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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改和反腐的深入,医疗行业的商业贿赂也变得更加专业化、隐蔽化,以至于出现了专业贿赂公司来满足旺盛的市场需求。殊不知,这种深谙钻法律空子之道的“怪胎”,贿赂尺度拿捏得精准得当,在攫取高额提成的同时,还能帮助“东家”规避法律上的风险。
专注于商业贿赂
成立一年多的“武汉国杏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杏”),经核准的经营范围是:对医院及医疗行业策划、投资、管理;健康信息咨询;生物制品、保健品、生物技术研发及咨询服务;医疗器械的研发。但是实际上这家公司并不经营医疗投资业务,而是专门从事商业贿赂。
直到遭到举报引来工商部门调查钱,“国杏”办公室所在的梅园宾馆的工作人员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公司名称,它一直在门口挂着一块某药业的招牌。
据“国杏”经理马磊(化名)坦言,他们的主要业务就是通过组织旅游、请吃饭等形式“维护与医院之间的良好关系”,这些费用全由上海一家医疗软件公司报销。因此,“国杏”就相当于这家医疗软件公司设立的“专业行贿”部门。
公司对于员工的业绩考核,主要是通过销售医院“放射治疗计划系统”软件模块及耗材数量进行计酬奖励,这些软件模块及耗材全部是上海公司的产品。所以维系与医院医生的良好就是他们的基本业务。通过邀请大医院的医生旅游来达到促销产品的目的,事后再假借“会务费”的名义向上海公司报销入账。
安全隐蔽的行贿手段
比起请客吃饭、塞红包,旅游是最易打动医生的方式,而且更为隐蔽安全。例如此次“国杏”因为组织36名国有医院医生游山玩水而遭举报,根据账目共计花费了6.2万元,即平摊在每个医生身上不到2000元,则按司法解释中“以实际支付的资费为准”计算,36人中消费最高的也不过1960元,最低的不足1000元,无法达到法律所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5000元以上的立案侦查追究刑责。最多是单位给与医生个人纪律处分。但能被邀请去参加旅游的都是有权决定或建议采购何种医疗器械的医院骨干,医院一般情况下也不会真的对这些医生采取什么纪律处分。
“国杏”极具创造性地将一次商业贿赂分成了两个独立的法人单位来完成——上海公司有产品购销却没有商业贿赂行为,而武汉“国杏”有贿赂行为却不存在产品的购销,很难判定各自的违法行为。除此,“国杏”公司的旅游费用也远远未达到法律所规定的20万以上的追诉标准,无法向有关机关移交此案,只由武汉市工商局某分局对其处以了10万元罚款。然而,上海公司虽然支付了所有的贿赂费用,却完全不受处罚。
在以药养医的年代,医药代表仅通过提成就可以打入医院内,而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的激烈化,医改反腐力度的加大,医药代表直接与医院维护良好关系变得困难,一些大医院甚至公开贴出“医药代表不得入内”的警示标语。随之便产生了专业医药公关公司这样的“怪胎”,搭起医生和医药销售公司之间的桥梁,并从中渔利,获得不菲的提成。
同时这些公司巧妙地为上游企业实施“软腐败”规避了法律风险,也设立得极为隐蔽,很难被发现,这次如果不是“国杏”内部因为利益分配不均产生内讧,内部人员电话举报,它将继续挂着医疗投资管理公司的羊头藏匿在深处。
专注于商业贿赂
成立一年多的“武汉国杏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杏”),经核准的经营范围是:对医院及医疗行业策划、投资、管理;健康信息咨询;生物制品、保健品、生物技术研发及咨询服务;医疗器械的研发。但是实际上这家公司并不经营医疗投资业务,而是专门从事商业贿赂。
直到遭到举报引来工商部门调查钱,“国杏”办公室所在的梅园宾馆的工作人员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公司名称,它一直在门口挂着一块某药业的招牌。
据“国杏”经理马磊(化名)坦言,他们的主要业务就是通过组织旅游、请吃饭等形式“维护与医院之间的良好关系”,这些费用全由上海一家医疗软件公司报销。因此,“国杏”就相当于这家医疗软件公司设立的“专业行贿”部门。
公司对于员工的业绩考核,主要是通过销售医院“放射治疗计划系统”软件模块及耗材数量进行计酬奖励,这些软件模块及耗材全部是上海公司的产品。所以维系与医院医生的良好就是他们的基本业务。通过邀请大医院的医生旅游来达到促销产品的目的,事后再假借“会务费”的名义向上海公司报销入账。
安全隐蔽的行贿手段
比起请客吃饭、塞红包,旅游是最易打动医生的方式,而且更为隐蔽安全。例如此次“国杏”因为组织36名国有医院医生游山玩水而遭举报,根据账目共计花费了6.2万元,即平摊在每个医生身上不到2000元,则按司法解释中“以实际支付的资费为准”计算,36人中消费最高的也不过1960元,最低的不足1000元,无法达到法律所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5000元以上的立案侦查追究刑责。最多是单位给与医生个人纪律处分。但能被邀请去参加旅游的都是有权决定或建议采购何种医疗器械的医院骨干,医院一般情况下也不会真的对这些医生采取什么纪律处分。
“国杏”极具创造性地将一次商业贿赂分成了两个独立的法人单位来完成——上海公司有产品购销却没有商业贿赂行为,而武汉“国杏”有贿赂行为却不存在产品的购销,很难判定各自的违法行为。除此,“国杏”公司的旅游费用也远远未达到法律所规定的20万以上的追诉标准,无法向有关机关移交此案,只由武汉市工商局某分局对其处以了10万元罚款。然而,上海公司虽然支付了所有的贿赂费用,却完全不受处罚。
在以药养医的年代,医药代表仅通过提成就可以打入医院内,而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的激烈化,医改反腐力度的加大,医药代表直接与医院维护良好关系变得困难,一些大医院甚至公开贴出“医药代表不得入内”的警示标语。随之便产生了专业医药公关公司这样的“怪胎”,搭起医生和医药销售公司之间的桥梁,并从中渔利,获得不菲的提成。
同时这些公司巧妙地为上游企业实施“软腐败”规避了法律风险,也设立得极为隐蔽,很难被发现,这次如果不是“国杏”内部因为利益分配不均产生内讧,内部人员电话举报,它将继续挂着医疗投资管理公司的羊头藏匿在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