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到哪里去？”——这就是人类哲学史上著名的哲学三问，被看作是挑战人类智慧的终极谜题。从古至今，无数哲人圣贤都围绕着这三个问题，提出了众多真知灼见，但却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回答能够真正做到完美。
　　直到近代科学创立，科学家从哲学家手中接过这三个终极问题。达尔文开创的进化论回答了“我是谁？”的问题;现代物理学对宏观宇宙和微观量子世界的解释，帮我们解决了“我（人类）从哪里来？”，至于“我（人类）将到哪里去？”，现代科学也已经接近给出答案。而在那之前，科幻已经先行一步。与《海底两万里》的作者儒勒·凡尔纳齐名的“英国科幻小说之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于1888年，在当时著名的《科学学派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叫《时间的鹦鹉螺》的短篇小说。不过，在当时，这篇小说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后来，威尔斯将这个短篇反复修改，到1895年拿出了第五稿，并正式出版。这便是奠定了威尔斯科幻宗师地位的名著《时间机器》。在小说中，作者以他敏锐的观察力，捕捉到了他所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被繁荣进步的表象所掩盖的贫富分化、阶级矛盾尖锐的社会现实，并以当时非常流行的社会进化论的观点为依据，构想出了80万年后人类会走向极端化的前景。在威尔斯笔下，社会分工与阶级对立，最终令人类分裂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生物物种：埃洛依人看似生活无忧，其实不过是莫洛克人豢养的家畜，而莫洛克人经年累月地在地下辛勤劳作，维持着地面世界的和谐运行，却已经无法回到地面上享受阳光。由此可见，无论是对埃洛依人还是对莫洛克人来说，“社会进步”与“生物进化”最终令人性彻底异化，导演了人类的终极悲剧。人类因进化产生了文明，但最终却由失控的进化而重新归于“野蛮”。在科幻小说家的笔下，人类历史似乎走入了一个谎谬的闭环。

　　无独有偶。同样是来自英国的作家奥拉夫·斯特普爾顿在1930年发表了他的科幻小说《最后和最初的人》（Last and First Men）。小说中的主人公是50亿年后的“未来人”，也被叫作人类史上“第十七代人”或者是“最后的人”。小说以“架空历史”的写作方式，借未来人之口，讲述了从20世纪到50亿年后的“人类往事”。在20世纪末，人类建立了世界联合政府，攻克了癌症的难关，人类的平均寿命达到了120岁。但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暴涨和资源短缺。为了克服这些问题，人类开始使用危险新能源，最终由于新能源失控，导致地球大部分被烈焰灼烧，只有少数逃到南极的人得以幸免，成为“第二代人”。此后，伴随着外星生物入侵、新物种的崛起、太阳系殖民等大事件的发生，一代又一代的新人类崛起，并把旧世代的人类扫进自然历史的垃圾堆。直到太阳濒临末日，已经成为意识共同体的第十七代人类，避居到海王星。然而，最后的人也意识到，随着太阳的消亡，人类文明也将走向终结。他们同时也体悟到跟浩瀚无垠的宇宙相比，从生命诞生到智慧生物的消亡，只不过是件不起眼的小事。
　　在科幻的世界中，进化不是推动人类发展的唯一动力。科幻电影史上的里程碑剧作《2001：太空漫游》的原著作者，英国作家亚瑟·克拉克在1953年发表了科幻小说《幼年期的终点》。在小说中，20世纪末，就在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进入到白热化阶段的时候，外星人的宇宙舰队抵达地球。但是，这个名叫“欧巴劳德”的外星文明没有对地球发动侵略战争，而只是通过展现他们超越人类世界不知道多少个世代的先进科技文明，慑服一切敢于向他们挑战的力量。最终，人类获知，欧巴劳德其实是游荡在宇宙间的文明助产婆。他们的使命是引导那些已经达到—定文明等级的智能生物社会，避免它们走进文明的死胡同。在他们出现前，大多数文明世界在掌握了原子能的奥秘后，毁于核战争。即便是避免了原子能带来的灭亡而建立起的稳定文明，最后也由于难以想象的某种力量而灭亡了。最终，人类文明顺利走过了“幼年期”，发展出了甚至能操控星球运行的“超能力”。于是，欧巴劳德功成身退，继续奔往下一个世界。
　　本期刊载的两篇科幻小说，也从某种程度上展现了中国科幻作家对“人类”未来的想象。在《泪光陨石》中，一个限于我们智人崛起的人类文明，因为没能处理好人与环境的关系，最终不得不逃离地球，移民到外太空。当他们中的智者历尽艰辛，再度回到地球的时候。却发现已是物是人非。而《奇门小队》则展现了未来世界，人与人工智能激烈对决的场面。
　　其实，从进化论的角度看，从生命在地球上诞生开始，没有哪个物种能够摆脱灭绝的命运。区别只在于，有些物种中的部分个体为了适应环境演化出了新的形态，从而最终形成了新的物种和种群，而那些无法适应环境的物种，则湮灭在了自然历史的长河中。由此可知，智人作为一个物种，或许也难以逃脱这样的宿命。但人类的幸运就在于拥有智慧和文明。这让我们有可能摆脱以往生物物种自然进化的种种宿命，让人类文明永远延续下去，让人类最终踏入自由王国的圣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