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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二大召开95周年之际,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员会主办,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具体承办,在上海隆重举行专题学术研讨会,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很高兴参加这次会议。下面从几个角度谈一些自己的见解,与大家共同切磋研讨。为了好记,用四个词组。
首先,要祝贺这次会议的召开。去年是党的一大召开95周年,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特别提出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今年是中共二大召开95周年。从党的历史上来看,这两次重要会议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刚才静安区委副书记顾云豪同志告诉我,一大会址在树德里,二大会址在辅德里。一“树”一“辅”,真是巧极了。两个会议的关系几乎表达得清清楚楚。虽为“辅”,但地位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的会议,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一个举措。在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之际,上海市委、静安区委围绕党的历史、党的建设问题举办一系列活动。作为这些活动中的一项重要举措,今天参加研讨会的学者们聚到一起,共同切磋交流,将有助于推进党史研究特别是中共二大研究的深化,所以要祝贺。
二是要祝贺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建设取得的成果。二大会址,从最初调查、确认地址,到保护修缮,建成纪念馆,上海市委、静安区委等都做了很多工作。2009年元旦,我曾出席二大纪念馆重新整修后的开馆仪式。当时是我宣布开馆,上海市委领导沈红光、杨晓渡同志揭牌的。这次来,我又看了一下纪念馆。感觉二大纪念馆的工作一直在不断向前推进。二大的重要特色是制定了第一部党章,所以纪念馆收集了不少历史上的党章小册子或者文本。新馆建成时就设有党章厅。今年纪念馆陈列展览改造升级后,党章厅展陈面积进一步扩大,展览内容进一步优化,展陈的方式也作了改进。如果按照字面讲党章,听众兴趣不一定很大。但如果你把党章背后的故事梳理清楚,讲出党章每一条款的发展演变过程,讲出党章的趣味来,就能更加透彻地理解党章。二大纪念馆抓住党章做文章,这是值得祝贺的,也是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要途径。
三是要祝贺二大研究取得的成果。经过多年研究,二大的基本内容和总的贡献,已经得到专家学者们的认可。昨天晚上我把会议论文浏览了一下,感到这些论文涉及到二大历史的方方面面,很有特色,也很有水平。要概括的话,我觉得可以用八个字:“深化挖掘,服务现实”。比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当前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而二大党章、《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的决议案》等有关文件都体现出党内政治生活的意蕴。好多文章从这个角度切入,既是深化挖掘,也是服务现实。这次会议研讨的重点是党章,好多文章进一步深化了党章研究。周晓辉同志把共产党早期党章与俄共(布)八大党章、国民党早期党章加以比较,很有意思。国共两党党章都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制定的,都借鉴了俄共(布)八大党章,但是中国共产党党章有自己的特色。其中一个是我们重视基层组织的建设,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就到区分部,而我们是到支部,所以我们和群众的联系更加紧密,由此我们的组织战斗力比国民党更强。还有一个是我们党要求党员密切联系群众,而且有一系列的规定。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国民党从组织层面上就比共产党差,它跟群众的联系没有我们紧密。所以,我们党就比国民党有战斗力。还有,党费问题是党的发展历程中非常重要的问题,过去很少研究。冷玉健同志总结了二大党章有关党员缴纳党费的有关内容,梳理了二大以来关于党费的文件,探讨了党费有关规定变化的成因,增加了我们对这方面历史状况的了解。
中共二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在党史上创造了多项第一,在很多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经过多年的研究,党史部门、党史学界,包括党史著作,对二大的贡献和地位已经基本确认。概括起来,二大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第一次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一大的纲领基本上是按照《共产党宣言》和俄共(布)的文件来撰写的,理论上是正确的。但问题是,在当时的中国能不能马上实行呢?比如说没收资本家的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那个时候能没收吗?所以二大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而把一大确立的纲领作为最高纲领。这个纲领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指明了方向,还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战略思想,就是把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结合起来。这样的思想直到现在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党总结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立足当前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结合起来,避免了两种忽“左”忽右倾向。
其次,第一次制定了正式的单独的党章。中共一大制定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共有15条(空缺一条)。其中关于组织规范的条文有10条,实际上是党章的内容,我把它界定为“党纲中的党章”,党章是放在党纲里面的。后来七大党章调整为“党章中的党纲”。在党章中增加了总纲部分,等于把纲领搬入党章。到二大,党章从纲领中分了出来,成为第一个正式的单独的党章。党章包含有很多内容,比如党的组织框架、党的权力结构、党的上下级和左右各方的关系等等。还规定了党员的权利与义务。二大党章不能说很完善,但是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后来的三次党代会,基本都是在二大党章的基础上做修订的。1927年中共五大闭幕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对党章加以修订,内容变动较多,按照共产国际规定的组织原则做了较大调整。七大党章是我們党完全独立自主制定的第一部党章,它的历史地位不仅体现在内容方面,也体现在制定过程的独立自主性上。总的看,党章的完善是一个历史过程,从二大党章开始,我们党的党章逐步发展、逐步完善,一直到十二大党章、到十八大党章。二大党章起的是基石作用,是源头,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再次,提出了民主的联合战线思想,开启了统一战线的历史进程。中共二大提出了民主的联合战线,这意味着国共第一次合作实际上从二大就已经开始了。回过头来看,中国至少在1949年之前的历史,进而扩大到现代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共两党分分合合的历史。总体来说,“合”对中华民族有利。无论大革命时期还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對中华民族都是有利的。而“分”,对中华民族无利。虽然“分”为我们党的发展创造了另外一种条件,给我们提出挑战,让我们接受考验。但是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它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如何发挥好统一战线的作用,团结争取最大多数人们共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这始终是一个大课题。我们做工作的出发点是要把更多的人争取过来,把更多的人心争取过来,而不是把更多的人给推出去,把更多的人心给推出去,这是一条根本的历史经验。 最后,提出了党在各方面工作的指导方针,特别是群众工作的方针。二大研究了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工会问题等等,在这几方面做出了决议。二大在《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相关文件中提出建设先锋队的思想,明确表述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议决案》提出党要建设成大的“群众党”的思想。二大形成了处理党与群众的关系、开展群众工作的初步方针,逐步形成群众路线。建党之初,党的群众工作就已开始,未必已经做得很好,但是这个思想基础奠定了我们党长期以来群众路线的基础。
由二大的特殊贡献,也就确立了二大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
一是中共二大基本完成了建党任务。一大宣告了党的成立,但是党章还没有最后形成,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还没有最终形成。中央领导机构是在二大上按照党章规定正式建立的。所以说二大基本完成了建党任务。我们看党代会的历史地位,不是只看一次会议,而是要前后连贯起来看。
二是中共二大走上了民主革命的征程。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此后党的主要任务就是两个口号:“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民主革命主要解决两大矛盾,即反帝反封建。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是从二大真正开启的。
三是中共二大开启了党的建设工程。毛泽东同志说,党的建设是一个伟大的工程。中共一大开启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二大则是和一大一起开启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1994年,我们党进一步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这两个工程的时候,并不是这个工程真正开启的时间。所以,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工程是一大和二大开启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
四是中共二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上世纪30年代毛泽东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但我们党并不是从那时才开始注意研究中国国情,才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在建党之前,这些建党者、先驱者们,就在考虑选择哪条道路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们向国外寻求道路办法时。实际上是立足于中国实际的。中共一大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俄国的道路。从当时二大代表们的思考及通过的文件,我们能够看出当时的共产党人都有一定的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结合起来,从中国国情出发寻求中国道路的思想。虽然不能说二大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但是二大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说“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初心就是党建立之初的心态、心愿、心志,它表现在建党先驱的行动上,表现在党最初形成的文件上,表现在他们确立的奋斗目标和任务上。
初心的内容,首先是责任之心。这些先驱者的一个基本共同点就是家境不差,他们是有知识、有身份的人,并不是为了个人或家庭生计而闹革命的。当时中国面对内外交困的状况,一种历史的责任感驱使这些知识分子主动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促使他们走到了一起。经过比较,建党先驱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苏俄的道路,确立了最初的信念。所以要说初心,首先是责任之心,其次是信念之心。然后就为之而奋斗,就有了奋斗之心。而所有奋斗的落脚点都是为人民群众谋福祉,这就是为民之心。所以,原生态的初心概括起来就是责任之心、信念之心、为民之心、奋斗之心。
这个初心也反映在二大的过程和内容当中。中共二大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经验与启迪,我觉得比较突出的有五点:
一是思想路线方面的经验。我们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但只有结合中国实际运用这一科学理论,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事求是、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态度是一条基本的经验。正是有了这条经验,才有了民主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等重要文件。也可以说,这些文件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二是党的建设方面的经验。中共二大制定了第一部党章,构建了党的组织架构,开启了党的组织建设的历程,初步规范了党内的政治生活,明确了党的先进性,对党内纪律做出一定要求,规定了党内民主。这些举措为我们党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对于当前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借鉴意义。比如,二大党章专门设立“纪律”一章,共有9条规定。还开列了6种必须开除党籍的情形:党员三个月不交党费,或者无故连续两次不出席党的会议,就要开除党籍,这些处分是非常严厉的。当然,对于一个几百人的小党来说,只有“开除”一种处分形式,比较简单,不利于发展壮大党员队伍。后来我们党对纪律处分的规定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现在的十八大党章规定了党员处分的五种类型,就比较完善了。又如,民主集中制,原来叫“集中制”,后来觉得只有“集中”不行,又加上“民主”两个字。民主集中制的翻译是一个过程,最后才统一到这个名词上。早期的共产党人围绕依据何种组织原则建党有过争论。1921年初,在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时,陈独秀在广州起草了一份党章草稿后寄往上海,主张党的组织采用中央集权制。主持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并负责筹备一大工作的李汉俊看过之后,十分不满,他自己又草拟了一份,主张地方分权制。这又引起陈独秀的不满,导致陈独秀与李汉俊等人关系的恶化。陈独秀确实有家长制作风,不太能团结人,造成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人相继退党。但是,不能因为有分歧就要退党,这不是一个办法。李达后来承认,退党是他一生所犯的最大的错误。
三是独立自主方面的经验。这次会议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二大党章借鉴了俄共(布)党章,但也有一些新的创造,这都体现了某种程度的独立自主精神。但二大通过的一个决议,影响非常深远,作用也比较复杂。这个决议涉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我们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基本事实是清楚的,但是解读这层关系、总结经验教训就要复杂得多。众所周知,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共产国际派遣使者来华,还建立了专门的机构,帮助中国組建共产党。中共一大按照共产国际要求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参与整个过程,他们自然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成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是陈独秀等人担心加入共产国际会失去党的自主性,所以一大时没有马上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不过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还是规定“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到二大,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这个决议文字不长,但对于我们党后来几十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影响到现在,这是不能低估的。此后几十年我们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涉及到世界革命理念问题,涉及到国家关系准则问题,涉及到党和国家的独立自主问题。基本事实很清楚,怎么解读和解释?還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我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深化研究。由于有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特殊关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一条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就显得尤为不易。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又在与苏联的关系、与苏联模式的关系上经历了长期探索的复杂过程,才最终实现了真正的独立自主。所以,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说:“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对这句话,如果了解了我们党走过的复杂道路,就会感到沉甸甸的。 四是群众工作的经验。要建设一个既是先进的党,又是群众性的党,需要深入基层,做好群众工作。我们党重视基层党的建设,重视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中共二大建设“群众党”的探索为我们党的群众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
五是党代会的经验。民主革命时期,党在上海先后召开三次党代会。从1922年二大开始,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闭会期间是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开始时曾称作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个我们在学术上称为“单一领导机关制”。1969年九大党章改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这就是“双领导机关制”。不管哪种规定,从二大开始,党代会就被赋予了最高权力机关的职权。党代会的作用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标志杆,一个是加速器。所谓标志杆,即每一次党代会,都是当时党的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不能简单地说每一次党代会都是伟大的。因为少数党代会如九大、十大是不成功的,谈不上伟大。所以,要用历史的眼光来考察,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给它以客观的定位。标志杆是中性的概念,党代会就是标志当时的水平。所谓加速器,即除个别大会之外,党代会对党的建设、党的事业,总体来说是起加速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么开好党代会,怎么使党代会成为真正最高的权力机关,这都是我们在党的历史基础上加强党的建设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的问题。今年的现实任务,就是要为更好地迎接十九大召开创造良好的氛围。
上海党史旧址遗址很多,静安区也很多,这是上海的光荣、静安的光荣。对于这些旧址遗址,不仅要保护好,还要利用好。
習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所以,一定要把党史旧址看作上海最重要的政治资源、文化资源。《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特别强调了资源意识问题。一定要善于保护和运用这个资源。上海是党的一大、二大、四大召开地,是党中央机关早期驻在地,因而保存有大量珍贵的革命旧址遗址。在党史资源保护与利用方面,上海市委、静安区委,以及上海党史研究室,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希望继续努力。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2021年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上海市委正在考虑党的诞生地的纪念问题,上海的同志要把上海党的诞生地的精神概括好,確立起有影响力的标志物,建设好党的诞生地的纪念场馆。
总的来说,这次会议很有价值,希望这次会议经过大家的努力,取得更大的成果,把我们对中共二大的研究,把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的建设,把静安区的工作,进一步推向前进。
(本文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2017年7月20日在上海参加纪念中共二大召开9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所作的主旨演讲)
整理:曹 典
责任编辑:刘 捷
首先,要祝贺这次会议的召开。去年是党的一大召开95周年,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特别提出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今年是中共二大召开95周年。从党的历史上来看,这两次重要会议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刚才静安区委副书记顾云豪同志告诉我,一大会址在树德里,二大会址在辅德里。一“树”一“辅”,真是巧极了。两个会议的关系几乎表达得清清楚楚。虽为“辅”,但地位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的会议,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一个举措。在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之际,上海市委、静安区委围绕党的历史、党的建设问题举办一系列活动。作为这些活动中的一项重要举措,今天参加研讨会的学者们聚到一起,共同切磋交流,将有助于推进党史研究特别是中共二大研究的深化,所以要祝贺。
二是要祝贺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建设取得的成果。二大会址,从最初调查、确认地址,到保护修缮,建成纪念馆,上海市委、静安区委等都做了很多工作。2009年元旦,我曾出席二大纪念馆重新整修后的开馆仪式。当时是我宣布开馆,上海市委领导沈红光、杨晓渡同志揭牌的。这次来,我又看了一下纪念馆。感觉二大纪念馆的工作一直在不断向前推进。二大的重要特色是制定了第一部党章,所以纪念馆收集了不少历史上的党章小册子或者文本。新馆建成时就设有党章厅。今年纪念馆陈列展览改造升级后,党章厅展陈面积进一步扩大,展览内容进一步优化,展陈的方式也作了改进。如果按照字面讲党章,听众兴趣不一定很大。但如果你把党章背后的故事梳理清楚,讲出党章每一条款的发展演变过程,讲出党章的趣味来,就能更加透彻地理解党章。二大纪念馆抓住党章做文章,这是值得祝贺的,也是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要途径。
三是要祝贺二大研究取得的成果。经过多年研究,二大的基本内容和总的贡献,已经得到专家学者们的认可。昨天晚上我把会议论文浏览了一下,感到这些论文涉及到二大历史的方方面面,很有特色,也很有水平。要概括的话,我觉得可以用八个字:“深化挖掘,服务现实”。比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当前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而二大党章、《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的决议案》等有关文件都体现出党内政治生活的意蕴。好多文章从这个角度切入,既是深化挖掘,也是服务现实。这次会议研讨的重点是党章,好多文章进一步深化了党章研究。周晓辉同志把共产党早期党章与俄共(布)八大党章、国民党早期党章加以比较,很有意思。国共两党党章都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制定的,都借鉴了俄共(布)八大党章,但是中国共产党党章有自己的特色。其中一个是我们重视基层组织的建设,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就到区分部,而我们是到支部,所以我们和群众的联系更加紧密,由此我们的组织战斗力比国民党更强。还有一个是我们党要求党员密切联系群众,而且有一系列的规定。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国民党从组织层面上就比共产党差,它跟群众的联系没有我们紧密。所以,我们党就比国民党有战斗力。还有,党费问题是党的发展历程中非常重要的问题,过去很少研究。冷玉健同志总结了二大党章有关党员缴纳党费的有关内容,梳理了二大以来关于党费的文件,探讨了党费有关规定变化的成因,增加了我们对这方面历史状况的了解。
中共二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在党史上创造了多项第一,在很多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经过多年的研究,党史部门、党史学界,包括党史著作,对二大的贡献和地位已经基本确认。概括起来,二大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第一次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一大的纲领基本上是按照《共产党宣言》和俄共(布)的文件来撰写的,理论上是正确的。但问题是,在当时的中国能不能马上实行呢?比如说没收资本家的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那个时候能没收吗?所以二大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而把一大确立的纲领作为最高纲领。这个纲领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指明了方向,还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战略思想,就是把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结合起来。这样的思想直到现在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党总结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立足当前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结合起来,避免了两种忽“左”忽右倾向。
其次,第一次制定了正式的单独的党章。中共一大制定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共有15条(空缺一条)。其中关于组织规范的条文有10条,实际上是党章的内容,我把它界定为“党纲中的党章”,党章是放在党纲里面的。后来七大党章调整为“党章中的党纲”。在党章中增加了总纲部分,等于把纲领搬入党章。到二大,党章从纲领中分了出来,成为第一个正式的单独的党章。党章包含有很多内容,比如党的组织框架、党的权力结构、党的上下级和左右各方的关系等等。还规定了党员的权利与义务。二大党章不能说很完善,但是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后来的三次党代会,基本都是在二大党章的基础上做修订的。1927年中共五大闭幕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对党章加以修订,内容变动较多,按照共产国际规定的组织原则做了较大调整。七大党章是我們党完全独立自主制定的第一部党章,它的历史地位不仅体现在内容方面,也体现在制定过程的独立自主性上。总的看,党章的完善是一个历史过程,从二大党章开始,我们党的党章逐步发展、逐步完善,一直到十二大党章、到十八大党章。二大党章起的是基石作用,是源头,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再次,提出了民主的联合战线思想,开启了统一战线的历史进程。中共二大提出了民主的联合战线,这意味着国共第一次合作实际上从二大就已经开始了。回过头来看,中国至少在1949年之前的历史,进而扩大到现代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共两党分分合合的历史。总体来说,“合”对中华民族有利。无论大革命时期还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對中华民族都是有利的。而“分”,对中华民族无利。虽然“分”为我们党的发展创造了另外一种条件,给我们提出挑战,让我们接受考验。但是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它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如何发挥好统一战线的作用,团结争取最大多数人们共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这始终是一个大课题。我们做工作的出发点是要把更多的人争取过来,把更多的人心争取过来,而不是把更多的人给推出去,把更多的人心给推出去,这是一条根本的历史经验。 最后,提出了党在各方面工作的指导方针,特别是群众工作的方针。二大研究了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工会问题等等,在这几方面做出了决议。二大在《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相关文件中提出建设先锋队的思想,明确表述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议决案》提出党要建设成大的“群众党”的思想。二大形成了处理党与群众的关系、开展群众工作的初步方针,逐步形成群众路线。建党之初,党的群众工作就已开始,未必已经做得很好,但是这个思想基础奠定了我们党长期以来群众路线的基础。
由二大的特殊贡献,也就确立了二大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
一是中共二大基本完成了建党任务。一大宣告了党的成立,但是党章还没有最后形成,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还没有最终形成。中央领导机构是在二大上按照党章规定正式建立的。所以说二大基本完成了建党任务。我们看党代会的历史地位,不是只看一次会议,而是要前后连贯起来看。
二是中共二大走上了民主革命的征程。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此后党的主要任务就是两个口号:“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民主革命主要解决两大矛盾,即反帝反封建。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是从二大真正开启的。
三是中共二大开启了党的建设工程。毛泽东同志说,党的建设是一个伟大的工程。中共一大开启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二大则是和一大一起开启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1994年,我们党进一步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这两个工程的时候,并不是这个工程真正开启的时间。所以,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工程是一大和二大开启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
四是中共二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上世纪30年代毛泽东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但我们党并不是从那时才开始注意研究中国国情,才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在建党之前,这些建党者、先驱者们,就在考虑选择哪条道路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们向国外寻求道路办法时。实际上是立足于中国实际的。中共一大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俄国的道路。从当时二大代表们的思考及通过的文件,我们能够看出当时的共产党人都有一定的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结合起来,从中国国情出发寻求中国道路的思想。虽然不能说二大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但是二大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说“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初心就是党建立之初的心态、心愿、心志,它表现在建党先驱的行动上,表现在党最初形成的文件上,表现在他们确立的奋斗目标和任务上。
初心的内容,首先是责任之心。这些先驱者的一个基本共同点就是家境不差,他们是有知识、有身份的人,并不是为了个人或家庭生计而闹革命的。当时中国面对内外交困的状况,一种历史的责任感驱使这些知识分子主动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促使他们走到了一起。经过比较,建党先驱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苏俄的道路,确立了最初的信念。所以要说初心,首先是责任之心,其次是信念之心。然后就为之而奋斗,就有了奋斗之心。而所有奋斗的落脚点都是为人民群众谋福祉,这就是为民之心。所以,原生态的初心概括起来就是责任之心、信念之心、为民之心、奋斗之心。
这个初心也反映在二大的过程和内容当中。中共二大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经验与启迪,我觉得比较突出的有五点:
一是思想路线方面的经验。我们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但只有结合中国实际运用这一科学理论,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事求是、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态度是一条基本的经验。正是有了这条经验,才有了民主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等重要文件。也可以说,这些文件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二是党的建设方面的经验。中共二大制定了第一部党章,构建了党的组织架构,开启了党的组织建设的历程,初步规范了党内的政治生活,明确了党的先进性,对党内纪律做出一定要求,规定了党内民主。这些举措为我们党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对于当前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借鉴意义。比如,二大党章专门设立“纪律”一章,共有9条规定。还开列了6种必须开除党籍的情形:党员三个月不交党费,或者无故连续两次不出席党的会议,就要开除党籍,这些处分是非常严厉的。当然,对于一个几百人的小党来说,只有“开除”一种处分形式,比较简单,不利于发展壮大党员队伍。后来我们党对纪律处分的规定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现在的十八大党章规定了党员处分的五种类型,就比较完善了。又如,民主集中制,原来叫“集中制”,后来觉得只有“集中”不行,又加上“民主”两个字。民主集中制的翻译是一个过程,最后才统一到这个名词上。早期的共产党人围绕依据何种组织原则建党有过争论。1921年初,在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时,陈独秀在广州起草了一份党章草稿后寄往上海,主张党的组织采用中央集权制。主持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并负责筹备一大工作的李汉俊看过之后,十分不满,他自己又草拟了一份,主张地方分权制。这又引起陈独秀的不满,导致陈独秀与李汉俊等人关系的恶化。陈独秀确实有家长制作风,不太能团结人,造成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人相继退党。但是,不能因为有分歧就要退党,这不是一个办法。李达后来承认,退党是他一生所犯的最大的错误。
三是独立自主方面的经验。这次会议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二大党章借鉴了俄共(布)党章,但也有一些新的创造,这都体现了某种程度的独立自主精神。但二大通过的一个决议,影响非常深远,作用也比较复杂。这个决议涉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我们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基本事实是清楚的,但是解读这层关系、总结经验教训就要复杂得多。众所周知,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共产国际派遣使者来华,还建立了专门的机构,帮助中国組建共产党。中共一大按照共产国际要求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参与整个过程,他们自然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成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是陈独秀等人担心加入共产国际会失去党的自主性,所以一大时没有马上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不过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还是规定“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到二大,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这个决议文字不长,但对于我们党后来几十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影响到现在,这是不能低估的。此后几十年我们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涉及到世界革命理念问题,涉及到国家关系准则问题,涉及到党和国家的独立自主问题。基本事实很清楚,怎么解读和解释?還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我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深化研究。由于有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特殊关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一条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就显得尤为不易。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又在与苏联的关系、与苏联模式的关系上经历了长期探索的复杂过程,才最终实现了真正的独立自主。所以,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说:“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对这句话,如果了解了我们党走过的复杂道路,就会感到沉甸甸的。 四是群众工作的经验。要建设一个既是先进的党,又是群众性的党,需要深入基层,做好群众工作。我们党重视基层党的建设,重视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中共二大建设“群众党”的探索为我们党的群众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
五是党代会的经验。民主革命时期,党在上海先后召开三次党代会。从1922年二大开始,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闭会期间是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开始时曾称作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个我们在学术上称为“单一领导机关制”。1969年九大党章改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这就是“双领导机关制”。不管哪种规定,从二大开始,党代会就被赋予了最高权力机关的职权。党代会的作用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标志杆,一个是加速器。所谓标志杆,即每一次党代会,都是当时党的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不能简单地说每一次党代会都是伟大的。因为少数党代会如九大、十大是不成功的,谈不上伟大。所以,要用历史的眼光来考察,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给它以客观的定位。标志杆是中性的概念,党代会就是标志当时的水平。所谓加速器,即除个别大会之外,党代会对党的建设、党的事业,总体来说是起加速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么开好党代会,怎么使党代会成为真正最高的权力机关,这都是我们在党的历史基础上加强党的建设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的问题。今年的现实任务,就是要为更好地迎接十九大召开创造良好的氛围。
上海党史旧址遗址很多,静安区也很多,这是上海的光荣、静安的光荣。对于这些旧址遗址,不仅要保护好,还要利用好。
習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所以,一定要把党史旧址看作上海最重要的政治资源、文化资源。《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特别强调了资源意识问题。一定要善于保护和运用这个资源。上海是党的一大、二大、四大召开地,是党中央机关早期驻在地,因而保存有大量珍贵的革命旧址遗址。在党史资源保护与利用方面,上海市委、静安区委,以及上海党史研究室,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希望继续努力。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2021年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上海市委正在考虑党的诞生地的纪念问题,上海的同志要把上海党的诞生地的精神概括好,確立起有影响力的标志物,建设好党的诞生地的纪念场馆。
总的来说,这次会议很有价值,希望这次会议经过大家的努力,取得更大的成果,把我们对中共二大的研究,把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的建设,把静安区的工作,进一步推向前进。
(本文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2017年7月20日在上海参加纪念中共二大召开9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所作的主旨演讲)
整理:曹 典
责任编辑:刘 捷