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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留言】当下的中国，社会转型期规则尚未建立，利益倾轧时有发生。换句话说，强权势力侵犯私人利益之事并不鲜见。妥协，还是反抗？本文主人公给出的选择是后者。
胡适先生说过：争取你的权利，就是争取国家的权利。说不，特别是向比自己强大数倍的不公势力说不，用行动去构建公平的社会秩序，愿我们都有这样的勇气。
“我形象不好”，曹树森自嘲说。
他满头白发，容貌普通，左眼因视力受损看东西时习惯半眯着。这是个扔进人群里就找不到的人。
若非当年那场巨变，他也许会跟众多国企职工一样，蜗在工厂里日复一日的倒班，直至退休。而今，经历过13年上访和上诉的磨砺，曹树森懂得了当遭遇不公时应如何使用法律之盾去捍卫自己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维权，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命运。
潜伏取证
2011年3月末，开薪的日子。曹树森却被告知，“领完工资明天不用来了”。
老曹是两年前到沈阳市这家医院的下属酒店当和面师傅。他说接到通知一点也不意外。“头一个月说要给我加班工资，一小时算7元。我现在每月工资开900元，这加班费就抵半个月工资了，肯定要坏事！”
和面是个苦差事，老曹每天要干11个小时，几乎没休过周末。干了快两年，大堂经理承诺每天算2小时的加班，给加班费。可还没到月底大堂换了新经理，老曹接到了解雇通知。
“不用我可以，有啥说法没？”没有。“有手续没？”没有。“没有手续，随便就这么撵我，那能行吗？”沈阳餐饮行业人员的流动性很大，被酒店食堂解雇时，员工一般都是拿钱走人，经理被老曹问蒙了。要手续有啥用？“能得失业保险、经济补偿金，没有提前一个月告知还得给一个月工资。差钱呀！”对方说，你找酒店经理谈吧。
酒店经理不同意，说你没签合同，不能给你出手续。老曹乐了。“是你没跟我签，不是我不愿意签啊！”两人没谈拢，之后就耗上了。
其实，曹树森知道双方早晚要对峙。“不给签合同，不缴纳社会保险，加班没有加班费。这些都不合法。”潜伏两年，他等的就是证据。“刚进去就想维权，指定给你撵回家！”曹树森的心得是：俯下身子认真工作，借机寻找一切有利证据，以备日后之需。
上任大堂经理离职时，把考勤表等资料随手扔进了垃圾筐。老曹瞅见，偷偷捡了出来。“上面有我的签名，这可是重要证据。”他还觉得不保靠，又找到一张后厨员工的集体合影。一切就绪，曹树森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与医院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医院是事业单位，跟它签，以后各项待遇都有保证。”医院慌了手脚。先是拖延，后来举证酒店承包出去了，并非下属机构。老曹只得退而求其次，要求与酒店签合同。因证据确凿，2012年11月他如愿以偿。
有了合同，曹树森以后每个月1200元工资，给缴纳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每周只需工作5天半，超时算加班工资。因为害怕其他未签合同的员工知道真相，酒店让老曹在家休息，至今已一年有余，“不上班还照拿工资”。经理背后气得直骂，“就是个无赖”。
“第一年没签合同，要补11个月的工资，还有之前欠的社保费、加班费，这些他以后都得给我。”老曹笑着说，自己还没要完呢。
上访斗智
其实，跟曹树森有类似遭遇的绝非少数。“整个沈阳市多少厨师、保洁、保安都没签合同！”没有合同的保障，这些人常常无缘无故就被单位扫地出门，老曹却来了一个漂亮的逆袭。他为何能赢？
一切还要从2000年说起。是年8月8日，沈阳冶炼厂破产，曹树森曾在其铜冶炼分厂负责看护精炼炉。破产后，按照要求沈阳市卫生局组织冶炼厂职工进行体检，许多人被确诊为金属中毒和吸收。曹树森就是砷吸收确诊者中的一员。
彼时，职业病防治法未出台，职业病诊断标准目录也未全部建立，砷中毒并无标准。工人们认为自己也是中毒的，只是因没有标准才被划到了吸收患者里。按照当时法律规定，中毒者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并有伤残补助金。吸收者则就地遣散，没有任何补偿。出于不满，数百名工人们开始了上访维权之路。曹树森和工友王文河、张万贵等人正是领头人。
上访，这个简单的词语背后却有无尽的故事令人玩味。
2011年6月末，曹树森等四人第一次进京，目的地国务院信访办。火车上众人就商议，分成两组分头行事，以免被一锅端。下了车，老曹和一位工友入住到国务院信访办对面街的小旅馆。登记时店主问，是不是来上访的。老曹很警觉，“来旅游的”。到哪？“十渡。”老曹平时爱搜集各地旅游信息，知道旅馆外有一班火车是到十渡风景区的，店主遂不再打探。
此时正是初夏，北京夜晚闷热，曹树森两人买来西瓜消暑。不过，刀子在这是违禁品，为避嫌两人只能拿勺子剖开吃。“住这不安全！”第二天，两人又搬到宣武门附近一家旅馆，“两面开门，谁来都不好堵”。
果真，第一天去国务院信访办之后，沈阳市控访的工作人员就盯上了四人。几天接触，其中一组被拉着吃喝游玩，“投降了”。曹树森两人很沮丧，“大家凑钱让咱进京，要啥也没干成回去咋交待？”
还得斗智。在国家经贸委，老曹使了一诈。他问接访的处长，“中央办公厅对职业病有个解释文件，你让咱看看呗。”其实他只是隐约听过，并不知道真有。这一问，对方不仅拿出了文件，还允许老曹复印。结果凭此文件，为冶炼厂1300多名铅中毒职工每人又多争取了9000多元。“原来只打算给中毒的赔偿伤残补助金，看到文件才知道还有就业补助金。”
虽然吸收者的补偿依然没有着落，但这次胜利成为老曹等人日后不断上访的动力。
[坚持只为权利]
当然，上访并非都是一帆风顺。
2008年，曹树森最后一次进京上访，从卫生部出来就被北京公安抓了。理由很简单：保证奥运会顺利召开。他被送到上访人员集中中心久敬庄。
“乌泱泱全是上访的，各地来的车往回拉，24小时不停。”等车时管饭，每人俩馒头一根香肠一袋咸菜。发餐时，老曹说俩馒头不饱，再给一个。他得了仨。旁边有人问，你咋有三个？“你不吱声他能给你啊？”老曹说到哪他都不怕事，“敢张嘴”。 押解回沈的路上，老曹认出来接人的曾在铁西区信访办任职。当年铁西区工厂搬迁，有些小企业主拿到补偿款后就跑了。这位工作人员主张，把钱扣下直接给工人分，赢得了口碑。一路上，老曹把对方当年的善举一顿夸。到沈阳后对方没难为他，让他顺利回了家。
从2000年开始上访，到2009年进入诉讼程序，这一路走来已经10年了。为了互相鼓劲，曹树森四人每周碰一次面，商量案情，分享办法。有次法庭庭审结束，法官对曹树森四人说，我真佩服你们几个的毅力。
不过，付出总是有代价的。因为多年奔波，家里只能靠妻子操持；原本学习不错的儿子对他不理解，竟荒废了学业。“这事，我真不知咋说……”老曹哽咽难言。
他只能安慰自己：如果维权成功，自己后半生就不需要儿子操心了。按《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职业病鉴定期间不能解除合同，保持工资待遇不变。如果老曹等人定上了职业病，工资、各项保险都得给补上。“那就相当可观了。”
对于维权，老曹有自己的见解。“领导喜欢讲权力，我看的是效益。咱们维权，维的是权利的利，没钱我不折腾。”
惠及许多人
曹树森是1959生人。他感叹说：“生下来没东西吃，要上学赶上‘文化大革命’，上班没几年单位又破产了。一辈子没赶上好时候！”
虽然只有初中学历，老曹自学一直没断过。从1980年代开始，他每周都去泡图书馆，风雨无阻。上访之后，诸多法律知识和上诉程序，都是从书里一点点学的。
这些可不白学。家里下水道堵了，因是弃管小区老曹报到了社区，但房管局迟迟不见动静。他直接找到行政执法，“城建是不是归你们管？”答是。“弃管小区下水堵了为啥不给修？”对方挺重视，答应马上协调。老曹前脚到家，房管局后脚就跟来，一顿大修，通了。
有不少人因为老曹的维权而获益。这些年为职业病上访上诉，2004年沈阳市卫生局被迫向冶炼厂数百名吸收患者，每人平均支付8000多元的补偿——曹树森等四人一直没领。发钱时，冶炼厂破产清算小组承认，“没你们四个这钱根本发不下来！”
2012年初，沈阳市进行老旧小区改造，老曹所在小区的外走廊窗户没给更换。老曹找到铁西区小区改造办公室询问，对方说这项目没报批。“不可能！”他又跑到市小区办反映，对方答应都给换。3个月后，整个小区全给换成了双层塑钢窗户，“看着可亮堂了”。
出于亲身经历，老曹摇头说社会风气不好，“被侵权的人太多了”。他说，国际劳工组织当年签订《费城宣言》时有个共识，任何人的贫穷都是富人的威胁。“为消除威胁，要么一味保护富人打击穷人，要么让穷人也富起来威胁就没了。你琢磨咱们是哪种？”
在家里每当看到行政暴力执法之类的新闻时，老曹就有点愤怒。“要对那些欠薪的老板这样，打工的还至于又爬塔吊又跳楼的吗？”他定义其为：欺软怕硬，选择性行政执法。
这些年的折腾，让老曹精通劳动领域的各类法律法规，有工友经人介绍上门求助，他就热心帮忙。某次，一位打工者被欠工资，老曹陪着去仲裁处。工作人员问有证据吗，打工者说有工资条。条上没有公章，问谁签的字，答老板儿子。工作人员说这可不算。老曹支招，“这老板儿子是干啥的？”被欠薪者说是公司会计。“那就可以作为证据啦！”结果，工人讨回被欠的三千多元工资。
曹树森说，只要时间允许，自己乐意为被侵权的工友支招维权。“我的角色，就是对社会丑恶现象的震慑。”W
责编/马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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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先生说过：争取你的权利，就是争取国家的权利。说不，特别是向比自己强大数倍的不公势力说不，用行动去构建公平的社会秩序，愿我们都有这样的勇气。
“我形象不好”，曹树森自嘲说。
他满头白发，容貌普通，左眼因视力受损看东西时习惯半眯着。这是个扔进人群里就找不到的人。
若非当年那场巨变，他也许会跟众多国企职工一样，蜗在工厂里日复一日的倒班，直至退休。而今，经历过13年上访和上诉的磨砺，曹树森懂得了当遭遇不公时应如何使用法律之盾去捍卫自己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维权，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命运。
潜伏取证
2011年3月末，开薪的日子。曹树森却被告知，“领完工资明天不用来了”。
老曹是两年前到沈阳市这家医院的下属酒店当和面师傅。他说接到通知一点也不意外。“头一个月说要给我加班工资，一小时算7元。我现在每月工资开900元，这加班费就抵半个月工资了，肯定要坏事！”
和面是个苦差事，老曹每天要干11个小时，几乎没休过周末。干了快两年，大堂经理承诺每天算2小时的加班，给加班费。可还没到月底大堂换了新经理，老曹接到了解雇通知。
“不用我可以，有啥说法没？”没有。“有手续没？”没有。“没有手续，随便就这么撵我，那能行吗？”沈阳餐饮行业人员的流动性很大，被酒店食堂解雇时，员工一般都是拿钱走人，经理被老曹问蒙了。要手续有啥用？“能得失业保险、经济补偿金，没有提前一个月告知还得给一个月工资。差钱呀！”对方说，你找酒店经理谈吧。
酒店经理不同意，说你没签合同，不能给你出手续。老曹乐了。“是你没跟我签，不是我不愿意签啊！”两人没谈拢，之后就耗上了。
其实，曹树森知道双方早晚要对峙。“不给签合同，不缴纳社会保险，加班没有加班费。这些都不合法。”潜伏两年，他等的就是证据。“刚进去就想维权，指定给你撵回家！”曹树森的心得是：俯下身子认真工作，借机寻找一切有利证据，以备日后之需。
上任大堂经理离职时，把考勤表等资料随手扔进了垃圾筐。老曹瞅见，偷偷捡了出来。“上面有我的签名，这可是重要证据。”他还觉得不保靠，又找到一张后厨员工的集体合影。一切就绪，曹树森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与医院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医院是事业单位，跟它签，以后各项待遇都有保证。”医院慌了手脚。先是拖延，后来举证酒店承包出去了，并非下属机构。老曹只得退而求其次，要求与酒店签合同。因证据确凿，2012年11月他如愿以偿。
有了合同，曹树森以后每个月1200元工资，给缴纳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每周只需工作5天半，超时算加班工资。因为害怕其他未签合同的员工知道真相，酒店让老曹在家休息，至今已一年有余，“不上班还照拿工资”。经理背后气得直骂，“就是个无赖”。
“第一年没签合同，要补11个月的工资，还有之前欠的社保费、加班费，这些他以后都得给我。”老曹笑着说，自己还没要完呢。
上访斗智
其实，跟曹树森有类似遭遇的绝非少数。“整个沈阳市多少厨师、保洁、保安都没签合同！”没有合同的保障，这些人常常无缘无故就被单位扫地出门，老曹却来了一个漂亮的逆袭。他为何能赢？
一切还要从2000年说起。是年8月8日，沈阳冶炼厂破产，曹树森曾在其铜冶炼分厂负责看护精炼炉。破产后，按照要求沈阳市卫生局组织冶炼厂职工进行体检，许多人被确诊为金属中毒和吸收。曹树森就是砷吸收确诊者中的一员。
彼时，职业病防治法未出台，职业病诊断标准目录也未全部建立，砷中毒并无标准。工人们认为自己也是中毒的，只是因没有标准才被划到了吸收患者里。按照当时法律规定，中毒者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并有伤残补助金。吸收者则就地遣散，没有任何补偿。出于不满，数百名工人们开始了上访维权之路。曹树森和工友王文河、张万贵等人正是领头人。
上访，这个简单的词语背后却有无尽的故事令人玩味。
2011年6月末，曹树森等四人第一次进京，目的地国务院信访办。火车上众人就商议，分成两组分头行事，以免被一锅端。下了车，老曹和一位工友入住到国务院信访办对面街的小旅馆。登记时店主问，是不是来上访的。老曹很警觉，“来旅游的”。到哪？“十渡。”老曹平时爱搜集各地旅游信息，知道旅馆外有一班火车是到十渡风景区的，店主遂不再打探。
此时正是初夏，北京夜晚闷热，曹树森两人买来西瓜消暑。不过，刀子在这是违禁品，为避嫌两人只能拿勺子剖开吃。“住这不安全！”第二天，两人又搬到宣武门附近一家旅馆，“两面开门，谁来都不好堵”。
果真，第一天去国务院信访办之后，沈阳市控访的工作人员就盯上了四人。几天接触，其中一组被拉着吃喝游玩，“投降了”。曹树森两人很沮丧，“大家凑钱让咱进京，要啥也没干成回去咋交待？”
还得斗智。在国家经贸委，老曹使了一诈。他问接访的处长，“中央办公厅对职业病有个解释文件，你让咱看看呗。”其实他只是隐约听过，并不知道真有。这一问，对方不仅拿出了文件，还允许老曹复印。结果凭此文件，为冶炼厂1300多名铅中毒职工每人又多争取了9000多元。“原来只打算给中毒的赔偿伤残补助金，看到文件才知道还有就业补助金。”
虽然吸收者的补偿依然没有着落，但这次胜利成为老曹等人日后不断上访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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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访并非都是一帆风顺。
2008年，曹树森最后一次进京上访，从卫生部出来就被北京公安抓了。理由很简单：保证奥运会顺利召开。他被送到上访人员集中中心久敬庄。
“乌泱泱全是上访的，各地来的车往回拉，24小时不停。”等车时管饭，每人俩馒头一根香肠一袋咸菜。发餐时，老曹说俩馒头不饱，再给一个。他得了仨。旁边有人问，你咋有三个？“你不吱声他能给你啊？”老曹说到哪他都不怕事，“敢张嘴”。 押解回沈的路上，老曹认出来接人的曾在铁西区信访办任职。当年铁西区工厂搬迁，有些小企业主拿到补偿款后就跑了。这位工作人员主张，把钱扣下直接给工人分，赢得了口碑。一路上，老曹把对方当年的善举一顿夸。到沈阳后对方没难为他，让他顺利回了家。
从2000年开始上访，到2009年进入诉讼程序，这一路走来已经10年了。为了互相鼓劲，曹树森四人每周碰一次面，商量案情，分享办法。有次法庭庭审结束，法官对曹树森四人说，我真佩服你们几个的毅力。
不过，付出总是有代价的。因为多年奔波，家里只能靠妻子操持；原本学习不错的儿子对他不理解，竟荒废了学业。“这事，我真不知咋说……”老曹哽咽难言。
他只能安慰自己：如果维权成功，自己后半生就不需要儿子操心了。按《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职业病鉴定期间不能解除合同，保持工资待遇不变。如果老曹等人定上了职业病，工资、各项保险都得给补上。“那就相当可观了。”
对于维权，老曹有自己的见解。“领导喜欢讲权力，我看的是效益。咱们维权，维的是权利的利，没钱我不折腾。”
惠及许多人
曹树森是1959生人。他感叹说：“生下来没东西吃，要上学赶上‘文化大革命’，上班没几年单位又破产了。一辈子没赶上好时候！”
虽然只有初中学历，老曹自学一直没断过。从1980年代开始，他每周都去泡图书馆，风雨无阻。上访之后，诸多法律知识和上诉程序，都是从书里一点点学的。
这些可不白学。家里下水道堵了，因是弃管小区老曹报到了社区，但房管局迟迟不见动静。他直接找到行政执法，“城建是不是归你们管？”答是。“弃管小区下水堵了为啥不给修？”对方挺重视，答应马上协调。老曹前脚到家，房管局后脚就跟来，一顿大修，通了。
有不少人因为老曹的维权而获益。这些年为职业病上访上诉，2004年沈阳市卫生局被迫向冶炼厂数百名吸收患者，每人平均支付8000多元的补偿——曹树森等四人一直没领。发钱时，冶炼厂破产清算小组承认，“没你们四个这钱根本发不下来！”
2012年初，沈阳市进行老旧小区改造，老曹所在小区的外走廊窗户没给更换。老曹找到铁西区小区改造办公室询问，对方说这项目没报批。“不可能！”他又跑到市小区办反映，对方答应都给换。3个月后，整个小区全给换成了双层塑钢窗户，“看着可亮堂了”。
出于亲身经历，老曹摇头说社会风气不好，“被侵权的人太多了”。他说，国际劳工组织当年签订《费城宣言》时有个共识，任何人的贫穷都是富人的威胁。“为消除威胁，要么一味保护富人打击穷人，要么让穷人也富起来威胁就没了。你琢磨咱们是哪种？”
在家里每当看到行政暴力执法之类的新闻时，老曹就有点愤怒。“要对那些欠薪的老板这样，打工的还至于又爬塔吊又跳楼的吗？”他定义其为：欺软怕硬，选择性行政执法。
这些年的折腾，让老曹精通劳动领域的各类法律法规，有工友经人介绍上门求助，他就热心帮忙。某次，一位打工者被欠工资，老曹陪着去仲裁处。工作人员问有证据吗，打工者说有工资条。条上没有公章，问谁签的字，答老板儿子。工作人员说这可不算。老曹支招，“这老板儿子是干啥的？”被欠薪者说是公司会计。“那就可以作为证据啦！”结果，工人讨回被欠的三千多元工资。
曹树森说，只要时间允许，自己乐意为被侵权的工友支招维权。“我的角色，就是对社会丑恶现象的震慑。”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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