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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新年伊始,笔者慕名来到河北省平山县温塘镇栲栳台村,拜访了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的老房东闫文习夫妇。83岁的闫文习老人见到我们来访,非常高兴,便拉开了话匣子,今将访谈实录如下:
一、中央移驻西柏坡
我们开门见山地问:“当年毛主席是如何选择并入住你家的?”老闫说:中央到西柏坡前几个月,就不断有大车往这里运木头,我们就好奇地问:“拉这么多木头干什么?”“准备盖房子。”卸木头的工人随口答道。但在哪儿盖,给谁盖,却弄不清。过了一段时间,村干部领着一个穿灰军装的战士来到我家,前前后后,屋里屋外都看了一遍说:“工校(中央的代号)首长要来你家居住,行不行呀?”“可以,可以。”父亲闫受朝思想非常进步,虽没任过村正职,但副职和委员之类一直没有脱过身。战争年代机关和驻军号房子已是司空见惯,这次父亲不假思索地就满口答应了。那时全家6口人,父亲40岁出头,我18岁,土改时刚分了5亩稻田,全家人都非常高兴。为了给工校让方便,1947年腊月毛主席还没有来,我们就搬到了村东岸闫受田家,不久又搬到了村西岸闫涛家。由于中央迁入,西柏坡住房相当紧张,该院共住着4户人家。东岸上与我家毗邻的闫中允、闫中杰、闫受禄、刘凤明、闫受珍等几户,也都相继搬了家。
后来听说,这一片分别住进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几位领袖和董必武、彭真、杨尚昆等中央要人。并在空闲地方建起了小礼堂、大伙房、中灶食堂、机要室和工作人员的宿办室。在房后的山岭中开挖了防空洞,四周还圈起了一个大围墙,这就是后来通常说的中央大院,即西柏坡的“中南海”。
在谈到中央修房建房时,老闫说:我家的房院坐北朝南,分前后院。前院是附院,有厕所、猪圈、石磨和7棵木材树,白灰甬路从前院大门直通后院大门。后院是主院,共有三面房。一进门是影壁和翠竹。北房5间,全部被日寇烧毁,我家只恢复了2间。西房5.5间,日寇烧毁了1.5间。南房3间,均未烧毁。东面是围墙,院内西侧有一棵梨树,东侧是两棵香椿树,影壁后是鸡窝。
中央对房院进行了全部复原和改建,把前院的厕所改成了水房,厕所移到了房后,在房后圈起了格拉,向防空洞开了后门。院中向东开了便门,与任弼时院西便门相对。各室内普遍修通了火洞,室与室之间均开了内门。北房5间改成了4间,我们恢复的两间又进行了扩大翻修,成了毛主席的办公室,其余为卧室1.5间、过道0.5间。西房5.5间为:李讷与保姆1.5间、江青住2间、资料室2间。南房3间为:警卫室2间、过道1间。前院除厕所改为水房外,甬路、猪圈、猪窝、磨盘和7棵木材树均未动。中央在大门口新建了一个岗哨值班室,稍远一点又建了一个小灶。
毛主席住进后,卫士嫌猪圈、猪窝、磨盘、鸡窝等不太雅观,要求拆除。毛主席得知后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在这里住得不会太久,我们走后老乡还要用呢!”卫士们暂时填平了猪圈,其他老古董才得以保留。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年暑季天特别热,当时既无电扇,也无空调,室内无法办公。前院磨盘上由于有大树遮凉,卫士又在树枝上扯起了一块白布,磨盘上竟成了毛主席和领袖们商讨军机大事的地方,许多发往前方的电报电文都是在这里起草的,故有“磨盘上布下雄兵百万”之说。现在的磨盘,已成了一个标志性的文物和游人争相拍照的地方。
在修建前院大门门垛时,第一次门垛比两侧围墙高,毛主席不同意。第二次改建成了弧型圈门,毛主席仍未同意。陕北技工的两次设计施工被否定后,西柏坡技工闫玉庆拆掉了圈门,把两个门垛垒成和围墙基本一样高低,毛主席才同意了。后来大家分析,毛主席不要求美观,要求的是安全实用。在砂房顶时,卫士对施工人员说:“毛主席晚上办公,白天睡觉,砂房声音要小,尽量不要打扰主席休息。”由于晚上施工不方便,江青住的西房没有砂住,又砂了第二次。
其他领袖房院的修复与改造,与毛主席住的房院基本一样,都是迁厕所,改水房,建火洞,开便门与内门。其中周恩来住的小院,原来住着弟兄三个,院中有道界墙,周恩来入住后,拆除了界墙,才成了现在的样子。
中央在这里住了将近二年时间,其中毛泽东住了10个月。1949年3月中央离开这里。
二、中央离开西柏坡
中央进京时,可能处于安全考虑,五大领袖没有和房东告别。
3月22日晚上,有七八辆汽车驶进了中央大院,第二天上午,五大领袖和主要工作人员均已迁走,往日戒备森严的大院门口,中午已无人值班!
当时,南方还没有解放,革命圣地的保护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主要领导机关迁走后,做善后处理的人员把借用的民房都归还了原房东,中央新建的房子都移交给了建屏县政府,县又交给了建屏师范借用。善后人员和师范学生还在同一个大伙房吃了十几天饭。
我们几个领袖小院的房东均迁回了老家。经过中央修缮,比原来住着又方便,又舒适。可是没住多久,上级又让我们搬了出来。我家搬到了中央大院中的一处普通小院里,该院三面房,两面是中央新建,一面是我家过去的场房屋。此间,领袖旧居仍由原户看管,房内没有家具文物,毛主席办公室内比较宽绰,我经常在这里编席。师范招生时,考生们也在这几个领袖旧居里住宿过。
后来我们几位房东,均由国家帮助,相继迁至村西岸建了房,才远离了中央大院。
中央机关建筑的军委作战室、七届二中全会旧址、政策研究室、朱德住的三眼石窑洞、机要室、工作人员宿办室、大伙房、中灶食堂等,师范占用了5年迁走后,西柏坡乡政府与西柏坡完小接着又占用了6年,直到水库搬迁。“这几百间房子可帮了县里的大忙!”老闫半开玩笑地讲。
1954年,县成立了两个人的西柏坡纪念馆筹建处,专门管理中央旧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住过的几个小院,逐步摆放了一些文物,其他建筑仍由机关学校借用。偶然有人来参观时,筹建处的蒋馆长就简要介绍一下。
三、领袖与村民心连心
在谈到与领袖们的往来时,老闫说:毛主席非常关心老百姓,中央大院前面是一片百亩苇塘,春夏之交青蛙昼夜不停地鸣叫,影响主席办公。警卫人员要求铲除青蛙,主席说使不得,青蛙是益虫,老乡们已经听惯了,我们要尊重老乡们的风俗习惯。村民闫国三给毛主席修炉子时,主席给过他一盒茶叶,还给修房子的农民工发过海燕烟和飞马烟。毛主席到村外散步见到的人不少,有一次闫如魁担着一担庄稼往回走,在苇地筒和毛主席走了个对面,警卫员摆手,示意让闫如魁绕路。闫如魁正要回身,毛主席朝前打了个招呼。警卫员说,毛主席叫你过去呢!由于路窄,毛主席抢前向左猛跳一步,躲到苇地里一个树墩上,给闫如魁让了路。并关切地说:“老乡,你挑得很重,快走吧!”
还有一次毛主席外出,见到闫志廷正在稻田拔草,毛主席便问他水稻的种植和产量情况,当毛主席了解到直播的水稻不如插秧的水稻产量高时,就提示农民改直播为插秧。他怕自己说的湖南话听不懂,又让随同的杨尚昆翻译了一遍。进京后的1958年,毛主席还让中央办公厅给西柏坡党支部书记和村长写信,让其到水稻产量高的涿州参观,已是后话。
我家院中的梨树主席经常浇水,秋季结果后毛主席一个也舍不得吃,让警卫员全部送来。我们过意不去,再三谦让,请警卫员给主席留下一些。警卫员说,主席讲这是纪律。第二年,由于火洞炙热,梨树结果就少了。
当问及有人说毛主席初来时,曾和你们在一个院里共同住了一段时间,并多次和主席说过话,是真的吗?老闫认真地说:这是写文章人的虚构和夸张,毛主席来前4个月,我们就迁走了,中央修建改造了我家的房院,我们从未和主席在一块住过。后来父亲应主席之邀,回去过一次,与主席谈了约2小时,别人谁也没有回去过。还有人说什么过年过节毛主席请房东吃饭啦,专门请房东看戏看电影啦等等,都不是事实。我们和其他村民一样,没有特殊待遇。
当谈到另外几位领袖时,老闫说:最平易近人的是朱老总,他出门很随便,经常是自家走了,警卫员才随后追。他经常和村民们家长里短的拉话,有一次我正在树下编席,朱老总走来,笑嘻嘻地问:“一天能织几个席?累不累?”“织一个,不累。”我忙站起来回答。他又看着我织了三道弥才离开。朱老总外出时,随身带着手枪,见到飞鸟野兔,手起鸟落,百发百中。一次错打了老百姓的家鸭,朱老总主动上门道歉,并赔了款,至今还传为佳话。村民们也经常和朱老总开玩笑,有时竟直喊:“脸膑胡,过来打只鸟。”在这里领袖和村民已无距离,分不出谁是“官”,谁是民。此外,朱老总推车、拉楼、修场,刘少奇栽树、扶玉米,周恩来用自己的马帮老乡碾场等,在老乡中更是有口皆碑。
当谈到中央在西柏坡期间文艺活动时,老闫说:当时放映电影较多,开始中央机关和村民挤在一起看。后改为中央机关放映一次,村民一次,老百姓非常满意。东柏坡大礼堂还唱过几次京剧,也是轮流发票观看,全国名演员李和曾、金刚钻等亲自登台演出,机关干部和广大村民一饱眼福。老党员闫铠至今还珍藏着当年发的一张发黄的绵纸戏票,已成文物。
当问及马啃树皮一事时,老闫说:这点事涉及到中央机关和村民的关系,过去宣传的不少,但不准确。当时中央机关在闫国三家的大格拉里喂养着一部分马,是供领导和机关用的,没有啃过树皮。开土地会议时,有的代表是骑马而来,把马拴在了村南大路旁的一片小树林里,由于管理不善,马啃了树皮。后在恶石沟口西岸的空闲地里,埋了一片拴马的木桩,把马集中到了这里。有的人不了解西柏坡的村貌,听说有这么一回事,就写文章说,马啃树皮在村北山坡上,有的说在村西,有的说在村东,其实是在村南树林里。
值得一提的是,刘少奇同志在外出散步时,发现马啃树皮后,就责成行政处的何科长,对啃了的树逐户调查赔偿。有的赔了钱,有的赔了米,村长王树声什么也不要,行政处就赔了他两把椅子,现在已成文物。1948年春,少奇同志又带领中央工委机关干部和村民一起在马啃树皮的地方,栽植了一片柳树和小叶杨,由于这里地下潮湿,地上土肥,树木很快又郁郁葱葱地长起来,人们亲切地称为“扎根树”。
四、敌机不炸西柏坡之谜
在谈及蒋介石整天寻找毛泽东的下落,为什么敌机不炸西柏坡时,老闫说,这事说来话长。
大家都知道,蒋介石轰炸过阜平城南庄,毛泽东有惊无险,至今毛泽东住处的柱子上,还留有弹痕。毛泽东来到了西柏坡,这里党和群众的基础非常好,就像来到了一个铜墙铁壁筑成的安全岛上。中央大院里住着五大领袖,也住着几户平民百姓。领袖们日夜操劳着国家大事,百姓们耕耘着自己的农田,保卫着领袖们的安全。村民们几乎天天和领袖见面,但大家都守口如瓶,从未吐露过蛛丝马迹,许多事情都是中央进京后才透露的。
蒋介石的特务侦察到毛泽东住在西柏坡一带,就从人员往来较多的地方和不同于民房的建筑物中寻找目标。敌机曾轰炸过西柏坡东南30多公里的烟堡华北局,也轰炸过西柏坡北10多公里的讲里天主堂,但就是不知道毛泽东在西柏坡的农家小院。
有人说,毛主席洪福大,炸不着。其实是全国人民衷心拥护毛主席,他走到哪里都有人自动保护守卫,才闯过了一道道难关。
中央进京后,西柏坡的村民们十分想念毛主席,大家委托村干部闫民生、闫连章带着土特产品去看望过毛主席。村民苏善修为了实现这一心愿,卖掉皮袄做路费独自进京,毛主席在百忙中与其拉家常两个多小时,被传为佳话。
五、“我还是毛主席的老房东”
1959年因岗南水库蓄水,西柏坡和周围60多个村庄进行了历史性的大搬迁。谈到迁建时,老闫说:由于人们赖以生存的耕地大部分被淹没,上级号召党团员干部带头,绝大部分人必需外迁另谋生路。当时并没有考虑到西柏坡的政治地位和五大领袖房东的去留问题。人们穷家难舍,热土难离,谁也不愿意离开。在库水猛涨,咄咄逼人的情况下,我家才迁到附近的柏坡岭上搭了个庵屋,在露天支起了锅灶。下雨天,外边大下,屋内小下。水电路都不通,吃水、治病、出行、小孩上学等都遇到了难题,生活一下子倒退了几百年。后来又四处奔波,迁入栲栳台村,与周恩来的房东闫中允、闫庆云等人搬到了一起,西柏坡共迁入这里共13户60余人。西柏坡搬迁共涉及省内外24个村,该村是零星移民中最多的一个村。
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肚子都吃不饱,又得建房,又得生产,过了几年艰难日子。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央旧居在柏坡岭复原后,纪念馆领导又请我们迁出的几位领袖老房东回家观光,看一看自己的老家,看一看中央的旧居,与迁建前比较有无疏漏之处。
我们慢慢地走,仔细地看,回忆着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的历史,思索着毛主席和几位领袖在这里运筹帷幄的不寻常岁月,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恢复后的旧居与原址基本接近,但新址面积缩小,地形地貌也相差较多。中央原占地约60多亩,现在只有24亩,有的建筑未能复原。比如,毛主席后院的两棵香椿树没有栽活,门口的岗哨室和小灶没有复原,中央大伙房没有复原,防空洞北口的国槐没有栽上等。总的讲是地方小了,地面平了,建筑物少了,似乎成了一个浓缩化了的景点。
为了配合纪念馆对外开放,上级要求外迁的五大领袖房东重新迁回西柏坡。但这些移民中的青年男女都和当地的老乡结了婚,他们不愿远离自己的父母亲人,结果一户也没有迁回。
当问及生活变化时,老闫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生活逐步好转,父亲和弟弟却先后离去。我有4个儿子,老大是电工,老三是木匠,老二和老四都是泥瓦匠,现在都已成家立业,共计20多口人。我与老伴在四个儿子家轮流吃住。总的说是温饱有余,小康不足,零花钱紧巴。我身体不好,已有10多年不能下地干活了,有一次因病住院花了7000多元,那时还没有农村合作医疗,一元也没有补助。
说到这里老闫无限感慨地说:“就近搬迁到柏坡岭的西柏坡村民,现在都依托纪念馆搞起了旅馆饭店等第三产业,走上了富裕之路,小轿车、高档家电等已进入寻常百姓家,过年过节上级还不断给点各种名目的补助。我们外迁50多年了,从没有享受过任何待遇,虽然迁出了西柏坡,但我还是毛主席的老房东呀!”
一、中央移驻西柏坡
我们开门见山地问:“当年毛主席是如何选择并入住你家的?”老闫说:中央到西柏坡前几个月,就不断有大车往这里运木头,我们就好奇地问:“拉这么多木头干什么?”“准备盖房子。”卸木头的工人随口答道。但在哪儿盖,给谁盖,却弄不清。过了一段时间,村干部领着一个穿灰军装的战士来到我家,前前后后,屋里屋外都看了一遍说:“工校(中央的代号)首长要来你家居住,行不行呀?”“可以,可以。”父亲闫受朝思想非常进步,虽没任过村正职,但副职和委员之类一直没有脱过身。战争年代机关和驻军号房子已是司空见惯,这次父亲不假思索地就满口答应了。那时全家6口人,父亲40岁出头,我18岁,土改时刚分了5亩稻田,全家人都非常高兴。为了给工校让方便,1947年腊月毛主席还没有来,我们就搬到了村东岸闫受田家,不久又搬到了村西岸闫涛家。由于中央迁入,西柏坡住房相当紧张,该院共住着4户人家。东岸上与我家毗邻的闫中允、闫中杰、闫受禄、刘凤明、闫受珍等几户,也都相继搬了家。
后来听说,这一片分别住进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几位领袖和董必武、彭真、杨尚昆等中央要人。并在空闲地方建起了小礼堂、大伙房、中灶食堂、机要室和工作人员的宿办室。在房后的山岭中开挖了防空洞,四周还圈起了一个大围墙,这就是后来通常说的中央大院,即西柏坡的“中南海”。
在谈到中央修房建房时,老闫说:我家的房院坐北朝南,分前后院。前院是附院,有厕所、猪圈、石磨和7棵木材树,白灰甬路从前院大门直通后院大门。后院是主院,共有三面房。一进门是影壁和翠竹。北房5间,全部被日寇烧毁,我家只恢复了2间。西房5.5间,日寇烧毁了1.5间。南房3间,均未烧毁。东面是围墙,院内西侧有一棵梨树,东侧是两棵香椿树,影壁后是鸡窝。
中央对房院进行了全部复原和改建,把前院的厕所改成了水房,厕所移到了房后,在房后圈起了格拉,向防空洞开了后门。院中向东开了便门,与任弼时院西便门相对。各室内普遍修通了火洞,室与室之间均开了内门。北房5间改成了4间,我们恢复的两间又进行了扩大翻修,成了毛主席的办公室,其余为卧室1.5间、过道0.5间。西房5.5间为:李讷与保姆1.5间、江青住2间、资料室2间。南房3间为:警卫室2间、过道1间。前院除厕所改为水房外,甬路、猪圈、猪窝、磨盘和7棵木材树均未动。中央在大门口新建了一个岗哨值班室,稍远一点又建了一个小灶。
毛主席住进后,卫士嫌猪圈、猪窝、磨盘、鸡窝等不太雅观,要求拆除。毛主席得知后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在这里住得不会太久,我们走后老乡还要用呢!”卫士们暂时填平了猪圈,其他老古董才得以保留。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年暑季天特别热,当时既无电扇,也无空调,室内无法办公。前院磨盘上由于有大树遮凉,卫士又在树枝上扯起了一块白布,磨盘上竟成了毛主席和领袖们商讨军机大事的地方,许多发往前方的电报电文都是在这里起草的,故有“磨盘上布下雄兵百万”之说。现在的磨盘,已成了一个标志性的文物和游人争相拍照的地方。
在修建前院大门门垛时,第一次门垛比两侧围墙高,毛主席不同意。第二次改建成了弧型圈门,毛主席仍未同意。陕北技工的两次设计施工被否定后,西柏坡技工闫玉庆拆掉了圈门,把两个门垛垒成和围墙基本一样高低,毛主席才同意了。后来大家分析,毛主席不要求美观,要求的是安全实用。在砂房顶时,卫士对施工人员说:“毛主席晚上办公,白天睡觉,砂房声音要小,尽量不要打扰主席休息。”由于晚上施工不方便,江青住的西房没有砂住,又砂了第二次。
其他领袖房院的修复与改造,与毛主席住的房院基本一样,都是迁厕所,改水房,建火洞,开便门与内门。其中周恩来住的小院,原来住着弟兄三个,院中有道界墙,周恩来入住后,拆除了界墙,才成了现在的样子。
中央在这里住了将近二年时间,其中毛泽东住了10个月。1949年3月中央离开这里。
二、中央离开西柏坡
中央进京时,可能处于安全考虑,五大领袖没有和房东告别。
3月22日晚上,有七八辆汽车驶进了中央大院,第二天上午,五大领袖和主要工作人员均已迁走,往日戒备森严的大院门口,中午已无人值班!
当时,南方还没有解放,革命圣地的保护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主要领导机关迁走后,做善后处理的人员把借用的民房都归还了原房东,中央新建的房子都移交给了建屏县政府,县又交给了建屏师范借用。善后人员和师范学生还在同一个大伙房吃了十几天饭。
我们几个领袖小院的房东均迁回了老家。经过中央修缮,比原来住着又方便,又舒适。可是没住多久,上级又让我们搬了出来。我家搬到了中央大院中的一处普通小院里,该院三面房,两面是中央新建,一面是我家过去的场房屋。此间,领袖旧居仍由原户看管,房内没有家具文物,毛主席办公室内比较宽绰,我经常在这里编席。师范招生时,考生们也在这几个领袖旧居里住宿过。
后来我们几位房东,均由国家帮助,相继迁至村西岸建了房,才远离了中央大院。
中央机关建筑的军委作战室、七届二中全会旧址、政策研究室、朱德住的三眼石窑洞、机要室、工作人员宿办室、大伙房、中灶食堂等,师范占用了5年迁走后,西柏坡乡政府与西柏坡完小接着又占用了6年,直到水库搬迁。“这几百间房子可帮了县里的大忙!”老闫半开玩笑地讲。
1954年,县成立了两个人的西柏坡纪念馆筹建处,专门管理中央旧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住过的几个小院,逐步摆放了一些文物,其他建筑仍由机关学校借用。偶然有人来参观时,筹建处的蒋馆长就简要介绍一下。
三、领袖与村民心连心
在谈到与领袖们的往来时,老闫说:毛主席非常关心老百姓,中央大院前面是一片百亩苇塘,春夏之交青蛙昼夜不停地鸣叫,影响主席办公。警卫人员要求铲除青蛙,主席说使不得,青蛙是益虫,老乡们已经听惯了,我们要尊重老乡们的风俗习惯。村民闫国三给毛主席修炉子时,主席给过他一盒茶叶,还给修房子的农民工发过海燕烟和飞马烟。毛主席到村外散步见到的人不少,有一次闫如魁担着一担庄稼往回走,在苇地筒和毛主席走了个对面,警卫员摆手,示意让闫如魁绕路。闫如魁正要回身,毛主席朝前打了个招呼。警卫员说,毛主席叫你过去呢!由于路窄,毛主席抢前向左猛跳一步,躲到苇地里一个树墩上,给闫如魁让了路。并关切地说:“老乡,你挑得很重,快走吧!”
还有一次毛主席外出,见到闫志廷正在稻田拔草,毛主席便问他水稻的种植和产量情况,当毛主席了解到直播的水稻不如插秧的水稻产量高时,就提示农民改直播为插秧。他怕自己说的湖南话听不懂,又让随同的杨尚昆翻译了一遍。进京后的1958年,毛主席还让中央办公厅给西柏坡党支部书记和村长写信,让其到水稻产量高的涿州参观,已是后话。
我家院中的梨树主席经常浇水,秋季结果后毛主席一个也舍不得吃,让警卫员全部送来。我们过意不去,再三谦让,请警卫员给主席留下一些。警卫员说,主席讲这是纪律。第二年,由于火洞炙热,梨树结果就少了。
当问及有人说毛主席初来时,曾和你们在一个院里共同住了一段时间,并多次和主席说过话,是真的吗?老闫认真地说:这是写文章人的虚构和夸张,毛主席来前4个月,我们就迁走了,中央修建改造了我家的房院,我们从未和主席在一块住过。后来父亲应主席之邀,回去过一次,与主席谈了约2小时,别人谁也没有回去过。还有人说什么过年过节毛主席请房东吃饭啦,专门请房东看戏看电影啦等等,都不是事实。我们和其他村民一样,没有特殊待遇。
当谈到另外几位领袖时,老闫说:最平易近人的是朱老总,他出门很随便,经常是自家走了,警卫员才随后追。他经常和村民们家长里短的拉话,有一次我正在树下编席,朱老总走来,笑嘻嘻地问:“一天能织几个席?累不累?”“织一个,不累。”我忙站起来回答。他又看着我织了三道弥才离开。朱老总外出时,随身带着手枪,见到飞鸟野兔,手起鸟落,百发百中。一次错打了老百姓的家鸭,朱老总主动上门道歉,并赔了款,至今还传为佳话。村民们也经常和朱老总开玩笑,有时竟直喊:“脸膑胡,过来打只鸟。”在这里领袖和村民已无距离,分不出谁是“官”,谁是民。此外,朱老总推车、拉楼、修场,刘少奇栽树、扶玉米,周恩来用自己的马帮老乡碾场等,在老乡中更是有口皆碑。
当谈到中央在西柏坡期间文艺活动时,老闫说:当时放映电影较多,开始中央机关和村民挤在一起看。后改为中央机关放映一次,村民一次,老百姓非常满意。东柏坡大礼堂还唱过几次京剧,也是轮流发票观看,全国名演员李和曾、金刚钻等亲自登台演出,机关干部和广大村民一饱眼福。老党员闫铠至今还珍藏着当年发的一张发黄的绵纸戏票,已成文物。
当问及马啃树皮一事时,老闫说:这点事涉及到中央机关和村民的关系,过去宣传的不少,但不准确。当时中央机关在闫国三家的大格拉里喂养着一部分马,是供领导和机关用的,没有啃过树皮。开土地会议时,有的代表是骑马而来,把马拴在了村南大路旁的一片小树林里,由于管理不善,马啃了树皮。后在恶石沟口西岸的空闲地里,埋了一片拴马的木桩,把马集中到了这里。有的人不了解西柏坡的村貌,听说有这么一回事,就写文章说,马啃树皮在村北山坡上,有的说在村西,有的说在村东,其实是在村南树林里。
值得一提的是,刘少奇同志在外出散步时,发现马啃树皮后,就责成行政处的何科长,对啃了的树逐户调查赔偿。有的赔了钱,有的赔了米,村长王树声什么也不要,行政处就赔了他两把椅子,现在已成文物。1948年春,少奇同志又带领中央工委机关干部和村民一起在马啃树皮的地方,栽植了一片柳树和小叶杨,由于这里地下潮湿,地上土肥,树木很快又郁郁葱葱地长起来,人们亲切地称为“扎根树”。
四、敌机不炸西柏坡之谜
在谈及蒋介石整天寻找毛泽东的下落,为什么敌机不炸西柏坡时,老闫说,这事说来话长。
大家都知道,蒋介石轰炸过阜平城南庄,毛泽东有惊无险,至今毛泽东住处的柱子上,还留有弹痕。毛泽东来到了西柏坡,这里党和群众的基础非常好,就像来到了一个铜墙铁壁筑成的安全岛上。中央大院里住着五大领袖,也住着几户平民百姓。领袖们日夜操劳着国家大事,百姓们耕耘着自己的农田,保卫着领袖们的安全。村民们几乎天天和领袖见面,但大家都守口如瓶,从未吐露过蛛丝马迹,许多事情都是中央进京后才透露的。
蒋介石的特务侦察到毛泽东住在西柏坡一带,就从人员往来较多的地方和不同于民房的建筑物中寻找目标。敌机曾轰炸过西柏坡东南30多公里的烟堡华北局,也轰炸过西柏坡北10多公里的讲里天主堂,但就是不知道毛泽东在西柏坡的农家小院。
有人说,毛主席洪福大,炸不着。其实是全国人民衷心拥护毛主席,他走到哪里都有人自动保护守卫,才闯过了一道道难关。
中央进京后,西柏坡的村民们十分想念毛主席,大家委托村干部闫民生、闫连章带着土特产品去看望过毛主席。村民苏善修为了实现这一心愿,卖掉皮袄做路费独自进京,毛主席在百忙中与其拉家常两个多小时,被传为佳话。
五、“我还是毛主席的老房东”
1959年因岗南水库蓄水,西柏坡和周围60多个村庄进行了历史性的大搬迁。谈到迁建时,老闫说:由于人们赖以生存的耕地大部分被淹没,上级号召党团员干部带头,绝大部分人必需外迁另谋生路。当时并没有考虑到西柏坡的政治地位和五大领袖房东的去留问题。人们穷家难舍,热土难离,谁也不愿意离开。在库水猛涨,咄咄逼人的情况下,我家才迁到附近的柏坡岭上搭了个庵屋,在露天支起了锅灶。下雨天,外边大下,屋内小下。水电路都不通,吃水、治病、出行、小孩上学等都遇到了难题,生活一下子倒退了几百年。后来又四处奔波,迁入栲栳台村,与周恩来的房东闫中允、闫庆云等人搬到了一起,西柏坡共迁入这里共13户60余人。西柏坡搬迁共涉及省内外24个村,该村是零星移民中最多的一个村。
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肚子都吃不饱,又得建房,又得生产,过了几年艰难日子。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央旧居在柏坡岭复原后,纪念馆领导又请我们迁出的几位领袖老房东回家观光,看一看自己的老家,看一看中央的旧居,与迁建前比较有无疏漏之处。
我们慢慢地走,仔细地看,回忆着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的历史,思索着毛主席和几位领袖在这里运筹帷幄的不寻常岁月,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恢复后的旧居与原址基本接近,但新址面积缩小,地形地貌也相差较多。中央原占地约60多亩,现在只有24亩,有的建筑未能复原。比如,毛主席后院的两棵香椿树没有栽活,门口的岗哨室和小灶没有复原,中央大伙房没有复原,防空洞北口的国槐没有栽上等。总的讲是地方小了,地面平了,建筑物少了,似乎成了一个浓缩化了的景点。
为了配合纪念馆对外开放,上级要求外迁的五大领袖房东重新迁回西柏坡。但这些移民中的青年男女都和当地的老乡结了婚,他们不愿远离自己的父母亲人,结果一户也没有迁回。
当问及生活变化时,老闫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生活逐步好转,父亲和弟弟却先后离去。我有4个儿子,老大是电工,老三是木匠,老二和老四都是泥瓦匠,现在都已成家立业,共计20多口人。我与老伴在四个儿子家轮流吃住。总的说是温饱有余,小康不足,零花钱紧巴。我身体不好,已有10多年不能下地干活了,有一次因病住院花了7000多元,那时还没有农村合作医疗,一元也没有补助。
说到这里老闫无限感慨地说:“就近搬迁到柏坡岭的西柏坡村民,现在都依托纪念馆搞起了旅馆饭店等第三产业,走上了富裕之路,小轿车、高档家电等已进入寻常百姓家,过年过节上级还不断给点各种名目的补助。我们外迁50多年了,从没有享受过任何待遇,虽然迁出了西柏坡,但我还是毛主席的老房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