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西方媒体与政策界频繁地出现了两种围绕着中国的论述：“中国自信论”与“中国责任论”。前者认为中国现在在对外事务上，言辞更坚定、更有力了，政策更有对抗性、挑衅性了；后者认为中国应肩负起顺差国责任、储蓄国责任、债权国责任……从西方的角度看，两种论述的本质与脉络其实是互为表里的。
　　上周我点到了“后后冷战”的概念，但未展开。全球历史一进入到21世纪，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应该是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可称为“后后冷战”。
　　全球在20世纪一开始，从1914年到1945年，是热战，是法西斯及军国主义同反法西斯及反军国主义之间的两次大战，最后以后者胜而结束；1945年到1991年，是冷战，是两种意识形态及其体现的两种政经体制问的竞争与斗争，最后以市场经济全球一体化及苏联解体而告一段落；1991年到2008年，冷战结束，谓之后冷战，美国以从热战到冷战，一直是战胜一方集团的老大，继续引领风骚，而且是独领风骚。然而就在此时，一个极可能是美国由盛而衰的种子已经在两个指标数字下被悄悄地埋下了——军费第一及借债第一，这同时也为“后后冷战”揭开了序幕。
　　“后后冷战”之不同于“后冷战”，是后者乃美国独领天下风骚，但美国独领天下风骚的时代，或已随2008年金融海啸的爆发而划上了句点。说直白一点，“后后冷战”即是以中羡“G2”战略大博弈为主旋律的新的历史阶段。近年来此起彼落、缤纷杂陈的中国“自信论”、“责任论”。正是此一阶段揭开序幕后必然跳出的音符。
　　“后后冷战”一如之前的几个阶段，也有其所以能自成为一个阶段的“本质”。本质包涵了三个方面：
　　(1)经济上，全球一体化持续深化，其中存在着舍作(贸易、投资、技术、市场……)及竞争，理论上合作的空间尤大于竞争。
　　(2)政治上，却存在着这个、那个的新人差距。这些新人差距来自于体制上的殊异，及因为殊异而出现的某种优越感；也来自于价值观的不同(关于主权、人权、信仰等等)；甚至更多的可能来自于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感。
　　(3)也因此，军事上，不得不把对方视作为最大的假想敌。
　　理论上，只要经济及政治体系中的矛盾或不信任可以被市场力量或外交手腕给予有效处理，军事冲突即可以避免，故仍谓之“冷战”。
　　然而，显示上却存在着几个变数，足以冲击及威胁到“后后冷战”的均衡状态：
　　(一)中、美两国的债权国与债务国关系。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从过去到现在，这种债权、债务关系似乎是各取所需彼此互利的。但理论上完全不能保证这种稳定是可持续的，特别是今后这样的债权、债务关系极可能不断深化。
　　(二)中、戋两国增长的相对速度。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我绝不接受美国做世界老二。中国GDP今年会超过日本，全球第=，离“老大”美国还差两大截。关键在速度，一快一慢，如果持续10年或15年，老大就可能成为老二了，心理如何调适，恐怕是很大考验。
　　(三)中、美棋局上的几个大场：(1)货币，(2)海洋，(3)太空，(4)台湾，都不排除成为矛盾的冲突点。
　　“后后冷战”中的中美大博弈能否走出非零和的双赢结局?主要取决于双方在“战略边界的重划”中、“国际游戏规划的重拟”中能否达成交易，及在一些互赢空间(如太空、海洋)中能否进行合作而定，中、美双方都应及早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