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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各项社会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中积累下来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矛盾逐渐显现，经济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不容忽视的众多矛盾和问题，其中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短期和长期发展之间等各种不均衡问题，成为我们扩大对外开放、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严重障碍之一，尤其是区域的不均衡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前我们厄待解决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区域不均衡发展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由于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素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水平等的不同，区域之间具有差异性。即使在同一区域内部各个单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必然是发达地区、发展中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并存。具体到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不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不理想。第一,经济差距扩大。东部人均GDP与中、西部的差距，由1980年的 1.53 倍、倍扩大到2002年的2.08 倍、2.63 倍。而且上世纪90年代差距扩大的幅度远远超过了80年代。第二,社会发展差距扩大。1985年，东部地区人均文教娱乐支出分别相当于中部和西部的1.36倍和1.68倍，1990年扩大到1.51倍和1.77倍，2001年进一步扩大到1.56倍和 1.80倍。第三,科技差距扩大。1990年，东、中、西部科技人员人均经费支出之比为1.84：１:1.21，1996年缩小为1.49：１:0.92，2001年又扩大为2.00：１: 1.23。[1]从具体的一个省、市来说，其内部经济、政治等方面同样存在着以上等方面的差距而且明显拉大。
2
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发展的不均衡呈现着不断扩大的趋势，并带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等问题，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维度的。
(一)纵向性因素---历史与文化
建国以前，垄断中国经济命脉的金融机构、重要工厂以及其他经济设施大都在东部地区，这就形成了当时中国生产力分布的特点：东部地区集中了中国工业基础的主要部分，制造业相对比较发达，中西部地区相对而言，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制造也比较落后，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依然以农业为主。在这样的不平衡生产力布局下，虽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出于军事战略考虑，在工业布局和资源分配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在中西部地区设立了一系列军事工业基地。这些工业基地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西部地区的生产能力和工业基础，但并没有从实质上弥补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的差距。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军工企业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存在经营困难，不但没有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生产水平，反而成为这些地区的沉重包袱，这种情形至今仍在继续。此外，不同地区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所面临的初始条件是不同的，初始条件的差异也构成了不同地区发展程度的不同。长期累积起来的商品经济观念在东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相当明显的差异。历史上，东部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居民的商品经济观念比较浓，对市场的理解和参与意识较强。相反，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则相对比较保守，习惯于固守本土，缺乏冒险精神和创业意识，相应地，中西部地区人口的流动性相对较差。所以，当中国开始市场化改革的时候，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由于积极地参与便首先分享了改革的成果，而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则由于行动迟缓而丧失了先动优势，从而使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区域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不同地区教育水平的发展程度上，教育发展水平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受过教育的人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和更高的配置能力，它能占据收入更高的职业和岗位，从而获得较高的收入。我国不同地区之间教育水平的差距是相当明显的，东部沿海地区拥有较好的教育设施和较高的教育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比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导致教育投入不足，进而使居民的人均受教育水平远远低于东部地区。这种教育水平尤其是基础教育方面的差距构成了不同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横向性因素---区位与资源
区位条件的不同与区域经济的发展直接相关。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众多的港口码头、密集的公路和铁路网，并且与经济发达的香港、台湾、日本、韩国相比邻，具有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地缘优势。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重心开始向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转移。80年代这一趋势已经日渐明显，这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东南沿海地区具有接受这种机遇的最为有利的地理条件、人文条件和区位优势。而中西部地区却处于相对封闭或半封闭地带,地形地貌复杂,交通不便,气候条件也差,远离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中心，难以引来外资,形不成生产力。从自然资源条件上看，虽然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相对丰富，但是难以迅速转化成经济优势。东、中、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80年代分别为1873元、1494元、1127元，若以东部为100，则其比值为100：62：60；到90年代初期，东、中、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分别为5044元、3140元、2566元，若以东部为100，则其比值为100：62：51。可见，中、西部地区将自然资源转化为经济增长成就的能力比较低下，而且，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说还在逐步下降。我国欠发达地区为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资源等生产要素贡献,为国家发展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利益,而且发达地区的发展是以欠发达地区的牺牲为代价的。因此为了实现区际发展平衡，发达地区有义务也有责任为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一定程度的“补偿”。[2]
(三)非制度性因素---人力与资本
资本与人力资源是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两大要素,在这方面,我国的地区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区内劳动力的素质能直接影响到所在区域劳动力生产率的高低。我国专业技术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在地区上呈现由东向西减少的态势,而且东部地区的专业技术人员在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上都占有很大优势。资本因素是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而资本在区域间的分布同样非常不平均,由于回报率的差异、资本市场的吸引、收入及储蓄分布等原因,大量资本聚集东部。东部地区的资本市场形成足以支撑其区内经济的发展,而中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严重不足。1979-2000年间，中西部地区外部投入资本的相对减少和内生资本能力的相对弱化，是导致中西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主要原因。
(四)制度性因素---产业结构与经济政策
制度安排是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根本原因，这里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和经济政策上。从我国不同地区产业结构的现状来看，东西部地区的差异较大，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均是如此。在城市中，西部地区主要是一些能源、基础材料等资源性行业，工业的技术含量不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大多较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很多行业逐步走向衰落，加上西部不少地区资金与人才匮乏，产业升级难度很大，于是，企业经济效益便处于不断滑坡状态，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相应受到影响。东部地区在传统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利用改革开放的有利机会，早一步开始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先发展金融、贸易、信息、通讯等高附加值的产业，这样，就进一步拉大了与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在农村，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种植和养殖业，其收入水平较低；而东部地区利用发达的乡镇企业，为农村居民提供了较高的收入。家庭经营活动中来自非农二、三产业的收入分配，东、中、西部地区分布分别为56.6、25.5、17.9。此外，所有制结构方面的差别。东西部由于制度演变的不同步,也由于传统体制的历史累积,所有制结构呈现明显的不同。东部地区形成了国有、个体、私营和外资共同发展的大格局,非国有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而中西部地区所有制结构转换能力弱,非国有经济发展不快,国有经济比重过大。
长期以来，国家推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对沿海地区实行倾斜政策。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快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3]在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指导下，重点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先后成立了五个经济特区,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五个沿海经济开放区；同时国家在政策上大力支持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对东部沿海地区实行投资、财税、信贷、外贸外资、价格等政策倾斜，促进东部沿海地区较快的发展起来。使本来就已经存在的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强化和拉大。比如：从1981年到2000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东部地区占全国的比重由45.91上升到57.81，中部地区由27.98下降到22.41，西部地区由27.49下降到19.78。在利用外资方面，五个经济特区、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都是在东部，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得以吸引大量的外国资本，当地经济得到巨大发展。虽然外商投资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但它毕竟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而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3
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现象是现阶段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究其原因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有些还须更长的一段时间来缩小这种差距。我们要理性看待这种不均衡现象的两重性,客观分析引起地区贫富差距扩大的因素，区分正常因素与非正常因素，并在具体实践中灵活地运用。只有这样，区域的协调发展，进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才能最终实现。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实证分析[J]，中国国情国力，2004-2。
[2] 常云昆：论西部开发中的“补偿”问题及“补偿”政策[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4。
[3]邓小平文选 （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各项社会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中积累下来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矛盾逐渐显现，经济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不容忽视的众多矛盾和问题，其中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短期和长期发展之间等各种不均衡问题，成为我们扩大对外开放、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严重障碍之一，尤其是区域的不均衡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前我们厄待解决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区域不均衡发展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由于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素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水平等的不同，区域之间具有差异性。即使在同一区域内部各个单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必然是发达地区、发展中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并存。具体到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不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不理想。第一,经济差距扩大。东部人均GDP与中、西部的差距，由1980年的 1.53 倍、倍扩大到2002年的2.08 倍、2.63 倍。而且上世纪90年代差距扩大的幅度远远超过了80年代。第二,社会发展差距扩大。1985年，东部地区人均文教娱乐支出分别相当于中部和西部的1.36倍和1.68倍，1990年扩大到1.51倍和1.77倍，2001年进一步扩大到1.56倍和 1.80倍。第三,科技差距扩大。1990年，东、中、西部科技人员人均经费支出之比为1.84：１:1.21，1996年缩小为1.49：１:0.92，2001年又扩大为2.00：１: 1.23。[1]从具体的一个省、市来说，其内部经济、政治等方面同样存在着以上等方面的差距而且明显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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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发展的不均衡呈现着不断扩大的趋势，并带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等问题，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维度的。
(一)纵向性因素---历史与文化
建国以前，垄断中国经济命脉的金融机构、重要工厂以及其他经济设施大都在东部地区，这就形成了当时中国生产力分布的特点：东部地区集中了中国工业基础的主要部分，制造业相对比较发达，中西部地区相对而言，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制造也比较落后，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依然以农业为主。在这样的不平衡生产力布局下，虽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出于军事战略考虑，在工业布局和资源分配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在中西部地区设立了一系列军事工业基地。这些工业基地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西部地区的生产能力和工业基础，但并没有从实质上弥补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的差距。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军工企业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存在经营困难，不但没有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生产水平，反而成为这些地区的沉重包袱，这种情形至今仍在继续。此外，不同地区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所面临的初始条件是不同的，初始条件的差异也构成了不同地区发展程度的不同。长期累积起来的商品经济观念在东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相当明显的差异。历史上，东部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居民的商品经济观念比较浓，对市场的理解和参与意识较强。相反，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则相对比较保守，习惯于固守本土，缺乏冒险精神和创业意识，相应地，中西部地区人口的流动性相对较差。所以，当中国开始市场化改革的时候，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由于积极地参与便首先分享了改革的成果，而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则由于行动迟缓而丧失了先动优势，从而使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区域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不同地区教育水平的发展程度上，教育发展水平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受过教育的人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和更高的配置能力，它能占据收入更高的职业和岗位，从而获得较高的收入。我国不同地区之间教育水平的差距是相当明显的，东部沿海地区拥有较好的教育设施和较高的教育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比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导致教育投入不足，进而使居民的人均受教育水平远远低于东部地区。这种教育水平尤其是基础教育方面的差距构成了不同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横向性因素---区位与资源
区位条件的不同与区域经济的发展直接相关。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众多的港口码头、密集的公路和铁路网，并且与经济发达的香港、台湾、日本、韩国相比邻，具有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地缘优势。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重心开始向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转移。80年代这一趋势已经日渐明显，这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东南沿海地区具有接受这种机遇的最为有利的地理条件、人文条件和区位优势。而中西部地区却处于相对封闭或半封闭地带,地形地貌复杂,交通不便,气候条件也差,远离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中心，难以引来外资,形不成生产力。从自然资源条件上看，虽然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相对丰富，但是难以迅速转化成经济优势。东、中、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80年代分别为1873元、1494元、1127元，若以东部为100，则其比值为100：62：60；到90年代初期，东、中、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分别为5044元、3140元、2566元，若以东部为100，则其比值为100：62：51。可见，中、西部地区将自然资源转化为经济增长成就的能力比较低下，而且，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说还在逐步下降。我国欠发达地区为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资源等生产要素贡献,为国家发展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利益,而且发达地区的发展是以欠发达地区的牺牲为代价的。因此为了实现区际发展平衡，发达地区有义务也有责任为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一定程度的“补偿”。[2]
(三)非制度性因素---人力与资本
资本与人力资源是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两大要素,在这方面,我国的地区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区内劳动力的素质能直接影响到所在区域劳动力生产率的高低。我国专业技术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在地区上呈现由东向西减少的态势,而且东部地区的专业技术人员在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上都占有很大优势。资本因素是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而资本在区域间的分布同样非常不平均,由于回报率的差异、资本市场的吸引、收入及储蓄分布等原因,大量资本聚集东部。东部地区的资本市场形成足以支撑其区内经济的发展,而中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严重不足。1979-2000年间，中西部地区外部投入资本的相对减少和内生资本能力的相对弱化，是导致中西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主要原因。
(四)制度性因素---产业结构与经济政策
制度安排是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根本原因，这里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和经济政策上。从我国不同地区产业结构的现状来看，东西部地区的差异较大，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均是如此。在城市中，西部地区主要是一些能源、基础材料等资源性行业，工业的技术含量不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大多较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很多行业逐步走向衰落，加上西部不少地区资金与人才匮乏，产业升级难度很大，于是，企业经济效益便处于不断滑坡状态，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相应受到影响。东部地区在传统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利用改革开放的有利机会，早一步开始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先发展金融、贸易、信息、通讯等高附加值的产业，这样，就进一步拉大了与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在农村，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种植和养殖业，其收入水平较低；而东部地区利用发达的乡镇企业，为农村居民提供了较高的收入。家庭经营活动中来自非农二、三产业的收入分配，东、中、西部地区分布分别为56.6、25.5、17.9。此外，所有制结构方面的差别。东西部由于制度演变的不同步,也由于传统体制的历史累积,所有制结构呈现明显的不同。东部地区形成了国有、个体、私营和外资共同发展的大格局,非国有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而中西部地区所有制结构转换能力弱,非国有经济发展不快,国有经济比重过大。
长期以来，国家推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对沿海地区实行倾斜政策。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快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3]在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指导下，重点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先后成立了五个经济特区,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五个沿海经济开放区；同时国家在政策上大力支持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对东部沿海地区实行投资、财税、信贷、外贸外资、价格等政策倾斜，促进东部沿海地区较快的发展起来。使本来就已经存在的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强化和拉大。比如：从1981年到2000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东部地区占全国的比重由45.91上升到57.81，中部地区由27.98下降到22.41，西部地区由27.49下降到19.78。在利用外资方面，五个经济特区、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都是在东部，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得以吸引大量的外国资本，当地经济得到巨大发展。虽然外商投资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但它毕竟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而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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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现象是现阶段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究其原因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有些还须更长的一段时间来缩小这种差距。我们要理性看待这种不均衡现象的两重性,客观分析引起地区贫富差距扩大的因素，区分正常因素与非正常因素，并在具体实践中灵活地运用。只有这样，区域的协调发展，进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才能最终实现。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实证分析[J]，中国国情国力，2004-2。
[2] 常云昆：论西部开发中的“补偿”问题及“补偿”政策[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4。
[3]邓小平文选 （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