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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大学排行榜”以及它所罗列的上百条评分指标，好像给大学塑了一个“模子”，“谁的身材和这个模子越接近，越能得高分，于是大学们或削足，或增高，或丰胸。”
多年后的今天，包括我国在内，各类大学排行榜方兴未艾。而此时，美国则开始反思大学排名的科学性，以及排名本身对教育的戕害。
“自说自话”的排名游戏
长期以来，围绕评价指标的科学性问题，争议不断。
最近，2012中国高校排行榜相继出炉，看客的心情和榜单上的学校座次一样“跌宕起伏”：在武书连版的大学排行榜上，浙大力挫北大、清华，成为“中国最强校”。而5月公布的中国校友会网大学排行榜上，浙大连前三都没挤入。
还有更大起大落的：中国政法大学在中国校友会网的榜单上位居76位，在武书连版排行榜上跌出百强；北京外国语大学在中国校友会网的榜单上排名第124，在武书连版排行榜上退居181位。
同一所大学，在不同的榜单上表现千差万别，美国密歇根大学副校长菲尔·汉诺对此不以为然。在最新的英国《泰晤士报》世界大学排行榜上，密歇根大学排名第12位，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美国大学排行榜上，它退居第28名。
“过去10年，我们一直在研究如何高效地使用经费，砍掉或优化了许多不合理的开支，但排名者竟依据学校开支来打分，这促成高校的浪费风气——因为花得越多，排名越高！”相比私立院校，公立院校密歇根大学在“经费问题”上显然不能大手大脚。在菲尔·汉诺看来，这是密歇根大学在两张榜单上排名大相径庭的重要原因，他对“人均花费”标准的合理性存疑。
其实，经历多年发展，全球的大学排名榜评估标准已不断“进化”，评估指标多达上百条，包括师生比、学校面积、校友捐款、就业率、教师发表论文数量等。归结起来，标准可分为三类：“声誉”、“学术成果”、“人均花费”。
三种评价体系各有支持者，每张榜单各有侧重。围绕这些评价体系的争议也从未间断。
“关于声誉的打分是基于学校的历史、在媒体中的影响力，甚至建筑的优雅程度——而这些就是偏见。”《纽约客》教育记者马可姆曾撰文《关于排名的真相》。
基于偏见的“声誉”标准，显然不利于新秀出头；为了提高“公信力”，一些排行榜转而器重“学术表现”。“像加州理工学院、香港科技大学这样的年轻学校，即是凭借强劲的学术表现，在侧重学术表现的榜单上为人注目，一跃成为名校。”业内分析，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侧重的也正是这条标准。
但，新问题又来了！教授研究做得好，就一定上得好课？学校里的大牌教授多，学生将来成功的几率更大？（“名牌教授数量”、“教授学术成果”等都是“学术表现”的评价指标。）
由于不同的评价标准，同一所学校会在榜单上有大相径庭的表现。人们开始探究排名标准的科学性问题，它对读者的参考意义何在？
排行榜下的“潜规则”
围绕大学排名科学性的质疑，很多人回头再看排名本身，惊呼它对大学造成的种种戕害——当然，大学本身也需要反思。
最近，《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12年美国大学排行榜出炉，密歇根大学引以为傲的法学院从全美第七名跌到第十名。分管教学与财政的副校长菲尔·汉诺很着急，榜单公布翌日，他和校长、法学院系主任为此聚集在办公室里。
“我们做了许多调研，研究排行榜的每条评价指标，最后发现问题出在毕业生就业率，去年法学院的就业率明显下降。”菲尔·汉诺事后告诉记者，2008年金融危机后，法学人才市场一直不景气，毕业生就业情况不佳，但学校没引起足够的重视。
目前，一项由校领导直接推动的“帮助法学院毕业生就业计划”已在密歇根大学启动。菲尔·汉诺“感谢”排行榜，“它发出的信号提醒学校及时发现问题。”
罗伯特·摩斯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行榜的创始人、现任主管。他和大学校长们都没言明的是：对排名的极度重视背后，藏着更深层原因——高校在排行榜中的座次实则关系学校的声誉，而这意味着更多的捐款，更好的生源，更多的海外发展机会。尤其在海外招生时，对于不熟悉学校情况的海外家庭，大学排行榜是一个重要，甚至唯一的择校指标。
“为了排名，有些学校会妥协，迎合指标。”一名不愿具名的美国排名前50的校长透露，一所美国名校为了在“经费开支”一栏获得高分，曾将毕业生缴付给校友会的年费（50美元/年/人）纳入“校友捐助”。
通常，大学毕业生少则百人多则千人，校友会年费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一旦纳入“校友捐助”，在排行榜座次相对固定的情况下，这个参数的改变可能引发大学排名座次“大洗牌”。
有同行认为，学校的诚信将受到叩问，为迎合排名，大学价值观日益扭曲，此类“潜规则”还仅是冰山一角。
“学校会通过排名数据改变资源投放的决定，甚至像康奈尔这样的大学还会在统计校友情况时，将肄业学生移出计算范围，以此提高学生表现（毕业率、在校情况等）——这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使用的一条评价指标，这项改变确实能提高康奈尔在榜单上的表现。”早在1998年，默克·詹姆斯和艾伯格·劳纳德就注意到这个现象，并写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为什么它们对大学如此重要。”
美国西方学院校长西奥多·米歇尔对此“火气很大”。“它让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追逐单一的标准，这个标准名叫‘什么才是最好的高等教育’，彻底扼杀了高校的多样化发展！”
一笔百万美元的生意
给大学排名的历史，可追溯到100多年前的美国。至少在1910年，就有资料显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詹姆士·卡特尔在《科学美国人》上刊登了一份高校排名。“彼时，如哈佛、耶鲁等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已经发展多年，很多学校想知道自己的位置。”事后，一份关于美国高校排名历史的报告指出，卡特尔通过调查几所精英学校的科学与社会科学教职员工的学术声誉，借此依据它们的“科研实力”列出排名。
此后，越来越多的人投入排名制定。1925年，雷蒙德·休斯和他在迈阿密大学的同事以高校教师的学术表现作为评估指标，成为美国研究生院排名雏形。
但早期的高校排名知晓度不高，仅局限在专业人士，阅读者包括学院管理者、联邦政府、立法委员、研究生申请人，以及高等教育研究者。直到1983年，当《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开始宣传它的本科生院排名，阅读群才扩展至专业人士之外。
“没进学校的学生关注排名，从学校毕业后他们依然关注排名。”菲尔·汉诺时刻感受到来自“排名”的压力，在出席校友会活动时，他经常被校友问及“学校排名为何下降？”或“学校排名什么时候能再提升一些？”
几乎所有人都被拖入“排名”设下的思维体系中，排名经济如火箭般上窜。与此同时，“权力寻租”、“竞价排名”等丑闻也出现了。一位美国校长透露，有排名机构找到学校寻求赞助，以此决定学校的排位。
“曾经，排行榜轰轰烈烈地出现，满足了百万家庭的择校需求；如今，学校通过社交网站平台，可以与学生面对面，信息的壁垒被逐渐推倒，学生更应该自己去探索学校！”这位美国校长说，遭遇诟病、逐渐“变质”的排行榜，未来或许很快将告别历史舞台。
探索学校，是美国高校多次强调的择校动作。因为仅仅依靠排行榜来选择学校是危险的。
探索，或许是上大学的第一课。
摘自《文汇报》2012.6.14
多年后的今天，包括我国在内，各类大学排行榜方兴未艾。而此时，美国则开始反思大学排名的科学性，以及排名本身对教育的戕害。
“自说自话”的排名游戏
长期以来，围绕评价指标的科学性问题，争议不断。
最近，2012中国高校排行榜相继出炉，看客的心情和榜单上的学校座次一样“跌宕起伏”：在武书连版的大学排行榜上，浙大力挫北大、清华，成为“中国最强校”。而5月公布的中国校友会网大学排行榜上，浙大连前三都没挤入。
还有更大起大落的：中国政法大学在中国校友会网的榜单上位居76位，在武书连版排行榜上跌出百强；北京外国语大学在中国校友会网的榜单上排名第124，在武书连版排行榜上退居181位。
同一所大学，在不同的榜单上表现千差万别，美国密歇根大学副校长菲尔·汉诺对此不以为然。在最新的英国《泰晤士报》世界大学排行榜上，密歇根大学排名第12位，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美国大学排行榜上，它退居第28名。
“过去10年，我们一直在研究如何高效地使用经费，砍掉或优化了许多不合理的开支，但排名者竟依据学校开支来打分，这促成高校的浪费风气——因为花得越多，排名越高！”相比私立院校，公立院校密歇根大学在“经费问题”上显然不能大手大脚。在菲尔·汉诺看来，这是密歇根大学在两张榜单上排名大相径庭的重要原因，他对“人均花费”标准的合理性存疑。
其实，经历多年发展，全球的大学排名榜评估标准已不断“进化”，评估指标多达上百条，包括师生比、学校面积、校友捐款、就业率、教师发表论文数量等。归结起来，标准可分为三类：“声誉”、“学术成果”、“人均花费”。
三种评价体系各有支持者，每张榜单各有侧重。围绕这些评价体系的争议也从未间断。
“关于声誉的打分是基于学校的历史、在媒体中的影响力，甚至建筑的优雅程度——而这些就是偏见。”《纽约客》教育记者马可姆曾撰文《关于排名的真相》。
基于偏见的“声誉”标准，显然不利于新秀出头；为了提高“公信力”，一些排行榜转而器重“学术表现”。“像加州理工学院、香港科技大学这样的年轻学校，即是凭借强劲的学术表现，在侧重学术表现的榜单上为人注目，一跃成为名校。”业内分析，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侧重的也正是这条标准。
但，新问题又来了！教授研究做得好，就一定上得好课？学校里的大牌教授多，学生将来成功的几率更大？（“名牌教授数量”、“教授学术成果”等都是“学术表现”的评价指标。）
由于不同的评价标准，同一所学校会在榜单上有大相径庭的表现。人们开始探究排名标准的科学性问题，它对读者的参考意义何在？
排行榜下的“潜规则”
围绕大学排名科学性的质疑，很多人回头再看排名本身，惊呼它对大学造成的种种戕害——当然，大学本身也需要反思。
最近，《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12年美国大学排行榜出炉，密歇根大学引以为傲的法学院从全美第七名跌到第十名。分管教学与财政的副校长菲尔·汉诺很着急，榜单公布翌日，他和校长、法学院系主任为此聚集在办公室里。
“我们做了许多调研，研究排行榜的每条评价指标，最后发现问题出在毕业生就业率，去年法学院的就业率明显下降。”菲尔·汉诺事后告诉记者，2008年金融危机后，法学人才市场一直不景气，毕业生就业情况不佳，但学校没引起足够的重视。
目前，一项由校领导直接推动的“帮助法学院毕业生就业计划”已在密歇根大学启动。菲尔·汉诺“感谢”排行榜，“它发出的信号提醒学校及时发现问题。”
罗伯特·摩斯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行榜的创始人、现任主管。他和大学校长们都没言明的是：对排名的极度重视背后，藏着更深层原因——高校在排行榜中的座次实则关系学校的声誉，而这意味着更多的捐款，更好的生源，更多的海外发展机会。尤其在海外招生时，对于不熟悉学校情况的海外家庭，大学排行榜是一个重要，甚至唯一的择校指标。
“为了排名，有些学校会妥协，迎合指标。”一名不愿具名的美国排名前50的校长透露，一所美国名校为了在“经费开支”一栏获得高分，曾将毕业生缴付给校友会的年费（50美元/年/人）纳入“校友捐助”。
通常，大学毕业生少则百人多则千人，校友会年费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一旦纳入“校友捐助”，在排行榜座次相对固定的情况下，这个参数的改变可能引发大学排名座次“大洗牌”。
有同行认为，学校的诚信将受到叩问，为迎合排名，大学价值观日益扭曲，此类“潜规则”还仅是冰山一角。
“学校会通过排名数据改变资源投放的决定，甚至像康奈尔这样的大学还会在统计校友情况时，将肄业学生移出计算范围，以此提高学生表现（毕业率、在校情况等）——这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使用的一条评价指标，这项改变确实能提高康奈尔在榜单上的表现。”早在1998年，默克·詹姆斯和艾伯格·劳纳德就注意到这个现象，并写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为什么它们对大学如此重要。”
美国西方学院校长西奥多·米歇尔对此“火气很大”。“它让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追逐单一的标准，这个标准名叫‘什么才是最好的高等教育’，彻底扼杀了高校的多样化发展！”
一笔百万美元的生意
给大学排名的历史，可追溯到100多年前的美国。至少在1910年，就有资料显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詹姆士·卡特尔在《科学美国人》上刊登了一份高校排名。“彼时，如哈佛、耶鲁等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已经发展多年，很多学校想知道自己的位置。”事后，一份关于美国高校排名历史的报告指出，卡特尔通过调查几所精英学校的科学与社会科学教职员工的学术声誉，借此依据它们的“科研实力”列出排名。
此后，越来越多的人投入排名制定。1925年，雷蒙德·休斯和他在迈阿密大学的同事以高校教师的学术表现作为评估指标，成为美国研究生院排名雏形。
但早期的高校排名知晓度不高，仅局限在专业人士，阅读者包括学院管理者、联邦政府、立法委员、研究生申请人，以及高等教育研究者。直到1983年，当《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开始宣传它的本科生院排名，阅读群才扩展至专业人士之外。
“没进学校的学生关注排名，从学校毕业后他们依然关注排名。”菲尔·汉诺时刻感受到来自“排名”的压力，在出席校友会活动时，他经常被校友问及“学校排名为何下降？”或“学校排名什么时候能再提升一些？”
几乎所有人都被拖入“排名”设下的思维体系中，排名经济如火箭般上窜。与此同时，“权力寻租”、“竞价排名”等丑闻也出现了。一位美国校长透露，有排名机构找到学校寻求赞助，以此决定学校的排位。
“曾经，排行榜轰轰烈烈地出现，满足了百万家庭的择校需求；如今，学校通过社交网站平台，可以与学生面对面，信息的壁垒被逐渐推倒，学生更应该自己去探索学校！”这位美国校长说，遭遇诟病、逐渐“变质”的排行榜，未来或许很快将告别历史舞台。
探索学校，是美国高校多次强调的择校动作。因为仅仅依靠排行榜来选择学校是危险的。
探索，或许是上大学的第一课。
摘自《文汇报》2012.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