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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新年伊始，笔者慕名来到河北省平山县温塘镇栲栳台村，拜访了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的老房东闫文习夫妇。83岁的闫文习老人见到我们来访，非常高兴，便拉开了话匣子，今将访谈实录如下：
一、中央移驻西柏坡
我们开门见山地问：“当年毛主席是如何选择并入住你家的？”老闫说：中央到西柏坡前几个月，就不断有大车往这里运木头，我们就好奇地问：“拉这么多木头干什么？”“准备盖房子。”卸木头的工人随口答道。但在哪儿盖，给谁盖，却弄不清。过了一段时间，村干部领着一个穿灰军装的战士来到我家，前前后后，屋里屋外都看了一遍说：“工校（中央的代号）首长要来你家居住，行不行呀？”“可以，可以。”父亲闫受朝思想非常进步，虽没任过村正职，但副职和委员之类一直没有脱过身。战争年代机关和驻军号房子已是司空见惯，这次父亲不假思索地就满口答应了。那时全家6口人，父亲40岁出头，我18岁，土改时刚分了5亩稻田，全家人都非常高兴。为了给工校让方便，1947年腊月毛主席还没有来，我们就搬到了村东岸闫受田家，不久又搬到了村西岸闫涛家。由于中央迁入，西柏坡住房相当紧张，该院共住着4户人家。东岸上与我家毗邻的闫中允、闫中杰、闫受禄、刘凤明、闫受珍等几户，也都相继搬了家。
后来听说，这一片分别住进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几位领袖和董必武、彭真、杨尚昆等中央要人。并在空闲地方建起了小礼堂、大伙房、中灶食堂、机要室和工作人员的宿办室。在房后的山岭中开挖了防空洞，四周还圈起了一个大围墙，这就是后来通常说的中央大院，即西柏坡的“中南海”。
在谈到中央修房建房时，老闫说：我家的房院坐北朝南，分前后院。前院是附院，有厕所、猪圈、石磨和7棵木材树，白灰甬路从前院大门直通后院大门。后院是主院，共有三面房。一进门是影壁和翠竹。北房5间，全部被日寇烧毁，我家只恢复了2间。西房5.5间，日寇烧毁了1.5间。南房3间，均未烧毁。东面是围墙，院内西侧有一棵梨树，东侧是两棵香椿树，影壁后是鸡窝。
中央对房院进行了全部复原和改建，把前院的厕所改成了水房，厕所移到了房后，在房后圈起了格拉，向防空洞开了后门。院中向东开了便门，与任弼时院西便门相对。各室内普遍修通了火洞，室与室之间均开了内门。北房5间改成了4间，我们恢复的两间又进行了扩大翻修，成了毛主席的办公室，其余为卧室1.5间、过道0.5间。西房5.5间为：李讷与保姆1.5间、江青住2间、资料室2间。南房3间为：警卫室2间、过道1间。前院除厕所改为水房外，甬路、猪圈、猪窝、磨盘和7棵木材树均未动。中央在大门口新建了一个岗哨值班室，稍远一点又建了一个小灶。
毛主席住进后，卫士嫌猪圈、猪窝、磨盘、鸡窝等不太雅观，要求拆除。毛主席得知后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在这里住得不会太久，我们走后老乡还要用呢！”卫士们暂时填平了猪圈，其他老古董才得以保留。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年暑季天特别热，当时既无电扇，也无空调，室内无法办公。前院磨盘上由于有大树遮凉，卫士又在树枝上扯起了一块白布，磨盘上竟成了毛主席和领袖们商讨军机大事的地方，许多发往前方的电报电文都是在这里起草的，故有“磨盘上布下雄兵百万”之说。现在的磨盘，已成了一个标志性的文物和游人争相拍照的地方。
在修建前院大门门垛时，第一次门垛比两侧围墙高，毛主席不同意。第二次改建成了弧型圈门，毛主席仍未同意。陕北技工的两次设计施工被否定后，西柏坡技工闫玉庆拆掉了圈门，把两个门垛垒成和围墙基本一样高低，毛主席才同意了。后来大家分析，毛主席不要求美观，要求的是安全实用。在砂房顶时，卫士对施工人员说：“毛主席晚上办公，白天睡觉，砂房声音要小，尽量不要打扰主席休息。”由于晚上施工不方便，江青住的西房没有砂住，又砂了第二次。
其他领袖房院的修复与改造，与毛主席住的房院基本一样，都是迁厕所，改水房，建火洞，开便门与内门。其中周恩来住的小院，原来住着弟兄三个，院中有道界墙，周恩来入住后，拆除了界墙，才成了现在的样子。
中央在这里住了将近二年时间，其中毛泽东住了10个月。1949年3月中央离开这里。
二、中央离开西柏坡
中央进京时，可能处于安全考虑，五大领袖没有和房东告别。
3月22日晚上，有七八辆汽车驶进了中央大院，第二天上午，五大领袖和主要工作人员均已迁走，往日戒备森严的大院门口，中午已无人值班！
当时，南方还没有解放，革命圣地的保护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主要领导机关迁走后，做善后处理的人员把借用的民房都归还了原房东，中央新建的房子都移交给了建屏县政府，县又交给了建屏师范借用。善后人员和师范学生还在同一个大伙房吃了十几天饭。
我们几个领袖小院的房东均迁回了老家。经过中央修缮，比原来住着又方便，又舒适。可是没住多久，上级又让我们搬了出来。我家搬到了中央大院中的一处普通小院里，该院三面房，两面是中央新建，一面是我家过去的场房屋。此间，领袖旧居仍由原户看管，房内没有家具文物，毛主席办公室内比较宽绰，我经常在这里编席。师范招生时，考生们也在这几个领袖旧居里住宿过。
后来我们几位房东，均由国家帮助，相继迁至村西岸建了房，才远离了中央大院。
中央机关建筑的军委作战室、七届二中全会旧址、政策研究室、朱德住的三眼石窑洞、机要室、工作人员宿办室、大伙房、中灶食堂等，师范占用了5年迁走后，西柏坡乡政府与西柏坡完小接着又占用了6年，直到水库搬迁。“这几百间房子可帮了县里的大忙！”老闫半开玩笑地讲。
1954年，县成立了两个人的西柏坡纪念馆筹建处，专门管理中央旧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住过的几个小院，逐步摆放了一些文物，其他建筑仍由机关学校借用。偶然有人来参观时，筹建处的蒋馆长就简要介绍一下。
三、领袖与村民心连心
在谈到与领袖们的往来时，老闫说：毛主席非常关心老百姓，中央大院前面是一片百亩苇塘，春夏之交青蛙昼夜不停地鸣叫，影响主席办公。警卫人员要求铲除青蛙，主席说使不得，青蛙是益虫，老乡们已经听惯了，我们要尊重老乡们的风俗习惯。村民闫国三给毛主席修炉子时，主席给过他一盒茶叶，还给修房子的农民工发过海燕烟和飞马烟。毛主席到村外散步见到的人不少，有一次闫如魁担着一担庄稼往回走，在苇地筒和毛主席走了个对面，警卫员摆手，示意让闫如魁绕路。闫如魁正要回身，毛主席朝前打了个招呼。警卫员说，毛主席叫你过去呢！由于路窄，毛主席抢前向左猛跳一步，躲到苇地里一个树墩上，给闫如魁让了路。并关切地说：“老乡，你挑得很重，快走吧！”
还有一次毛主席外出，见到闫志廷正在稻田拔草，毛主席便问他水稻的种植和产量情况，当毛主席了解到直播的水稻不如插秧的水稻产量高时，就提示农民改直播为插秧。他怕自己说的湖南话听不懂，又让随同的杨尚昆翻译了一遍。进京后的1958年，毛主席还让中央办公厅给西柏坡党支部书记和村长写信，让其到水稻产量高的涿州参观，已是后话。
我家院中的梨树主席经常浇水，秋季结果后毛主席一个也舍不得吃，让警卫员全部送来。我们过意不去，再三谦让，请警卫员给主席留下一些。警卫员说，主席讲这是纪律。第二年，由于火洞炙热，梨树结果就少了。
当问及有人说毛主席初来时，曾和你们在一个院里共同住了一段时间，并多次和主席说过话，是真的吗？老闫认真地说：这是写文章人的虚构和夸张，毛主席来前4个月，我们就迁走了，中央修建改造了我家的房院，我们从未和主席在一块住过。后来父亲应主席之邀，回去过一次，与主席谈了约2小时，别人谁也没有回去过。还有人说什么过年过节毛主席请房东吃饭啦，专门请房东看戏看电影啦等等，都不是事实。我们和其他村民一样，没有特殊待遇。
当谈到另外几位领袖时，老闫说：最平易近人的是朱老总，他出门很随便，经常是自家走了，警卫员才随后追。他经常和村民们家长里短的拉话，有一次我正在树下编席，朱老总走来，笑嘻嘻地问：“一天能织几个席？累不累？”“织一个，不累。”我忙站起来回答。他又看着我织了三道弥才离开。朱老总外出时，随身带着手枪，见到飞鸟野兔，手起鸟落，百发百中。一次错打了老百姓的家鸭，朱老总主动上门道歉，并赔了款，至今还传为佳话。村民们也经常和朱老总开玩笑，有时竟直喊：“脸膑胡，过来打只鸟。”在这里领袖和村民已无距离，分不出谁是“官”，谁是民。此外，朱老总推车、拉楼、修场，刘少奇栽树、扶玉米，周恩来用自己的马帮老乡碾场等，在老乡中更是有口皆碑。
当谈到中央在西柏坡期间文艺活动时，老闫说：当时放映电影较多，开始中央机关和村民挤在一起看。后改为中央机关放映一次，村民一次，老百姓非常满意。东柏坡大礼堂还唱过几次京剧，也是轮流发票观看，全国名演员李和曾、金刚钻等亲自登台演出，机关干部和广大村民一饱眼福。老党员闫铠至今还珍藏着当年发的一张发黄的绵纸戏票，已成文物。
当问及马啃树皮一事时，老闫说：这点事涉及到中央机关和村民的关系，过去宣传的不少，但不准确。当时中央机关在闫国三家的大格拉里喂养着一部分马，是供领导和机关用的，没有啃过树皮。开土地会议时，有的代表是骑马而来，把马拴在了村南大路旁的一片小树林里，由于管理不善，马啃了树皮。后在恶石沟口西岸的空闲地里，埋了一片拴马的木桩，把马集中到了这里。有的人不了解西柏坡的村貌，听说有这么一回事，就写文章说，马啃树皮在村北山坡上，有的说在村西，有的说在村东，其实是在村南树林里。
值得一提的是，刘少奇同志在外出散步时，发现马啃树皮后，就责成行政处的何科长，对啃了的树逐户调查赔偿。有的赔了钱，有的赔了米，村长王树声什么也不要，行政处就赔了他两把椅子，现在已成文物。1948年春，少奇同志又带领中央工委机关干部和村民一起在马啃树皮的地方，栽植了一片柳树和小叶杨，由于这里地下潮湿，地上土肥，树木很快又郁郁葱葱地长起来，人们亲切地称为“扎根树”。
四、敌机不炸西柏坡之谜
在谈及蒋介石整天寻找毛泽东的下落，为什么敌机不炸西柏坡时，老闫说，这事说来话长。
大家都知道，蒋介石轰炸过阜平城南庄，毛泽东有惊无险，至今毛泽东住处的柱子上，还留有弹痕。毛泽东来到了西柏坡，这里党和群众的基础非常好，就像来到了一个铜墙铁壁筑成的安全岛上。中央大院里住着五大领袖，也住着几户平民百姓。领袖们日夜操劳着国家大事，百姓们耕耘着自己的农田，保卫着领袖们的安全。村民们几乎天天和领袖见面，但大家都守口如瓶，从未吐露过蛛丝马迹，许多事情都是中央进京后才透露的。
蒋介石的特务侦察到毛泽东住在西柏坡一带，就从人员往来较多的地方和不同于民房的建筑物中寻找目标。敌机曾轰炸过西柏坡东南30多公里的烟堡华北局，也轰炸过西柏坡北10多公里的讲里天主堂，但就是不知道毛泽东在西柏坡的农家小院。
有人说，毛主席洪福大，炸不着。其实是全国人民衷心拥护毛主席，他走到哪里都有人自动保护守卫，才闯过了一道道难关。
中央进京后，西柏坡的村民们十分想念毛主席，大家委托村干部闫民生、闫连章带着土特产品去看望过毛主席。村民苏善修为了实现这一心愿，卖掉皮袄做路费独自进京，毛主席在百忙中与其拉家常两个多小时，被传为佳话。
五、“我还是毛主席的老房东”
1959年因岗南水库蓄水，西柏坡和周围60多个村庄进行了历史性的大搬迁。谈到迁建时，老闫说：由于人们赖以生存的耕地大部分被淹没，上级号召党团员干部带头，绝大部分人必需外迁另谋生路。当时并没有考虑到西柏坡的政治地位和五大领袖房东的去留问题。人们穷家难舍，热土难离，谁也不愿意离开。在库水猛涨，咄咄逼人的情况下，我家才迁到附近的柏坡岭上搭了个庵屋，在露天支起了锅灶。下雨天，外边大下，屋内小下。水电路都不通，吃水、治病、出行、小孩上学等都遇到了难题，生活一下子倒退了几百年。后来又四处奔波，迁入栲栳台村，与周恩来的房东闫中允、闫庆云等人搬到了一起，西柏坡共迁入这里共13户60余人。西柏坡搬迁共涉及省内外24个村，该村是零星移民中最多的一个村。
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肚子都吃不饱，又得建房，又得生产，过了几年艰难日子。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央旧居在柏坡岭复原后，纪念馆领导又请我们迁出的几位领袖老房东回家观光，看一看自己的老家，看一看中央的旧居，与迁建前比较有无疏漏之处。
我们慢慢地走，仔细地看，回忆着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的历史，思索着毛主席和几位领袖在这里运筹帷幄的不寻常岁月，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恢复后的旧居与原址基本接近，但新址面积缩小，地形地貌也相差较多。中央原占地约60多亩，现在只有24亩，有的建筑未能复原。比如，毛主席后院的两棵香椿树没有栽活，门口的岗哨室和小灶没有复原，中央大伙房没有复原，防空洞北口的国槐没有栽上等。总的讲是地方小了，地面平了，建筑物少了，似乎成了一个浓缩化了的景点。
为了配合纪念馆对外开放，上级要求外迁的五大领袖房东重新迁回西柏坡。但这些移民中的青年男女都和当地的老乡结了婚，他们不愿远离自己的父母亲人，结果一户也没有迁回。
当问及生活变化时，老闫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生活逐步好转，父亲和弟弟却先后离去。我有4个儿子，老大是电工，老三是木匠，老二和老四都是泥瓦匠，现在都已成家立业，共计20多口人。我与老伴在四个儿子家轮流吃住。总的说是温饱有余，小康不足，零花钱紧巴。我身体不好，已有10多年不能下地干活了，有一次因病住院花了7000多元，那时还没有农村合作医疗，一元也没有补助。
说到这里老闫无限感慨地说：“就近搬迁到柏坡岭的西柏坡村民，现在都依托纪念馆搞起了旅馆饭店等第三产业，走上了富裕之路，小轿车、高档家电等已进入寻常百姓家，过年过节上级还不断给点各种名目的补助。我们外迁50多年了，从没有享受过任何待遇，虽然迁出了西柏坡，但我还是毛主席的老房东呀！”
一、中央移驻西柏坡
我们开门见山地问：“当年毛主席是如何选择并入住你家的？”老闫说：中央到西柏坡前几个月，就不断有大车往这里运木头，我们就好奇地问：“拉这么多木头干什么？”“准备盖房子。”卸木头的工人随口答道。但在哪儿盖，给谁盖，却弄不清。过了一段时间，村干部领着一个穿灰军装的战士来到我家，前前后后，屋里屋外都看了一遍说：“工校（中央的代号）首长要来你家居住，行不行呀？”“可以，可以。”父亲闫受朝思想非常进步，虽没任过村正职，但副职和委员之类一直没有脱过身。战争年代机关和驻军号房子已是司空见惯，这次父亲不假思索地就满口答应了。那时全家6口人，父亲40岁出头，我18岁，土改时刚分了5亩稻田，全家人都非常高兴。为了给工校让方便，1947年腊月毛主席还没有来，我们就搬到了村东岸闫受田家，不久又搬到了村西岸闫涛家。由于中央迁入，西柏坡住房相当紧张，该院共住着4户人家。东岸上与我家毗邻的闫中允、闫中杰、闫受禄、刘凤明、闫受珍等几户，也都相继搬了家。
后来听说，这一片分别住进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几位领袖和董必武、彭真、杨尚昆等中央要人。并在空闲地方建起了小礼堂、大伙房、中灶食堂、机要室和工作人员的宿办室。在房后的山岭中开挖了防空洞，四周还圈起了一个大围墙，这就是后来通常说的中央大院，即西柏坡的“中南海”。
在谈到中央修房建房时，老闫说：我家的房院坐北朝南，分前后院。前院是附院，有厕所、猪圈、石磨和7棵木材树，白灰甬路从前院大门直通后院大门。后院是主院，共有三面房。一进门是影壁和翠竹。北房5间，全部被日寇烧毁，我家只恢复了2间。西房5.5间，日寇烧毁了1.5间。南房3间，均未烧毁。东面是围墙，院内西侧有一棵梨树，东侧是两棵香椿树，影壁后是鸡窝。
中央对房院进行了全部复原和改建，把前院的厕所改成了水房，厕所移到了房后，在房后圈起了格拉，向防空洞开了后门。院中向东开了便门，与任弼时院西便门相对。各室内普遍修通了火洞，室与室之间均开了内门。北房5间改成了4间，我们恢复的两间又进行了扩大翻修，成了毛主席的办公室，其余为卧室1.5间、过道0.5间。西房5.5间为：李讷与保姆1.5间、江青住2间、资料室2间。南房3间为：警卫室2间、过道1间。前院除厕所改为水房外，甬路、猪圈、猪窝、磨盘和7棵木材树均未动。中央在大门口新建了一个岗哨值班室，稍远一点又建了一个小灶。
毛主席住进后，卫士嫌猪圈、猪窝、磨盘、鸡窝等不太雅观，要求拆除。毛主席得知后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在这里住得不会太久，我们走后老乡还要用呢！”卫士们暂时填平了猪圈，其他老古董才得以保留。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年暑季天特别热，当时既无电扇，也无空调，室内无法办公。前院磨盘上由于有大树遮凉，卫士又在树枝上扯起了一块白布，磨盘上竟成了毛主席和领袖们商讨军机大事的地方，许多发往前方的电报电文都是在这里起草的，故有“磨盘上布下雄兵百万”之说。现在的磨盘，已成了一个标志性的文物和游人争相拍照的地方。
在修建前院大门门垛时，第一次门垛比两侧围墙高，毛主席不同意。第二次改建成了弧型圈门，毛主席仍未同意。陕北技工的两次设计施工被否定后，西柏坡技工闫玉庆拆掉了圈门，把两个门垛垒成和围墙基本一样高低，毛主席才同意了。后来大家分析，毛主席不要求美观，要求的是安全实用。在砂房顶时，卫士对施工人员说：“毛主席晚上办公，白天睡觉，砂房声音要小，尽量不要打扰主席休息。”由于晚上施工不方便，江青住的西房没有砂住，又砂了第二次。
其他领袖房院的修复与改造，与毛主席住的房院基本一样，都是迁厕所，改水房，建火洞，开便门与内门。其中周恩来住的小院，原来住着弟兄三个，院中有道界墙，周恩来入住后，拆除了界墙，才成了现在的样子。
中央在这里住了将近二年时间，其中毛泽东住了10个月。1949年3月中央离开这里。
二、中央离开西柏坡
中央进京时，可能处于安全考虑，五大领袖没有和房东告别。
3月22日晚上，有七八辆汽车驶进了中央大院，第二天上午，五大领袖和主要工作人员均已迁走，往日戒备森严的大院门口，中午已无人值班！
当时，南方还没有解放，革命圣地的保护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主要领导机关迁走后，做善后处理的人员把借用的民房都归还了原房东，中央新建的房子都移交给了建屏县政府，县又交给了建屏师范借用。善后人员和师范学生还在同一个大伙房吃了十几天饭。
我们几个领袖小院的房东均迁回了老家。经过中央修缮，比原来住着又方便，又舒适。可是没住多久，上级又让我们搬了出来。我家搬到了中央大院中的一处普通小院里，该院三面房，两面是中央新建，一面是我家过去的场房屋。此间，领袖旧居仍由原户看管，房内没有家具文物，毛主席办公室内比较宽绰，我经常在这里编席。师范招生时，考生们也在这几个领袖旧居里住宿过。
后来我们几位房东，均由国家帮助，相继迁至村西岸建了房，才远离了中央大院。
中央机关建筑的军委作战室、七届二中全会旧址、政策研究室、朱德住的三眼石窑洞、机要室、工作人员宿办室、大伙房、中灶食堂等，师范占用了5年迁走后，西柏坡乡政府与西柏坡完小接着又占用了6年，直到水库搬迁。“这几百间房子可帮了县里的大忙！”老闫半开玩笑地讲。
1954年，县成立了两个人的西柏坡纪念馆筹建处，专门管理中央旧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住过的几个小院，逐步摆放了一些文物，其他建筑仍由机关学校借用。偶然有人来参观时，筹建处的蒋馆长就简要介绍一下。
三、领袖与村民心连心
在谈到与领袖们的往来时，老闫说：毛主席非常关心老百姓，中央大院前面是一片百亩苇塘，春夏之交青蛙昼夜不停地鸣叫，影响主席办公。警卫人员要求铲除青蛙，主席说使不得，青蛙是益虫，老乡们已经听惯了，我们要尊重老乡们的风俗习惯。村民闫国三给毛主席修炉子时，主席给过他一盒茶叶，还给修房子的农民工发过海燕烟和飞马烟。毛主席到村外散步见到的人不少，有一次闫如魁担着一担庄稼往回走，在苇地筒和毛主席走了个对面，警卫员摆手，示意让闫如魁绕路。闫如魁正要回身，毛主席朝前打了个招呼。警卫员说，毛主席叫你过去呢！由于路窄，毛主席抢前向左猛跳一步，躲到苇地里一个树墩上，给闫如魁让了路。并关切地说：“老乡，你挑得很重，快走吧！”
还有一次毛主席外出，见到闫志廷正在稻田拔草，毛主席便问他水稻的种植和产量情况，当毛主席了解到直播的水稻不如插秧的水稻产量高时，就提示农民改直播为插秧。他怕自己说的湖南话听不懂，又让随同的杨尚昆翻译了一遍。进京后的1958年，毛主席还让中央办公厅给西柏坡党支部书记和村长写信，让其到水稻产量高的涿州参观，已是后话。
我家院中的梨树主席经常浇水，秋季结果后毛主席一个也舍不得吃，让警卫员全部送来。我们过意不去，再三谦让，请警卫员给主席留下一些。警卫员说，主席讲这是纪律。第二年，由于火洞炙热，梨树结果就少了。
当问及有人说毛主席初来时，曾和你们在一个院里共同住了一段时间，并多次和主席说过话，是真的吗？老闫认真地说：这是写文章人的虚构和夸张，毛主席来前4个月，我们就迁走了，中央修建改造了我家的房院，我们从未和主席在一块住过。后来父亲应主席之邀，回去过一次，与主席谈了约2小时，别人谁也没有回去过。还有人说什么过年过节毛主席请房东吃饭啦，专门请房东看戏看电影啦等等，都不是事实。我们和其他村民一样，没有特殊待遇。
当谈到另外几位领袖时，老闫说：最平易近人的是朱老总，他出门很随便，经常是自家走了，警卫员才随后追。他经常和村民们家长里短的拉话，有一次我正在树下编席，朱老总走来，笑嘻嘻地问：“一天能织几个席？累不累？”“织一个，不累。”我忙站起来回答。他又看着我织了三道弥才离开。朱老总外出时，随身带着手枪，见到飞鸟野兔，手起鸟落，百发百中。一次错打了老百姓的家鸭，朱老总主动上门道歉，并赔了款，至今还传为佳话。村民们也经常和朱老总开玩笑，有时竟直喊：“脸膑胡，过来打只鸟。”在这里领袖和村民已无距离，分不出谁是“官”，谁是民。此外，朱老总推车、拉楼、修场，刘少奇栽树、扶玉米，周恩来用自己的马帮老乡碾场等，在老乡中更是有口皆碑。
当谈到中央在西柏坡期间文艺活动时，老闫说：当时放映电影较多，开始中央机关和村民挤在一起看。后改为中央机关放映一次，村民一次，老百姓非常满意。东柏坡大礼堂还唱过几次京剧，也是轮流发票观看，全国名演员李和曾、金刚钻等亲自登台演出，机关干部和广大村民一饱眼福。老党员闫铠至今还珍藏着当年发的一张发黄的绵纸戏票，已成文物。
当问及马啃树皮一事时，老闫说：这点事涉及到中央机关和村民的关系，过去宣传的不少，但不准确。当时中央机关在闫国三家的大格拉里喂养着一部分马，是供领导和机关用的，没有啃过树皮。开土地会议时，有的代表是骑马而来，把马拴在了村南大路旁的一片小树林里，由于管理不善，马啃了树皮。后在恶石沟口西岸的空闲地里，埋了一片拴马的木桩，把马集中到了这里。有的人不了解西柏坡的村貌，听说有这么一回事，就写文章说，马啃树皮在村北山坡上，有的说在村西，有的说在村东，其实是在村南树林里。
值得一提的是，刘少奇同志在外出散步时，发现马啃树皮后，就责成行政处的何科长，对啃了的树逐户调查赔偿。有的赔了钱，有的赔了米，村长王树声什么也不要，行政处就赔了他两把椅子，现在已成文物。1948年春，少奇同志又带领中央工委机关干部和村民一起在马啃树皮的地方，栽植了一片柳树和小叶杨，由于这里地下潮湿，地上土肥，树木很快又郁郁葱葱地长起来，人们亲切地称为“扎根树”。
四、敌机不炸西柏坡之谜
在谈及蒋介石整天寻找毛泽东的下落，为什么敌机不炸西柏坡时，老闫说，这事说来话长。
大家都知道，蒋介石轰炸过阜平城南庄，毛泽东有惊无险，至今毛泽东住处的柱子上，还留有弹痕。毛泽东来到了西柏坡，这里党和群众的基础非常好，就像来到了一个铜墙铁壁筑成的安全岛上。中央大院里住着五大领袖，也住着几户平民百姓。领袖们日夜操劳着国家大事，百姓们耕耘着自己的农田，保卫着领袖们的安全。村民们几乎天天和领袖见面，但大家都守口如瓶，从未吐露过蛛丝马迹，许多事情都是中央进京后才透露的。
蒋介石的特务侦察到毛泽东住在西柏坡一带，就从人员往来较多的地方和不同于民房的建筑物中寻找目标。敌机曾轰炸过西柏坡东南30多公里的烟堡华北局，也轰炸过西柏坡北10多公里的讲里天主堂，但就是不知道毛泽东在西柏坡的农家小院。
有人说，毛主席洪福大，炸不着。其实是全国人民衷心拥护毛主席，他走到哪里都有人自动保护守卫，才闯过了一道道难关。
中央进京后，西柏坡的村民们十分想念毛主席，大家委托村干部闫民生、闫连章带着土特产品去看望过毛主席。村民苏善修为了实现这一心愿，卖掉皮袄做路费独自进京，毛主席在百忙中与其拉家常两个多小时，被传为佳话。
五、“我还是毛主席的老房东”
1959年因岗南水库蓄水，西柏坡和周围60多个村庄进行了历史性的大搬迁。谈到迁建时，老闫说：由于人们赖以生存的耕地大部分被淹没，上级号召党团员干部带头，绝大部分人必需外迁另谋生路。当时并没有考虑到西柏坡的政治地位和五大领袖房东的去留问题。人们穷家难舍，热土难离，谁也不愿意离开。在库水猛涨，咄咄逼人的情况下，我家才迁到附近的柏坡岭上搭了个庵屋，在露天支起了锅灶。下雨天，外边大下，屋内小下。水电路都不通，吃水、治病、出行、小孩上学等都遇到了难题，生活一下子倒退了几百年。后来又四处奔波，迁入栲栳台村，与周恩来的房东闫中允、闫庆云等人搬到了一起，西柏坡共迁入这里共13户60余人。西柏坡搬迁共涉及省内外24个村，该村是零星移民中最多的一个村。
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肚子都吃不饱，又得建房，又得生产，过了几年艰难日子。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央旧居在柏坡岭复原后，纪念馆领导又请我们迁出的几位领袖老房东回家观光，看一看自己的老家，看一看中央的旧居，与迁建前比较有无疏漏之处。
我们慢慢地走，仔细地看，回忆着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的历史，思索着毛主席和几位领袖在这里运筹帷幄的不寻常岁月，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恢复后的旧居与原址基本接近，但新址面积缩小，地形地貌也相差较多。中央原占地约60多亩，现在只有24亩，有的建筑未能复原。比如，毛主席后院的两棵香椿树没有栽活，门口的岗哨室和小灶没有复原，中央大伙房没有复原，防空洞北口的国槐没有栽上等。总的讲是地方小了，地面平了，建筑物少了，似乎成了一个浓缩化了的景点。
为了配合纪念馆对外开放，上级要求外迁的五大领袖房东重新迁回西柏坡。但这些移民中的青年男女都和当地的老乡结了婚，他们不愿远离自己的父母亲人，结果一户也没有迁回。
当问及生活变化时，老闫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生活逐步好转，父亲和弟弟却先后离去。我有4个儿子，老大是电工，老三是木匠，老二和老四都是泥瓦匠，现在都已成家立业，共计20多口人。我与老伴在四个儿子家轮流吃住。总的说是温饱有余，小康不足，零花钱紧巴。我身体不好，已有10多年不能下地干活了，有一次因病住院花了7000多元，那时还没有农村合作医疗，一元也没有补助。
说到这里老闫无限感慨地说：“就近搬迁到柏坡岭的西柏坡村民，现在都依托纪念馆搞起了旅馆饭店等第三产业，走上了富裕之路，小轿车、高档家电等已进入寻常百姓家，过年过节上级还不断给点各种名目的补助。我们外迁50多年了，从没有享受过任何待遇，虽然迁出了西柏坡，但我还是毛主席的老房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