爱温暖痴呆的孩子，鲜明地对比之下投射出的是在“失城”时期港人对自我身份的否定与主体性的质疑。
《失城》开头就为人们营造了一个破碎、颠覆的城市形象。死人在死后也不得安宁，成为商品被抢来抢去，这是“失城之乱”，也是精神的错位。“失城”在这里化身为一个典型的“法理社会”。滕尼斯将社会形态分为“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礼俗社会以血缘为纽带，有强烈的内聚性，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密。而法理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紐带关系日渐衰微，人际关系分崩离析，利己主义盛行，理性驾驭人性，在这种社会状态之下，人与城的情感完全割裂，城只是人的一个暂时的居所，毫无归属感，个人的匿名性由此而生。在礼俗社会中，判断事物的标准依赖于无形的道德和习惯，这些无形的力量对人的行为有着巨大的桎梏作用。但在法理社会，道德和习俗等无形传统的限制就沦为一个伪命题，人可以甩开道德和舆论的枷锁肆无忌惮地自谋私利，这样，生活在“失城”中的城民就没有了底线，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被置换为单纯的消费关系，本来成为人本身的大量意识倾向性被单一化了，“对盈利、金钱的追求，这样的欲望存在并且一直存在所有人身上”。人可以成为商品，也可以成为金钱的奴隶，在“失城”中，人的主体性被大大削弱，这也隐隐地揭示出香港人面临文化失根之痛后对自我身份的解构。 小说构造的空间“失城”，使地理空间处在失轨的道路上，王德威认为“地理空间的似是而非变成心理空间的似是而非，除了死亡他们别无归宿”。陈路远携妻子一家人不断地逃离，任何地点在他们心中都只是一个暂时的居所，他们的逃离也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就像无脚的鸟，驻足就意味着死亡。但是，当他们回到自己最初的出发点香港时，一切都已物是人非。抱着寻找新身份和精神归宿的逃离，转了一大圈回到原点，但原点并非原点，曾有的家园已经失去，而历史记忆也随着多次搬迁与逃离而荡然无存。香港的飞速发展造成了陈路远精神家园的失落，因而不停逃离时空填补了自己存在的虚无感，但是，这种逃离是失败的，他在不同城市之间穿梭却始终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像一座监狱换到另一座监狱，除了物质的丰盛与否，并无实质性的区别。
放在“九七回归”的大背景下审视陈路远的逃离，他的逃离是一种追寻，对自由的追寻，对精神家园的追寻，“香港意识”已经面临虚空的窘境，香港人的身份文化一直处于无处安放的悬浮状态，他们要为灵魂找到一片栖息之地。但是无论他如何，逃离都摆脱不了“非合理的事实性”的限制，人无法超越有限的意识，无法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自由选择拒绝或者接受这种“事实性”，这是“生命之谜”。这种“非合理的事实性”就是香港，而陈路远作为城民是城的一部分，失掉了城也就失掉了生命。这个“生命之谜”是个体生存的悖论，城市命运的变动使人的精神家园崩塌，将人恐惧和破碎的精神人格暴露出来。陈路远说：“人灵魂的幽暗，沉重婉转致不可说，而且无所谓道德。”他參透人性的黯淡，但却无能为力。当城市失掉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城民情感的附着，它就变成了无意义的空壳，城是无言的、无生命的，它只能默默忍受人强加于城的一切污名。所谓城与人的隔膜，其实是一群本来失去灵魂的人又将最后的归宿也遗弃了，酿成“失城”苦果的是人，承担死亡的也是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西西的《我城》开始，《浮城异志》《失城》等一系列以城为坐标的作品，反映了香港这座“城”经历了从追认、漂浮到失却的转变。无论是寻根的归属感、失根的漂浮感还是混乱的燥郁感，这些都是香港人“否想”香港的缩影。香港这座城在时代的摇晃中变换了多种形态，承载着几代人的喜悦与悲伤，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西西的文化认同还是黄碧云的失城焦虑，她们都致力于港人的身份建构，关注着城民的喜怒哀乐，反思着香港本土的局限性，祝福着香港未来的发展，以独异个性的方式书写着香港寓言。
（山东理工大学）
作者简介：朱孜莘（1994-），女，山东淄博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