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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闲居，爱重九之名”（陶渊
明《九日闲居序》），九九重阳，因其月日并应纯阳之数，谐音“久久”，不仅陶渊明爱之，世人无不爱之。相关研究认为，九月九日作为中国古代四大重数节日之一，当产生于序数纪日法得以使用后的东汉中后期（郭佳《九月九日重阳节探源》，《文化遗产》2017年第5期）。《旧唐书》卷十三载德宗五年春正月乙卯诏曰：“四序嘉辰，历代增置，汉崇上巳，晋纪重阳。”可见，重阳节在晋朝才成为受重视的节日。曹丕《九日与钟繇书》是现存较早详细诠释重阳节的文献，从中可知重阳节与祈求长寿相关，多以宴飨聚会为主要活动，并有服食菊花的习俗。
重阳节进入诗赋书写较晚，从现存作品考察，最早的当数东晋陶渊明重阳诗。现存与重阳节相关的唐前诗赋，除傅亮《九月九日登陵嚣馆赋》外，另有二十余篇诗歌。魏晋南北朝重阳诗赋具有较丰富的内涵，千载以下，犹可回味。
逆旅感伤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季秋时节，大自然一派凄凉萧瑟景象。特殊的气候节物，令魏晋南北朝重阳诗赋携带着或浓或淡的悲秋之情，这些悲凉感伤的心绪由秋天的景物感发，并进一步与生命的短暂、人生的忧劳、生活的困顿以及羁旅、离别、思乡等感受融为一体。
首先，重阳节萧瑟的秋景常触发作者人生苦短的喟叹。如陶渊明《己酉岁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
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
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
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
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
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
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
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暮秋时节，风露交加，蔓草枯萎，园木凋零，空旷的天际中，秋寒和衰草里，大雁的鸣声令人思绪万千。诗人触景生情，大自然的荣枯变化引发他对人生的思考：世间万物都有盛衰变化，人生其间，怎能没有忧劳？万物的衰败凋零正如人类生命必然逝去一样，没有人能逃脱亡没的結局。诗人的内心充满焦虑，纵然故作达观超然之语，亦难以消解死亡固有的悲哀和无奈。陶渊明将人生忧劳、生命有限的苦闷，置于重阳佳节的背景中，使人类祈求长生的主观愿望与盛衰有时、生命有尽之间的矛盾，显得格外突出。
其次，重阳节登高等活动以及菊、酒等风物常被赋予游子羁旅和思乡的感伤。如宋代傅亮的《九月九日登陵嚣馆赋》：
岁九旻之暮月，肃晨驾而北逝。度回壑以停辕，凌孤馆而远憩。何物惨而节哀，又云悠而风厉。悴绿蘩于寒渚，陨丰灌于荒澨。玩中原之芬菊，惜兰圃之凋蕙。旌竹柏之劲心，谢梧楸之零脆。尔乃流眄平隰，落日还皋，于感具盈，在物周骚。聆离鹍之栖响，泝鸣林之浏飙。彼游子之苦伤，每寤叹于我劳。矧集悲而钟苦，疚寸心其如忉。眇天末以遥瞪，怨故乡之阻辽。
此赋全无佳节氛围，充满秋之肃杀之气以及游子的苦伤之情。作者于重阳登高远眺，季秋的气候节物尽收眼底，绿蘩憔悴，灌木陨落，蕙兰凋谢，梧楸零落，寒渚，荒澨，一派“物惨节哀”的凄凉境界。更兼平原渺远，落日西斜，鹍鸡悲鸣，西风呼啸，这一切唤起游子心底的苦伤，羁旅之劳，故乡之远，前路之长，一起涌上心头，可谓集悲钟苦，寸心如忉，读之令人慨叹。
江总以重阳诗表达游子思乡之情。其《衡州九日诗》开篇写“秋日正凄凄，茅茨复萧瑟”，点出秋景的萧瑟及其投射在人心上的悲凉。然后以“姬人荐初酝”“园菊抱黄华”点出重阳时令，最后将情感落脚在思乡之情上：“聊以著书情，暂遣他乡日。”江总另有《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诗》：“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此首含蓄蕴藉，亦抒发游子在佳节的思乡念归之情。这类隽永的作品，其菊、酒意象亦都蕴含着淡淡的感伤情调。
总体而言，魏晋南北朝重阳诗赋的感伤色彩，取决于重阳节令自身的特殊性以及中国古代文学的悲秋传统。大自然春生秋杀，暮秋的肃杀景象容易唤起悲凉的体验和心绪，即使像沈约《为临川王九日侍太子宴诗》这种颂美朝廷的作品，也因节令的特殊性而在景物描写中带有感伤意味：“凉风北起，高雁南翻。叶浮楚水，草折梁园。凄清霜野，惆怅晨鹍。”反之，春天万物生长，给人欣欣向荣之感，所以有关上巳节的书写，基本有着欢欣愉悦的一面，如王羲之所言：“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再如成公绥《洛禊赋》展现的情景：“考吉日，简良辰。祓除解禊，同会洛滨。妖童媛女，嬉游河曲，或盥纤手，或濯素足。临清流，坐沙场，列罍樽，飞羽觞。”热闹非凡的场景，俨然全民的狂欢。
中国古代文学的悲秋传统，始自宋玉《九辩》，深秋肃杀景象，自此即被赋予悲凉的基调。魏晋时期，人们对死亡的无情、生命的短暂和个人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有了更为深刻的体验和认识，所以他们对生死十分敏感，对与生死相对应的大自然的荣枯变化也十分敏感，这其实就是悲秋传统千古延续的内在动因，所以他们往往以感伤笔调书写秋景。
人生如寄，旅居天地之间所经历的生死、离别、羁旅、思乡以及否泰、盛衰等，在魏晋南北朝文人的重阳书写里，都携带着明显的感伤情调。
文人趣味
魏晋南北朝重阳诗赋极少描写相关民俗，而多写景感怀，有雅化倾向，充满文人趣味。为辟邪、祈求长寿而进行的登高、饮酒食菊、佩茱萸、食蓬饵等民俗，在魏晋南北朝诗赋中极少得到书写和表现，但这些民俗确乎是存在于民间的。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以及《风土记》《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亦有关于佩茱萸、登高、食蓬饵、饮酒服菊以求长寿、除恶、辟邪、御寒等重阳民俗的记载。现代学界的研究亦表明，汉代以来，重阳节确实具有以上习俗及观念（参看张君《九九重阳节——中国传统的死亡节、升仙求寿节和酒神节》，《求索》1993年第5期。）。
较为直接地描写重阳民俗的魏晋南北朝诗赋屈指可数。陶渊明《九日闲居》中“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差可算是对服菊饮酒以求延年益寿的民俗的叙写，但陶渊明此句只是为了引出佳节无酒的感叹。又如竟陵王萧子良《九日侍宴诗》：“月殿风转，层台气寒。高云敛色，遥露已团。式诏司警，言戾秋峦。轻觞时荐，落英可餐。”此首结句写饮酒服菊，但“轻觞时荐”乃是写侍宴中的觥筹交错，“落英可餐”更多是对屈原的致意，与民间重阳具有延寿、辟邪色彩的民俗活动相去已远。再如江总《衡州九日诗》虽然亦写“姬人荐初酝”“园菊抱黄华”，但饮酒赏菊在这里只是带有家庭温馨气息的风雅之举。至于梁简文帝《九日赋韵诗》曰：“是节协阳数，高秋气已精。檐芝逐月启，帷风依夜清。远烛承歌黛，斜桥闻履声。梁尘下未息，共爱赏心并。”虽然起句点出重阳节令，但接下来所写则纯是动人的秋夜景色，与重阳并无关联，置于其他秋日亦无不可。 绝大多数魏晋南北朝重阳诗歌均不关涉重阳民俗，其中占比最高的应制诗歌内容多为欢宴射猎。如萧统《文选》所收谢灵运和谢瞻的同题之作《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是叙写欢宴与离别的作品，与重阳民俗没有丝毫关联。刘裕尚未称帝之时，曾于重阳之日设宴彭城戏马台，为辞官东归的孔靖饯行，当时“百僚咸赋诗，以述其美”，谢氏兄弟诗歌亦作于此时（谢灵运为谢瞻族弟。《宋书》卷五十六载：“瞻善于文章，辞采之美，与族叔混、族弟灵运相抗。”）。两首诗描写秋景，并不渲染萧瑟悲凉况味，而是典雅平和，符合应制和欢宴的写作背景。二者抒发别情颇为感人：谢灵运以“河流有急澜，浮骖无缓辙”表达离别的匆促与内心的眷恋，谢瞻以“扶光迫西汜，欢余宴有穷”表达时光飞逝、欢宴有尽的惆怅，以“临流怨莫从，欢心叹飞蓬”，表达对自己无法归隐的怅恨以及对人生漂泊有如飞蓬不定的叹息。
魏晋南北朝重阳诗赋对民俗的疏离，取决于当时文人的贵族身份以及审美取向。这些作者，除了陶渊明，几乎都是贵族甚至皇族出身，至少也是伴随权贵出入宫廷的官员，如谢灵运、谢瞻、傅亮、王俭、何逊、任昉、丘迟、沈约、刘孝威、刘苞、王修己、庾肩吾、萧子良、萧纲、王褒等。他们在文学书写中有意避免重阳节的民间色彩，而更多地赋予这个节日以文人趣味。如王脩己《九日诗》：“霜威始落翠，寒气初入堂。隋珠烂似烛，悬黎疑夜光。舞步因弦折，歌声随袂扬。夜深闻漏缓，檐虚觉唱长。”此首写秋夜歌舞欢宴，隐然有歌姬舞女身影，颇具宋词味道，内容无关重阳节日。他们留下的九日侍宴从驾之作，所写均为皇家气派和贵族排场，全然不见重阳民俗痕迹。
更有意思的是，在齐梁宫体诗影响下，重阳诗中的饮酒服菊习俗甚至变身为暧昧的情色场面。如刘孝威《九日酌菊花酒诗》：“露花疑始摘，罗衣似适熏。余杯度不取，欲持娇使君。”诗中娇俏迷人的女子，身着香气袭人的罗衣，和着晨露采摘菊花，手持酒杯对人撒娇。诗人以贵族日常生活中的调情场景替代了对重阳民俗的书写。
唐前文人对上巳节的祓禊民俗则有较多书写，如张华《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后园会诗》写“合乐华池，祓濯清川”，谢朓《三日侍宴曲水代人应诏诗》写“祓秽河浒，张乐春畴”，刘孝绰《三日侍华光殿曲水宴诗》写“薰祓三阳暮，濯禊元巳初”，刘孝威《三日侍皇太子曲水宴诗》写“皇储遵洛禊，滥觞追灞桥。掌祓开神蘌，司马动銮镳”，庾肩吾《三日侍兰亭曲水宴诗》写“禊川分曲洛，帐殿掩芳洲。踊跃赬鱼出，参差绛枣浮。百戏俱临水，千钟共逐流”等，以上无论是侍宴之作，还是个人自由之作，上巳节所关涉的民俗都得到了文人相对较直接的书写。上巳节的祓禊民俗，与儒家礼仪相关，《后汉书·礼仪志上》注引蔡邕言曰：“《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自上及下，古有此礼。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滨，盖出於此。”其曲水流觞的活动又给文人提供了雅集时机，所以，祓禊虽然亦是民间习俗，但它因符合文人的审美趣味而被广泛书写。
魏晋南北朝重阳诗赋对民俗的疏离，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贵族趣味和审美取向。
政治溫情
魏晋南北朝重阳诗多侍宴从驾之作，充满宗法社会的人伦色彩和政治温情。《旧唐书》卷十三德宗贞元四年九月丙午诏曰：“比者卿士内外，左右朕躬，朝夕公门，勤劳庶务。今方隅无事，烝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选胜地追赏为乐。”此诏还规定了三节之时朝廷给予百官的赏赐标准，并宣布“永为常式”。德宗正是利用佳节慰劳赏赐群臣，以和谐君臣关系，体现浩荡皇恩。中国节日多以宴飨为庆祝方式，而宴飨自古以来就具有政治意义，《诗经》中大量的宴飨诗就是明证，这也就是为什么文人书写节日多应制之作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重阳应制之诗，多歌颂皇恩，赞美圣德，恭维主人，奉承宾客，流露出和谐愉悦的政治温情，这种温情消解了暮秋景象的凄凉萧瑟，而代之以典雅温润的颂美、堂皇富丽的皇家气派以及安定清明的盛世景象。
如王俭《侍皇太子九日宴玄圃诗》（节选）：
秋日在房，鸿雁来翔。
寥寥清景，霭霭微霜。
草木摇落，幽兰独芳。
眷言淄苑，尚想濠梁。
既畅旨酒，亦饱徽猷。
有来斯悦，无远不柔。
虽然是对深秋景色的描写，却没有丝毫悲戚之感。鸿雁来翔，似老友相见。幽兰独芳，似上天眷顾。欢宴之上，有会心的交谈，甘醇的美酒，益人的美德，来者无不欢喜，远人无不依附，这正是对皇太子最得体的赞誉之词，风格典雅温润。
萧纲《九日侍皇太子乐游苑诗》写道：“秋晨精曜，驾动宫闱。露点金节，霜沈玉玑。玄戈侧影，翠羽翻晖。庭回鹤盖，水照犀衣。兰羞荐俎，竹酒澄芬。千音写凤，百戏承云。紫燕跃武，赤兔越空。横飞鸟箭，半转蛇弓。”作者以华丽的辞藻，工整的对仗，铺陈描写宫廷之景色、车驾、佳肴、美酒、歌舞、百戏等，渲染出奢华富贵的皇家节日气派。任昉《九日侍宴乐游苑诗》则通过“时来浊河变，瑞起温洛清。物色动宸眷，民豫降皇情”来营造太平盛世气象。重阳侍宴诗虽数量较多，但内容风格不过以上几种。
应制重阳诗中，比较有艺术性的当推描写帝王、贵族重阳骑射的几首作品，它们典雅庄重，并显示出较宏大的气势和阳刚的色彩，比其他侍宴诗更具动感和活力，同时也表明骑射是古代重阳节庆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梁朝萧子显 《南齐书》有“九月九日马射，或说秋金气，讲习武事，象汉立秋之礼”的记载。如梁代刘苞《九日侍宴乐游苑正阳堂诗》，开篇即写“六郡良家子，幽并游侠儿。立乘争饮羽，侧骑竞纷驰。鸣珂饰华眊，金鞍映玉羁”，阳刚的意象，明快的节奏，再现出装饰华贵的贵族子弟重阳节竞逐骑射的场景。再如庾肩吾《九日侍宴乐游苑应令诗》开篇写“钩陈万骑转，阊阖九关通”，颇具磅礴气势。其“玉醴吹岩菊，银床落井桐。御梨寒更紫，仙桃秋转红”等诗句，造语精美，色彩艳丽，情调明快。而“饮羽山西射，浮云冀北骢。尘飞金埒满，叶破柳条空。腾猿疑矫箭，惊雁避虚弓”一段，描写射猎过程中骏马飞驰、黄尘弥漫、弓箭鸣响的紧张场景，充满动感和张力。
王褒《九日从驾诗》是重阳射猎诗中的佳作：
黄山猎地广，青门官路长。律改三秋节，气应九钟霜。
曙影初分地，暗色始成光。高斾长楸坂，缇幕杏间堂。
射马垂双带，丰貂佩两璜。苑寒梨树紫，山秋菊叶黄。
华露霏霏冷，轻飚飒飒凉。终惭属车对，空假侍中郎。
起句以汉宫典故引出射猎一事，大气稳重，有学养。随后以三秋节、九钟霜点出重阳节令，然后描写随驾出猎的情形。全诗清丽的用语，工整的对偶，有条不紊的叙述，无不透露出应制诗的典雅和悦风范。诗歌描写秋寒中的紫梨、黄菊，空中飘飞的寒露，林中作响的秋风，隐隐萧瑟悲凉之意，似在诉说自己入北后的心绪。整首诗从容劲健，耐人寻味。
魏晋南北朝重阳应制诗歌，在集体欢宴和射猎的背景中，尽显君臣、主宾之间的脉脉温情。
魏晋南北朝重阳诗赋，为后世呈现的不是遍插茱萸、饮酒服菊、食饵登高的民间佳节，而是充满逆旅感伤、表现文人趣味、负载政治温情的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日子。
（作者简介：马黎丽，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教授，从事汉魏六朝文学作品研究，发表过《赋序的生成与文体特征的确立》《陈琳赋研究》《傅玄、傅咸父子辞赋比较研究》等。）
明《九日闲居序》），九九重阳，因其月日并应纯阳之数，谐音“久久”，不仅陶渊明爱之，世人无不爱之。相关研究认为，九月九日作为中国古代四大重数节日之一，当产生于序数纪日法得以使用后的东汉中后期（郭佳《九月九日重阳节探源》，《文化遗产》2017年第5期）。《旧唐书》卷十三载德宗五年春正月乙卯诏曰：“四序嘉辰，历代增置，汉崇上巳，晋纪重阳。”可见，重阳节在晋朝才成为受重视的节日。曹丕《九日与钟繇书》是现存较早详细诠释重阳节的文献，从中可知重阳节与祈求长寿相关，多以宴飨聚会为主要活动，并有服食菊花的习俗。
重阳节进入诗赋书写较晚，从现存作品考察，最早的当数东晋陶渊明重阳诗。现存与重阳节相关的唐前诗赋，除傅亮《九月九日登陵嚣馆赋》外，另有二十余篇诗歌。魏晋南北朝重阳诗赋具有较丰富的内涵，千载以下，犹可回味。
逆旅感伤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季秋时节，大自然一派凄凉萧瑟景象。特殊的气候节物，令魏晋南北朝重阳诗赋携带着或浓或淡的悲秋之情，这些悲凉感伤的心绪由秋天的景物感发，并进一步与生命的短暂、人生的忧劳、生活的困顿以及羁旅、离别、思乡等感受融为一体。
首先，重阳节萧瑟的秋景常触发作者人生苦短的喟叹。如陶渊明《己酉岁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
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
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
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
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
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
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
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暮秋时节，风露交加，蔓草枯萎，园木凋零，空旷的天际中，秋寒和衰草里，大雁的鸣声令人思绪万千。诗人触景生情，大自然的荣枯变化引发他对人生的思考：世间万物都有盛衰变化，人生其间，怎能没有忧劳？万物的衰败凋零正如人类生命必然逝去一样，没有人能逃脱亡没的結局。诗人的内心充满焦虑，纵然故作达观超然之语，亦难以消解死亡固有的悲哀和无奈。陶渊明将人生忧劳、生命有限的苦闷，置于重阳佳节的背景中，使人类祈求长生的主观愿望与盛衰有时、生命有尽之间的矛盾，显得格外突出。
其次，重阳节登高等活动以及菊、酒等风物常被赋予游子羁旅和思乡的感伤。如宋代傅亮的《九月九日登陵嚣馆赋》：
岁九旻之暮月，肃晨驾而北逝。度回壑以停辕，凌孤馆而远憩。何物惨而节哀，又云悠而风厉。悴绿蘩于寒渚，陨丰灌于荒澨。玩中原之芬菊，惜兰圃之凋蕙。旌竹柏之劲心，谢梧楸之零脆。尔乃流眄平隰，落日还皋，于感具盈，在物周骚。聆离鹍之栖响，泝鸣林之浏飙。彼游子之苦伤，每寤叹于我劳。矧集悲而钟苦，疚寸心其如忉。眇天末以遥瞪，怨故乡之阻辽。
此赋全无佳节氛围，充满秋之肃杀之气以及游子的苦伤之情。作者于重阳登高远眺，季秋的气候节物尽收眼底，绿蘩憔悴，灌木陨落，蕙兰凋谢，梧楸零落，寒渚，荒澨，一派“物惨节哀”的凄凉境界。更兼平原渺远，落日西斜，鹍鸡悲鸣，西风呼啸，这一切唤起游子心底的苦伤，羁旅之劳，故乡之远，前路之长，一起涌上心头，可谓集悲钟苦，寸心如忉，读之令人慨叹。
江总以重阳诗表达游子思乡之情。其《衡州九日诗》开篇写“秋日正凄凄，茅茨复萧瑟”，点出秋景的萧瑟及其投射在人心上的悲凉。然后以“姬人荐初酝”“园菊抱黄华”点出重阳时令，最后将情感落脚在思乡之情上：“聊以著书情，暂遣他乡日。”江总另有《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诗》：“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此首含蓄蕴藉，亦抒发游子在佳节的思乡念归之情。这类隽永的作品，其菊、酒意象亦都蕴含着淡淡的感伤情调。
总体而言，魏晋南北朝重阳诗赋的感伤色彩，取决于重阳节令自身的特殊性以及中国古代文学的悲秋传统。大自然春生秋杀，暮秋的肃杀景象容易唤起悲凉的体验和心绪，即使像沈约《为临川王九日侍太子宴诗》这种颂美朝廷的作品，也因节令的特殊性而在景物描写中带有感伤意味：“凉风北起，高雁南翻。叶浮楚水，草折梁园。凄清霜野，惆怅晨鹍。”反之，春天万物生长，给人欣欣向荣之感，所以有关上巳节的书写，基本有着欢欣愉悦的一面，如王羲之所言：“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再如成公绥《洛禊赋》展现的情景：“考吉日，简良辰。祓除解禊，同会洛滨。妖童媛女，嬉游河曲，或盥纤手，或濯素足。临清流，坐沙场，列罍樽，飞羽觞。”热闹非凡的场景，俨然全民的狂欢。
中国古代文学的悲秋传统，始自宋玉《九辩》，深秋肃杀景象，自此即被赋予悲凉的基调。魏晋时期，人们对死亡的无情、生命的短暂和个人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有了更为深刻的体验和认识，所以他们对生死十分敏感，对与生死相对应的大自然的荣枯变化也十分敏感，这其实就是悲秋传统千古延续的内在动因，所以他们往往以感伤笔调书写秋景。
人生如寄，旅居天地之间所经历的生死、离别、羁旅、思乡以及否泰、盛衰等，在魏晋南北朝文人的重阳书写里，都携带着明显的感伤情调。
文人趣味
魏晋南北朝重阳诗赋极少描写相关民俗，而多写景感怀，有雅化倾向，充满文人趣味。为辟邪、祈求长寿而进行的登高、饮酒食菊、佩茱萸、食蓬饵等民俗，在魏晋南北朝诗赋中极少得到书写和表现，但这些民俗确乎是存在于民间的。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以及《风土记》《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亦有关于佩茱萸、登高、食蓬饵、饮酒服菊以求长寿、除恶、辟邪、御寒等重阳民俗的记载。现代学界的研究亦表明，汉代以来，重阳节确实具有以上习俗及观念（参看张君《九九重阳节——中国传统的死亡节、升仙求寿节和酒神节》，《求索》1993年第5期。）。
较为直接地描写重阳民俗的魏晋南北朝诗赋屈指可数。陶渊明《九日闲居》中“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差可算是对服菊饮酒以求延年益寿的民俗的叙写，但陶渊明此句只是为了引出佳节无酒的感叹。又如竟陵王萧子良《九日侍宴诗》：“月殿风转，层台气寒。高云敛色，遥露已团。式诏司警，言戾秋峦。轻觞时荐，落英可餐。”此首结句写饮酒服菊，但“轻觞时荐”乃是写侍宴中的觥筹交错，“落英可餐”更多是对屈原的致意，与民间重阳具有延寿、辟邪色彩的民俗活动相去已远。再如江总《衡州九日诗》虽然亦写“姬人荐初酝”“园菊抱黄华”，但饮酒赏菊在这里只是带有家庭温馨气息的风雅之举。至于梁简文帝《九日赋韵诗》曰：“是节协阳数，高秋气已精。檐芝逐月启，帷风依夜清。远烛承歌黛，斜桥闻履声。梁尘下未息，共爱赏心并。”虽然起句点出重阳节令，但接下来所写则纯是动人的秋夜景色，与重阳并无关联，置于其他秋日亦无不可。 绝大多数魏晋南北朝重阳诗歌均不关涉重阳民俗，其中占比最高的应制诗歌内容多为欢宴射猎。如萧统《文选》所收谢灵运和谢瞻的同题之作《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是叙写欢宴与离别的作品，与重阳民俗没有丝毫关联。刘裕尚未称帝之时，曾于重阳之日设宴彭城戏马台，为辞官东归的孔靖饯行，当时“百僚咸赋诗，以述其美”，谢氏兄弟诗歌亦作于此时（谢灵运为谢瞻族弟。《宋书》卷五十六载：“瞻善于文章，辞采之美，与族叔混、族弟灵运相抗。”）。两首诗描写秋景，并不渲染萧瑟悲凉况味，而是典雅平和，符合应制和欢宴的写作背景。二者抒发别情颇为感人：谢灵运以“河流有急澜，浮骖无缓辙”表达离别的匆促与内心的眷恋，谢瞻以“扶光迫西汜，欢余宴有穷”表达时光飞逝、欢宴有尽的惆怅，以“临流怨莫从，欢心叹飞蓬”，表达对自己无法归隐的怅恨以及对人生漂泊有如飞蓬不定的叹息。
魏晋南北朝重阳诗赋对民俗的疏离，取决于当时文人的贵族身份以及审美取向。这些作者，除了陶渊明，几乎都是贵族甚至皇族出身，至少也是伴随权贵出入宫廷的官员，如谢灵运、谢瞻、傅亮、王俭、何逊、任昉、丘迟、沈约、刘孝威、刘苞、王修己、庾肩吾、萧子良、萧纲、王褒等。他们在文学书写中有意避免重阳节的民间色彩，而更多地赋予这个节日以文人趣味。如王脩己《九日诗》：“霜威始落翠，寒气初入堂。隋珠烂似烛，悬黎疑夜光。舞步因弦折，歌声随袂扬。夜深闻漏缓，檐虚觉唱长。”此首写秋夜歌舞欢宴，隐然有歌姬舞女身影，颇具宋词味道，内容无关重阳节日。他们留下的九日侍宴从驾之作，所写均为皇家气派和贵族排场，全然不见重阳民俗痕迹。
更有意思的是，在齐梁宫体诗影响下，重阳诗中的饮酒服菊习俗甚至变身为暧昧的情色场面。如刘孝威《九日酌菊花酒诗》：“露花疑始摘，罗衣似适熏。余杯度不取，欲持娇使君。”诗中娇俏迷人的女子，身着香气袭人的罗衣，和着晨露采摘菊花，手持酒杯对人撒娇。诗人以贵族日常生活中的调情场景替代了对重阳民俗的书写。
唐前文人对上巳节的祓禊民俗则有较多书写，如张华《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后园会诗》写“合乐华池，祓濯清川”，谢朓《三日侍宴曲水代人应诏诗》写“祓秽河浒，张乐春畴”，刘孝绰《三日侍华光殿曲水宴诗》写“薰祓三阳暮，濯禊元巳初”，刘孝威《三日侍皇太子曲水宴诗》写“皇储遵洛禊，滥觞追灞桥。掌祓开神蘌，司马动銮镳”，庾肩吾《三日侍兰亭曲水宴诗》写“禊川分曲洛，帐殿掩芳洲。踊跃赬鱼出，参差绛枣浮。百戏俱临水，千钟共逐流”等，以上无论是侍宴之作，还是个人自由之作，上巳节所关涉的民俗都得到了文人相对较直接的书写。上巳节的祓禊民俗，与儒家礼仪相关，《后汉书·礼仪志上》注引蔡邕言曰：“《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自上及下，古有此礼。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滨，盖出於此。”其曲水流觞的活动又给文人提供了雅集时机，所以，祓禊虽然亦是民间习俗，但它因符合文人的审美趣味而被广泛书写。
魏晋南北朝重阳诗赋对民俗的疏离，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贵族趣味和审美取向。
政治溫情
魏晋南北朝重阳诗多侍宴从驾之作，充满宗法社会的人伦色彩和政治温情。《旧唐书》卷十三德宗贞元四年九月丙午诏曰：“比者卿士内外，左右朕躬，朝夕公门，勤劳庶务。今方隅无事，烝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选胜地追赏为乐。”此诏还规定了三节之时朝廷给予百官的赏赐标准，并宣布“永为常式”。德宗正是利用佳节慰劳赏赐群臣，以和谐君臣关系，体现浩荡皇恩。中国节日多以宴飨为庆祝方式，而宴飨自古以来就具有政治意义，《诗经》中大量的宴飨诗就是明证，这也就是为什么文人书写节日多应制之作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重阳应制之诗，多歌颂皇恩，赞美圣德，恭维主人，奉承宾客，流露出和谐愉悦的政治温情，这种温情消解了暮秋景象的凄凉萧瑟，而代之以典雅温润的颂美、堂皇富丽的皇家气派以及安定清明的盛世景象。
如王俭《侍皇太子九日宴玄圃诗》（节选）：
秋日在房，鸿雁来翔。
寥寥清景，霭霭微霜。
草木摇落，幽兰独芳。
眷言淄苑，尚想濠梁。
既畅旨酒，亦饱徽猷。
有来斯悦，无远不柔。
虽然是对深秋景色的描写，却没有丝毫悲戚之感。鸿雁来翔，似老友相见。幽兰独芳，似上天眷顾。欢宴之上，有会心的交谈，甘醇的美酒，益人的美德，来者无不欢喜，远人无不依附，这正是对皇太子最得体的赞誉之词，风格典雅温润。
萧纲《九日侍皇太子乐游苑诗》写道：“秋晨精曜，驾动宫闱。露点金节，霜沈玉玑。玄戈侧影，翠羽翻晖。庭回鹤盖，水照犀衣。兰羞荐俎，竹酒澄芬。千音写凤，百戏承云。紫燕跃武，赤兔越空。横飞鸟箭，半转蛇弓。”作者以华丽的辞藻，工整的对仗，铺陈描写宫廷之景色、车驾、佳肴、美酒、歌舞、百戏等，渲染出奢华富贵的皇家节日气派。任昉《九日侍宴乐游苑诗》则通过“时来浊河变，瑞起温洛清。物色动宸眷，民豫降皇情”来营造太平盛世气象。重阳侍宴诗虽数量较多，但内容风格不过以上几种。
应制重阳诗中，比较有艺术性的当推描写帝王、贵族重阳骑射的几首作品，它们典雅庄重，并显示出较宏大的气势和阳刚的色彩，比其他侍宴诗更具动感和活力，同时也表明骑射是古代重阳节庆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梁朝萧子显 《南齐书》有“九月九日马射，或说秋金气，讲习武事，象汉立秋之礼”的记载。如梁代刘苞《九日侍宴乐游苑正阳堂诗》，开篇即写“六郡良家子，幽并游侠儿。立乘争饮羽，侧骑竞纷驰。鸣珂饰华眊，金鞍映玉羁”，阳刚的意象，明快的节奏，再现出装饰华贵的贵族子弟重阳节竞逐骑射的场景。再如庾肩吾《九日侍宴乐游苑应令诗》开篇写“钩陈万骑转，阊阖九关通”，颇具磅礴气势。其“玉醴吹岩菊，银床落井桐。御梨寒更紫，仙桃秋转红”等诗句，造语精美，色彩艳丽，情调明快。而“饮羽山西射，浮云冀北骢。尘飞金埒满，叶破柳条空。腾猿疑矫箭，惊雁避虚弓”一段，描写射猎过程中骏马飞驰、黄尘弥漫、弓箭鸣响的紧张场景，充满动感和张力。
王褒《九日从驾诗》是重阳射猎诗中的佳作：
黄山猎地广，青门官路长。律改三秋节，气应九钟霜。
曙影初分地，暗色始成光。高斾长楸坂，缇幕杏间堂。
射马垂双带，丰貂佩两璜。苑寒梨树紫，山秋菊叶黄。
华露霏霏冷，轻飚飒飒凉。终惭属车对，空假侍中郎。
起句以汉宫典故引出射猎一事，大气稳重，有学养。随后以三秋节、九钟霜点出重阳节令，然后描写随驾出猎的情形。全诗清丽的用语，工整的对偶，有条不紊的叙述，无不透露出应制诗的典雅和悦风范。诗歌描写秋寒中的紫梨、黄菊，空中飘飞的寒露，林中作响的秋风，隐隐萧瑟悲凉之意，似在诉说自己入北后的心绪。整首诗从容劲健，耐人寻味。
魏晋南北朝重阳应制诗歌，在集体欢宴和射猎的背景中，尽显君臣、主宾之间的脉脉温情。
魏晋南北朝重阳诗赋，为后世呈现的不是遍插茱萸、饮酒服菊、食饵登高的民间佳节，而是充满逆旅感伤、表现文人趣味、负载政治温情的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日子。
（作者简介：马黎丽，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教授，从事汉魏六朝文学作品研究，发表过《赋序的生成与文体特征的确立》《陈琳赋研究》《傅玄、傅咸父子辞赋比较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