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32年前，她被养母从垃圾箱旁捡回。从她记事起，养母每隔两年就要住一次精神病院。12岁之前，她只知道有养父，却从来没见过。12岁时，她与养父第一次见面，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从此对养母心存感恩。长大后，她将患了老年痴呆的养母接到身边细心照料。孰料，长期失联的养父突然出现，打起了养母房子的主意，还提出解除与她的收养关系。而她，不愿与养母解除母女关系——
得知自己的身世，吴怡几乎在一夜之间长大，她开始懂得感恩，不再因为妈妈的“疯”病而觉得羞耻
家住江苏省镇江市的吴怡，12岁时才知道自己的身世。那是2000年1月，小学六年级寒假的第一天，妈妈吴文煜带着吴怡到市区的城中村，要她与父亲张勇相认。一路上，吴文煜反复叮嘱她：“进了门要叫爸爸。”谁知，见到张勇后，她还没出声，张勇就冷冷地说：“疯婆子，这就是你捡来的丫头？”
返回的路上，吴怡边哭边问妈妈：“我真是你捡来的吗？”吴文煜断断续续说起了往事。1988年10月的一天早上，她出门就听到清亮的啼哭声，循声找寻，在垃圾箱旁发现了襁褓中的吴怡，她身边还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她的生日。
得知自己的身世，吴怡几乎在一夜之间长大，她开始懂得感恩，不再因为妈妈的“疯”病而觉得羞耻。从吴怡记事起，妈妈每隔两年就要住一次精神病院。妈妈住院期间，姥爷、姥姥负责照顾她的生活。她只知道有父亲，还有一个哥哥，却从没见过面。精神状态稳定的时候，吴文煜对吴怡十分疼爱。
1999年，妈妈又犯病了，嘴里不停说：“儿啊，你怎么不带妈妈一起走？”吴怡问姥姥，妈妈的话是什么意思，姥姥这才告诉她，吴文煜与张勇结婚后生过一个孩子张扬。张扬1岁多时，吴文煜间歇性精神分裂症发作，张勇带着儿子离开了家。几年后，张扬也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疾病。那年3月，张扬去世。吴文煜受到刺激，又发病了。
半年多后，吴文煜出院了，她看起来和常人并无二样。趁着吴怡放寒假，吴文煜想让她和张勇相认，不承想暴露了吴怡的身世。
2001年5月，吴怡的姥姥病故。张勇在城中村的房子要拆迁，他便搬回家与吴文煜母女同住。这是吴怡记事起父母第一次团聚。然而，一家三口只共同生活了四五年，张勇就去了外地，从此再无音信。
吴怡大学毕业那年，本来有机会留在南京就业，可为了照顾母亲，她回到了镇江。热心人看她一直单身，便给她介绍对象，她有言在先，婚后要与养母生活在一起。这个要求吓退了不少男孩，直到2015年，一个叫赵刚的小伙子接受了吴怡的要求，和她结了婚。
吴文煜被女儿女婿接到新买的房子里照料，她原来的住宅空置了下来。
养父：“我们没有到民政部门办理收养手续，也就意味着收养关系不成立，你哪里来的监护资格？”
2017年，吴文煜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渐渐失去了记忆，大小便不能自理，连女儿都不认识了。4月，吴怡带母亲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她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导致认知功能完全丧失，已经发展成了老年痴呆症。
2017年6月，吴怡怀孕了，想着夫妻俩收入都不高，还得缴月供，还得照顾吴文煜，她便做通了赵刚的工作，决定暂时不生育，到医院做了流产手术。
2018年春节，长期失联的张勇突然找上门，说他年龄大了，想住进条件好一些的老年公寓，无奈退休金比较低，基本没什么积蓄，提出卖掉吴文煜的住房：“卖房的钱，我只拿一半，另一半你保管，将来由你继承，可以办个公证手续。”
吴怡知道，养父说的房子原是姥姥单位分的公房，住房改革那年，姥姥出资买断，产权直接登记在吴文煜名下。姥姥在临终前曾嘱托，这房子要吴文煜居住终老。吴怡将母亲接到身边后，房子一直保持原样。
因此对于养父的提议，吴怡直接拒绝了。她说房子不能卖，但愿意接纳养父共同生活：“这样既节约了花销，你也可以在我们身边颐养天年。”张勇却皱起了眉头：“你姥姥家害了我一辈子，我婚后才发现你妈有这病，这么多年也没有离成婚，从来没有过上像样的日子。年轻时就因为不愿意面对你妈，我才几度出走。现在我老了，更不想每天对着她心里添堵。”见养父这样说，吴怡表示，她可以每月给养父赡养费，如果他生病住院，她可以分摊医疗费，但房子在母亲生前绝不可能处理。
经过数次交涉，吴怡都没有松口。张勇咨询律师后，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宣告吴文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他为监护人。
法院通过医学鉴定，确定吴文煜已经丧失意识，确实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吴怡对此没有异议，但提出，张勇虽系吴文煜的丈夫，但双方已经分居10余年，在此期间，她与母亲相依为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吴文煜的监护权应当由她这个正在进行贴身照顾的女儿行使。张勇却说：“我们没有到民政部门办理收养手续，也就意味着收养关系不成立，你哪里来的监护资格？”
2019年7月，法院判决，宣告吴文煜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指定张勇为其监护人。
之后，张勇并没有到吴怡家中探望妻子。两个月后，他告知吴怡已经为那套房子找好了买家，让吴怡清空室内物品并交出钥匙。
法院审理认为：吴怡年幼时即被吴文煜领养是客观事实;张勇知道妻子的收养行为后，曾在经济上帮助妻子抚育养女;两原告和被告之间也以父女、母女相称，因此可以确认两原告与吴怡存在事实上的收养关系
为阻止张勇卖房，吴怡索性带着母亲住进了那套房子里。此后，几拨看房的人都被吴怡劝了回去。张勇对此又气又急，干脆作为原告，同时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将吴文煜也列为原告，起诉到法院，请求确认吴文煜与吴怡的收养关系无效。
张勇诉称，我国于1982年就实行了計划生育政策，他和吴文煜于1983年生育了儿子，同年领取了独生子女证。因此，吴文煜在1988年领养吴怡的行为，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而且也没有办理收养登记。另外，吴文煜于1980年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并住院治疗。她生下儿子后病情有所发展，不具备收养子女的相应民事行为能力。 吴怡据理力争：“张勇没有证据证明吴文煜当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而且他的诉求也不能代表吴文煜本人的真实意愿。张勇更没有证据证明吴文煜在收养我时违反了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即使存在没有办理收养登记的瑕疵，但我从被收养到现在已将近30年，收养早已既成事实。这些年，吴文煜对我视如亲生，我也把吴文煜当作亲生母亲，我们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均未提出解除收养关系。因此，张勇存在滥用监护人代理权的行为。”
法院审理认为，吴怡年幼时即被吴文煜领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张勇知道妻子的收养行为后，也曾在经济上帮助妻子抚育养女;两原告和被告之间以父女、母女相称，因此可以确认两原告与吴怡存在事实上的收养关系。案涉收养事实发生于1988年，即为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之前，当时，办理收养登记并非确认收养关系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实收养关系。
法官还指出，张勇认为收养无效的理由有两点：其一，两原告曾生育一子，故收养行为违反了计划生育相关的政策法规;其二，吴文煜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具备收养子女的能力。
对此，合议庭认为，虽然吴文煜患有精神疾病时间较长，但精神疾病系医学概念，民事行为能力系法律概念，两者不能混同。吴文煜在2019年才经司法鉴定确认无民事行为能力，但并不能就此推定其在1988年收养吴怡时就无民事行为能力。即使吴文煜有多年精神疾病史，也并不必然可以认定她一直处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状态，更无法确认她无收养被告的行为能力。
而且，原、被告间的事实收养关系发生在《收养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之前。在此前不同历史时期，计划生育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也有相应的规章，国家推行和鼓励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严格控制生育第二个孩子，但也有可生育二胎的例外，如《江苏省计划生育条例》在推行和鼓励只生一胎的原则性规定下，同时规定了可按计划再生一个孩子的情形。本案中，张勇、吴文煜的婚生子自幼患有精神疾病，并不当然排除收养的合法性。
2020年12月23日，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驳回两原告确认收养关系无效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张勇没有提出上诉。吴怡将判决书念给吴文煜听时，吴文煜似乎明白了什么，脸上露出了笑意。吴怡捋了捋养母的白发，贴在她耳边轻轻说：“妈妈，我一直陪着您！”
点评：
收養制度是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合法的收养关系应予以保护，稳定合理的收养关系应予以尊重。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设立了三个条款，对解除收养关系的条件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第1114条：当事人协议解除及因违法行为而解除。收养人在被收养人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养关系，但是收养人、送养人双方协议解除的除外。养子女8周岁以上的，应当征得本人同意。收养人不履行抚养义务，有虐待、遗弃等侵害未成年养子女合法权益行为的，送养人有权要求解除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收养关系。送养人、收养人不能达成解除收养关系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1115条：关系恶化而协议解除。养父母与成年养子女关系恶化、无法共同生活的，可以协议解除收养关系。不能达成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1116条：解除收养关系登记。当事人协议解除收养关系的，应当到民政部门办理解除收养关系登记。
本案中，张勇援引的收养无效的法律规定，皆是着重保护被收养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以防出现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情形。事实上，吴怡早已成年，并且参加工作、成立家庭，不存在阻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情形。
依据传统伦理，收养关系的目的是为了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是为了幼有所育、老有所养。现在，不论是张勇还是吴文煜，都已年老体弱，急需吴怡履行赡养义务。若认定收养关系无效，就可能会出现吴文煜无人赡养和照顾的情况，更会出现事实上吴怡愿意赡养吴文煜和张勇，而法律还要否认其父女、母女关系的悖论，不利于保护收养人的合法权益。另外，依据公序良俗原则，法院也不应对吴文煜收养吴怡的行为作无效认定。
【编辑：潘金瑞】
得知自己的身世，吴怡几乎在一夜之间长大，她开始懂得感恩，不再因为妈妈的“疯”病而觉得羞耻
家住江苏省镇江市的吴怡，12岁时才知道自己的身世。那是2000年1月，小学六年级寒假的第一天，妈妈吴文煜带着吴怡到市区的城中村，要她与父亲张勇相认。一路上，吴文煜反复叮嘱她：“进了门要叫爸爸。”谁知，见到张勇后，她还没出声，张勇就冷冷地说：“疯婆子，这就是你捡来的丫头？”
返回的路上，吴怡边哭边问妈妈：“我真是你捡来的吗？”吴文煜断断续续说起了往事。1988年10月的一天早上，她出门就听到清亮的啼哭声，循声找寻，在垃圾箱旁发现了襁褓中的吴怡，她身边还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她的生日。
得知自己的身世，吴怡几乎在一夜之间长大，她开始懂得感恩，不再因为妈妈的“疯”病而觉得羞耻。从吴怡记事起，妈妈每隔两年就要住一次精神病院。妈妈住院期间，姥爷、姥姥负责照顾她的生活。她只知道有父亲，还有一个哥哥，却从没见过面。精神状态稳定的时候，吴文煜对吴怡十分疼爱。
1999年，妈妈又犯病了，嘴里不停说：“儿啊，你怎么不带妈妈一起走？”吴怡问姥姥，妈妈的话是什么意思，姥姥这才告诉她，吴文煜与张勇结婚后生过一个孩子张扬。张扬1岁多时，吴文煜间歇性精神分裂症发作，张勇带着儿子离开了家。几年后，张扬也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疾病。那年3月，张扬去世。吴文煜受到刺激，又发病了。
半年多后，吴文煜出院了，她看起来和常人并无二样。趁着吴怡放寒假，吴文煜想让她和张勇相认，不承想暴露了吴怡的身世。
2001年5月，吴怡的姥姥病故。张勇在城中村的房子要拆迁，他便搬回家与吴文煜母女同住。这是吴怡记事起父母第一次团聚。然而，一家三口只共同生活了四五年，张勇就去了外地，从此再无音信。
吴怡大学毕业那年，本来有机会留在南京就业，可为了照顾母亲，她回到了镇江。热心人看她一直单身，便给她介绍对象，她有言在先，婚后要与养母生活在一起。这个要求吓退了不少男孩，直到2015年，一个叫赵刚的小伙子接受了吴怡的要求，和她结了婚。
吴文煜被女儿女婿接到新买的房子里照料，她原来的住宅空置了下来。
养父：“我们没有到民政部门办理收养手续，也就意味着收养关系不成立，你哪里来的监护资格？”
2017年，吴文煜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渐渐失去了记忆，大小便不能自理，连女儿都不认识了。4月，吴怡带母亲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她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导致认知功能完全丧失，已经发展成了老年痴呆症。
2017年6月，吴怡怀孕了，想着夫妻俩收入都不高，还得缴月供，还得照顾吴文煜，她便做通了赵刚的工作，决定暂时不生育，到医院做了流产手术。
2018年春节，长期失联的张勇突然找上门，说他年龄大了，想住进条件好一些的老年公寓，无奈退休金比较低，基本没什么积蓄，提出卖掉吴文煜的住房：“卖房的钱，我只拿一半，另一半你保管，将来由你继承，可以办个公证手续。”
吴怡知道，养父说的房子原是姥姥单位分的公房，住房改革那年，姥姥出资买断，产权直接登记在吴文煜名下。姥姥在临终前曾嘱托，这房子要吴文煜居住终老。吴怡将母亲接到身边后，房子一直保持原样。
因此对于养父的提议，吴怡直接拒绝了。她说房子不能卖，但愿意接纳养父共同生活：“这样既节约了花销，你也可以在我们身边颐养天年。”张勇却皱起了眉头：“你姥姥家害了我一辈子，我婚后才发现你妈有这病，这么多年也没有离成婚，从来没有过上像样的日子。年轻时就因为不愿意面对你妈，我才几度出走。现在我老了，更不想每天对着她心里添堵。”见养父这样说，吴怡表示，她可以每月给养父赡养费，如果他生病住院，她可以分摊医疗费，但房子在母亲生前绝不可能处理。
经过数次交涉，吴怡都没有松口。张勇咨询律师后，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宣告吴文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他为监护人。
法院通过医学鉴定，确定吴文煜已经丧失意识，确实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吴怡对此没有异议，但提出，张勇虽系吴文煜的丈夫，但双方已经分居10余年，在此期间，她与母亲相依为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吴文煜的监护权应当由她这个正在进行贴身照顾的女儿行使。张勇却说：“我们没有到民政部门办理收养手续，也就意味着收养关系不成立，你哪里来的监护资格？”
2019年7月，法院判决，宣告吴文煜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指定张勇为其监护人。
之后，张勇并没有到吴怡家中探望妻子。两个月后，他告知吴怡已经为那套房子找好了买家，让吴怡清空室内物品并交出钥匙。
法院审理认为：吴怡年幼时即被吴文煜领养是客观事实;张勇知道妻子的收养行为后，曾在经济上帮助妻子抚育养女;两原告和被告之间也以父女、母女相称，因此可以确认两原告与吴怡存在事实上的收养关系
为阻止张勇卖房，吴怡索性带着母亲住进了那套房子里。此后，几拨看房的人都被吴怡劝了回去。张勇对此又气又急，干脆作为原告，同时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将吴文煜也列为原告，起诉到法院，请求确认吴文煜与吴怡的收养关系无效。
张勇诉称，我国于1982年就实行了計划生育政策，他和吴文煜于1983年生育了儿子，同年领取了独生子女证。因此，吴文煜在1988年领养吴怡的行为，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而且也没有办理收养登记。另外，吴文煜于1980年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并住院治疗。她生下儿子后病情有所发展，不具备收养子女的相应民事行为能力。 吴怡据理力争：“张勇没有证据证明吴文煜当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而且他的诉求也不能代表吴文煜本人的真实意愿。张勇更没有证据证明吴文煜在收养我时违反了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即使存在没有办理收养登记的瑕疵，但我从被收养到现在已将近30年，收养早已既成事实。这些年，吴文煜对我视如亲生，我也把吴文煜当作亲生母亲，我们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均未提出解除收养关系。因此，张勇存在滥用监护人代理权的行为。”
法院审理认为，吴怡年幼时即被吴文煜领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张勇知道妻子的收养行为后，也曾在经济上帮助妻子抚育养女;两原告和被告之间以父女、母女相称，因此可以确认两原告与吴怡存在事实上的收养关系。案涉收养事实发生于1988年，即为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之前，当时，办理收养登记并非确认收养关系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实收养关系。
法官还指出，张勇认为收养无效的理由有两点：其一，两原告曾生育一子，故收养行为违反了计划生育相关的政策法规;其二，吴文煜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具备收养子女的能力。
对此，合议庭认为，虽然吴文煜患有精神疾病时间较长，但精神疾病系医学概念，民事行为能力系法律概念，两者不能混同。吴文煜在2019年才经司法鉴定确认无民事行为能力，但并不能就此推定其在1988年收养吴怡时就无民事行为能力。即使吴文煜有多年精神疾病史，也并不必然可以认定她一直处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状态，更无法确认她无收养被告的行为能力。
而且，原、被告间的事实收养关系发生在《收养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之前。在此前不同历史时期，计划生育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也有相应的规章，国家推行和鼓励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严格控制生育第二个孩子，但也有可生育二胎的例外，如《江苏省计划生育条例》在推行和鼓励只生一胎的原则性规定下，同时规定了可按计划再生一个孩子的情形。本案中，张勇、吴文煜的婚生子自幼患有精神疾病，并不当然排除收养的合法性。
2020年12月23日，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驳回两原告确认收养关系无效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张勇没有提出上诉。吴怡将判决书念给吴文煜听时，吴文煜似乎明白了什么，脸上露出了笑意。吴怡捋了捋养母的白发，贴在她耳边轻轻说：“妈妈，我一直陪着您！”
点评：
收養制度是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合法的收养关系应予以保护，稳定合理的收养关系应予以尊重。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设立了三个条款，对解除收养关系的条件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第1114条：当事人协议解除及因违法行为而解除。收养人在被收养人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养关系，但是收养人、送养人双方协议解除的除外。养子女8周岁以上的，应当征得本人同意。收养人不履行抚养义务，有虐待、遗弃等侵害未成年养子女合法权益行为的，送养人有权要求解除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收养关系。送养人、收养人不能达成解除收养关系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1115条：关系恶化而协议解除。养父母与成年养子女关系恶化、无法共同生活的，可以协议解除收养关系。不能达成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1116条：解除收养关系登记。当事人协议解除收养关系的，应当到民政部门办理解除收养关系登记。
本案中，张勇援引的收养无效的法律规定，皆是着重保护被收养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以防出现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情形。事实上，吴怡早已成年，并且参加工作、成立家庭，不存在阻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情形。
依据传统伦理，收养关系的目的是为了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是为了幼有所育、老有所养。现在，不论是张勇还是吴文煜，都已年老体弱，急需吴怡履行赡养义务。若认定收养关系无效，就可能会出现吴文煜无人赡养和照顾的情况，更会出现事实上吴怡愿意赡养吴文煜和张勇，而法律还要否认其父女、母女关系的悖论，不利于保护收养人的合法权益。另外，依据公序良俗原则，法院也不应对吴文煜收养吴怡的行为作无效认定。
【编辑：潘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