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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最终离开敌占区之前，曾两次到过边区。1940年春，在河北的东部我呆了不长时间，在那儿帮助救治了一些伤员。1941年的夏天，我要去解放区工作，但当时日军正展开进攻，无法前往。直到1941年的12月，我才离开了敌占区。
离开北平后，我先到了八路军的平西司令部。在平西司令部，我大约呆了两个星期，然后去了晋察冀的八路军司令部。在那里，聂荣臻司令员希望我能去白求恩卫生学校教书。这所学校离前线25英里，在一个名叫葛公的大村子里。我在这所学校一共生活、工作了3年左右。我刚到学校时，学校里有教员、护士和工作人员近千名。国际和平医院也在这个村里。我到学校后，先熟悉了一下那儿的情况；两周后安排我为高级班授课。
入学学生的学历要比西方学生的学历低，平均只有初中或小学水平。在高级班开课前，他们已经学习和实践了3年，因此有可能教他们一些比较难的课程。一开始，我教课也很困难，因为当时我的中文还不好。我只能把所有要讲的内容先写下来，然后再把我不知道的词翻译出来。结果，一个小时的课，我要花上8个小时的时间备课，而每周我有6节课。学校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的新书，学生们对有关医学方面的新发展知道得很少；他们根本不知道磺胺类药，对阿的平等药也知之甚少。因此，我在授课时，总是先介绍医学方面近来的发展。
当时，培养部队的医生和外科大夫，一般需要2年的课程学习时间，再加上半年的实习。另外，学校还开设了培养药剂师和配药师的课程，以及一年制护士培训课程。参加护士培训班学习的学生的学历要比医科学生的学历更低。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些学生进行一些特殊的医学预科培训；给他们上生理学、组织学、病理学、细菌学、 临床诊断、药理学以及化学、物理和数学课等。每门课程授课课时从50小时到150小时不等。学校除了常规的内科和外科教学外，还开设了有关眼、耳、鼻和喉科的疾病、以及皮肤病、性病和妇产科的课程。只有高级班开设了儿科的课程。
由于学校的经费有限，学生和老师们连纸和墨水这样的基本用品都缺，书本就更加缺乏了。这使得学校开展工作非常困难。最新的书是1940年版的《医学评论》。大部分的书都是1935年或1936年出版的。由于没有现代医学杂志，我去延安后，就从最新的美国医学期刊中翻译了一些文章，寄给了学校。学校里倒是有一些基础医学的教材，但这些书如果丢失了，就再也无法补上了。因此，为了防止日寇的突然袭击，平时把这些书都藏了起来，只有在特别需要时才能拿出来。
新生刚入学时，没有任何的医学常识。但经过了2至3年的学习后，他们对所有主要课程的知识都能掌握得相当好。我们的教学，把重点放在有实际价值的课程上。比如，北方没有的疾病，这方面的知识就不教；而北方有的疾病，其相关的知识就教得非常详细和全面。我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教授有关疟疾、伤寒、回归热和战伤外科学的知识上面。学生们毕业后，将被送到前线或者地区医院去，在那里的正式医生指导下，再实习6个月。
由于医疗器材和药品的匮乏，医疗工作的开展很受局限。在这里甚至连很简单的器材，如听诊器和温度计都十分稀缺，使得一些医生只能训练自己在不用听诊器的情况下工作。每两个月，所有的医生都能拿到一本由边区医学咨询委员会出版的油印医学期刊。在期刊里登载了当前所出现的各种医疗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都是由我们学校的老师所写的。
我刚到学校时，柯棣华大夫是学校的负责人。在他的管理下，一些训练得比较好的外科医生从学校毕业了。他对工作的态度、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理解以及对日寇的仇恨，给所有见到过他的人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幸的是，1942年12月他因癫痫发作离世，留下了他的妻子（前协和医院的护士）和一个幼儿。他的去世不仅对学校而且对整个八路军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他的工作很出色，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学校的教职员工都是受过正规教育的内科或外科医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都同时在国际和平医院里做实际医疗工作。尽管医院的医疗设备和人员在整个地区都是最好的，但是它的设备还是比任何人所预期的都要差。由白求恩大夫1938年带来的器械还在使用。实际上，这些是唯一可用的器械。大部分的药也都是当地生产的。
国际和平医院看上去不像医院，倒像是普通的农舍。医院分5个病房区：内科、外科、传染病科、产科和眼科病房。病人们都躺在炕上。医院里有一个实验室，3台显微镜（与学校合着用），其它的设施很少，试剂等也都很缺乏。最近，我们几乎无法从敌占区那儿搞到新货。医院里有一个手术室，一个牙科治疗室和一个门诊部。门诊部每天免费给大约100个病人治疗和发药。我们有一台X光机，但没有发电机；因此，只能去离医院最近的兵工厂使用它。尽管这样，机器通过断续器使用来自直流发电机的电，运转很不稳定。
这里大部分的内科病人患的都是疟疾、回归热、肠胃炎或肠道紊乱等疾病。外科虽能处理各种各样的创伤，但手术的种类和数量却受限于可供使用的医疗器械。棉花、纱布，甚至连医用的羊肠线都是当地生产的。
每年我都要到前线去巡查2至3个月。这样，我就有机会去看看那些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学生毕业后的工作情况。在前线，既没有实验室又没有X光机，甚至连听诊器和温度计都没有，只有非常优秀的大夫才能在这种条件下工作。尽管有那么多的困难，我们的医生通常还是能够做到正确诊断。在前线的医生们都非常渴望学习，每次我去巡查时，都要花相当多的时间给他们授课和开讲座。
我们除了缺少医疗器械设备外，药品也非常匮乏。比如，在这里每年大部分的人都要患疟疾病， 而拥有1900万人口的边区， 却只有30到50磅的奎宁。
在过去的2年里，我们一直都在试验用其他的方法来医治疟疾。我们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即使我们有足够的奎宁，但对疟疾的长期患者来说，只靠奎宁治疗也是不够的。同时我们还发现，用中国几百年前的古老方法来治疗疟疾，的确有疗效。因此我们采用针灸，治疗了相当多的疟疾病人。我们先消毒皮肤，然后用普通的针刺入选好的位置。通过针灸，我们防止了大多数疟疾患者的发作，省下了几百磅的奎宁。我们还把这个方法教给了当地的老百姓和战士。现在，一些农民都能够在大夫不在时，为他们的邻居治疗疟疾了。 我们在疟疾发作前的2至3小时之间进行针灸；将针在第七颈椎骨和第一胸椎骨之间、以及第六与第七胸椎骨之间，刺进2毫米深。针刺入皮肤后，按摩周围的皮肤并挤出一两滴血来。我们用显微镜观察了这个方法，发现经过针灸治疗后，患者血液中的寄生虫逐渐消失，起码百分之七十的病人血液中的寄生虫有所减少；同时血液中的白细胞也有所增加。这是针灸法，还有其他的中医方法，也都有些疗效。
这种刺激神经疗法所产生的效果，促使我在这所学校以后的2年时间里，对类似的治疗方法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我的研究是基于斯佩兰斯基《医学基础理论》中所提出的观点，常常发现一些无法用一般理论进行解释的惊人结果。比如，我在治疗一些胃溃疡患者时，采用注射奴佛卡因麻醉药，使腰交感神经阻滞。用这个方法还治好了一些吐了几年血的病人。大约2年后我离开这个学校时，他们的病都没有再复发。通过把奴佛卡因注射到肾周围的组织，我们完全治愈了3例雷诺氏病病人。坏疽停止了扩散，这3个病人恢复了健康，只是丧失了一些次要的功能。用这个方法还治好了2例变应性皮炎。
另一种方法就是抽脊髓液。将脊髓液抽出再注射进去，反复10至20次后最后抽出10至12毫升。用这个方法，有效地对2例癫痫病病人进行了治疗，不但防止了痉挛发作，还减轻了癫痫症状。癫痫发作一般持续1至2个小时，治疗后只持续了5到10分钟。用注射奴佛卡因，使用腰交感神经阻滞的方法治疗外科疾病，如腿部溃疡和下腹部感染，也都取得了一些成功。用这一方法治疗神经痛也有一定的功效。受前线条件所限，我们无法进行系统的研究工作。敌人在一年里要进行一两次大扫荡，因此我们常常再也见不到我们治疗过的病人。尽管采用神经刺激法治疗疾病也经历过失败，但是这种刺激疗法肯定是有前途的。我希望在延安能继续对此方法做更多的研究。
我们自己在晋察冀的药厂能够生产数量有限的药品，如小苏打、硫酸钠、 硫酸镁等药，还能生产各种中草药。这使药物匮乏的情况能有所缓解。但我们无法生产任何磺胺类的药，也根本无法得到这类药。
在前线，由于缺乏诸如碘酒和红汞等这些普通的药物，以致伤员们的伤口常常发生感染。伤势重的伤员患了败血症，我们采用静脉注射利凡诺，以及红汞等进行治疗。由于缺少磺胺类药物，许多伤员牺牲了。因为缺少止血钳，在前线做手术很困难。一个团通常只有三四把止血钳，而且还常常是很旧和生锈的。我们无法在当地生产止血钳。有时候，我们只能用木匠的锯子和普通的刀来做截肢手术。我们只有用蒸馒头的蒸笼来消毒，因此无法达到彻底消毒。当地能够生产的器械只有剪刀、刀和解剖镊。由于我们没有X光机，许多骨折的病人不能康复，造成残疾比例很高。治疗骨折的唯一方法，是用托马斯夹板和熟石膏，直到最近才用了骨牵引术。
我在前线直接参加过几次战斗，这使我有机会亲自检查战地的医疗工作。在攻打敌人的堡垒时，我们通常能够在离战场2至3英里的地方，找到一个遮蔽处，这样就可以把伤员抬下来进行救治。当地的农民从一线把伤员和牺牲了的战士抬回来。因为没有路，除了一些轻伤员有时候可以骑马外，担架就成了我们唯一的运输工具。在我参加过的这几次战斗中，大部分的伤员都是被手榴弹炸伤的，或与敌人进行肉博战时受的刺刀伤。由于缺乏子弹，部队选择近距离作战。因为没有磺胺类的药，所有的创伤都引起了严重的感染，而且恢复的时间也拖得很长。因我带了一台显微镜，在极少的情况下，我还能给伤员输点血。因没有血浆，我们只能给伤员注射盐水来治疗休克。我们没有足够的葡萄糖，甚至连盐也都是当地生产的。
在前线，我们对伤员的抢救，通常能够在1至6个小时之内进行。但是，由于缺少器械设备，要救治那些腹部受伤的重伤员几乎是不可能的。外科所能干的，多半是清洗创口，去除异物和截肢。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挽救腹部受伤伤员生命的方法，但是，在前线，我们没有足够的止血钳、没有显微镜、没有能让病人从休克中快速苏醒的方法。前线的医生和医护急救人员不但要做医务工作，同时还要直接参加战斗。我们牺牲了相当多的同志。还发生过几起这样的情况：当医生留在伤员身边对他们进行抢救时，最后却为了不被俘虏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由于日寇对战俘的惨无人道，所以大部分人宁可自杀也不愿意被俘虏。
我在前线时，还医治了一些被毒气伤害的战士。有一次，日军使用了某种腐蚀性气体，幸好我及时赶到，对伤员进行了救治，才避免了皮肤溃疡和肺部损伤，伤员恢复得也较快。正因为我们的部队几乎没有什么防毒装备，所以敌人才用毒气来对付我们。我们所能提供的，只有那些装有活性炭和石灰的薄纱口罩，但这不是十分有效。
1943年，敌人对我们边区发起了大扫荡，我们不得不完全停止了学校和医院的全部工作。我们让伤病员躲藏在山洞里，学生们分散在当地的老乡中间。我自己与一个由教员和医务工作人员组成的非战斗分队统一行动。日寇攻击了整个北岳地区。这是晋察冀边区历来遭受的时间最长、最为残酷的一次扫荡。当地的老百姓遭遇最惨，不仅仅是他们的房子被烧毁，牲口和粮食被抢走或毁掉，还有许多妇女被强奸。日寇对老百姓实施了各种惨无人道的暴行：他们把婴儿扔进了滚烫的开水里、日军的军医还活体解剖了怀孕的妇女、并有日寇吃人的确凿证据——他们吃人的心和肝。（我曾亲自采访过几个逃出来的农民和战士）
在这次敌人的大扫荡期间，对非战斗分队来说，虽条件十分艰苦，但我们只牺牲了一两个同志。我们把整个医院搬进了大山里，把伤病员都分成小组，每个小组由一个医生和几个护士负责。大部分的伤病员都躲藏在山洞里，发给他们一些步枪和手榴弹。医生和护士除了给伤病员以必要的治疗外，同时还要参加战斗保护他们。大部分的山洞都在陡峭的山壁上，因此，敌人往往不敢贸然向我们发起攻击。有时候，敌人也用烟熏的方法来袭击我们，但都没有成功。有一位医生因工作特别突出，被授予了英雄称号。他白天除了治疗伤病员外，还帮助护士做饭，并把饭挑进山洞里。晚上，他到山头上去观察敌情，或者守在电话机旁等待有关敌人的消息。好几次，他一接到消息，就立刻设法通知所有的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尽管山洞与山洞间相隔几英里，需要翻山越岭才能到达。有一次，敌人发现了我们的一个山洞；洞里有两个伤员和一个护士。日军派了一个伪军前去喊话，要他们投降。但护士回答道，“我们这儿有枪，有5发子弹和许多手榴弹。如果你胆敢进来，我们就消灭你。”日军强迫伪军去攻打山洞，可没有一个伪军是活着回来的。终于他们熬到了晚上，敌军只得离开了。我所在的分队尽管是日军的重要目标，但一直都能成功地避开了敌人。有一次，在神仙山，1万多的日伪军包围了我们。可我们等到晚上，还是设法从距敌人不到50米的侧面悄悄地突围了出去。
在日寇扫荡期间，医院的任务或多或少只能是局限于给伤病员换敷料和发药。但每个医院都有一个手术小组，遇有紧急情况可立刻手术。在这次扫荡中，学生们都分散在老乡中间。我们给学生发了一些药，他们可以用这些药给老乡治病，同时老乡又保护了他们的安全。学校和医院所有的人员，都分散在半径50英里的范围内。这样，当反扫荡胜利结束时，我们就又能很快地重新聚在一起。甚至在敌人扫荡期间，我们也设法与一些学生保持着联系，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偶尔讲讲课。在以前的几次日寇扫荡中，学校都是统一集中行动的，因此没有中断过教学。但这次的扫荡，情形的确是太艰难了。
1944年秋，我在学校工作了近3年后，告别了晋察冀边区。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走了700英里来到了延安。
在延安窑洞与八路军领导的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延安的生活与前线不一样，但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不过我仍然希望能尽快地再回到前线去。与此同时，我在延安的中国医科大学授课，并通过阅读新的美国医学期刊，来刷新我那些生锈的医学知识。这些期刊都是美国医生和其他的朋友，如那些到延安来访问、并对我们的工作很感兴趣的“保卫中国同盟”和“美国援华委员会”的朋友们，送给我的礼物。
目前，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要用在培养青霉素菌的工作上了。
1945年3月于延安
离开北平后，我先到了八路军的平西司令部。在平西司令部，我大约呆了两个星期，然后去了晋察冀的八路军司令部。在那里，聂荣臻司令员希望我能去白求恩卫生学校教书。这所学校离前线25英里，在一个名叫葛公的大村子里。我在这所学校一共生活、工作了3年左右。我刚到学校时，学校里有教员、护士和工作人员近千名。国际和平医院也在这个村里。我到学校后，先熟悉了一下那儿的情况；两周后安排我为高级班授课。
入学学生的学历要比西方学生的学历低，平均只有初中或小学水平。在高级班开课前，他们已经学习和实践了3年，因此有可能教他们一些比较难的课程。一开始，我教课也很困难，因为当时我的中文还不好。我只能把所有要讲的内容先写下来，然后再把我不知道的词翻译出来。结果，一个小时的课，我要花上8个小时的时间备课，而每周我有6节课。学校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的新书，学生们对有关医学方面的新发展知道得很少；他们根本不知道磺胺类药，对阿的平等药也知之甚少。因此，我在授课时，总是先介绍医学方面近来的发展。
当时，培养部队的医生和外科大夫，一般需要2年的课程学习时间，再加上半年的实习。另外，学校还开设了培养药剂师和配药师的课程，以及一年制护士培训课程。参加护士培训班学习的学生的学历要比医科学生的学历更低。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些学生进行一些特殊的医学预科培训；给他们上生理学、组织学、病理学、细菌学、 临床诊断、药理学以及化学、物理和数学课等。每门课程授课课时从50小时到150小时不等。学校除了常规的内科和外科教学外，还开设了有关眼、耳、鼻和喉科的疾病、以及皮肤病、性病和妇产科的课程。只有高级班开设了儿科的课程。
由于学校的经费有限，学生和老师们连纸和墨水这样的基本用品都缺，书本就更加缺乏了。这使得学校开展工作非常困难。最新的书是1940年版的《医学评论》。大部分的书都是1935年或1936年出版的。由于没有现代医学杂志，我去延安后，就从最新的美国医学期刊中翻译了一些文章，寄给了学校。学校里倒是有一些基础医学的教材，但这些书如果丢失了，就再也无法补上了。因此，为了防止日寇的突然袭击，平时把这些书都藏了起来，只有在特别需要时才能拿出来。
新生刚入学时，没有任何的医学常识。但经过了2至3年的学习后，他们对所有主要课程的知识都能掌握得相当好。我们的教学，把重点放在有实际价值的课程上。比如，北方没有的疾病，这方面的知识就不教；而北方有的疾病，其相关的知识就教得非常详细和全面。我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教授有关疟疾、伤寒、回归热和战伤外科学的知识上面。学生们毕业后，将被送到前线或者地区医院去，在那里的正式医生指导下，再实习6个月。
由于医疗器材和药品的匮乏，医疗工作的开展很受局限。在这里甚至连很简单的器材，如听诊器和温度计都十分稀缺，使得一些医生只能训练自己在不用听诊器的情况下工作。每两个月，所有的医生都能拿到一本由边区医学咨询委员会出版的油印医学期刊。在期刊里登载了当前所出现的各种医疗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都是由我们学校的老师所写的。
我刚到学校时，柯棣华大夫是学校的负责人。在他的管理下，一些训练得比较好的外科医生从学校毕业了。他对工作的态度、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理解以及对日寇的仇恨，给所有见到过他的人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幸的是，1942年12月他因癫痫发作离世，留下了他的妻子（前协和医院的护士）和一个幼儿。他的去世不仅对学校而且对整个八路军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他的工作很出色，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学校的教职员工都是受过正规教育的内科或外科医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都同时在国际和平医院里做实际医疗工作。尽管医院的医疗设备和人员在整个地区都是最好的，但是它的设备还是比任何人所预期的都要差。由白求恩大夫1938年带来的器械还在使用。实际上，这些是唯一可用的器械。大部分的药也都是当地生产的。
国际和平医院看上去不像医院，倒像是普通的农舍。医院分5个病房区：内科、外科、传染病科、产科和眼科病房。病人们都躺在炕上。医院里有一个实验室，3台显微镜（与学校合着用），其它的设施很少，试剂等也都很缺乏。最近，我们几乎无法从敌占区那儿搞到新货。医院里有一个手术室，一个牙科治疗室和一个门诊部。门诊部每天免费给大约100个病人治疗和发药。我们有一台X光机，但没有发电机；因此，只能去离医院最近的兵工厂使用它。尽管这样，机器通过断续器使用来自直流发电机的电，运转很不稳定。
这里大部分的内科病人患的都是疟疾、回归热、肠胃炎或肠道紊乱等疾病。外科虽能处理各种各样的创伤，但手术的种类和数量却受限于可供使用的医疗器械。棉花、纱布，甚至连医用的羊肠线都是当地生产的。
每年我都要到前线去巡查2至3个月。这样，我就有机会去看看那些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学生毕业后的工作情况。在前线，既没有实验室又没有X光机，甚至连听诊器和温度计都没有，只有非常优秀的大夫才能在这种条件下工作。尽管有那么多的困难，我们的医生通常还是能够做到正确诊断。在前线的医生们都非常渴望学习，每次我去巡查时，都要花相当多的时间给他们授课和开讲座。
我们除了缺少医疗器械设备外，药品也非常匮乏。比如，在这里每年大部分的人都要患疟疾病， 而拥有1900万人口的边区， 却只有30到50磅的奎宁。
在过去的2年里，我们一直都在试验用其他的方法来医治疟疾。我们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即使我们有足够的奎宁，但对疟疾的长期患者来说，只靠奎宁治疗也是不够的。同时我们还发现，用中国几百年前的古老方法来治疗疟疾，的确有疗效。因此我们采用针灸，治疗了相当多的疟疾病人。我们先消毒皮肤，然后用普通的针刺入选好的位置。通过针灸，我们防止了大多数疟疾患者的发作，省下了几百磅的奎宁。我们还把这个方法教给了当地的老百姓和战士。现在，一些农民都能够在大夫不在时，为他们的邻居治疗疟疾了。 我们在疟疾发作前的2至3小时之间进行针灸；将针在第七颈椎骨和第一胸椎骨之间、以及第六与第七胸椎骨之间，刺进2毫米深。针刺入皮肤后，按摩周围的皮肤并挤出一两滴血来。我们用显微镜观察了这个方法，发现经过针灸治疗后，患者血液中的寄生虫逐渐消失，起码百分之七十的病人血液中的寄生虫有所减少；同时血液中的白细胞也有所增加。这是针灸法，还有其他的中医方法，也都有些疗效。
这种刺激神经疗法所产生的效果，促使我在这所学校以后的2年时间里，对类似的治疗方法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我的研究是基于斯佩兰斯基《医学基础理论》中所提出的观点，常常发现一些无法用一般理论进行解释的惊人结果。比如，我在治疗一些胃溃疡患者时，采用注射奴佛卡因麻醉药，使腰交感神经阻滞。用这个方法还治好了一些吐了几年血的病人。大约2年后我离开这个学校时，他们的病都没有再复发。通过把奴佛卡因注射到肾周围的组织，我们完全治愈了3例雷诺氏病病人。坏疽停止了扩散，这3个病人恢复了健康，只是丧失了一些次要的功能。用这个方法还治好了2例变应性皮炎。
另一种方法就是抽脊髓液。将脊髓液抽出再注射进去，反复10至20次后最后抽出10至12毫升。用这个方法，有效地对2例癫痫病病人进行了治疗，不但防止了痉挛发作，还减轻了癫痫症状。癫痫发作一般持续1至2个小时，治疗后只持续了5到10分钟。用注射奴佛卡因，使用腰交感神经阻滞的方法治疗外科疾病，如腿部溃疡和下腹部感染，也都取得了一些成功。用这一方法治疗神经痛也有一定的功效。受前线条件所限，我们无法进行系统的研究工作。敌人在一年里要进行一两次大扫荡，因此我们常常再也见不到我们治疗过的病人。尽管采用神经刺激法治疗疾病也经历过失败，但是这种刺激疗法肯定是有前途的。我希望在延安能继续对此方法做更多的研究。
我们自己在晋察冀的药厂能够生产数量有限的药品，如小苏打、硫酸钠、 硫酸镁等药，还能生产各种中草药。这使药物匮乏的情况能有所缓解。但我们无法生产任何磺胺类的药，也根本无法得到这类药。
在前线，由于缺乏诸如碘酒和红汞等这些普通的药物，以致伤员们的伤口常常发生感染。伤势重的伤员患了败血症，我们采用静脉注射利凡诺，以及红汞等进行治疗。由于缺少磺胺类药物，许多伤员牺牲了。因为缺少止血钳，在前线做手术很困难。一个团通常只有三四把止血钳，而且还常常是很旧和生锈的。我们无法在当地生产止血钳。有时候，我们只能用木匠的锯子和普通的刀来做截肢手术。我们只有用蒸馒头的蒸笼来消毒，因此无法达到彻底消毒。当地能够生产的器械只有剪刀、刀和解剖镊。由于我们没有X光机，许多骨折的病人不能康复，造成残疾比例很高。治疗骨折的唯一方法，是用托马斯夹板和熟石膏，直到最近才用了骨牵引术。
我在前线直接参加过几次战斗，这使我有机会亲自检查战地的医疗工作。在攻打敌人的堡垒时，我们通常能够在离战场2至3英里的地方，找到一个遮蔽处，这样就可以把伤员抬下来进行救治。当地的农民从一线把伤员和牺牲了的战士抬回来。因为没有路，除了一些轻伤员有时候可以骑马外，担架就成了我们唯一的运输工具。在我参加过的这几次战斗中，大部分的伤员都是被手榴弹炸伤的，或与敌人进行肉博战时受的刺刀伤。由于缺乏子弹，部队选择近距离作战。因为没有磺胺类的药，所有的创伤都引起了严重的感染，而且恢复的时间也拖得很长。因我带了一台显微镜，在极少的情况下，我还能给伤员输点血。因没有血浆，我们只能给伤员注射盐水来治疗休克。我们没有足够的葡萄糖，甚至连盐也都是当地生产的。
在前线，我们对伤员的抢救，通常能够在1至6个小时之内进行。但是，由于缺少器械设备，要救治那些腹部受伤的重伤员几乎是不可能的。外科所能干的，多半是清洗创口，去除异物和截肢。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挽救腹部受伤伤员生命的方法，但是，在前线，我们没有足够的止血钳、没有显微镜、没有能让病人从休克中快速苏醒的方法。前线的医生和医护急救人员不但要做医务工作，同时还要直接参加战斗。我们牺牲了相当多的同志。还发生过几起这样的情况：当医生留在伤员身边对他们进行抢救时，最后却为了不被俘虏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由于日寇对战俘的惨无人道，所以大部分人宁可自杀也不愿意被俘虏。
我在前线时，还医治了一些被毒气伤害的战士。有一次，日军使用了某种腐蚀性气体，幸好我及时赶到，对伤员进行了救治，才避免了皮肤溃疡和肺部损伤，伤员恢复得也较快。正因为我们的部队几乎没有什么防毒装备，所以敌人才用毒气来对付我们。我们所能提供的，只有那些装有活性炭和石灰的薄纱口罩，但这不是十分有效。
1943年，敌人对我们边区发起了大扫荡，我们不得不完全停止了学校和医院的全部工作。我们让伤病员躲藏在山洞里，学生们分散在当地的老乡中间。我自己与一个由教员和医务工作人员组成的非战斗分队统一行动。日寇攻击了整个北岳地区。这是晋察冀边区历来遭受的时间最长、最为残酷的一次扫荡。当地的老百姓遭遇最惨，不仅仅是他们的房子被烧毁，牲口和粮食被抢走或毁掉，还有许多妇女被强奸。日寇对老百姓实施了各种惨无人道的暴行：他们把婴儿扔进了滚烫的开水里、日军的军医还活体解剖了怀孕的妇女、并有日寇吃人的确凿证据——他们吃人的心和肝。（我曾亲自采访过几个逃出来的农民和战士）
在这次敌人的大扫荡期间，对非战斗分队来说，虽条件十分艰苦，但我们只牺牲了一两个同志。我们把整个医院搬进了大山里，把伤病员都分成小组，每个小组由一个医生和几个护士负责。大部分的伤病员都躲藏在山洞里，发给他们一些步枪和手榴弹。医生和护士除了给伤病员以必要的治疗外，同时还要参加战斗保护他们。大部分的山洞都在陡峭的山壁上，因此，敌人往往不敢贸然向我们发起攻击。有时候，敌人也用烟熏的方法来袭击我们，但都没有成功。有一位医生因工作特别突出，被授予了英雄称号。他白天除了治疗伤病员外，还帮助护士做饭，并把饭挑进山洞里。晚上，他到山头上去观察敌情，或者守在电话机旁等待有关敌人的消息。好几次，他一接到消息，就立刻设法通知所有的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尽管山洞与山洞间相隔几英里，需要翻山越岭才能到达。有一次，敌人发现了我们的一个山洞；洞里有两个伤员和一个护士。日军派了一个伪军前去喊话，要他们投降。但护士回答道，“我们这儿有枪，有5发子弹和许多手榴弹。如果你胆敢进来，我们就消灭你。”日军强迫伪军去攻打山洞，可没有一个伪军是活着回来的。终于他们熬到了晚上，敌军只得离开了。我所在的分队尽管是日军的重要目标，但一直都能成功地避开了敌人。有一次，在神仙山，1万多的日伪军包围了我们。可我们等到晚上，还是设法从距敌人不到50米的侧面悄悄地突围了出去。
在日寇扫荡期间，医院的任务或多或少只能是局限于给伤病员换敷料和发药。但每个医院都有一个手术小组，遇有紧急情况可立刻手术。在这次扫荡中，学生们都分散在老乡中间。我们给学生发了一些药，他们可以用这些药给老乡治病，同时老乡又保护了他们的安全。学校和医院所有的人员，都分散在半径50英里的范围内。这样，当反扫荡胜利结束时，我们就又能很快地重新聚在一起。甚至在敌人扫荡期间，我们也设法与一些学生保持着联系，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偶尔讲讲课。在以前的几次日寇扫荡中，学校都是统一集中行动的，因此没有中断过教学。但这次的扫荡，情形的确是太艰难了。
1944年秋，我在学校工作了近3年后，告别了晋察冀边区。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走了700英里来到了延安。
在延安窑洞与八路军领导的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延安的生活与前线不一样，但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不过我仍然希望能尽快地再回到前线去。与此同时，我在延安的中国医科大学授课，并通过阅读新的美国医学期刊，来刷新我那些生锈的医学知识。这些期刊都是美国医生和其他的朋友，如那些到延安来访问、并对我们的工作很感兴趣的“保卫中国同盟”和“美国援华委员会”的朋友们，送给我的礼物。
目前，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要用在培养青霉素菌的工作上了。
1945年3月于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