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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实地访谈的基础上，从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设计、制度实施、制度支撑和制度环境4个方面设计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影响因素的调查问卷，对225名被试进行调查。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影响因素包括4个因子，且各影响因素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相关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制度设计、制度实施、制度支撑和制度环境因素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 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探索性因子；相关性分析；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23-0008-06
2015年，教育部与重庆市人民政府签署共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国家制度建设试验区协议，明确提出包括产教对接在内的九大制度共建内容。推行产教对接，整合社会优势资源，实现职业教育与产业之间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促进区域现代职业教育和现代产业的协调发展。在近两年的实践发展中，取得初步成效，形成多种对接模式[1]。但还存在着产教对接不稳定、不深入、不规范等现实困境，其中，制度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因而，要促进职业教育产教对接有效深入的发展，形成长效的对接机制，应当厘清产教对接制度建设的影响因素，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针对影响因素的轻重缓急，制定科学的对接制度，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调查样本
本文调查数据来源于“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建设研究”课题组。课题组多次组织研究人员到重庆、江苏、广东、四川等地参与实地调研访谈工作，了解学校、企业参与产教对接的现状、需求、瓶颈与阻碍因素，以及政府相關职能部门、教育管理部门在产教对接中的责、权、利及执行情况，做好问卷调查的前期准备工作。
问卷调查过程中，为保证抽取的样本有代表性，分别在东、中、西部地区，选择有代表性的政府部门、职业教育管理部门、职业学院和企业作为样本群。其中，政府部门和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主要采用实地访谈、发函形式进行调研，学院和企业采用专业调研网、邮寄等方式展开调研。历时两个月，共回收有效企业问卷124份，有效职业学校问卷101份。
二、现状分析
（一）学校参与产教对接现状
1.基本概况
被调查学校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本次调查中，以高职、公办、东西部学校为主，学校规模从在校生数分布上来看比较平均。学校开设的专业与本省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或者主导性产业相匹配的专业主要集中在8～10个，学校近三年累计派到企业行业实践的教师主要集中在几十人到上百人。被调查的对象代表了各地区、各层次、各类型的学校情况，能客观反映各级各类院校在产教对接方面的状况。
2.学校参与产教对接基本情况
对被调查的101所学校参与产教对接的基本情况进行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调查结果显示，在5个基本对接方面，学校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专业与产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3个方面的对接参与程度都超过了93%，而在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方面的参与程度仅为55%左右。说明学校已经具有参与产教对接的意愿，但是在具体实施和执行过程中，还没达到可具体化、可操作化的程度。
学校在参与社会服务、深度形势的对接和产教对接保障建设方面，普遍参与程度不高。曾为当地提供科研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服务项目的学校占59.23%，而且合作项目成果的成功转化率仅有53.08%。在深度形势对接中，学校建立“厂中校”的比例为46.92%，虽然学校牵头组建（参与）职业教育集团的情况较高，但对牵头组建（参与）的职业教育集团运行满意程度不太理想，满意度为65%。在对接保障建设方面，虽然大多数学校（80.77%）设立了产教对接的相关机构，但这些机构在实际运行中，起到的实质性作用较小。
问卷中，针对当前较为普遍的“订单培养”模式设计“学校近三年的毕业生中，订单培养学生所占的比例”与“学校订单培养的学生去合作企业就业的比例”题目，调查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学校近三年的毕业生中，订单培养学生所占的比例超过20%的学校达72%，还有4%的学校没有参与订单培养。但在这些订单培养的学生中，最后留在合作企业就业的情况并不太好，80%以上的学校到合作企业就业的学生比例为42.6%，有11.9%的学校到合作企业就业的学生比例不到20%，说明绝大多数学校都在积极探索和实施“订单培养”模式，企业为了培养和储备人才，也在积极配合，但从最后留在合作企业就业的情况来看，会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企业参与订单培养的积极性。
（二）企业参与产教对接现状
1.基本概况
被调查企业来自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行业，具有不同的所有制和规模，具体情况如表4。由表4可知，本次调查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四类，其中，民营企业最多，占56%；其次是国有企业，占19.2%；外资企业最少，占8.8%。从企业规模分布情况来看，企业员工200人及以上的比例最多，达到49.1%。调查问卷受访企业涉及土建、制造、服务、旅游、电子信息、机械等16个行业。其中，土建类最多，占到20.8%，其次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占17.6%和10.4%，其他行业分布比较均匀，但比例相对较小。
2.企业对产教对接的认识
在企业调查问卷中设计了“贵企业最希望参与校企合作的方式”一题，调查结果显示，企业最希望参与的是共同制定与实施人才培养方案，其次是与学校签订订单培养协议、获得优先用人权、共建实验实训中心。前四者的合作意愿度分别达到71.2%、68.8%、50.4%、42.4%。这说明企业很愿意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到学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并通过订单培养、共建实验实训中心等形式，为企业储备、培养人才。这一点在企业问卷中的另一题“贵企业在校企合作中最希望得到学校的支持”也得到证明，企业选择希望的支持排在前三项的分别是比例占61.6%的引进人才、比例占53.6%的提升生产效益和比例占56%的资源共享。 但是，由于企业在参与产教对接过程中，处于考虑学生安全与学生管理、企业自身生产效益，以及政府补贴不明确等因素影响，所以在受访的企业中愿意参与深度形式的产教对接比例并不高。例如，在“贵企业是否愿意参与举办混合所有制/股份制职业院校”题目中有53.6%的受访者给予肯定回答，在“是否加入了当地的职教集团或校企联盟”题目中有44%受访者给予的肯定回答，在“贵企业是否在合作职业院校建立‘校中厂’”题目中只有28%的受访者给予肯定回答。
3.企业对产教对接制度的认识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37%的企业对中央和地方关于职业教育产教对接政策制度还不太了解，甚至不清楚，而且有63.2%的企业在产教对接（校企合作）过程中没有享受到任何优惠政策。因此，在企业卷中认为最主要制约行业企业与职业院校对接的因素是政府缺少有关鼓励、优惠政策的引导和企业因参与人才培养的经济损失得不到补偿，见图1。在问卷中还了解到，不到一半的企业所在行业有定期发布人才需求预测的情况，有超过10%的行业根本没有发布人才需求。
三、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设计初始问卷
1.问卷设计的理论基础
历史制度主义特别关注制度在不同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组织中分配权力的状况，关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及不同的社会组织的不同行动选择。在产教对接制度的演化与变迁中，受到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雇主及雇主组织、工会、学校和学徒、行会、企业等因素影响。当然，不同国家的利益相关者会有所差异，但主体的利益相关者不会缺席，包括政府与相关职能部门、企业雇主、学校和学徒，因而他们就成为產教对接制度的影响因素[2]。
由此也可看出，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3][4]。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的形成需要围绕对接内容进行制度设计、制度实施与制度评价，而制度设计、实施与评价需要得到政府法律法规、产教对接利益相关方（税务部门、劳动保障部门、经信委、行业协会）等支撑，也将受到制度建设环境的影响。其内部各层次诸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关作用的关系，如图2所示。
2.实地访谈
通过对重庆市政府部门、职业教育专家、教育管理部门、企业代表、教师代表共计50余人进行深度访谈，了解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的影响因素。访谈主要内容有：“贵校认为实现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化最大的障碍是什么”“贵校希望国家出台哪些制度来保障职业教育产教对接”“贵校与合作企业合作建立‘校中厂’‘厂中校’过程中存在哪些障碍”。
对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的影响因素进行汇总和整理，从制度设计、制度实施、制度支撑和制度环境四个维度编制19条项目的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的影响因素的测量问卷。问卷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标度法，5代表“非常重要”，4代表“比较重要”，3代表“一般”，2代表“不太重要”，1代表“非常不重要”。
（二）构建正式问卷
通过对8位职业教育专家进行初始问卷的测量项目内容评估，经过多次集体座谈讨论和个别单独沟通，对初始问卷的测量项目的表述方式进行修正。超过半数的专家一致认同“产教对接制度设计的系统性”测量项目表述不够清晰，建议修改和删除，反复讨论，将其测量项目删除之后，得到18条项目的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的影响因素的正式测量指标，如表5所示。
（三）信效度检验
信度分析能够检测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影响因素测量指标体系的有效性和可靠性，通过定量化的信度系数α值来确定其可靠程度，信度系数越大，表面测量的可信程度越大。不同的研究者对α的界限值有不同的看法，但总体来说一般认为：α在0.60～0.65内，则认为不可信；α在0.65～0.70内，则认为是最小可接受值；α在0.70～0.80内，则认为相对较好；α在0.80～0.90内，则就是非常好。通过对“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影响因素测量指标总量表”和各个分量进行信度检验，总量表的内部信度为0.941，制度设计层面分量表信度为0.869，制度实施层面分量表信度为0.873，制度支撑层面分量表信度为0.907，制度环境层面分量表信度为0.870。因此，表5中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影响因素测量指标问卷很好地通过信度检验。
因子信度检验的结果显示，所有因子均满足信度要求，因此，最终的这18个量表问题同时通过了结构效度检验和信度检验。效度是指测量工具或手段能够准确测出所需测量的事物的程度。研究对问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所提取的4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解释率为74.733%，这表明该量表有较好的结构效度[5]。
（四）探索性因素分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主要应包括收集观测变量，获得协方差矩阵，确定因子个数，提取因子，因子旋转，解释因子结构以及计算因子得分等内容[6][7]。对18项因子进行KMO和Bartlett球度检验，以用于检验变量问的偏相关性，一般而言，KMO统计量在0.7以上时因子分析效果较好。其检验结果为0.926，Bartlett球形检验P值为0，说明变量的相关数矩阵不是单位阵，各变量不是相互独立的，非常适合于做因素分析。
（五）因子旋转与提取
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以最大方差法进行正交旋转，对实测的18个指标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在没有设定因子个数的情况下，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4个，累积解释方差率为73.809%，18个测量项目在各个因子上的负荷量均超过50%，达到标准要求。对4个因子所包含题项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在因子4中有1个项目的内容（贵校/企业对现有产教对接制度的满意程度）与原先编制的量表维度及题项归属差异较大，所以决定剔除掉这1个项目[8]，剩余17个项目。对这17个项目进行第二次探索性因子分析，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4个，累积解释方差率为74.385%，见表6。将所属因子项目按题号排列，并参考项目的内容对这5个因子命名为：因子F1为制度设计；因子F2为制度实施；因子F3为制度支撑；因子F4为制度环境。17个项目在4个因子中的分布及负荷量见表7。 （六）相关分析
对5个因子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的四个影响因素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关系。除制度支撑和制度实施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89之外，其余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都超过0.5。
（七）回归分析
进一步研究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以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内容（Z1）包括培养人才的质量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设置的专业与地方支柱产业的吻合度、开设课程的内容与职业标准的对接程度、教学过程与合作企业生产过程的融合度、双证书制度执行情况对产教对接制度执行的影响程度5个项目）为因变量，以制度设计（F1）、制度实施（F2）、制度支撑（F3）、制度环境（F4）为自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Z1=β0 β1F1 β2F2 β3F3 β4F4 εt （1）
其中β0，β1…β4為待估参数，εt为随机误差，其他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都包含在εt中。运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具体回归结果见表9。
由表9可得回归方程为：
Z1=0.519 0.563F1 0.856F2 0.256F3 0.721F4 （2）
从表9和方程公式（2）中可以看到，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制度设计、制度实施、制度支撑、制度环境进入了回归方程，表明这4个变量对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有显著的影响，是在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建设过程中时应着重考虑的因素。从回归系数来看，制度实施和制度支撑因素对产教对接制度的影响最大。
四、结论
（一）校企对接现状分析
一是职业院校在产教对接中，已经普遍形成参与产教对接的意愿，学校在人才培养与产业动态调整、专业与产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方面的对接参与程度都很高，但在具体实施和执行过程中，还没达到可具体化、可操作化的程度；学校在参与社会服务、深度形势的对接和产教对接保障建设方面，普遍参与程度不高；学校近三年参与订单培养学生所占的比例较高，但在这些订单培养的学生中，最后留在合作企业就业的情况并不太好，说明在培养实施过程中对学生管理和培养质量等方面还需提高。
二是相对于学校，企业参与产教对接积极性相对较低。虽然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到学校的人才培养，但由于企业在参与产教对接过程中，处于考虑学生安全与学生管理、企业自身生产效益，以及政府补贴不明确等因素影响，因而在受访的企业中愿意参与深度形式的产教对接比例并不高。
现阶段学校与企业对产教对接基本达成共识，有意共同培养人才，但受到现阶段各种因素的阻碍，这种对接还只停留在浅层次，深层次对接还未形成普遍共识。因此，在产教对接制度建设中，急需具有可视化、可操作化的条令引导校企双方展开深层次对接。
（二）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影响因素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影响因素重要性的排序是：制度实施、制度环境、制度设计、制度支撑，这个结果与相关性分析结果基本吻合。说明直接参与主体对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建设的影响最为明显。学校、企业对产教对接制度实施的重视程度、对接制度实施的自觉程度、对接制度职责中的履行程度，以及双方在对接中职责明确程度，直接关系到产教对接质量和效率。因此，在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建设中，应以学校、企业为核心，通过政府政策来规范其在产教对接中的自觉性。同时，明确学校企业各自的职责、义务与权力，以法律义务形式强化企业参与产教对接的责任意识，关注对企业的利益保障，以法律约束扶持政策和扶持金的落实，消除企业的后顾之忧。同时，让学校和学生的合法利益得到保障。
党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行业对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的重视程度是构成影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党和政府从国家层面重视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的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地方政府、行业组织制定切实可行的操作细则，加快职业教育产教的步伐，社会积极参与产教对接的监督，为产教对接提供保障措施。
参 考 文 献
[1]章建新.基于职业分析的高职产教对接模式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6（10）：15-19.
[2]李玉珠.产教融合制度及影响因素分析[J].职教论坛，2017（13）：24-28.
[3]邱璐轶.高职校企合作的影响因素分析[J].教育探索，2011（4）：156-157.
[4]刘海舟.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影响因素分析——以Z职业技术学院为例[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5.
[5]吴建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16-17.
[6]王松涛.探索性因子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比较研究[J].兰州学刊，2006（5）：155-156.
[7]周黎明，郭强，曹雪莹.基于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综合感知服务质量研究——以高速公路为例[J].软科学，2013（5）：62-65.
[8]吴明隆.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操作与应用[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274-275.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on-the-spot interview， the questionnaire on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eaching-production docking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designed from four aspects of design， implementation， support and environment. After the preliminary test， an official investigation to 225 participants has been implemented. Through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influence factors include four factors， and there i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mong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four factors mentioned above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production-teaching docking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 10% significance level.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duction-education docking system；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correlation analysis； influence factors
Author Zhao Dejun， director of the Education Committee of Yongchuan District of Chongqing City（Chongqing 402000）； Ran Anping， lecturer of Chongqing Kechuang Vocational College
关键词 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探索性因子；相关性分析；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23-0008-06
2015年，教育部与重庆市人民政府签署共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国家制度建设试验区协议，明确提出包括产教对接在内的九大制度共建内容。推行产教对接，整合社会优势资源，实现职业教育与产业之间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促进区域现代职业教育和现代产业的协调发展。在近两年的实践发展中，取得初步成效，形成多种对接模式[1]。但还存在着产教对接不稳定、不深入、不规范等现实困境，其中，制度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因而，要促进职业教育产教对接有效深入的发展，形成长效的对接机制，应当厘清产教对接制度建设的影响因素，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针对影响因素的轻重缓急，制定科学的对接制度，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调查样本
本文调查数据来源于“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建设研究”课题组。课题组多次组织研究人员到重庆、江苏、广东、四川等地参与实地调研访谈工作，了解学校、企业参与产教对接的现状、需求、瓶颈与阻碍因素，以及政府相關职能部门、教育管理部门在产教对接中的责、权、利及执行情况，做好问卷调查的前期准备工作。
问卷调查过程中，为保证抽取的样本有代表性，分别在东、中、西部地区，选择有代表性的政府部门、职业教育管理部门、职业学院和企业作为样本群。其中，政府部门和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主要采用实地访谈、发函形式进行调研，学院和企业采用专业调研网、邮寄等方式展开调研。历时两个月，共回收有效企业问卷124份，有效职业学校问卷101份。
二、现状分析
（一）学校参与产教对接现状
1.基本概况
被调查学校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本次调查中，以高职、公办、东西部学校为主，学校规模从在校生数分布上来看比较平均。学校开设的专业与本省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或者主导性产业相匹配的专业主要集中在8～10个，学校近三年累计派到企业行业实践的教师主要集中在几十人到上百人。被调查的对象代表了各地区、各层次、各类型的学校情况，能客观反映各级各类院校在产教对接方面的状况。
2.学校参与产教对接基本情况
对被调查的101所学校参与产教对接的基本情况进行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调查结果显示，在5个基本对接方面，学校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专业与产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3个方面的对接参与程度都超过了93%，而在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方面的参与程度仅为55%左右。说明学校已经具有参与产教对接的意愿，但是在具体实施和执行过程中，还没达到可具体化、可操作化的程度。
学校在参与社会服务、深度形势的对接和产教对接保障建设方面，普遍参与程度不高。曾为当地提供科研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服务项目的学校占59.23%，而且合作项目成果的成功转化率仅有53.08%。在深度形势对接中，学校建立“厂中校”的比例为46.92%，虽然学校牵头组建（参与）职业教育集团的情况较高，但对牵头组建（参与）的职业教育集团运行满意程度不太理想，满意度为65%。在对接保障建设方面，虽然大多数学校（80.77%）设立了产教对接的相关机构，但这些机构在实际运行中，起到的实质性作用较小。
问卷中，针对当前较为普遍的“订单培养”模式设计“学校近三年的毕业生中，订单培养学生所占的比例”与“学校订单培养的学生去合作企业就业的比例”题目，调查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学校近三年的毕业生中，订单培养学生所占的比例超过20%的学校达72%，还有4%的学校没有参与订单培养。但在这些订单培养的学生中，最后留在合作企业就业的情况并不太好，80%以上的学校到合作企业就业的学生比例为42.6%，有11.9%的学校到合作企业就业的学生比例不到20%，说明绝大多数学校都在积极探索和实施“订单培养”模式，企业为了培养和储备人才，也在积极配合，但从最后留在合作企业就业的情况来看，会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企业参与订单培养的积极性。
（二）企业参与产教对接现状
1.基本概况
被调查企业来自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行业，具有不同的所有制和规模，具体情况如表4。由表4可知，本次调查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四类，其中，民营企业最多，占56%；其次是国有企业，占19.2%；外资企业最少，占8.8%。从企业规模分布情况来看，企业员工200人及以上的比例最多，达到49.1%。调查问卷受访企业涉及土建、制造、服务、旅游、电子信息、机械等16个行业。其中，土建类最多，占到20.8%，其次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占17.6%和10.4%，其他行业分布比较均匀，但比例相对较小。
2.企业对产教对接的认识
在企业调查问卷中设计了“贵企业最希望参与校企合作的方式”一题，调查结果显示，企业最希望参与的是共同制定与实施人才培养方案，其次是与学校签订订单培养协议、获得优先用人权、共建实验实训中心。前四者的合作意愿度分别达到71.2%、68.8%、50.4%、42.4%。这说明企业很愿意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到学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并通过订单培养、共建实验实训中心等形式，为企业储备、培养人才。这一点在企业问卷中的另一题“贵企业在校企合作中最希望得到学校的支持”也得到证明，企业选择希望的支持排在前三项的分别是比例占61.6%的引进人才、比例占53.6%的提升生产效益和比例占56%的资源共享。 但是，由于企业在参与产教对接过程中，处于考虑学生安全与学生管理、企业自身生产效益，以及政府补贴不明确等因素影响，所以在受访的企业中愿意参与深度形式的产教对接比例并不高。例如，在“贵企业是否愿意参与举办混合所有制/股份制职业院校”题目中有53.6%的受访者给予肯定回答，在“是否加入了当地的职教集团或校企联盟”题目中有44%受访者给予的肯定回答，在“贵企业是否在合作职业院校建立‘校中厂’”题目中只有28%的受访者给予肯定回答。
3.企业对产教对接制度的认识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37%的企业对中央和地方关于职业教育产教对接政策制度还不太了解，甚至不清楚，而且有63.2%的企业在产教对接（校企合作）过程中没有享受到任何优惠政策。因此，在企业卷中认为最主要制约行业企业与职业院校对接的因素是政府缺少有关鼓励、优惠政策的引导和企业因参与人才培养的经济损失得不到补偿，见图1。在问卷中还了解到，不到一半的企业所在行业有定期发布人才需求预测的情况，有超过10%的行业根本没有发布人才需求。
三、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设计初始问卷
1.问卷设计的理论基础
历史制度主义特别关注制度在不同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组织中分配权力的状况，关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及不同的社会组织的不同行动选择。在产教对接制度的演化与变迁中，受到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雇主及雇主组织、工会、学校和学徒、行会、企业等因素影响。当然，不同国家的利益相关者会有所差异，但主体的利益相关者不会缺席，包括政府与相关职能部门、企业雇主、学校和学徒，因而他们就成为產教对接制度的影响因素[2]。
由此也可看出，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3][4]。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的形成需要围绕对接内容进行制度设计、制度实施与制度评价，而制度设计、实施与评价需要得到政府法律法规、产教对接利益相关方（税务部门、劳动保障部门、经信委、行业协会）等支撑，也将受到制度建设环境的影响。其内部各层次诸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关作用的关系，如图2所示。
2.实地访谈
通过对重庆市政府部门、职业教育专家、教育管理部门、企业代表、教师代表共计50余人进行深度访谈，了解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的影响因素。访谈主要内容有：“贵校认为实现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化最大的障碍是什么”“贵校希望国家出台哪些制度来保障职业教育产教对接”“贵校与合作企业合作建立‘校中厂’‘厂中校’过程中存在哪些障碍”。
对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的影响因素进行汇总和整理，从制度设计、制度实施、制度支撑和制度环境四个维度编制19条项目的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的影响因素的测量问卷。问卷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标度法，5代表“非常重要”，4代表“比较重要”，3代表“一般”，2代表“不太重要”，1代表“非常不重要”。
（二）构建正式问卷
通过对8位职业教育专家进行初始问卷的测量项目内容评估，经过多次集体座谈讨论和个别单独沟通，对初始问卷的测量项目的表述方式进行修正。超过半数的专家一致认同“产教对接制度设计的系统性”测量项目表述不够清晰，建议修改和删除，反复讨论，将其测量项目删除之后，得到18条项目的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的影响因素的正式测量指标，如表5所示。
（三）信效度检验
信度分析能够检测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影响因素测量指标体系的有效性和可靠性，通过定量化的信度系数α值来确定其可靠程度，信度系数越大，表面测量的可信程度越大。不同的研究者对α的界限值有不同的看法，但总体来说一般认为：α在0.60～0.65内，则认为不可信；α在0.65～0.70内，则认为是最小可接受值；α在0.70～0.80内，则认为相对较好；α在0.80～0.90内，则就是非常好。通过对“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影响因素测量指标总量表”和各个分量进行信度检验，总量表的内部信度为0.941，制度设计层面分量表信度为0.869，制度实施层面分量表信度为0.873，制度支撑层面分量表信度为0.907，制度环境层面分量表信度为0.870。因此，表5中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影响因素测量指标问卷很好地通过信度检验。
因子信度检验的结果显示，所有因子均满足信度要求，因此，最终的这18个量表问题同时通过了结构效度检验和信度检验。效度是指测量工具或手段能够准确测出所需测量的事物的程度。研究对问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所提取的4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解释率为74.733%，这表明该量表有较好的结构效度[5]。
（四）探索性因素分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主要应包括收集观测变量，获得协方差矩阵，确定因子个数，提取因子，因子旋转，解释因子结构以及计算因子得分等内容[6][7]。对18项因子进行KMO和Bartlett球度检验，以用于检验变量问的偏相关性，一般而言，KMO统计量在0.7以上时因子分析效果较好。其检验结果为0.926，Bartlett球形检验P值为0，说明变量的相关数矩阵不是单位阵，各变量不是相互独立的，非常适合于做因素分析。
（五）因子旋转与提取
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以最大方差法进行正交旋转，对实测的18个指标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在没有设定因子个数的情况下，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4个，累积解释方差率为73.809%，18个测量项目在各个因子上的负荷量均超过50%，达到标准要求。对4个因子所包含题项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在因子4中有1个项目的内容（贵校/企业对现有产教对接制度的满意程度）与原先编制的量表维度及题项归属差异较大，所以决定剔除掉这1个项目[8]，剩余17个项目。对这17个项目进行第二次探索性因子分析，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4个，累积解释方差率为74.385%，见表6。将所属因子项目按题号排列，并参考项目的内容对这5个因子命名为：因子F1为制度设计；因子F2为制度实施；因子F3为制度支撑；因子F4为制度环境。17个项目在4个因子中的分布及负荷量见表7。 （六）相关分析
对5个因子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的四个影响因素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关系。除制度支撑和制度实施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89之外，其余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都超过0.5。
（七）回归分析
进一步研究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以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内容（Z1）包括培养人才的质量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设置的专业与地方支柱产业的吻合度、开设课程的内容与职业标准的对接程度、教学过程与合作企业生产过程的融合度、双证书制度执行情况对产教对接制度执行的影响程度5个项目）为因变量，以制度设计（F1）、制度实施（F2）、制度支撑（F3）、制度环境（F4）为自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Z1=β0 β1F1 β2F2 β3F3 β4F4 εt （1）
其中β0，β1…β4為待估参数，εt为随机误差，其他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都包含在εt中。运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具体回归结果见表9。
由表9可得回归方程为：
Z1=0.519 0.563F1 0.856F2 0.256F3 0.721F4 （2）
从表9和方程公式（2）中可以看到，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制度设计、制度实施、制度支撑、制度环境进入了回归方程，表明这4个变量对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有显著的影响，是在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建设过程中时应着重考虑的因素。从回归系数来看，制度实施和制度支撑因素对产教对接制度的影响最大。
四、结论
（一）校企对接现状分析
一是职业院校在产教对接中，已经普遍形成参与产教对接的意愿，学校在人才培养与产业动态调整、专业与产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方面的对接参与程度都很高，但在具体实施和执行过程中，还没达到可具体化、可操作化的程度；学校在参与社会服务、深度形势的对接和产教对接保障建设方面，普遍参与程度不高；学校近三年参与订单培养学生所占的比例较高，但在这些订单培养的学生中，最后留在合作企业就业的情况并不太好，说明在培养实施过程中对学生管理和培养质量等方面还需提高。
二是相对于学校，企业参与产教对接积极性相对较低。虽然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到学校的人才培养，但由于企业在参与产教对接过程中，处于考虑学生安全与学生管理、企业自身生产效益，以及政府补贴不明确等因素影响，因而在受访的企业中愿意参与深度形式的产教对接比例并不高。
现阶段学校与企业对产教对接基本达成共识，有意共同培养人才，但受到现阶段各种因素的阻碍，这种对接还只停留在浅层次，深层次对接还未形成普遍共识。因此，在产教对接制度建设中，急需具有可视化、可操作化的条令引导校企双方展开深层次对接。
（二）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影响因素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影响因素重要性的排序是：制度实施、制度环境、制度设计、制度支撑，这个结果与相关性分析结果基本吻合。说明直接参与主体对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建设的影响最为明显。学校、企业对产教对接制度实施的重视程度、对接制度实施的自觉程度、对接制度职责中的履行程度，以及双方在对接中职责明确程度，直接关系到产教对接质量和效率。因此，在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建设中，应以学校、企业为核心，通过政府政策来规范其在产教对接中的自觉性。同时，明确学校企业各自的职责、义务与权力，以法律义务形式强化企业参与产教对接的责任意识，关注对企业的利益保障，以法律约束扶持政策和扶持金的落实，消除企业的后顾之忧。同时，让学校和学生的合法利益得到保障。
党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行业对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的重视程度是构成影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党和政府从国家层面重视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制度的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地方政府、行业组织制定切实可行的操作细则，加快职业教育产教的步伐，社会积极参与产教对接的监督，为产教对接提供保障措施。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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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on-the-spot interview， the questionnaire on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eaching-production docking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designed from four aspects of design， implementation， support and environment. After the preliminary test， an official investigation to 225 participants has been implemented. Through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influence factors include four factors， and there i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mong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four factors mentioned above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production-teaching docking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 10% significance level.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duction-education docking system；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correlation analysis； influence factors
Author Zhao Dejun， director of the Education Committee of Yongchuan District of Chongqing City（Chongqing 402000）； Ran Anping， lecturer of Chongqing Kechuang Vocational Colle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