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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历史文化名城张掖,各历史时期特殊的自然、地理赋予了其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其厚重而特殊的历史职能,不同的文化聚汇、交融成就了其独具特色的地域风尚,张掖也由此成为丝绸之路上一颗闪耀的明珠。
[关键词]河西;张掖;甘州;历史文化名城;生态文化
[中图分类号]K921/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2-0005-06
地处河西走廊中部、古丝绸之路要冲的历史文化名城张掖(西魏废帝三年始称甘州),长期以来一直流传着诸如“甘州不干水池塘”、“半城芦苇半城庙(塔)”、“一城山光,半城塔影,连片苇溪,遍地古刹”以及“四面芦苇三面水”、“水六庙三一居处”等民谚俗语。这些民谚俗语生动地描述了古代张掖的优美生态、和谐人居以及厚重而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然而,如今的人们对古代张掖的历史文化已不甚了解,对古城甘州及周边环境已淡漠和概念化到了“半城芦苇半城庙(塔)”等几句民谣上,更多的则是凭想象来描述这片土地。那么,历史上的甘州城究竟是什么样子,是哪些因素造就了这些民谚俗语所描绘的优美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呢?
张掖位于河西走廊中部,南靠青藏高原北缘祁连山,北依蒙古高原南缘山系龙首山、合黎山,东跨焉支山与金昌相接,西至黑河正义峡与酒泉相通。三面环山、一水中流的特殊地形使其形成一条南高北低、由东南向西北倾斜的狭长盆地,东西长210公里,南北宽50～80公里,总面积38786.36平方公里,平均海拔1200～1700米。在地理上,介于东经97.25°～102.16°、北纬37.41°～40.01°之间,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具有光照丰富、热量充足、温差较大、干旱少雨、风沙较多的特征,年降水量不足150毫米,而年蒸发量高达3000毫米以上。这样的气候条件,相应发育的地带性景观多为温带半荒漠至荒漠。但素有“固体水库”之称的祁连山冰雪融水却为河西走廊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滋润和哺育着这片广褒的土地,使其呈现出勃勃生机。张掖境内大大小小的河流大多发源于祁连山(北山亦有许多季节性河流),历史上,这些河流水量大、流量稳定、流程长、流域面积广,在沿途洼地和尾闾汇集成大大小小的水泽和终端湖泊。同时,由于地势原因,这些河流出山后首先流经山前洪积冲积扇,经灌溉、渗漏后至扇缘泉水出露带再次出露,形成众多泉泽,有的汇集后又形成若干河流,向北注入平原沙漠。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张掖境内河沟纵横、湖泽四布、泉水淙淙、绿洲成片,形成戈壁、绿洲相间分布的奇特景观,使其成为了一个宜农宜牧、适于人们休养生息的丰饶之区。谚曰:“甘州不干缘天山。”“无黑河则无张掖。” 史载:“甘府之丰歉,总视黑河雪水之大小。”“甘州居民之生计,全仗(祁連山)松树多而积雪。”这些无不反映出祁连山水源涵养与张掖绿洲唇齿相依的关系。
考古资料表明,早在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张掖各地就有了人类活动。先民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孕育了较为发达的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秦汉之际,戎、羌、氐、大夏、居繇、月氏、乌孙、匈奴等游牧民族先后在这里活动。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进兵河西,大败匈奴,迫使驻牧张掖一带的匈奴浑邪王率部4万余降汉,河西走廊正式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西汉政府随之在河西设郡置县、移民实边、驻军屯田、修筑障塞,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经营。从此,张掖作为“河西四郡”之一频频出现在史书中,并由于其特殊的军事地理位置而备受历代王朝或割据政权的重视。
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建郡起,张掖作为历代王朝(或割据政权)重要的行政或军事机构治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掖在各历史时期都是州、郡、路、府一级的行政或军事机构所在地,元、明、清时期曾一度设有省一级行政或军事机构,而且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还曾被作为割据政权的首都。虽然由于种种复杂的因素,其所管辖的区域有大有小,隶属关系因时更迭,名称和建制屡也有兴废,但它“地当孔道,羌夷要冲,诚河西咽喉也”,在河西乃至西北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地位,显示出作为一地方都会极强的人文亲和力、辐射力和影响力。也正是因为如此,历朝历代统治者、地方管理者都十分重视这一地方都会的选址、建设和修缮。几经变迁,历尽沧桑,继绝扶衰,世代相沿,使其成为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古城。
在张掖建郡以前,曾驻牧于这一带的月氏、匈奴等游牧民族已先后开始选址定居、筑城立堡。如月氏人修筑的地处祁连山北麓、焉支山西侧、南控祁连山通往走廊腹地重要隘口大斗拔谷的永固城(今民乐县永固镇境内),这里二山之中“冬温夏凉、宜牧牛”,“有松柏五木,其水草茂美,宜畜牧”,既是游牧的天然乐园,也是统治的中心。还有位于黑河中游东岸的昭武城(今临泽县鸭暖乡境),此城“地当山麓,前临水湄,材埠林椒,天然幽胜”。后匈奴居有河西,也在黑河中游绿洲腹地新筑城堡,其中为浑邪王属下觻得王所居之城,名曰“觻得城”。据学者考证,此城址即今张掖市区西北17 公里处西城驿沙窝内之北古城。这一区域东起明永乡下崖村,西至原甘肃省轻机厂农场,南依上崖村,北抵造纸厂农场,东西宽约4.5公里,南北长约7公里,国道312线从中穿过,在沙漠与复耕地之间有北、南二古城和周边七座小城堡沉睡其中,并散布有密集的汉晋古墓和几处远古文化遗存,是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黑水国遗址及汉墓群。这里东眺黑河,依黑河由东向西排列有东马湖子河、西马湖子河、东大湖滩、西大湖滩、磨河、黑水沟等河沟湖泽。从其所在地理而言,最初筑城时这里亦如永固、昭武二城,显然是生态优美、宜于生活的田园之地。西汉拥有河西之地后,这些早期的城堡自然成为汉政府最早在河西重要的行政或军事据点。地处黑河中游张掖绿洲腹地、长期以来为匈奴属王驻牧地的觻得在这一时期就成为“河西四郡”最终设定后张掖郡所领十县之一,觻得城也成为张掖郡郡城。关于觻得城及黑水国绿洲兴衰废弃的历程,史料不详,学界多有探讨。李并成先生在前人考察研究基础上多次实地勘踏并结合文献资料考定:自汉至隋初,觻得城(北古城)一直是张掖郡郡治所在;并认为绿洲北部地势低下,北、东两面临河,易遭水患,亦易风沙壅积,加之自西汉以来几百年的开垦,导致一些地段出现沙漠化。随着隋代大一统时代的到来,河西地区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必然给张掖这样的中心城市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于是遂有迁城之举,张掖城迁至较为高爽开阔、更有利于城邑发展的黑河东岸新址(即今张掖市区)。张掖迁居新址后,黑水国北部旧城及周围田园随之荒弃,逐渐为风沙所没。
唐末、五代张掖为甘州回鹘所据,回鹘牙帐即设于此城。公元1028年,西夏李元昊袭甘州回鹘进而据有河西后,首先在甘州设甘肃监军司,负责甘、凉、肃防务,接着又设镇夷郡驻甘州城,下辖甘州与山丹两县,并把甘州作为其在河西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进行重点建设。张掖大佛寺皇家寺院的敕建以及“黑河建桥敕碑”的颁立等,足见西夏对张掖城政建设的重视,此后“频纪修营”,基本奠定了后来甘州城的规模和格局。元代,甘州城作为甘肃行省首府,在大德年间(1279～1307)进行了扩修,周长9里30步;至大二年(1309),又一次重修。明洪武二十五年(1393),都督宋晟主持扩建甘州城,在原旧城东扩筑3里327步而成新城。新城周长12里357步,城垣高2.2丈,厚3.7丈,开东、西、南、北四门,城门上均有三层飞檐挑角门楼。门外筑有瓮城,城四角分别建有角楼,城外四周有护城河环绕,河深1.7丈,宽3.7丈;城外南、东、北3面筑城郭,南郭垣2里24步,高2.2丈,厚2.1丈;东郭垣4里100步,高、厚与南郭同;北郭垣高、厚如东郭垣一半。垣、门、河、郭等设施相配套,形成相当完备的城防体系,甘州城也成为当时西北著名的边城之一。此后,为进一步加强甘州城的防御功能,嘉靖三十八年(1559),巡抚都御史陈棐督率军民在城四周修筑敌台24座(每面6座),高丈余,架设炮箭,置兵逻守。明万历二年(1574),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后部左侍郎石茂华鉴于“河西城堡,土沙碱而制,低薄全无砖石,券洞皆板,门关无铁,挖之即颓,烧之即煨”的缺陷,基于甘州在西北边防中重要性的考虑,奏请明廷批准拨付帑银,对甘州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维修,主要是用砖石包砌和加固城垣设施。工程从万历二年(1574)开始,历时两年完工。维修后的甘州城焕然一新、蔚然壮观、固若金汤,展现出塞上边城的雄伟英姿。后来,甘州城再无大的修缮,一直到清乾隆年间,经过明万历十八年(1590)、十九年(1591)、三十七年(1609),崇祯十四年(1641)的地震影响以及明末战乱破坏,历经近200多年风雨的甘州城已破旧颓废,难以发挥有效的城防功能。乾隆年二十八年(1763),甘州府张掖县知县富斌奉命重新加固和修缮甘州城池。修缮后的甘州城更加坚固,防御体系更加完备。城周每面各开内、外二门,四面共八门。城门上镌刻横额:东门“扬煦”,二门“寅宾”;西门“怀新”,二门“广德”;南门“延恩”,二门“时熏”;北门“镇远”,二门“永康”。四门城楼高悬大匾,东曰“弱水东流”,南曰“祁连南耸”,西曰“流沙西被”,北曰“长城北环”,贴切地显耀着这座城池非凡的形胜。远望此城,“雉堞参列,楼鲁交辉,堂哉皇哉,诚边陲之一大都会也”。经过这一次修缮加固,一直到1949年解放后城池彻底拆毁,200多年间,虽经光绪二十四年(1898)修补和1927年因大地震后城垣多处坍塌进行维修,以及抗战期间局部拆建,甘州城的规模和基本格局并没有大的改动,大体保持了明清以来城池的风貌。
由于甘州城地处张掖盆地扇缘泉水出露带,且又坐落在黑河由北而西冲淤形成的乌江湾(黑河湾)湿地之边缘,因此,城市周边河汊交织、水环湖绕,城市之内亦是泉水四溢、涓流潺潺。良好的自然环境与这一地域厚重的文化流韵相融合,历经岁月的沉积,逐渐形成甘州城独特的风貌。“半城芦苇半城庙(塔)”等民谚正是对明清时期这座著名边城城市特色最集中的概括,也是给曾经来过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留下的最深印象。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明清时期的甘州城是当时西北少有的名副其实的水乡之地。据《甘州府志》所绘乾隆时期《甘州府城图》,标于图上连片的苇池就有六处之多,且纵贯南北,再加上诸多涌泉暗流形成的小溪水塘,水域面积可占全城面积的1/3。北大池、南大池、甘泉池、西水塘、水晶宫等就是当时有名的城中水域,其中甘泉最为著名。史载:“城南门内东数十武(步),亦有甘泉清冽,北流出城,为阿薛渠。” “引以转嵦(碾)”,用于灌溉。甘泉原本为南城墙下流出的一泓清泉,分为两翼,被誉文流武派,至城北建池汇合,并立牌坊,题额“文武一道”。此泉水碧清冽,甘甜爽口,鱼翔浅底,垂柳依依,无数文人墨客为此赋诗著文,素有“河西第一泉”的美誉。除此之外,城内还有所谓瀵泉,“凡八九(处),就地涌出,汇为巨池,多生蒲苇”。漫步城中,举步见塘,抬头见苇,家家临水,户户垂柳。当时,有许多府衙书院就建于池旁泉上,或引水入内,布景筑园。如乾隆二年(1731),知甘州府冯祖悦所建甘泉书院,就在南门内甘泉上,书院内流水淙淙,“台榭峥嵘”,树林苍翠,百花争艳,幽雅至极。史载:“时,天山、甘泉两书院中间一池,昼则弦诵相闻,夜则灯火相映,甘之人文,自是日上云。”又如位于城西北隅的提督军门,明嘉靖中改总兵府,乾隆四十二年到四十三年(1777～1778)重建后,“东园亭榭、桥梁成曲水流觞之胜”。还有坐落在城西南著名的甘州府亦是“后园池水通源灌溉,花木红紫芬芳,亦极一时之胜”,完全是一派江南水乡的景致。这些泉溪塘沟依地势缓缓流出城外,或通于河渠,用于灌溉,或汇集成湖,映山为景,成为人们闲暇出游的好去处。当时的城北、城东湖泊湿地最多,到处水波潋滟、蒹葭丛生,“凭栏远望,长天一空,居延、遮虏类皆指顾间也,每西日返照,气象万千,令人有凌云之想”。著名的甘州十二名胜之一“甘泉晚照”由此而成。城北許里之北湖,更是官绅文人陶冶逸情、携友相游、把酒赋诗的乐园。史载此湖为“明镇守游眺之处,旧有亭榭舟舫,巡按郑存仁、甄敬等赋诗”。今存明嘉靖中郑存仁、甄敬应甘肃巡抚都御使(驻甘州)陈棐(字文冈)之邀游北湖的诗作。从这些诗作中不难看出当时北湖的地理特色和优美的自然风光以及游人陶醉于其中的悠然景象。
每至初春景明,这些遍布于城区内外、如流动的串珠镶嵌于街衢楼阁间的池塘溪流绿意盎然,水中的芦苇如竹笋般努力地拔出嫩芽,给古老的边城带来第一缕春信;转眼间苇叶森森,翠绿满目,给炎热的夏季泛起丝丝凉意;深秋时节,荻花摇曳,瑟瑟作响,和着塔寺钟铃奏出和畅美妙的圣洁乐章;冬天一片琉璃,白色如银……芦苇以其独特的生性随季节的变化呈现出多彩的形态,映衬装扮着这座城市走过春夏秋冬。其中,“苇溆秋风”成为当时文人题咏唱和、以纪风物的“甘山八咏”之一。清人谢历《苇溆秋风》诗序云:“甘州城内多池塘,率植芦苇,每秋风起,飒飒有声。”清人刘德宏、任万年、张联元等亦均有《苇溆秋风》的诗作,诗人们从不同的场景和心态描绘了甘州“苇溆秋风”这一著名景色,表现出这一风物与众不同的魅力。
芦苇不仅是古老甘州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而且也是历史上甘州人生产生活的重要物产资料。由于甘州城内外及其周边湖泽遍布、芦苇丛生、荻草成林,因此,刍草就成为张掖赋役征收的一项重要内容。史载:“甘州赋役,屯科殊致,刍粟并征。”“张邑岁征条粮之外,不令纳银而纳草,因地利,顺人情,而马政于是修乎……故草厂之设,几与仓库并隆。”这是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地域特点的举措,也从侧面说明当时张掖苇草的生产量以及草畜产业的繁盛。除此之外,苇叶又如南方的竹叶被称为“粽叶”,每年初夏,张掖城乡居民家家户户下塘采摘,风干杀青后以备端午节包粽子,或用来晾晒粉皮、面筋等。张掖人用苇叶所包的粽子不仅绵甜可口,更有一种特有的清香,自古以来就是当地一种传统的节日特色食品。同时,芦苇收割后还被人们用来纺织苇席、苇帘等手工产品,且远销外地,成为古代甘州特有的物产。《新修张掖县志·地理志·特别物产》载:“苇席,商人运发兰州、肃州、凉州销售,大宗。”“粽叶,即苇叶,包粽子用,亦为大宗,运销兰、肃、凉州。”
古老的甘州城除泉塘四布、芦荻瑟瑟的自然风光外,还有掩映于其中大大小小、鳞次栉比、形态各异的坛庙寺观、塔阁堂祠,显示着这座城市与众不同的风貌。自古以来,张掖城区的寺塔庙观究竟有多少,自是难以考究。不过就仅保留至今、闻名遐迩,且很大程度上已成为这座城市标志的大佛寺以及耸立在广场上的九级木塔,其肇建初立的年代足以使人们深信张掖立寺造塔的悠久历史与传统。据考,大佛寺前身为西晋永康元年(300)所建迦叶如来寺,木塔连同其所在万寿寺(俗名木塔寺)“前五代后周时已有之,隋开皇二年(582)重建”。后经历代续建修缮得以保留至今,成为见证这座城市古老历史的富有特色的宝贵遗存。至明清时期,张掖各地坛庙寺观、宫塔堂祠的情况方志多有记载,如史所云:“甘属庙宇甚多,在城市内有名者俱采入志。”据《重刊甘镇志》、《甘州府志》所载,甘州城区及周围有确切名称的这类建筑共有87处,其名称和大体方位如下:
社稷坛(城南2里)、风云雷雨坛(城西南2里)、先农坛(城东南里许)、厉坛(城北1里)、文庙(城东南隅)、崇圣庙(城东南隅)、武庙(城东南隅)、忠孝祠(文庙东)、节义祠(万寿寺南隅)、文昌祠(三处:一在镇远楼,一在文庙前,一在城西北隅)、魁星阁(两处:一在文庙前东南角,一在文昌阁西旁)、佑善观(本元真观,俗名大庙,城西北隅)、宝善寺(城西北隅)、显应观(城东北隅)、东岳庙(城西北隅)、西岳庙(城西北隅)、玉皇庙(城南街东偏)、宏仁寺(又名大寺、睡佛寺,城西南隅)、万寿寺(又名木塔寺,城西南隅)、三皇庙(城西南隅)、医祖宫(三皇庙后)、西夏忠武王庙(又名土主庙,城镇远楼南之偏西)、三官庙(三处:一在城东南隅,一在西门外街北,一在东郭门外)、关帝庙(三处:一在城东南隅,一在城南门大街,一在南关三城门侧)、城隍庙(城西南隅)、太白庙(城西南隅)、甘泉庙(城南门侧)、二郎庙清源殿(城东南隅)、武烈宫(清源殿西侧)、公输殿(又名鲁班庙,武烈宫西)、仙姑楼(镇远楼西)、祖师殿(武烈宫东)、普门寺(城北门内)、十方院(城西南隅)、西来寺(城西南隅)、火神庙(城西南隅)、火神楼(城镇远楼东)、火官楼(城西门内街北)、马神庙(两处:一处在城东北隅,一处在城南郭内)、吕祖宫(城东南隅)、紫阳宫(城东门内)、福德庵(城东南隅)、广庆寺(城东南隅)、赵壮侯庙(城东南隅)、霍将军祠(后改公议府)、北斗宫(城北门右)、白衣寺(三处:一在城西北隅,一在城南郭内,一在三清观侧)、如来阁(西关三城门侧)、崇庆寺(城南门外西2里)、转轮寺(城南郭内)、圆通寺(城南郭内)、三丰庵(城西门侧街北)、达摩庵(城南门外)、老君庵(城东门内)、地藏寺(文昌阁后)、八蜡庙(城东郭内)、牛王宫(城东郭内)、真武北极宫(城北郭内)、白塔寺(城北2里)、报恩寺(城南门外)、迎恩寺(城南稍门外)、三清庙(城西郭内)、古佛寺(城西关外许里)、泰普寺(城南门外)、甘露寺(城西关外)、武勇祠(城西隅)、许公祠(城西南隅)、悯忠祠(城西南药王庙内)、忠节祠(在儒学内西南)、靖逆侯祠(城南郭内)、振武将军祠(城南郭内)、殷公祠(城南郊外)、龚副使祠(城南关)、靳公祠(城南门内)、瞻公祠(城东门外)、李公祠(城东门外)、王公生祠(城南门内甘泉庙左)、清真寺(城西门内)。
明清时期的甘州城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在这样一个不大的城市空间里,有如此多的坛庙寺观等建筑坐落其间,真可谓遍地古刹、处处殿堂,民间“半城塔影”的形容一点都不过分。这些重重叠叠、造型各异、建筑精美、古朴端庄的殿宇庙堂,散布于大街小巷之中,掩映于参参古木之下,在给这座城市平添几许色彩、几许景致、几许庄严的同时,也折射着这个城市的历史以及人们多元的文化心理和积淀深厚的地域风尚。社稷、先农诸坛,是人们祈求风调雨顺、人和岁丰的神圣之地,反映着农业自古就是张掖的命脉;文昌、文庙、魁星等,是读书人的精神家园,是儒家文化世代传承的象征;武庙、忠义、忠孝等祠,明清时凡“邻边郡治,皆有峏祠”,是“仰念前哲之芳徽,思继名臣之遗范式”,鞭策将士忠君爱国、勇武无畏之所在;靖逆侯祠、振武将军祠、龚副使祠等则是对张掖历史上为保卫家乡赴汤蹈火、舍生取义、英勇献身的忠烈之士的纪念之祠,也是边陲之地、塞外之乡人们尚武观念和精神的体现。当然,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是佛教、道教寺观,这可以说是甘州城建筑的主体。走过那一道道雕梁画栋的牌坊,领略那一副副浸润宗教哲理的楹联,静听着回荡在大街小巷里的阵阵钟铃,呼吸着弥漫于城市上空沁人心脾的檀香气息,会深深感受到这里的民众对佛陀的无比虔诚、对各方神灵的无限敬仰,仿佛这是一个佛陀的天国、神仙的世界。在这种“无声胜有声”的环境里,在还没有踏进寺观之前,一切的烦恼、痛苦,一切的愿望、祈盼就已在瞬间得到抚慰和安平,喧嚣的心灵随即得到净化……这也正是这座古老的城市更深层次的魅力所在。
庄廷伟著《治甘州记》曰:“甘郡多寺庙,余谓金方崇佛耳,土旷室稀,亦藉以略地焉。”在五行中,金方即代表西方,此话指出了地处西鄙之地的张掖自古以来就崇信佛教的传统。众所周知,历史上佛教在向东传播过程中,河西作为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既是佛教思想较早传入的地区,也是佛教文化在此驻足勃兴的重要区域。明宣宗朱瞻基曾说:“甘州,故甘泉之地,居中国西鄙,佛法所从入中国者也。”特别是魏晋隋唐时期,随着佛教东渐及其发展,大批的佛教经典在此翻译传播,大量的石窟庙宇在这里开凿兴建,西来的高僧大德、东游的求法僧侣都在这里留下足迹,河西遂成为当时佛教的昌盛之地。史称:“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从那时起,世信佛教、地多塔寺就成为河西各地的传统和风尚,而张掖由于历史变迁的特殊性以及地域环境的独特,使这一传统和风尚得以持续地传承和发扬,遂成为这一地方最为厚重的文化积淀。
与佛教相提并论的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自“老子辟世,乘青牛入于流沙”的记载为道家附会后,作为老子“升天”之地的张掖,道教异乎寻常地得到了传播和发展。唐代以来,尤其是西夏、明清时期,由于统治者的热衷和大力倡导,在河西道教與佛教并驾齐驱、各具千秋、生生不息。及至后来,道教逐渐与佛教特别是民间传统信仰相融合,显示出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成为张掖民众心灵抚慰和精神寄托的重要宗教载体。张掖民众对道教的迷信可以从一年四季诸多形式的庙会得以体现。如正月初一到初三,诸神下凡,各道观庙宇均有庙会;正月初八,北斗宫庙会;正月初九,玉皇庙庙会;正月十五,三官庙庙会;二月初二,土地庙庙会;二月十五,道德观庙会;三月初三,祖师庙、北武当庙会;三月十五,道德观、城隍庙、玉皇庙庙会;三月二十八,城隍庙、玉皇庙庙会;四月初八,奶奶庙庙会;五月初五,城隍庙、二郎庙庙会;五月十三,关帝庙庙会;五月初八,西武当庙会;六月初六,老寺庙庙会;六月十三,马神庙庙会;七月初七,文庙庙会;七月初九,文昌庙庙会;七月十五,三官庙庙会;七月十八,王母宫庙会;七月二十三,财神楼(火神楼)庙会;八月十八,道德观庙会;八月二十六,福德庵、三丰庵、道德庵庙会;九月初九,纯阳宫庙会;十月初一,城隍庙庙会;十月十五,三官庙庙会;十一月十一,城隍庙、玉皇庙庙会。丰富多彩的道教文化活动,必然催生表现不同主题的宗教场所,因此,城区内外道观林立、香火缭绕,也就自然成为这座城市建筑和文化的一大特色。
这样的城市风貌所反映出的张掖民众多元的文化心理,既是张掖独殊的地理位置成就的结果,也是张掖复杂多变的历史演进的结果。东迎华岳、西出阳关、南望祁连、北通沙漠,处于西北地理十字路口、丝绸之路重要枢纽的张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无论是中原文化还是西域文明,无论是江南学术还是游牧风习,都在这里汇集传播、交流渗透,并深深融入人们的生活,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同时,张掖自古以来又是一个众多民族竞相角逐的舞台。在这片水草丰美、广阔富饶的绿洲上,既曾有月氏执丝携玉来往于中原与中亚之间贸易的身影,又有匈奴扬鞭高歌留下的哀婉动听的绝唱;既有羌胡不时南下走廊劫掠时的呐喊,又有鲜卑西迁来时的阵阵尘扬;既有氐人割据一方时的昙花一现,又有强势的卢水胡廓清走廊、立国安邦;既有吐蕃“著锦驱羊”的英姿牧歌,又有回鹘出征时的铮铮鼓角;既有党项朝拜大佛的虔诚背影,又有蒙古悠远激昂的琴声长调……众多的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在这片土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话剧,在演绎自己历史的同时,也演绎着张掖的历史。而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不同的民族人种、不同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不同的社会风习、不同的文化传承,以及不同的文化观念在冲突中碰撞,在交流中融合,在传承中发展,孕育出不同的文化类型,表现出多元的文化风尚。
张掖古老悠久的历史告诉我们,是祁连山的冰雪融水哺育和滋润着我们世代生存的这片土地,是这片土地上的绿洲承载着我们祖辈所创造的灿烂文明。没有水也就没有张掖的绿洲,更不可能有“半城芦苇半城庙”、“水六庙三一居处”的优美生态、和谐人居所彰显出的古甘州独具一格的城市风貌。因此,“水”是这座城市古老文化中最原始、最深厚的元素和精华,是水的灵动和菁华使这座城市“其气清旷,其风茂美”,两千年来长盛不衰。然而,近代以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多以及人们无节制、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江南水乡般的甘州已逐渐失去往昔的风采。城市周边的湿地日渐荒颓,湖泊锐减;城区自来水日益减少,水位下降,涌泉枯竭。曾经清澈明净的苇池和泉溪,成了一个个腥臭难闻、黑水积聚的烂泥滩和臭水沟,直至被填造屋,完全消失。与此同时,那重重叠叠、随处可见的寺观庙宇也随着城区改造和建设的开展,所剩无几。新中国成立后,张掖城市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张掖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一轮又一轮城市建设使这座古城日新月异,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一座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的现代化城市已矗立在古城原址上,人们在这里尽情享受现代生活的同时,更祈盼着这座城市有更大的发展。但现代城市的发展,已不仅仅是规模的扩展、设施功能的完善,而在于城市内涵的拓展、城市文化的塑造、城市品位的提升、城市人居的和谐、城市特色的凝练。这一切正是这座城市欠缺和需要进一步营建和打造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忽视城市的发展历史、城市的文化传承以及城市的生态变迁。只有正视历史和传统,把传承与现实完美结合,才能使城市建设有一个质的飞跃,才能使张掖真正得以可持续发展,从而使这颗丝路明珠、文化名城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注释]
往读介绍和研究张掖历史文化的论著,在引用这些话语时,动辄说“史载”或 “《甘州府志》记载”等,笔者遍查相关史书及《甘州府志》等地方史志,均未有这样的记载,由此可知,这些话语仅仅只是河西民众口口相传的民谚俗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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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阿:《八宝山松林积雪说》,《甘州府志》卷4?《地理·山川》,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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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河西;张掖;甘州;历史文化名城;生态文化
[中图分类号]K921/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2-0005-06
地处河西走廊中部、古丝绸之路要冲的历史文化名城张掖(西魏废帝三年始称甘州),长期以来一直流传着诸如“甘州不干水池塘”、“半城芦苇半城庙(塔)”、“一城山光,半城塔影,连片苇溪,遍地古刹”以及“四面芦苇三面水”、“水六庙三一居处”等民谚俗语。这些民谚俗语生动地描述了古代张掖的优美生态、和谐人居以及厚重而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然而,如今的人们对古代张掖的历史文化已不甚了解,对古城甘州及周边环境已淡漠和概念化到了“半城芦苇半城庙(塔)”等几句民谣上,更多的则是凭想象来描述这片土地。那么,历史上的甘州城究竟是什么样子,是哪些因素造就了这些民谚俗语所描绘的优美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呢?
张掖位于河西走廊中部,南靠青藏高原北缘祁连山,北依蒙古高原南缘山系龙首山、合黎山,东跨焉支山与金昌相接,西至黑河正义峡与酒泉相通。三面环山、一水中流的特殊地形使其形成一条南高北低、由东南向西北倾斜的狭长盆地,东西长210公里,南北宽50～80公里,总面积38786.36平方公里,平均海拔1200～1700米。在地理上,介于东经97.25°～102.16°、北纬37.41°～40.01°之间,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具有光照丰富、热量充足、温差较大、干旱少雨、风沙较多的特征,年降水量不足150毫米,而年蒸发量高达3000毫米以上。这样的气候条件,相应发育的地带性景观多为温带半荒漠至荒漠。但素有“固体水库”之称的祁连山冰雪融水却为河西走廊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滋润和哺育着这片广褒的土地,使其呈现出勃勃生机。张掖境内大大小小的河流大多发源于祁连山(北山亦有许多季节性河流),历史上,这些河流水量大、流量稳定、流程长、流域面积广,在沿途洼地和尾闾汇集成大大小小的水泽和终端湖泊。同时,由于地势原因,这些河流出山后首先流经山前洪积冲积扇,经灌溉、渗漏后至扇缘泉水出露带再次出露,形成众多泉泽,有的汇集后又形成若干河流,向北注入平原沙漠。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张掖境内河沟纵横、湖泽四布、泉水淙淙、绿洲成片,形成戈壁、绿洲相间分布的奇特景观,使其成为了一个宜农宜牧、适于人们休养生息的丰饶之区。谚曰:“甘州不干缘天山。”“无黑河则无张掖。” 史载:“甘府之丰歉,总视黑河雪水之大小。”“甘州居民之生计,全仗(祁連山)松树多而积雪。”这些无不反映出祁连山水源涵养与张掖绿洲唇齿相依的关系。
考古资料表明,早在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张掖各地就有了人类活动。先民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孕育了较为发达的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秦汉之际,戎、羌、氐、大夏、居繇、月氏、乌孙、匈奴等游牧民族先后在这里活动。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进兵河西,大败匈奴,迫使驻牧张掖一带的匈奴浑邪王率部4万余降汉,河西走廊正式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西汉政府随之在河西设郡置县、移民实边、驻军屯田、修筑障塞,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经营。从此,张掖作为“河西四郡”之一频频出现在史书中,并由于其特殊的军事地理位置而备受历代王朝或割据政权的重视。
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建郡起,张掖作为历代王朝(或割据政权)重要的行政或军事机构治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掖在各历史时期都是州、郡、路、府一级的行政或军事机构所在地,元、明、清时期曾一度设有省一级行政或军事机构,而且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还曾被作为割据政权的首都。虽然由于种种复杂的因素,其所管辖的区域有大有小,隶属关系因时更迭,名称和建制屡也有兴废,但它“地当孔道,羌夷要冲,诚河西咽喉也”,在河西乃至西北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地位,显示出作为一地方都会极强的人文亲和力、辐射力和影响力。也正是因为如此,历朝历代统治者、地方管理者都十分重视这一地方都会的选址、建设和修缮。几经变迁,历尽沧桑,继绝扶衰,世代相沿,使其成为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古城。
在张掖建郡以前,曾驻牧于这一带的月氏、匈奴等游牧民族已先后开始选址定居、筑城立堡。如月氏人修筑的地处祁连山北麓、焉支山西侧、南控祁连山通往走廊腹地重要隘口大斗拔谷的永固城(今民乐县永固镇境内),这里二山之中“冬温夏凉、宜牧牛”,“有松柏五木,其水草茂美,宜畜牧”,既是游牧的天然乐园,也是统治的中心。还有位于黑河中游东岸的昭武城(今临泽县鸭暖乡境),此城“地当山麓,前临水湄,材埠林椒,天然幽胜”。后匈奴居有河西,也在黑河中游绿洲腹地新筑城堡,其中为浑邪王属下觻得王所居之城,名曰“觻得城”。据学者考证,此城址即今张掖市区西北17 公里处西城驿沙窝内之北古城。这一区域东起明永乡下崖村,西至原甘肃省轻机厂农场,南依上崖村,北抵造纸厂农场,东西宽约4.5公里,南北长约7公里,国道312线从中穿过,在沙漠与复耕地之间有北、南二古城和周边七座小城堡沉睡其中,并散布有密集的汉晋古墓和几处远古文化遗存,是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黑水国遗址及汉墓群。这里东眺黑河,依黑河由东向西排列有东马湖子河、西马湖子河、东大湖滩、西大湖滩、磨河、黑水沟等河沟湖泽。从其所在地理而言,最初筑城时这里亦如永固、昭武二城,显然是生态优美、宜于生活的田园之地。西汉拥有河西之地后,这些早期的城堡自然成为汉政府最早在河西重要的行政或军事据点。地处黑河中游张掖绿洲腹地、长期以来为匈奴属王驻牧地的觻得在这一时期就成为“河西四郡”最终设定后张掖郡所领十县之一,觻得城也成为张掖郡郡城。关于觻得城及黑水国绿洲兴衰废弃的历程,史料不详,学界多有探讨。李并成先生在前人考察研究基础上多次实地勘踏并结合文献资料考定:自汉至隋初,觻得城(北古城)一直是张掖郡郡治所在;并认为绿洲北部地势低下,北、东两面临河,易遭水患,亦易风沙壅积,加之自西汉以来几百年的开垦,导致一些地段出现沙漠化。随着隋代大一统时代的到来,河西地区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必然给张掖这样的中心城市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于是遂有迁城之举,张掖城迁至较为高爽开阔、更有利于城邑发展的黑河东岸新址(即今张掖市区)。张掖迁居新址后,黑水国北部旧城及周围田园随之荒弃,逐渐为风沙所没。
唐末、五代张掖为甘州回鹘所据,回鹘牙帐即设于此城。公元1028年,西夏李元昊袭甘州回鹘进而据有河西后,首先在甘州设甘肃监军司,负责甘、凉、肃防务,接着又设镇夷郡驻甘州城,下辖甘州与山丹两县,并把甘州作为其在河西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进行重点建设。张掖大佛寺皇家寺院的敕建以及“黑河建桥敕碑”的颁立等,足见西夏对张掖城政建设的重视,此后“频纪修营”,基本奠定了后来甘州城的规模和格局。元代,甘州城作为甘肃行省首府,在大德年间(1279～1307)进行了扩修,周长9里30步;至大二年(1309),又一次重修。明洪武二十五年(1393),都督宋晟主持扩建甘州城,在原旧城东扩筑3里327步而成新城。新城周长12里357步,城垣高2.2丈,厚3.7丈,开东、西、南、北四门,城门上均有三层飞檐挑角门楼。门外筑有瓮城,城四角分别建有角楼,城外四周有护城河环绕,河深1.7丈,宽3.7丈;城外南、东、北3面筑城郭,南郭垣2里24步,高2.2丈,厚2.1丈;东郭垣4里100步,高、厚与南郭同;北郭垣高、厚如东郭垣一半。垣、门、河、郭等设施相配套,形成相当完备的城防体系,甘州城也成为当时西北著名的边城之一。此后,为进一步加强甘州城的防御功能,嘉靖三十八年(1559),巡抚都御史陈棐督率军民在城四周修筑敌台24座(每面6座),高丈余,架设炮箭,置兵逻守。明万历二年(1574),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后部左侍郎石茂华鉴于“河西城堡,土沙碱而制,低薄全无砖石,券洞皆板,门关无铁,挖之即颓,烧之即煨”的缺陷,基于甘州在西北边防中重要性的考虑,奏请明廷批准拨付帑银,对甘州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维修,主要是用砖石包砌和加固城垣设施。工程从万历二年(1574)开始,历时两年完工。维修后的甘州城焕然一新、蔚然壮观、固若金汤,展现出塞上边城的雄伟英姿。后来,甘州城再无大的修缮,一直到清乾隆年间,经过明万历十八年(1590)、十九年(1591)、三十七年(1609),崇祯十四年(1641)的地震影响以及明末战乱破坏,历经近200多年风雨的甘州城已破旧颓废,难以发挥有效的城防功能。乾隆年二十八年(1763),甘州府张掖县知县富斌奉命重新加固和修缮甘州城池。修缮后的甘州城更加坚固,防御体系更加完备。城周每面各开内、外二门,四面共八门。城门上镌刻横额:东门“扬煦”,二门“寅宾”;西门“怀新”,二门“广德”;南门“延恩”,二门“时熏”;北门“镇远”,二门“永康”。四门城楼高悬大匾,东曰“弱水东流”,南曰“祁连南耸”,西曰“流沙西被”,北曰“长城北环”,贴切地显耀着这座城池非凡的形胜。远望此城,“雉堞参列,楼鲁交辉,堂哉皇哉,诚边陲之一大都会也”。经过这一次修缮加固,一直到1949年解放后城池彻底拆毁,200多年间,虽经光绪二十四年(1898)修补和1927年因大地震后城垣多处坍塌进行维修,以及抗战期间局部拆建,甘州城的规模和基本格局并没有大的改动,大体保持了明清以来城池的风貌。
由于甘州城地处张掖盆地扇缘泉水出露带,且又坐落在黑河由北而西冲淤形成的乌江湾(黑河湾)湿地之边缘,因此,城市周边河汊交织、水环湖绕,城市之内亦是泉水四溢、涓流潺潺。良好的自然环境与这一地域厚重的文化流韵相融合,历经岁月的沉积,逐渐形成甘州城独特的风貌。“半城芦苇半城庙(塔)”等民谚正是对明清时期这座著名边城城市特色最集中的概括,也是给曾经来过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留下的最深印象。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明清时期的甘州城是当时西北少有的名副其实的水乡之地。据《甘州府志》所绘乾隆时期《甘州府城图》,标于图上连片的苇池就有六处之多,且纵贯南北,再加上诸多涌泉暗流形成的小溪水塘,水域面积可占全城面积的1/3。北大池、南大池、甘泉池、西水塘、水晶宫等就是当时有名的城中水域,其中甘泉最为著名。史载:“城南门内东数十武(步),亦有甘泉清冽,北流出城,为阿薛渠。” “引以转嵦(碾)”,用于灌溉。甘泉原本为南城墙下流出的一泓清泉,分为两翼,被誉文流武派,至城北建池汇合,并立牌坊,题额“文武一道”。此泉水碧清冽,甘甜爽口,鱼翔浅底,垂柳依依,无数文人墨客为此赋诗著文,素有“河西第一泉”的美誉。除此之外,城内还有所谓瀵泉,“凡八九(处),就地涌出,汇为巨池,多生蒲苇”。漫步城中,举步见塘,抬头见苇,家家临水,户户垂柳。当时,有许多府衙书院就建于池旁泉上,或引水入内,布景筑园。如乾隆二年(1731),知甘州府冯祖悦所建甘泉书院,就在南门内甘泉上,书院内流水淙淙,“台榭峥嵘”,树林苍翠,百花争艳,幽雅至极。史载:“时,天山、甘泉两书院中间一池,昼则弦诵相闻,夜则灯火相映,甘之人文,自是日上云。”又如位于城西北隅的提督军门,明嘉靖中改总兵府,乾隆四十二年到四十三年(1777～1778)重建后,“东园亭榭、桥梁成曲水流觞之胜”。还有坐落在城西南著名的甘州府亦是“后园池水通源灌溉,花木红紫芬芳,亦极一时之胜”,完全是一派江南水乡的景致。这些泉溪塘沟依地势缓缓流出城外,或通于河渠,用于灌溉,或汇集成湖,映山为景,成为人们闲暇出游的好去处。当时的城北、城东湖泊湿地最多,到处水波潋滟、蒹葭丛生,“凭栏远望,长天一空,居延、遮虏类皆指顾间也,每西日返照,气象万千,令人有凌云之想”。著名的甘州十二名胜之一“甘泉晚照”由此而成。城北許里之北湖,更是官绅文人陶冶逸情、携友相游、把酒赋诗的乐园。史载此湖为“明镇守游眺之处,旧有亭榭舟舫,巡按郑存仁、甄敬等赋诗”。今存明嘉靖中郑存仁、甄敬应甘肃巡抚都御使(驻甘州)陈棐(字文冈)之邀游北湖的诗作。从这些诗作中不难看出当时北湖的地理特色和优美的自然风光以及游人陶醉于其中的悠然景象。
每至初春景明,这些遍布于城区内外、如流动的串珠镶嵌于街衢楼阁间的池塘溪流绿意盎然,水中的芦苇如竹笋般努力地拔出嫩芽,给古老的边城带来第一缕春信;转眼间苇叶森森,翠绿满目,给炎热的夏季泛起丝丝凉意;深秋时节,荻花摇曳,瑟瑟作响,和着塔寺钟铃奏出和畅美妙的圣洁乐章;冬天一片琉璃,白色如银……芦苇以其独特的生性随季节的变化呈现出多彩的形态,映衬装扮着这座城市走过春夏秋冬。其中,“苇溆秋风”成为当时文人题咏唱和、以纪风物的“甘山八咏”之一。清人谢历《苇溆秋风》诗序云:“甘州城内多池塘,率植芦苇,每秋风起,飒飒有声。”清人刘德宏、任万年、张联元等亦均有《苇溆秋风》的诗作,诗人们从不同的场景和心态描绘了甘州“苇溆秋风”这一著名景色,表现出这一风物与众不同的魅力。
芦苇不仅是古老甘州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而且也是历史上甘州人生产生活的重要物产资料。由于甘州城内外及其周边湖泽遍布、芦苇丛生、荻草成林,因此,刍草就成为张掖赋役征收的一项重要内容。史载:“甘州赋役,屯科殊致,刍粟并征。”“张邑岁征条粮之外,不令纳银而纳草,因地利,顺人情,而马政于是修乎……故草厂之设,几与仓库并隆。”这是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地域特点的举措,也从侧面说明当时张掖苇草的生产量以及草畜产业的繁盛。除此之外,苇叶又如南方的竹叶被称为“粽叶”,每年初夏,张掖城乡居民家家户户下塘采摘,风干杀青后以备端午节包粽子,或用来晾晒粉皮、面筋等。张掖人用苇叶所包的粽子不仅绵甜可口,更有一种特有的清香,自古以来就是当地一种传统的节日特色食品。同时,芦苇收割后还被人们用来纺织苇席、苇帘等手工产品,且远销外地,成为古代甘州特有的物产。《新修张掖县志·地理志·特别物产》载:“苇席,商人运发兰州、肃州、凉州销售,大宗。”“粽叶,即苇叶,包粽子用,亦为大宗,运销兰、肃、凉州。”
古老的甘州城除泉塘四布、芦荻瑟瑟的自然风光外,还有掩映于其中大大小小、鳞次栉比、形态各异的坛庙寺观、塔阁堂祠,显示着这座城市与众不同的风貌。自古以来,张掖城区的寺塔庙观究竟有多少,自是难以考究。不过就仅保留至今、闻名遐迩,且很大程度上已成为这座城市标志的大佛寺以及耸立在广场上的九级木塔,其肇建初立的年代足以使人们深信张掖立寺造塔的悠久历史与传统。据考,大佛寺前身为西晋永康元年(300)所建迦叶如来寺,木塔连同其所在万寿寺(俗名木塔寺)“前五代后周时已有之,隋开皇二年(582)重建”。后经历代续建修缮得以保留至今,成为见证这座城市古老历史的富有特色的宝贵遗存。至明清时期,张掖各地坛庙寺观、宫塔堂祠的情况方志多有记载,如史所云:“甘属庙宇甚多,在城市内有名者俱采入志。”据《重刊甘镇志》、《甘州府志》所载,甘州城区及周围有确切名称的这类建筑共有87处,其名称和大体方位如下:
社稷坛(城南2里)、风云雷雨坛(城西南2里)、先农坛(城东南里许)、厉坛(城北1里)、文庙(城东南隅)、崇圣庙(城东南隅)、武庙(城东南隅)、忠孝祠(文庙东)、节义祠(万寿寺南隅)、文昌祠(三处:一在镇远楼,一在文庙前,一在城西北隅)、魁星阁(两处:一在文庙前东南角,一在文昌阁西旁)、佑善观(本元真观,俗名大庙,城西北隅)、宝善寺(城西北隅)、显应观(城东北隅)、东岳庙(城西北隅)、西岳庙(城西北隅)、玉皇庙(城南街东偏)、宏仁寺(又名大寺、睡佛寺,城西南隅)、万寿寺(又名木塔寺,城西南隅)、三皇庙(城西南隅)、医祖宫(三皇庙后)、西夏忠武王庙(又名土主庙,城镇远楼南之偏西)、三官庙(三处:一在城东南隅,一在西门外街北,一在东郭门外)、关帝庙(三处:一在城东南隅,一在城南门大街,一在南关三城门侧)、城隍庙(城西南隅)、太白庙(城西南隅)、甘泉庙(城南门侧)、二郎庙清源殿(城东南隅)、武烈宫(清源殿西侧)、公输殿(又名鲁班庙,武烈宫西)、仙姑楼(镇远楼西)、祖师殿(武烈宫东)、普门寺(城北门内)、十方院(城西南隅)、西来寺(城西南隅)、火神庙(城西南隅)、火神楼(城镇远楼东)、火官楼(城西门内街北)、马神庙(两处:一处在城东北隅,一处在城南郭内)、吕祖宫(城东南隅)、紫阳宫(城东门内)、福德庵(城东南隅)、广庆寺(城东南隅)、赵壮侯庙(城东南隅)、霍将军祠(后改公议府)、北斗宫(城北门右)、白衣寺(三处:一在城西北隅,一在城南郭内,一在三清观侧)、如来阁(西关三城门侧)、崇庆寺(城南门外西2里)、转轮寺(城南郭内)、圆通寺(城南郭内)、三丰庵(城西门侧街北)、达摩庵(城南门外)、老君庵(城东门内)、地藏寺(文昌阁后)、八蜡庙(城东郭内)、牛王宫(城东郭内)、真武北极宫(城北郭内)、白塔寺(城北2里)、报恩寺(城南门外)、迎恩寺(城南稍门外)、三清庙(城西郭内)、古佛寺(城西关外许里)、泰普寺(城南门外)、甘露寺(城西关外)、武勇祠(城西隅)、许公祠(城西南隅)、悯忠祠(城西南药王庙内)、忠节祠(在儒学内西南)、靖逆侯祠(城南郭内)、振武将军祠(城南郭内)、殷公祠(城南郊外)、龚副使祠(城南关)、靳公祠(城南门内)、瞻公祠(城东门外)、李公祠(城东门外)、王公生祠(城南门内甘泉庙左)、清真寺(城西门内)。
明清时期的甘州城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在这样一个不大的城市空间里,有如此多的坛庙寺观等建筑坐落其间,真可谓遍地古刹、处处殿堂,民间“半城塔影”的形容一点都不过分。这些重重叠叠、造型各异、建筑精美、古朴端庄的殿宇庙堂,散布于大街小巷之中,掩映于参参古木之下,在给这座城市平添几许色彩、几许景致、几许庄严的同时,也折射着这个城市的历史以及人们多元的文化心理和积淀深厚的地域风尚。社稷、先农诸坛,是人们祈求风调雨顺、人和岁丰的神圣之地,反映着农业自古就是张掖的命脉;文昌、文庙、魁星等,是读书人的精神家园,是儒家文化世代传承的象征;武庙、忠义、忠孝等祠,明清时凡“邻边郡治,皆有峏祠”,是“仰念前哲之芳徽,思继名臣之遗范式”,鞭策将士忠君爱国、勇武无畏之所在;靖逆侯祠、振武将军祠、龚副使祠等则是对张掖历史上为保卫家乡赴汤蹈火、舍生取义、英勇献身的忠烈之士的纪念之祠,也是边陲之地、塞外之乡人们尚武观念和精神的体现。当然,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是佛教、道教寺观,这可以说是甘州城建筑的主体。走过那一道道雕梁画栋的牌坊,领略那一副副浸润宗教哲理的楹联,静听着回荡在大街小巷里的阵阵钟铃,呼吸着弥漫于城市上空沁人心脾的檀香气息,会深深感受到这里的民众对佛陀的无比虔诚、对各方神灵的无限敬仰,仿佛这是一个佛陀的天国、神仙的世界。在这种“无声胜有声”的环境里,在还没有踏进寺观之前,一切的烦恼、痛苦,一切的愿望、祈盼就已在瞬间得到抚慰和安平,喧嚣的心灵随即得到净化……这也正是这座古老的城市更深层次的魅力所在。
庄廷伟著《治甘州记》曰:“甘郡多寺庙,余谓金方崇佛耳,土旷室稀,亦藉以略地焉。”在五行中,金方即代表西方,此话指出了地处西鄙之地的张掖自古以来就崇信佛教的传统。众所周知,历史上佛教在向东传播过程中,河西作为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既是佛教思想较早传入的地区,也是佛教文化在此驻足勃兴的重要区域。明宣宗朱瞻基曾说:“甘州,故甘泉之地,居中国西鄙,佛法所从入中国者也。”特别是魏晋隋唐时期,随着佛教东渐及其发展,大批的佛教经典在此翻译传播,大量的石窟庙宇在这里开凿兴建,西来的高僧大德、东游的求法僧侣都在这里留下足迹,河西遂成为当时佛教的昌盛之地。史称:“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从那时起,世信佛教、地多塔寺就成为河西各地的传统和风尚,而张掖由于历史变迁的特殊性以及地域环境的独特,使这一传统和风尚得以持续地传承和发扬,遂成为这一地方最为厚重的文化积淀。
与佛教相提并论的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自“老子辟世,乘青牛入于流沙”的记载为道家附会后,作为老子“升天”之地的张掖,道教异乎寻常地得到了传播和发展。唐代以来,尤其是西夏、明清时期,由于统治者的热衷和大力倡导,在河西道教與佛教并驾齐驱、各具千秋、生生不息。及至后来,道教逐渐与佛教特别是民间传统信仰相融合,显示出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成为张掖民众心灵抚慰和精神寄托的重要宗教载体。张掖民众对道教的迷信可以从一年四季诸多形式的庙会得以体现。如正月初一到初三,诸神下凡,各道观庙宇均有庙会;正月初八,北斗宫庙会;正月初九,玉皇庙庙会;正月十五,三官庙庙会;二月初二,土地庙庙会;二月十五,道德观庙会;三月初三,祖师庙、北武当庙会;三月十五,道德观、城隍庙、玉皇庙庙会;三月二十八,城隍庙、玉皇庙庙会;四月初八,奶奶庙庙会;五月初五,城隍庙、二郎庙庙会;五月十三,关帝庙庙会;五月初八,西武当庙会;六月初六,老寺庙庙会;六月十三,马神庙庙会;七月初七,文庙庙会;七月初九,文昌庙庙会;七月十五,三官庙庙会;七月十八,王母宫庙会;七月二十三,财神楼(火神楼)庙会;八月十八,道德观庙会;八月二十六,福德庵、三丰庵、道德庵庙会;九月初九,纯阳宫庙会;十月初一,城隍庙庙会;十月十五,三官庙庙会;十一月十一,城隍庙、玉皇庙庙会。丰富多彩的道教文化活动,必然催生表现不同主题的宗教场所,因此,城区内外道观林立、香火缭绕,也就自然成为这座城市建筑和文化的一大特色。
这样的城市风貌所反映出的张掖民众多元的文化心理,既是张掖独殊的地理位置成就的结果,也是张掖复杂多变的历史演进的结果。东迎华岳、西出阳关、南望祁连、北通沙漠,处于西北地理十字路口、丝绸之路重要枢纽的张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无论是中原文化还是西域文明,无论是江南学术还是游牧风习,都在这里汇集传播、交流渗透,并深深融入人们的生活,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同时,张掖自古以来又是一个众多民族竞相角逐的舞台。在这片水草丰美、广阔富饶的绿洲上,既曾有月氏执丝携玉来往于中原与中亚之间贸易的身影,又有匈奴扬鞭高歌留下的哀婉动听的绝唱;既有羌胡不时南下走廊劫掠时的呐喊,又有鲜卑西迁来时的阵阵尘扬;既有氐人割据一方时的昙花一现,又有强势的卢水胡廓清走廊、立国安邦;既有吐蕃“著锦驱羊”的英姿牧歌,又有回鹘出征时的铮铮鼓角;既有党项朝拜大佛的虔诚背影,又有蒙古悠远激昂的琴声长调……众多的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在这片土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话剧,在演绎自己历史的同时,也演绎着张掖的历史。而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不同的民族人种、不同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不同的社会风习、不同的文化传承,以及不同的文化观念在冲突中碰撞,在交流中融合,在传承中发展,孕育出不同的文化类型,表现出多元的文化风尚。
张掖古老悠久的历史告诉我们,是祁连山的冰雪融水哺育和滋润着我们世代生存的这片土地,是这片土地上的绿洲承载着我们祖辈所创造的灿烂文明。没有水也就没有张掖的绿洲,更不可能有“半城芦苇半城庙”、“水六庙三一居处”的优美生态、和谐人居所彰显出的古甘州独具一格的城市风貌。因此,“水”是这座城市古老文化中最原始、最深厚的元素和精华,是水的灵动和菁华使这座城市“其气清旷,其风茂美”,两千年来长盛不衰。然而,近代以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多以及人们无节制、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江南水乡般的甘州已逐渐失去往昔的风采。城市周边的湿地日渐荒颓,湖泊锐减;城区自来水日益减少,水位下降,涌泉枯竭。曾经清澈明净的苇池和泉溪,成了一个个腥臭难闻、黑水积聚的烂泥滩和臭水沟,直至被填造屋,完全消失。与此同时,那重重叠叠、随处可见的寺观庙宇也随着城区改造和建设的开展,所剩无几。新中国成立后,张掖城市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张掖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一轮又一轮城市建设使这座古城日新月异,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一座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的现代化城市已矗立在古城原址上,人们在这里尽情享受现代生活的同时,更祈盼着这座城市有更大的发展。但现代城市的发展,已不仅仅是规模的扩展、设施功能的完善,而在于城市内涵的拓展、城市文化的塑造、城市品位的提升、城市人居的和谐、城市特色的凝练。这一切正是这座城市欠缺和需要进一步营建和打造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忽视城市的发展历史、城市的文化传承以及城市的生态变迁。只有正视历史和传统,把传承与现实完美结合,才能使城市建设有一个质的飞跃,才能使张掖真正得以可持续发展,从而使这颗丝路明珠、文化名城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注释]
往读介绍和研究张掖历史文化的论著,在引用这些话语时,动辄说“史载”或 “《甘州府志》记载”等,笔者遍查相关史书及《甘州府志》等地方史志,均未有这样的记载,由此可知,这些话语仅仅只是河西民众口口相传的民谚俗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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