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以广西水族民歌为研究对象，对广西融水、宜州两个水族地区的民歌进行搜集、整理，在文化变迁的视角下对其现存的音乐结构进行研究，并与贵州荔波水族民歌结构进行对比，结合其生存环境，探究文化变迁中的广西水族民歌。
关键词：文化变迁 广西水族 民歌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8）09-0034-03
水族主要集中分布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荔波、独山、榕江及都匀等县，部分分散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贵州南部属珠江水系，自北向南而流，主要河流有都柳江、红水河、北盘江和南盘江等，而广西主要河流为南盘江—红水河—黔江—浔江—西江，自西北折东横贯全境，又包含都柳江、龙江等支流。从都柳江主干流及支流的走向、水族人口分布情况及水族的历史发展来看，水族主要沿着都柳江、龙江河流繁衍生息。散居在广西地区的水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既保持着本族群特色，又不断与他族群文化的接触和碰撞中发生转变。在广西水族长期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共融与互动中，其民歌呈现了“承袭—衍化—变异”的发展进程。
一、广西水族民歌概况
（一）历史发展与生存环境
广西水族主要集中于广西河池宜州区、南丹县、柳州融水县等地，本文主要以宜州区和融水县两个地区的水族为研究对象。1995年融水人口数据统计融水水族有3859人，主要分布在滚贝侗族乡朱砂村和英洞瑶族乡平项屯一带。融水水族村寨通常由有血缘关系同姓氏組成，姓氏以潘姓居多，据当地居民介绍，他们的祖先由贵州荔波、从江迁入。宜州水族主要集中在龙头乡龙盘村向南水族屯，其他分散散于庆远镇、北牙乡等乡镇。龙头乡向南村水族屯当地居民均为彭氏水族人，据向南水族屯屯志记载，宜州市龙头乡向南水族屯居民均为向南开基祖炳东公后裔，炳东公于清乾隆末年，自广东嘉应州佛祖岭西迁而来，先于黔东南、桂西北一带经商，后于嘉庆年间迁到一周的怀远、拉浪、永顺经商，均为客居，最后因“龙头乡青山水秀，人物恬熙”而定居向南，至今150余年。①
（二）民歌概况
1.融水水族
融水水族主要集中在融水县同练瑶族乡英洞村平项屯一带，其服饰、饮食、传统节日等民俗习惯基本“同化”，但语言得以保留。由于融水水族与贵州荔波、从江的水族血缘亲戚间的走往频繁，相对广西其他水族地区，水族民歌在融水保存最为完整。当地人以歌词内容对民歌分类，主要有起头歌、结婚歌、求亲歌和赶集歌。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当地水族用水族话演唱当地的汉族歌曲曲调，这类民歌主要有贺主家歌、古人歌、对歌和打工歌四种。
2.宜州水族
宜州水族主要集中在龙头乡龙盘村向南水族屯，部分分散散于庆远镇、北牙乡。龙头乡向南村水族屯当地居民均为彭氏水族人，由于封建社会时期，当地少数民族语言、服饰及民族习俗受到歧视，加上现代科技及生活习惯的渗入，近十多年来，当地水族的语言、服饰和习俗基本被“同化”。此外宜州是刘三姐歌谣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传播广泛，对向南村水族屯的水族民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二、广西水族民歌与贵州荔波水族民歌的比较
（一）荔波水族民歌
单歌，水语称为“旭济”，因其每首歌词都能表达一个独立的意思而得名，多用于水族情歌中，荔波当地人又称单歌为“情歌调”。单歌的演唱形式通常为对唱，演唱时由众人在歌头、歌尾“帮和”，一方面起烘托气氛，一方面给歌手提供了调整气息的时机。前有歌头有歌尾也是水族民歌典型的结构，中间乐句的句头也与歌头旋律一致（见谱例1）。
谱例1：
如谱例1所示，单歌由歌头、中心段落、歌尾组成，由歌头的衬词“？”进入，中心段落为①、②、③三个乐句加一个句头组成，最后由一个小节歌尾结束。水族单歌歌头的基本形态为“2—3—”，这也是水族单歌的最明显的特征，不同地区的水族歌手因演唱习惯的不同会出现以“2—3—”为基础音的装饰音修饰或节奏、旋律的自由延伸。中心段落为单歌的主体部分，其乐段的结构由歌手演唱的歌词数量、长短而定。
（二）融水水族民歌
据笔者在融水同练乡英洞村平项屯进行田野调查了解到，该屯对水族民歌体裁的划分以其主要歌曲内容为参考，分为起头歌、结伴歌、求亲歌和赶集歌四种，旋律曲调相同；另一体裁的民歌也分为打工歌、古人歌、贺主家歌、对歌四种，曲调都为当地同一汉族曲调，但用水族语言或桂柳话演唱，是水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交融的产物。笔者选取了传唱度较高的结伴歌进行分析。
从这首结伴歌的谱例上看，该歌曲为一个乐段，共有三个乐句，②③乐句旋律由①旋律变化进行，整体旋律平稳、固定。歌词内容以讲述男女间的爱慕与情愫为主，曲调近似吟诵，歌词结构较为随意多变。因此，其曲式结构特征与荔波水族民歌中心段落特征相似，没有固定规律，乐段结构依照歌词内容的长短而定。
谱例2：
（三）宜州水族民歌
宜州水族地区的传统水族民歌特征已完全淡化，其传唱的民歌多为刘三姐歌谣，曲调有“祥贝调”“三板调”“歌王腔”“三姐调”“哩来啰”等十多种。其中，三姐调的影响力更为广泛。
谱例3：
这首民歌由两个乐句组成，呈变化重复的双乐句结构，两个乐句在两小节之后的节奏、旋律完全一致，属方整性结构，呼应性较强。
将荔波传统水族民歌与融水、宜州两个受汉族文化影响的水族民歌作比较可以发现，除了歌头、歌尾这一“族性歌腔”特征的淡化，融水水族民歌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荔波水族民歌中心段落的曲式形态——多乐句自由体乐段。融水水族因其水族语言的得以保留，融水水族的汉化民歌又呈现出兼容、渐变的发展趋势。而宜州水族地区的汉化民歌，水族特征已完全消失，从曲式结构来说，它与汉族民歌相似，均为方整、规范的双乐句结构。
三、水族民歌变迁问题分析 （一）宏观视角——外部原因
融水水族人口较少，分散在滚贝侗族乡朱砂村和英洞瑶族乡平项屯一带，所处行政区域分别为侗族自治乡和瑶族自治乡，此外，融水为苗族自治县，苗族人口居多，汉族人口居二，这样的区域环境为融水水族与他民族的文化融合造成了客观影响。融水水族与附近苗、汉、侗族通婚，加上融水水族所处地域环境的特殊性，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与他民族发生文化交流和亲缘关系下的互动，自身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吸收了他民族文化，甚至被同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语言、饮食文化，融水水族除了使用水族语言外，还通晓苗话和汉语，在饮食上，喜食酸、辣，宴请客人时酸肉和酸鱼必不可少，做法与相邻的苗族、侗族相差无几；二是婚丧嫁娶等生活习俗，“水书”在融水水族地区消亡，“水书”对其生活习俗的指导作用也随之消逝，融水水族的婚嫁习俗与苗族相同，丧葬习俗被汉族同化。
刘三姐歌谣是壮族民间音乐形式之一，广泛流传于广西宜州、柳州、桂林岭南一带地区，用壮话、桂柳话、百姓话演唱，体现了壮汉文化的相互融，其歌谣题材关联生产生活、风俗仪式、爱情、历史故事等，涉及人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宜州是刘三姐歌谣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地区，2006年5月20日，宜州申报的刘三姐歌谣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國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同电影《刘三姐》中所展现的，刘三姐歌谣的歌词内涵具有独特的文学性，在早期的社会生活中，倚歌择配、以歌为乐，刘三姐歌谣成为当地人一种相互交流、表述情感的方式，也逐渐成为宜州的中心文化。笔者认为，宜州水族族群分散，在刘三姐歌谣长期渗透于生产、生活的作用下，形成了对本族文化缺乏自信和认同的民族心理，因而思想意识、行为习惯逐步被当地壮、汉民族同化。
（二）微观透视——内部因素
荔波—融水—宜州三个水族地区民歌现状呈现出了“承袭—衍化—变异”的变迁轨迹，一个民族的风土人情往往通过民歌来展现，因此民歌的变迁能反映着一个民族文化内涵的变迁和行为习惯的转变。
笔者在宜州龙头乡龙盘村向南水族屯开展田野调查时，彭兆述队长曾说：“大概1940年起就渐渐开始出现断层，到我们这一代对民族记忆也没有了，只知道什么好听唱什么。”在远离水族聚居区、长期处于与他民族杂居的外部环境下，随着民族记忆的缺失，对音乐的审美心理也开始发生转变，因此水族民歌文化被汉化的形势十分严峻，这样的现象来源于两个水族地区音乐审美认同的变迁。“审美认同是对他族群、他民族、他社会等异文化中的审美活动和艺术发生兴趣并给予肯定性评价的一种文化交流活动。审美认同是文化认同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往往以审美认同主体对异文化中的审美活动和艺术的悦纳、欣赏为基础，从而使审美认同主体自觉地把异文化中的审美活动和艺术植入自己的文化之中，视异文化中的审美活动和艺术为自己所在族群或民族的审美活动和艺术，自觉进行类似或同样的审美活动、艺术创造，最终导致审美认同主体原有文化的变迁。”②从融水水族民歌到融水水族用水族语言演唱当地汉族民歌曲调的境况，再到宜州水族民歌完全被汉族民歌取代的窘况，实际上是两地的水族人民在音乐审美认同上对强势民歌文化主体——汉族民歌文化的主动接纳。
四、结语
文化的变迁主要源于种族迁徙、时代变化，在前文中可以探寻到环境的变迁是决定文化变迁的关键，当水族迁徙到与他民族杂居地区后，生活环境的转变决定了他们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方面面的转变。而融水、宜州的水族人在接受这种变迁的同时无意的对当地汉族文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认同，在民歌文化方面表现为对当地汉族民歌旋律曲调、演唱语言、歌词结构的吸收与消融。
除贵州三都、荔波、都匀一带聚居的水族外，其他地区水族由于与汉族杂居的时间较长，水族民歌的“同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处于弱势文化的水族民歌文化认同面临重重危机。多元文化相互交流的作用下，民族文化认同也在日益发生变化，对水族民歌的传承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民歌文化认同的倾向反映在对该民族民歌的学习和使用，因此加强民歌文化认同是水族民歌传承的重要手段。如何利用后现代文化传播手段推广与传播水族民歌，在跨区域水族文化的资源共享中加强水族民歌的文化认同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讨。
注释：
①龙头乡向南村水族屯屯志（手稿）。
②范秀娟：《黑衣壮民歌的审美人类学研究》，济南：山东大学，2006年。
参考文献：
[1]潘朝霖.水族探源[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02）：88-92.
[2]郑若凡.水族民间歌曲传统论[J].艺术探索，1993，（01）：36-49.
[3]张中笑.水族“族性歌腔”及其变异——民族音乐旋律结构探微[J].中国音乐，1989，（03）：62-63.
[4]范秀娟.黑衣壮民歌的审美人类学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6年.
关键词：文化变迁 广西水族 民歌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8）09-0034-03
水族主要集中分布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荔波、独山、榕江及都匀等县，部分分散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贵州南部属珠江水系，自北向南而流，主要河流有都柳江、红水河、北盘江和南盘江等，而广西主要河流为南盘江—红水河—黔江—浔江—西江，自西北折东横贯全境，又包含都柳江、龙江等支流。从都柳江主干流及支流的走向、水族人口分布情况及水族的历史发展来看，水族主要沿着都柳江、龙江河流繁衍生息。散居在广西地区的水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既保持着本族群特色，又不断与他族群文化的接触和碰撞中发生转变。在广西水族长期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共融与互动中，其民歌呈现了“承袭—衍化—变异”的发展进程。
一、广西水族民歌概况
（一）历史发展与生存环境
广西水族主要集中于广西河池宜州区、南丹县、柳州融水县等地，本文主要以宜州区和融水县两个地区的水族为研究对象。1995年融水人口数据统计融水水族有3859人，主要分布在滚贝侗族乡朱砂村和英洞瑶族乡平项屯一带。融水水族村寨通常由有血缘关系同姓氏組成，姓氏以潘姓居多，据当地居民介绍，他们的祖先由贵州荔波、从江迁入。宜州水族主要集中在龙头乡龙盘村向南水族屯，其他分散散于庆远镇、北牙乡等乡镇。龙头乡向南村水族屯当地居民均为彭氏水族人，据向南水族屯屯志记载，宜州市龙头乡向南水族屯居民均为向南开基祖炳东公后裔，炳东公于清乾隆末年，自广东嘉应州佛祖岭西迁而来，先于黔东南、桂西北一带经商，后于嘉庆年间迁到一周的怀远、拉浪、永顺经商，均为客居，最后因“龙头乡青山水秀，人物恬熙”而定居向南，至今150余年。①
（二）民歌概况
1.融水水族
融水水族主要集中在融水县同练瑶族乡英洞村平项屯一带，其服饰、饮食、传统节日等民俗习惯基本“同化”，但语言得以保留。由于融水水族与贵州荔波、从江的水族血缘亲戚间的走往频繁，相对广西其他水族地区，水族民歌在融水保存最为完整。当地人以歌词内容对民歌分类，主要有起头歌、结婚歌、求亲歌和赶集歌。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当地水族用水族话演唱当地的汉族歌曲曲调，这类民歌主要有贺主家歌、古人歌、对歌和打工歌四种。
2.宜州水族
宜州水族主要集中在龙头乡龙盘村向南水族屯，部分分散散于庆远镇、北牙乡。龙头乡向南村水族屯当地居民均为彭氏水族人，由于封建社会时期，当地少数民族语言、服饰及民族习俗受到歧视，加上现代科技及生活习惯的渗入，近十多年来，当地水族的语言、服饰和习俗基本被“同化”。此外宜州是刘三姐歌谣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传播广泛，对向南村水族屯的水族民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二、广西水族民歌与贵州荔波水族民歌的比较
（一）荔波水族民歌
单歌，水语称为“旭济”，因其每首歌词都能表达一个独立的意思而得名，多用于水族情歌中，荔波当地人又称单歌为“情歌调”。单歌的演唱形式通常为对唱，演唱时由众人在歌头、歌尾“帮和”，一方面起烘托气氛，一方面给歌手提供了调整气息的时机。前有歌头有歌尾也是水族民歌典型的结构，中间乐句的句头也与歌头旋律一致（见谱例1）。
谱例1：
如谱例1所示，单歌由歌头、中心段落、歌尾组成，由歌头的衬词“？”进入，中心段落为①、②、③三个乐句加一个句头组成，最后由一个小节歌尾结束。水族单歌歌头的基本形态为“2—3—”，这也是水族单歌的最明显的特征，不同地区的水族歌手因演唱习惯的不同会出现以“2—3—”为基础音的装饰音修饰或节奏、旋律的自由延伸。中心段落为单歌的主体部分，其乐段的结构由歌手演唱的歌词数量、长短而定。
（二）融水水族民歌
据笔者在融水同练乡英洞村平项屯进行田野调查了解到，该屯对水族民歌体裁的划分以其主要歌曲内容为参考，分为起头歌、结伴歌、求亲歌和赶集歌四种，旋律曲调相同；另一体裁的民歌也分为打工歌、古人歌、贺主家歌、对歌四种，曲调都为当地同一汉族曲调，但用水族语言或桂柳话演唱，是水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交融的产物。笔者选取了传唱度较高的结伴歌进行分析。
从这首结伴歌的谱例上看，该歌曲为一个乐段，共有三个乐句，②③乐句旋律由①旋律变化进行，整体旋律平稳、固定。歌词内容以讲述男女间的爱慕与情愫为主，曲调近似吟诵，歌词结构较为随意多变。因此，其曲式结构特征与荔波水族民歌中心段落特征相似，没有固定规律，乐段结构依照歌词内容的长短而定。
谱例2：
（三）宜州水族民歌
宜州水族地区的传统水族民歌特征已完全淡化，其传唱的民歌多为刘三姐歌谣，曲调有“祥贝调”“三板调”“歌王腔”“三姐调”“哩来啰”等十多种。其中，三姐调的影响力更为广泛。
谱例3：
这首民歌由两个乐句组成，呈变化重复的双乐句结构，两个乐句在两小节之后的节奏、旋律完全一致，属方整性结构，呼应性较强。
将荔波传统水族民歌与融水、宜州两个受汉族文化影响的水族民歌作比较可以发现，除了歌头、歌尾这一“族性歌腔”特征的淡化，融水水族民歌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荔波水族民歌中心段落的曲式形态——多乐句自由体乐段。融水水族因其水族语言的得以保留，融水水族的汉化民歌又呈现出兼容、渐变的发展趋势。而宜州水族地区的汉化民歌，水族特征已完全消失，从曲式结构来说，它与汉族民歌相似，均为方整、规范的双乐句结构。
三、水族民歌变迁问题分析 （一）宏观视角——外部原因
融水水族人口较少，分散在滚贝侗族乡朱砂村和英洞瑶族乡平项屯一带，所处行政区域分别为侗族自治乡和瑶族自治乡，此外，融水为苗族自治县，苗族人口居多，汉族人口居二，这样的区域环境为融水水族与他民族的文化融合造成了客观影响。融水水族与附近苗、汉、侗族通婚，加上融水水族所处地域环境的特殊性，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与他民族发生文化交流和亲缘关系下的互动，自身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吸收了他民族文化，甚至被同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语言、饮食文化，融水水族除了使用水族语言外，还通晓苗话和汉语，在饮食上，喜食酸、辣，宴请客人时酸肉和酸鱼必不可少，做法与相邻的苗族、侗族相差无几；二是婚丧嫁娶等生活习俗，“水书”在融水水族地区消亡，“水书”对其生活习俗的指导作用也随之消逝，融水水族的婚嫁习俗与苗族相同，丧葬习俗被汉族同化。
刘三姐歌谣是壮族民间音乐形式之一，广泛流传于广西宜州、柳州、桂林岭南一带地区，用壮话、桂柳话、百姓话演唱，体现了壮汉文化的相互融，其歌谣题材关联生产生活、风俗仪式、爱情、历史故事等，涉及人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宜州是刘三姐歌谣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地区，2006年5月20日，宜州申报的刘三姐歌谣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國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同电影《刘三姐》中所展现的，刘三姐歌谣的歌词内涵具有独特的文学性，在早期的社会生活中，倚歌择配、以歌为乐，刘三姐歌谣成为当地人一种相互交流、表述情感的方式，也逐渐成为宜州的中心文化。笔者认为，宜州水族族群分散，在刘三姐歌谣长期渗透于生产、生活的作用下，形成了对本族文化缺乏自信和认同的民族心理，因而思想意识、行为习惯逐步被当地壮、汉民族同化。
（二）微观透视——内部因素
荔波—融水—宜州三个水族地区民歌现状呈现出了“承袭—衍化—变异”的变迁轨迹，一个民族的风土人情往往通过民歌来展现，因此民歌的变迁能反映着一个民族文化内涵的变迁和行为习惯的转变。
笔者在宜州龙头乡龙盘村向南水族屯开展田野调查时，彭兆述队长曾说：“大概1940年起就渐渐开始出现断层，到我们这一代对民族记忆也没有了，只知道什么好听唱什么。”在远离水族聚居区、长期处于与他民族杂居的外部环境下，随着民族记忆的缺失，对音乐的审美心理也开始发生转变，因此水族民歌文化被汉化的形势十分严峻，这样的现象来源于两个水族地区音乐审美认同的变迁。“审美认同是对他族群、他民族、他社会等异文化中的审美活动和艺术发生兴趣并给予肯定性评价的一种文化交流活动。审美认同是文化认同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往往以审美认同主体对异文化中的审美活动和艺术的悦纳、欣赏为基础，从而使审美认同主体自觉地把异文化中的审美活动和艺术植入自己的文化之中，视异文化中的审美活动和艺术为自己所在族群或民族的审美活动和艺术，自觉进行类似或同样的审美活动、艺术创造，最终导致审美认同主体原有文化的变迁。”②从融水水族民歌到融水水族用水族语言演唱当地汉族民歌曲调的境况，再到宜州水族民歌完全被汉族民歌取代的窘况，实际上是两地的水族人民在音乐审美认同上对强势民歌文化主体——汉族民歌文化的主动接纳。
四、结语
文化的变迁主要源于种族迁徙、时代变化，在前文中可以探寻到环境的变迁是决定文化变迁的关键，当水族迁徙到与他民族杂居地区后，生活环境的转变决定了他们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方面面的转变。而融水、宜州的水族人在接受这种变迁的同时无意的对当地汉族文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认同，在民歌文化方面表现为对当地汉族民歌旋律曲调、演唱语言、歌词结构的吸收与消融。
除贵州三都、荔波、都匀一带聚居的水族外，其他地区水族由于与汉族杂居的时间较长，水族民歌的“同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处于弱势文化的水族民歌文化认同面临重重危机。多元文化相互交流的作用下，民族文化认同也在日益发生变化，对水族民歌的传承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民歌文化认同的倾向反映在对该民族民歌的学习和使用，因此加强民歌文化认同是水族民歌传承的重要手段。如何利用后现代文化传播手段推广与传播水族民歌，在跨区域水族文化的资源共享中加强水族民歌的文化认同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讨。
注释：
①龙头乡向南村水族屯屯志（手稿）。
②范秀娟：《黑衣壮民歌的审美人类学研究》，济南：山东大学，2006年。
参考文献：
[1]潘朝霖.水族探源[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02）：88-92.
[2]郑若凡.水族民间歌曲传统论[J].艺术探索，1993，（01）：36-49.
[3]张中笑.水族“族性歌腔”及其变异——民族音乐旋律结构探微[J].中国音乐，1989，（03）：62-63.
[4]范秀娟.黑衣壮民歌的审美人类学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